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苏曼殊是男的，方令孺是女的，这是常识。但是你叫他苏曼殊，却又违背了常识，因为苏是其人之姓，而曼殊则是法号。你叫他苏曼殊，就好比叫弘一法师为李弘一，但曼殊就是一非俗非僧不伦不类之人，所以你叫他苏曼殊，这也算是约定俗成，无可厚非的。
苏曼殊原名叫苏戬（jiǎn），戬这个字太难读，所以远不如曼殊来得通俗和易记。
曼殊还有一名，叫元瑛。
演林黛玉的演员出家，顿时成为新闻，那么可见当时李叔同的出家是何等的新闻了。而苏曼殊在凡界和佛界的三进三出，如同“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那句话一样，那更是美谈了。
文人中的和尚，和尚中的文人，大约也非弘一和曼殊莫属了。曼殊之墓曾在杭州西湖边的孤山脚下，与秋瑾和苏小小两位为邻，也算是他修来的福气了。但是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里，先是苏小小墓被毁，后来秋瑾女侠也不能自保了，这曼殊自然也就无葬身之地了。现在秋瑾之墓早已恢复，小小之墓也于2004年成了西湖之景点，只是这位曼殊先生，目前还只是在孤山西泠印社旁的导游牌上的一行字——“苏曼殊墓地遗址”。
就是从今天看来，苏曼殊也具备了所有热门电视剧流行的要素——身世之谜、情爱恩怨、异国飘零、红颜知已、美食主义者，等等，所以在当年，苏曼殊就有“ 诗僧”“情僧”之称。从大众审美看，就是爱看一个花心和尚的故事；而就曼殊对后人的影响来说，因为那个时代的文人，基本都是诗书画俱佳的，至少在盛名之下是不乏追捧者的。不要看他写的大多是古体诗，要知道这在当时是非常风靡的。也就是说。一百年前的曼殊，具备了所有的流行元素，就跟前几年的超级女声和快乐男声。但是超女和快男，毕竟是大众文化的产物，还没有把一个偶像推到极致的本事，而文化的积淀也还没有到这个水平。
苏曼殊当年是在上海去世的，但是他的朋友们都要把他葬到杭州来。民国时期的好多名人，包括史量才等，最后的归息地都是在杭州，所以我要说，杭州西湖不仅是思想家整理思想的地方，不仅是文人谈情说爱的地方，也是名人长眠之处。现在有所谓黄金假期，全国人民开着自家车来到杭州度假，这看来也是有先例的。
所以我也曾经说过，在杭州西湖，那是死人和活人争锋，穷人与富人抢地，这死人当然是有名的死人。民国初年，杭州的公共墓地没有规模也并不规范，所以哪个名人想要葬于何处就是何处，好在现在杭州西湖边的公园纪念馆等都不收门票，那些名人之墓倒也成了一道文化风景。识的人叹一番，不识的人拍一番。至于说搞得恶俗的那些，反正也都是政府行为，且墓说起来又不能随便动的，所以也就枕着一片湖光山色继续恶俗着。
惟苏曼殊不知还在何处飘魂啊！
杭州曾经是曼殊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驿站，当年为革命为情事，他都在杭州逗留过，且一生来过十数次。沪杭之间的道路，一定是他最为熟悉的。如杭州的白云禅院。一百年前曼殊就曾经在这里避难会友，这可由他的《住西湖白云禅院》为证：
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血红。
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
他也曾画《西湖泛舟图》，送陈独秀先生，以为陈是他的知音。
苏曼殊生于1884年，大约属于百年前的80后，他吸引今人眼球的主要还是他的身世，至于他的作品，就像马一浮的作品一样，谁能看懂呢？郁达夫曾经说：“苏曼殊是一位才子，是一个奇人，然而决不是大才。天才是有的，灵性是有的，浪漫的气质是很丰富的，可是缺少独创性，缺少雄伟气。他的译诗，比他自作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而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种浪漫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当时达夫说这番话，主要是针对曼殊的粉丝们的。当时胡适之著述白话文学史时，未把曼殊之成就写进去，于是一些粉丝就不满了，达夫先生就说了上述的话，看得出达夫对曼殊的小说最为不屑。其实达夫自己的小说也远不如他的散文和古体诗。
