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1562 —1626），字云从，改存之，别号景逸，常州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科进士，授行人司行人。行人司主要负责捧节、奉使一类礼仪性的工作。地位较低，但声望却较高，升转也较容易，故新科进士向来以任行人为荣。初入仕途，即居清要，可谓出师大利。己丑科会试主考官是赵南星，这一层师生关系为其日后的仕宦生涯埋下了伏笔。
在高攀龙生活的时代，王守仁的“心学”已颇受知识分子推崇。高攀龙并未追逐潮流。他不尚空谈，尊崇程朱之学，认为“宗文成（指王守仁）者谓文清（指薛瑄）病实，而不知文成病虚。毕竟实病易消，虚病难补。今虚病见矣，吾辈当稽弊而反之于实”。当时四川按察司佥事张世则上疏批判程朱理学，并进献自撰之《大学初义》，请求颁行天下学宫。高攀龙怀着维护“正教”，铲辟“邪说”的责任心，当即上疏力驳其谬，指责张世则之说是“穿凿虚幻之谈”，一旦其书流布天下，必然会“人人得自骋其私，浮词邪说充塞天下，二祖列宗之教荡然扫地”。神宗以为然，张世则之书遂不行。
万历二十一年（1593），又值京察之年。吏部尚书孙■主持，吏部考功郎中赵南星及左都御史李世达协理。这次京察，史称“秉公澄汰”，“无所循私”，孙■的外甥吏部文选员外郎吕胤昌、赵南星的姻亲都给事中王三余也在被斥黜之列。许多由内阁辅臣循私引用的私人都因不称职而被贬免。孙■等为收回吏部独掌铨选的大权，改变惯例，未将斥黜名单通知内阁即上奏神宗。阁臣对此大为不满。
恰逢此时言官弹劾吏部属臣虞淳熙等人，神宗怒孙■不引罪自责，罚俸三月。阁臣乘机拟旨切责吏部专权结党。孙■被免职，赵南星削籍。陈泰来、于孔兼、顾允成、薛敷教等上疏申救，也先后被贬。
吏部右侍郎赵用贤生性鲠直，与首辅王锡爵不和。户部郎中杨应宿为讨好王锡爵，上疏弹劾赵用贤不该“论财逐婿”，毁婚约将女另嫁，请求依法治罪。这时，出使在外的高攀龙回到北京，面对朝廷上奸邪得势的情形，非常愤慨，当即上疏指斥杨应宿阿谀阁臣。杨应宿反击。神宗盛怒之下，把两人都赶出朝廷。高攀龙被远谪广东揭阳县典史。
攀龙二十五岁时曾从顾宪成一道讲学，并从此“始志于学”，终生以宣讲程朱之言为己任。被贬出朝后，他取道闽浙前往广东，“所至亦讲学不辍。寻入武彝谒蔡元定祠，憩朱熹精舍，益以道学为己任”。高攀龙在揭阳供职仅七月，即因事辞职回到家乡无锡。不久丁忧，索性以亲丧隐于乡野，不再出仕，家居近三十年。
高攀龙在学术上主静，他认为：为人“终不可无端居静定之力。盖各人病痛不同，大圣贤必有大精神，其主静只在寻常日用中。学者神短气浮，便须数十年静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处，在向无小学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难拔。必埋头读书，使义理浃洽，变易其俗肠俗骨，澄神默坐，使尘妄消散，坚凝其正心正气乃可耳”。这种思想与同乡名士顾宪成相近。顾宪成自万历二十二年（1594）免官之后，一直闲居在家，潜心研究程朱之学。高、顾二人志同道合，来往密切。
高、顾二人虽然都推崇程朱，但他们并非一味地空谈心性，而是主张躬行实践，主张经世致用。无锡原来有一座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当时已废为僧舍。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无锡知县林宰的帮助下，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公开聚众讲学。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志同道合者纷纷参与其中。一时名声大噪。那些不为当朝佞幸所容，退处林野的士大夫闻风向附，乃至书院常常拥挤不堪。有着强烈的经世致用意识的东林名士们不是为了讲学而讲学，而是要过问政治。所以，他们在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臧否人物，“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所不耻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东林书院的楹联是他们救世济民的崇高理想的真实写照。
