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来，交趾为中国郡县之地，唐置安南都护府治之。五代时，交趾诸姓土豪相继称雄自主。968 年，丁部领削平诸豪，始称帝建国，国号“大瞿越”，都华闾（今宁平）；其后李朝（1010—1225）迁都升龙（今河内），改国号“大越”。自立国以来，一直与宋朝保持朝贡关系，宋朝册封其帝为“安南都护……交趾郡王”，南宋时改封“安南国王”，仍称其国为交趾或安南。1257年，蒙古大帅兀良合台从云南遣使到安南“招谕”，时安南陈朝（1225—1440）初兴，国力颇盛，国主陈煚（太宗）将使者投入狱中。1258年初，兀良合台率军侵入安南，陈煚撤离升龙，蒙古军入据之，但九天后就退回。其年，煚子光昺（圣宗）继位，派人到云南与蒙古通好，兀良合台即遣讷剌丁前往谕其“内附”。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后，以孟甲、李文俊为南谕使，至安南传诏，许其“衣冠典礼风俗一依本国旧制”，“已戒边将不得擅兴兵甲，侵尔疆场，乱尔人民”。三年，安南使臣来贡方物并上书“乞三年一贡”，遂封光昺为安南国王，授虎符，依其请定每三年一贡之例，同时设置安南国达鲁花赤，以讷剌丁充任，往来其国督察（继任者先后有忽笼海牙、张庭珍、李元、合撒儿海牙等人）。自此安南王依例纳贡和遣使入朝，但对要求其履行君长亲朝、子弟入质等臣服“六事”以及索取儒、医、工匠等人员，则托辞拒绝，并且不肯拜跪受诏。至元十二年（1275），光昺又上表申诉达鲁花赤和来使“凌轹小国”，请求免置达鲁花赤。十四年，光昺子日煊（仁宗）继位，遣使来朝。元朝因他“不请命而自立”，不予册封，只称为“安南世子”。次年，遣礼部尚书柴椿等持诏至安南，令其亲身“入朝请命”，日煊以体弱不堪道途艰难为辞推托。十六年，再遣柴椿、梁曾等前往传旨，措辞严厉：“若果不能自觐，则积金以代其身，两珠以代其目，副以贤士、方技、子女、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修尔城地，以待其审处焉。”日煊仍托病不朝，只令其叔陈遗爱随使巨入觐。十八年，使臣还奏，忽必烈遂决意强行实施对安南的统治，置安南宣慰司，并将陈遗爱立为安南国王，命宣慰使都元帅兼达鲁花赤卜颜铁木儿带兵护送回国。但当时元朝侵日新败，还来不及作好用兵安南的准备，宣慰司官兵被拒于境上，遗爱归国后被害，扶植傀儡国王的计划未能实现。

忽必烈在灭南宋后，就把眼光放到海外，目标不仅是通市舶之利，还企图使海外诸国臣服。占城是通海外必经之地，至元十五年福建（泉州）行省左丞唆都受命“经营海外”，就派人到占城招谕。十六年，占城使者来进方物，元遣兵部侍郎教化的、总管孟庆元等出使，谕其王来朝。占城国王失里咱牙信合八剌麻合迭瓦（Sri jaya Sinhavarma ha（ri）deva， 1265 —1287）遣使上表称臣、纳贡，十八年，诏封其为“占城郡王”，同时设立占城行省，以唆都为右丞，刘深为左丞，亦黑迷失为参政，准备在其境实行直接统治，并以为出征海外诸国的前沿基地，令占城备供军粮。十九年，占城王子补的（即占城碑文之Harijit=JayaSinhavarman三世）执掌国政，不愿屈服于元朝。元遣万户何子志等出使暹国，宣慰使尤永贤等出使马八儿，舟经占城，皆被扣囚。其年十一月，占城行省唆都等率军进征，由广州航海抵占城港（即新州，其国都之港口，今越南归仁），依海岸屯驻。占城军民修治木城，架回回炮备御。唆都屡遣人招降，都被拒绝，二十年初，令诸军发船攻城，经激战破之。占城王杀所囚元使，退入山中，聚兵立寨拒守，凭山林险阻击败来攻之敌。元军受挫，只能在沿岸立木城屯守。二十一年，占城王遣使来大都上表，请求召回唆都军，愿岁贡方物，而唆都已奉旨领兵北上与镇南王军会合攻打安南，遂离占城。