苏曼殊一生著述甚多，诗歌、小说和译文，还有绘画等，但因为用的基本是文言文，当时甚为流行。因为当时的白话文，就是所谓把话记下来的一种文体，在文学语言中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正如我小时候手头也有林琴南老先生的译本，好像茶花女啊、黑奴吁天录等都有，但看不懂啊。我们这代人，批林批孔时才学了几篇法家的文言文，没有一点底子。老师也都不能解释蒲松龄的“一狼犬坐于前”。小学语文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共产党万岁，第三课也是万岁，简单得很啊。当然也学一点文言文，比如说愚公移山，好在毛泽东选集里还是有不少的寓言典故和成语，这让我们没有成为语言的白痴。
现在我们知道的最有名的一首诗，也最能反映苏曼殊心境的便是这一首——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这是好诗啊，就是我们这些读万岁长大的人，也觉得这诗有点味道。
曼殊的母亲是个日本人，当时他的父亲在日本做生意，原本在广东老家已经有老婆了，但在日本又拍拖了女人，还是那种一拖二的方式，明娶的妾是河合仙，而为他生子的是河合若，即妹妹，自小曼殊又是河合仙带的，并将他视为己出，而生母之命运更是神秘莫测，后来说是失踪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时代的日本妇女也是命苦啊。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曼殊相当于一私生子，而且在甲午海战之后，中国人对日本人都有一种情绪，这可能对曼殊的心理是有影响的，而他的第一次进佛门也跟此事有关。关于他的童年，现在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说他四岁早慧，四岁时在日本即能伏地画狮子，栩栩如生。还有一说说他从小就愚钝，不通文墨，并非像郭沫若等少年就露出天才相了。现在从资料看，反正是看相人看出他的问题来。即在他四岁那年，就有日本相士抚其头叹曰：“是儿高抗，当逃禅，否则，非寿也。 ”这话是曼殊后来自己写的，是当作第一手资料来引用的。但四岁时是否有记忆，有记忆且能记住看相人的话，这也是存疑的。其实照我看来所谓天才论总是有的，幼时被日本母亲所宠表现得聪明活泼，回到中国后遭家人嫉恨于是成一骚闷之人，同一个小孩，有两种天壤之别的表现，也属正常。
曼殊的第一次出家是在1895年，即他12岁时，也有传记作家认为应是17岁时。当时他的父亲去上海做生意，他在老家大病一场，好不容易活过来之后，又觉得呆在家里处处不顺畅，于是就进入了寺庙，一开始也是规规矩矩的，但后来因为偷吃了一只鸽子而犯了戒律，于是被逐出佛门。这本是少年无知之事，后来有传记作家认为，三岁看到老，曼殊是那种经受不了清规戒律之人，有第一次一定会有第二次，所以有人说他在佛学上是不能跟弘一相提并论的。不过一百年之后，中外皆有在家修禅之人，也还有就是像去禅修院上班这种方式的，不是说一定要克守一种修禅方式的。当然了，12岁进寺庙也不是去马上修禅，这只是解决一种生计问题，就像现在去做童工——恕我不敬。
也有种说法认为，曼殊在青春期也并未显出艺术家之灵性，说他在近20岁时不要说赋诗作画，写字尚缺笔少画，但为什么后来成为大才子了呢，那就是靠他的悟道。其实我觉得也不能把一个悟字说玄了。民国及民国前夕，气场和圈子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感觉到，那个时候的文人才活得像个文人，因为他们不仅有自己的帮要混，而且相对比较纯粹一些。看看曼殊交往的朋友，只要举出陈独秀、章士钊这些高人的名字就可以了，所以说曼殊的上路很快，他也写出许多当时即为人称道，今天仍有生命力的好作品，如《断鸿零雁记》等。绘画上亦如此，苏曼殊未上过正规艺术学校，也未师从任何大师，其画却连黄宾虹也盛赞之。这里面除了文人墨客的相互唱和追捧之外，也应看出他的确是悟到了一些艺术的真谛，这也符合他对悟道的理论，他在《随笔》中曾有这样的话：“泰西大学士言西人以智性识物，东人以感情悟物。”可见他是极信悟的。因为就他对佛的理解，他是不可能去身体力行的，所以他只能靠悟的办法，而要让他走苦修之路，那他就不是曼殊了，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佛门的叛逆者。