顾、高等人聚众讲学，议论国政，名声日大。许多仰慕东林名声的贤士大夫也纷纷建造书院或与东林书院声气相通，东林党渐渐形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
万历四十八年（1612），顾宪成卒。高攀龙乃专讲席，声望日重，俨然东林党首。
高攀龙讲学，志在经世。但家居三十余年，不为当朝所用，也难免生出一些消极避世的念头。他与归子慕的应答唱和诗中反映出这种情绪。归子慕，字季思，昆山人，著名文学家归有光之子。其人清真静好，隐居田园，形如孤云野鹤，颇有陶渊明的遗风。据安希范《天全堂集》记载：高攀龙神往归氏隐居萧寂之趣已久，遂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月路经昆山时前往西冈村拜访。高攀龙深为归子慕“对榻草蔬田舍话，一林风月主人心”的靖节遗风所感动，两人于是结成金兰之契。归子幕在《己亥二月过高存之漆湖精舍》一诗中写道：
常怀耦耕好，君今启我意。
共为陇亩民，欣然以没世。
受归子慕影响，高攀龙也萌生了隐居化外，不理尘嚣杂事的念头。他在《送辰州守瞿元立》一诗中充分表达了这种心情：
我欲赋《招隐》，言念斯民厄。
以君之操持，所至有膏泽。
诚然振五品，何必恃三尺。
郡斋有余闲，即是林间客。
得意且归来，共泛五湖碧。
但是，这种消极的想法终归只是一时的念头，一旦有机会，高攀龙还是要经世救国的。苦等了三十余年，机会终于来了！
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驾崩。即位不足一月的光宗也龙驭上宾，熹宗朱由校登极。东林党人由于在万历朝护卫太子有功，在此期间势力大张，充斥朝廷各个关键岗位。高攀龙蒙邹元标推荐，被起用为光禄丞。天启元年（1621）又进升为光禄寺少卿。
这时的东林党人本可以乘此势力大张之机表现得大度一些，把万历年间的京察、国本之争、“三案”的争端等一笔勾销，弥合与齐、楚、浙诸党的罅隙。可是东林党人党见太深，一味意气用事，以致党争愈演愈烈，终于酿成魏忠贤专权的惨祸。
内阁首辅方从哲性柔懦，难堪大事。东林党人目之为奸邪，必欲去之而后快。东林大将孙慎行首先以“红丸案”事发难，上疏指斥方从哲有“弑君之心”，下廷臣会议。高攀龙随即上疏指责方从哲交结外戚，“表里为奸，心不知有君，无逃首恶之罪”。方从哲终于在满朝籍籍声中辞职下野。
为继续壮大东林党势力，扶植后进，邹元标在京城创建首善书院，高攀龙积极参与其事。不久，高攀龙升任太仆卿，擢刑部右侍郎。
天启四年（1624），廷推高攀龙任左都御史。当时，赵南星任吏部尚书。高攀龙认为师生不当分掌部院，否则只能为人提供口实，力辞，不成。
这时魏忠贤势力日张，群小争附。高攀龙认为“中官用事，未能拔其毒，且须杀其毒。宜如归德相公，劝化诸珰勿与吾辈为敌”。所以，他并没有像杨涟等人那样把矛头直接指向魏忠贤，而是指向了依附魏忠贤的崔呈秀。但这种做法实际上非常愚蠢，只能起到为渊驱鱼的作用。果然，崔呈秀为逃脱惩罚，急走魏忠贤所，拜魏忠贤为义父，谋求庇护。适逢会推山西巡抚，高攀龙等推荐谢应祥。御史陈九畴诬蔑部院营私结党。魏忠贤乘机以皇帝名义严旨切责。高攀龙被免职。不久，南京御史游凤翔又告讦高攀龙挟私排挤，高攀龙进而被削除官籍。崔呈秀余恨未消，又从织造太监李实处逼取空印纸，以李实的名义弹劾周顺昌、高攀龙等人，遣锦衣卫缇骑前往无锡逮捕高攀龙回京。高攀龙闻讯，视死如归，晨赴宋儒杨时祠告祭，然后从容安排好后事，衣冠赴水而死。时年六十五岁。
崇祯初年，魏忠贤阉党被铲除，高攀龙被追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曰忠宪。高攀龙一生著述有《周易简说》、《春秋孔义》、《高子遗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