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号泾阳，常州无锡（今属江苏）人。他一生致力于政治团体“东林党”的创建和发展，是晚明党争中至关重要的人物。
顾宪成为人耿直，很有主见，不肯委屈求全，一旦认准的事，就会坚持到底。据传他小时候听老师讲《孟子》，老师认为要培养一个人的良知，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低自己的欲望，即所谓“去人欲，存天理”。顾宪成却不以为然，立即站起来反驳老师的观点。
万历八年（1580），顾宪成考中进士，授户部主事。当时内阁首辅张居正专擅朝政，文武百官对他都是顺意奉承，唯恐得罪这个实权人物。一次，张居正有病，朝士们争先恐后为他求神祈祷。唯有顾宪成不肯去。一位好心的同僚怕顾宪成由此遭张居正忌恨，便悄悄替他在来宾名单上签了字。顾宪成得知此事后，一点不领情，硬是跑去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这种刚直不阿，不事权贵的性格决定了顾宪成今后的仕途充满曲折、坎坷。
张居正死后，申时行、王锡爵等内阁首辅在朝中拉帮结派，排斥异己，败坏吏治。明神宗荒淫好色，专宠郑贵妃，多年不过问朝政。甚至视国家安危于不顾，意欲废长立幼，以郑贵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明朝政治更加腐败，昏君权相的种种劣迹，深深刺激了顾宪成。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神宗因迟迟不立太子遭众臣非议。为了搪塞舆论，内阁首辅王锡爵承神宗旨意提出了“三王并封”作为权宜之计。顾宪成识破了神宗的用意，立即上疏反对。他指出：“太子，天下本。预定太子，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对于神宗提出的种种借口，顾宪成在疏奏中也一一加以驳斥。同时他又写信给王锡爵，指责他“排群议而顺上旨”，是负国误君。神宗和王锡爵看后十分恼火，但迫于时论的压力，只好放弃了“三王并封”的打算。事后，王锡爵对顾宪成耿耿于怀，一天下朝之后，王锡爵故意走近顾宪成，恶狠狠地说：“当今所最怪者，堂庙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顾宪成立即反唇相讥道：“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义正辞严，一点也不示弱。
为了澄清吏治，顾宪成坚决主张罢黜奸佞之徒，启用正直大臣。万历二十一年（1593）京察，顾宪成协助负责此次京察的吏部尚书孙■和考功郎中赵南星秉公执法，裁革了一批有权势的不合格官吏，内阁首辅王锡爵庇护的官吏也在裁革之列。这一举动触怒了当朝的权势，他们勾结起来，在神宗面前搬弄是非，诬陷孙■和赵南星。结果赵南星被贬三级，孙■以不引罪夺俸。顾宪成见正直之士反遭贬斥，不由得义愤填膺，毅然请求同罢官职，没被批准。
不久，顾宪成迁吏部文选司郎中。王锡爵为了在朝中培植自己的势力，示意吏部侍郎赵用贤推举自己的密友礼部尚书罗万化入阁，以取代孙■。顾宪成得知后立即上疏揭露其阴谋，指出：“往者内阁之推不专在翰林，今已专据之矣。而复兼冢宰，是翰林之外虚无人矣。此决不可。”王锡爵见顾宪成处处与自己作对，暗暗在心中打定主意伺机报复。
机会终于来了。次年，顾宪成受命会推阁臣。在报上的名单中，有故礼部尚书沈鲤、故吏部尚书孙■、左都御史孙丕扬、故大学士王家屏等。这些都是不畏权贵，敢于犯颜直谏的正义之士。尤其是大学士王家屏当年力主早定国本，不惜封还御批，大忤帝意，弄得神宗十分难堪。现在神宗见顾宪成推他入阁，心中十分不快。王锡爵见有机可乘，便在朝中散布流言，说顾宪成等会推王家屏是为了徇私植党。神宗一怒之下，将顾宪成等降职问罪。不久，因有人上言疏救顾宪成，神宗更疑顾宪成植党，便将顾宪成废籍，斥为民。
顾宪成被罢后，其不畏强权，敢于犯上的性格颇受朝野内外正直之士的敬重，声望很高。很多大臣都上书举荐，要求召顾宪成归朝复职。然而仕途的挫折使顾宪成看透了明皇朝的腐败，他再也不愿混迹官场。但长期的儒家传统教育又使他不可能完全放弃对现实的关注，归隐山林不问时务。强烈的责任感使得顾宪成选择了另外一条参与政治的道路，即通过著书办学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抨击时政，以社会舆论的力量左右朝政。
在顾宪成的家乡无锡东门内，有一座东林书院，这里原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杨时讲学之地，因岁月的磨蚀，早已坍塌，只剩下残垣断壁。顾宪成与其弟顾允成商量，准备修复东林书院。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的资助下，万历三十二年（1604），书院正式修复。顾宪成遂约会同乡好友高攀龙、钱一本等在这里讲学，广结天下同仁。当时一大批“抱道忤时”、“退处林野”的有志之士皆闻风而起，纷纷前来。他们在此一面研习程朱理学，一面讨论救国济世之道。言语之间，不免“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一次讲习，顾宪成愤慨地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对当时的吏风、士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由于东林书院的学者们以关注现实社会为主，不空谈性命，并且敢于抨击朝政，訾议权贵，在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一些在朝的正直官吏也与之遥相呼应，加以支持。一时朝野内外，东林声望大振，逐渐汇聚成一股影响社会舆论的政治势力，后来他们的政敌便以书院之名谓之为“东林党”。
在“东林党”的形成过程中，顾宪成是首创者，在社会上声望很高，在“东林君子”中也很有威信，时人皆称为“泾阳先生”，各地的书院都请他前去讲学。每次顾宪成开讲，都是高朋满座，听者蜂拥而至，甚至还有千里迢迢赶来听讲者。时人称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为“东林三先生”。他们的政敌也视顾宪成为东林党魁。骂东林党“由东林而蔓衍海内，由顾宪成而波及多贤”。
万历三十七年（1609）围绕着淮抚李三才入阁的问题东林党与邪派官僚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顾宪成与李三才素来交往密切，对他任巡抚期间能关心民众疾苦、禁革矿监税使非常欣赏，力主推李三才入阁。他亲自写信给大学士叶向高和吏部尚书孙丕扬，多方为李三才辩解，称李三才“安民弭乱之功甚大，其人磊落非暮夜受金者”。反东林的人趁机抓住把柄，将顾宪成也牵连进来。说他与李三才勾结，并有贿赂公使、讽议朝政等罪。宪成皆泰然处之，不屑一顾，一心一意为保李三才入阁奔走呼吁。
万历四十年（1612）顾宪成在家乡病故。著作有《顾端文公遗书》。由于他在东林党中的崇高威望，故以后攻击“东林”，必把顾宪成视为首要对象。这恰恰证明了顾宪成为东林党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