至元二十年，忽必烈决意发大军征服安南、占城，命荆湖行省主管其事，将荆湖、占城二省合并为一。二十一年，以皇子镇南王脱欢统领南征军，声称假道安南往征占城，令陈日煊出迎，并纳粮助军。其冬，脱欢率军侵入安南，遭到兴道王陈国峻指挥的守军步步阻击。二十二年一月，攻占升龙，陈日煊率官属退往清化，脱欢遣军追袭，不能及。元军分兵攻略诸地，日煊弟陈益稷等归降，但陈国峻及其他坚决抗元的将领聚集了更多军兵和战船，分屯要害之地，针对元军势如风火，迅猛而难持久的特点，采取避免决战，“不求速胜”，“如围棋然，随时制宜”的策略，使敌陷于困疲。唆都军从占城进入安南，至天长（今南定），遭安南军阻击，未能如期与脱欢大军会合。五月，暴雨疫作，元军益困，安南军乘机反攻升龙，迫使脱欢率军撤出安南，回军途中又遭截击，死伤甚众，大将李恒中箭死。唆都闻大军已回，也向乌里（顺化）撤退，被安南军前后追堵，败死。

二十四年十一月，脱欢复统大军海、陆并进侵入安南，进至升龙，陈日煊撤往海上。二十五年二月，脱欢引兵退屯万劫。由海路运粮来接济的船队在绿水洋被安南军拦截击溃，不能达，元军粮尽兵疲，又到处受到安南军民的进攻，所占关隘皆失，至三月，只得全军撤回。安南军在白藤江布伏截击，重创元军，俘杀大将乌马儿、樊楫等，行省右丞来阿八赤亦中箭死。

安南、占城为免于再受战祸，在元军退后随即遣使修好。元朝方面，征南之役导致“公私烦扰，郡邑骚然”，尤其是湖广、江西等省供应船只、军粮，赋役沉重，民多离散，或起义反抗。忽必烈虽欲再次动兵，终被廷臣谏止。元成宗即位（1294）后，诏罢征南，遣李■、萧泰登出使安南，作为和平使者受到欢迎，其国王陈日燇（英宗）也遣使朝贡，恢复了传统邦交，自此使节往来不绝，除皇庆年间（1312—1313）发生的边界领土争端外，基本上保持了和平友好关系。

元代中国与安南、占城的经济、文化交流虽然受到战争的不良影响，但并未中断，战后又有所发展。安南陈朝儒学兴盛，儒士地位提高，来元使者多以儒臣充任，他们按例要拜访翰林院，赠送一份礼品，从而与元朝文人学士结文学之交。当时安南虽已创制了“字喃”（十三世纪初），但开科取士、著书立说仍用汉文，科举考试也遵用元制。和宋时一样，安南也向元朝求取儒学、佛教典籍，得到了《九经》和《大藏经》。大德五年（1301），安南使者因偷画大都宫苑图，私购舆地图及禁书，受到元朝的责备。安南君臣有不少汉文化水平相当高，如陈国峻，不仅是军事家（著有《兵法要略》），诗文亦佳；黎文休仿《史记》体例著《大越史记》（1272年成书，失传）；随陈益稷入元寓居汉阳的黎■，善作诗词，精熟载籍，仿中国方志体著《安南志略》，是现存其国人撰写的最早一部史地著作。因此，元朝出使安南的使臣也选择善文辞、通典故者担任，以免被轻视。他们往往撰诗文记其使事、见闻，如至元二十五年出使的徐明善、至治元年（1321）出使的文子方都著有《安南行记》，元统二年（1334）出使的智熙善著有《越南行稿》。元代入居安南、占城的中国人很多，为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崖山之战前后就有不少南宋官员避难于二国。元优人李元吉从军入安南被俘，后在其国传习元曲，创作“古传戏”，将杂剧传入安南；另一被俘从军医生邹孙，传医术于安南，其子承父业，被越人称为“神医”。安南、占城与元朝除传统的贡赐贸易外，民间贸易也很活跃，《岛夷志略》交趾、占城条记载了当时的“贸易之货”和舶商贩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