传说他在杭州住在庙里时，白天睡觉，而晚上则在西湖边行走，有时一走就是一夜，直到黎明才回寺院里。如此昼伏夜出，大家都觉得他是个怪人，但因为那时曼殊已是名士，所以对他也无多少约束了。
第一次出家是迫于生计，第二次是受感情刺激。
曼殊17岁留学时又爱上了日本女子菊子，但因广东的家里反对，反对的理由是菊子曾经做过歌妓。当时曼殊的父亲已经去世，而他的大老婆陈氏大权独揽，这河合仙自然说不上什么话来，而那个痴情的菊子又为他殉情而跳海自杀，这是何等壮烈之事啊！
这个事情对曼殊的打击甚大，后来他写作《断鸿零雁记》等跟此事直接有关。
于是第二次出家。
第三次呢，则是因为《苏报》案，他是革命热情受挫而第三次出家。三次出家三次还俗，后来干脆就游走于半俗半僧之间，也算是特立独行。这个里面我觉得有几点是值得我们考虑的，比如一百年前的留洋基本的选择就是日本，所以对日本文化的那种钟爱当中，也包括爱上日本女子，康有为、辜鸿铭、周作人、郭沫若等都娶日本女子为妻，李叔同也带日本女子回国生活，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是性格上的原因，如果你让苏曼殊不还俗，那就不叫诗僧情僧了。佛门是净地，但中国老百姓爱看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故事的，这是世俗生活的乐趣，也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乐趣。所以他被逐出佛门也是情理中的事情，这跟弘一的一去不返恰成对比。佛教的清规戒律颇多，其中有五条最根本的要求，即“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言、不饮酒。而这位苏兄在我看来是五戒皆犯。民国初期的革命也多为暴力革命，其中暗杀也是常用的一个手段，像苏兄当年也是一热血青年，正如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时已经是一儒者形象了，但早年却也是制造炸弹的狂热分子。苏兄不但在其小说中，歌颂暴力革命，而且还亲历亲为，策划暴力事件，即使在第三次出家之后，还欲暗杀保皇党首领康有为。至于说酒肉穿肠过， 那是小事一桩，而且他又是中国现代文人中的一个美食主义者，不过分地说，他的吃已经完全到了病态和病入膏肓的地步，可以这么说，他是吃死的！
当然也正因为他的革命倾向，他是被当作一个正面形象来说的，当年的革命者，只要是革命者，谁是不赞成暴力的？
纵观苏曼殊的一生，从他的恋爱史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热恋爱冷结婚的人，曾有人说他可能有某种生理缺陷，但这毕竟没有医学证明，只是猜测而已。而且从记载看，也曾有青楼女子愿意从良嫁给他，这说明他的生理似无问题。但是我们想想，一个人要从热恋爱过渡到冷结婚，这也是有相当难度的，从一百度一下子掉到零度，这就是他玩的游戏。好在他有一个理由，即佛门不便论娶，然后就写诗给这些姑娘们，姑娘们有的是青楼女子有的是恩师之女有的则是东洋女子——
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
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这一点他也是继续了他父亲苏杰生的秉性，曼殊就是父亲与日本女子的私生子。而且曼殊又喜记日记，包括他跟青楼女子的名字场所及费用等，都有记录，有人给他算过一笔风流账，说他日记中用来嫖妓的资金达1877元，而当时女仆的月工资仅1元。如果折合今天的数字，那已经达到6位数，逼近7位数了，这是何等的花费啊，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得知道，他并非是一个阔人，但是却挥金如土，视金钱如粪土，基本属于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状态，而且他时常把朋友的钱当作自己的钱，借了不还是常有的事情，有时主人不在他也会取人钱财，对于他的这种行为，陈独秀、章士钊等都是领教过他。
但是在他自己笔下以及他人的记述中，曼殊总是一个苦和尚的形象，这可见他的形象包装术了。如果比较客观地说，他是一个理论上的苦行僧，行动上则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且享乐已到了怪癖的程度。比如他极度喜欢吃甜食和冰饮食品，又喜欢吃五香牛肉，每吃都得大啖一顿，所以他有“糖僧”和“牛肉大师”之称，如果他活在今天，说不定爱吃肯得基和可口可乐的。因为他觉得人生之乐在于吃，今日之美食，乃明日之埃尘也，所以不吃白不吃，他最后就是死于肠胃之疾，因为他即使明知会吃得肚子不舒服，也照吃不误，这实际上是一种很变态的行为了。朋友也常以美食诱之，诱他作画，画好即大啖一顿，所以他几乎每吃必多，每多必病，然而他依然乐此不疲，即使所谓吃花酒的场合，一般男人可能是醉翁之意不在于酒，而他却是不放过每一次吃的机会。也有人说，他是世上控制性欲之第一人（这前面已经有人推测过其生理问题），又是控制食欲之倒数第一人。寄情于吃，而且有时又是以僧人之身份，所以他的修行自然是成问题的，于是就是要靠所谓的悟，因此他也可能只是佛学的理论家而已。
中国的普通百姓，对和尚寄托了一种很奇怪的感情，所以在民间坊巷的谈资中，花和尚、酒肉和尚得以流行，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确是不太讲什么信仰的，另一方面我们从和尚可以酒肉穿肠过的行为当中，得到了安慰和解脱。连出家人尚且如此，那么我们又何必禁欲自己呢？
问题是苏曼殊的吃甜食和牛肉等，已非饕餮，而成了一种病态。
如此一非僧非俗之人，尚能名留青史，这说明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可恃才傲物的，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应该说还是比较宽容的，对苏曼殊这种有如此品性的人，还是颇多赞美之词的，或者我们是从他的酒肉穿肠过中得到了一点弥补，他做了我们所不能做的事情，他缺点多多，但每一缺点都是人类的缺点，这一点更像我们普通人。而他身上灿烂的才华，又遮掩了他的若干谬误，我想这就是苏曼殊，这位逝于90年前的先辈，今天想来还是能让人感叹一番的，至少他是一位真诗人，且十分推崇英国诗人拜伦，这有诗为证——
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篇吊拜伦。
词客飘零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
我现在倒是期待着有人把他的小说译成现代文，这不知还有没味道。现在市面人已经有人把辜鸿铭当年用洋文写的文章译成了现代文，让人看来总是怪怪的。
李叔同生前的最后一幅字是“悲欣交集”，曼殊最后的遗言是——一切有情，都无挂碍。
曼殊走了之后，他的十多岁的侄女苏绍琼写出了一首感天动地的诗作，她本人也即服毒自杀而死。诗如下——
诗人，飘零的诗人！
我！你的小侄女！
佛仿见着你：
穿着芒鞋，托着破钵，
在樱花桥畔徘徊着。
诗人，飘零的诗人！
我又仿佛见着你：
穿着袈裟，拿着诗卷，
在孤山上哦吟着。
寂寞的孤山呀，
只有曼殊配作你的伴侣！
曼殊走了之后，他的好友柳亚子先生曾编辑他的作品出版，是为《苏曼殊全集》五本，出版时间应为1927年。八十年之后，当代中国出版社又出版了《苏曼殊全集》四本，这是根据柳亚子先生八十前的版本而修订出版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好像有过一个版本。现在这四册，一二册是曼殊的诗歌和小说作品，三四册是他同时代文人写他的文字，包括记述他的生平事迹等，其中柳亚子先生父子的文字居多，是我们现在阅读欣赏曼殊的最佳文本了。
曼殊的小说，基本是用浅显的文言写成的，但是他译的雨果的《悲惨世界》，倒是白话文。他的《断鸿零雁记》基本是自传性质的，当时发表时则是非常轰动的，可以这么说，曼殊是那个时代最为流行的文化符号，据杭州籍作家施蛰存后来的回忆说，他们年轻时非常痴迷曼殊的文字，当时的文艺青年无不风靡苏诗的。那是一种时尚的行为。而在今天我们谈论曼殊，那似乎只是一种谈资了。一百年的变化啊，好在孤山还叫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