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和他栽的一棵树能经得起民间一百多年的传唱不衰，其中必有道理。文学形象所意象化了的春风实际上就是左公精神。春风何能度玉门，为有振臂呼风人。左是在政治腐败，国危民穷，环境恶劣的大背景下去西北的。按说他只有平乱之命，并无建设之责。但儒家的担当精神和胸中的才学让他觉得应该为整顿、开发西北尽一点力。左宗棠挟军事胜利之威，掀起了一股新政的狂飙，扫荡着那经年累世的污泥浊水。西北严酷的现实与一个南国饱学的儒生，砥砺出一串精神的火花，闪耀在中国古代史的最后一章之上，绽放出一丝回暖的春意。

左宗棠在西北的开创政治新风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强化国家主权，力主新疆建省。他痛斥朝中那些放弃西北的谬论，“周、秦、汉、唐之盛，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东南，国势浸弱，以底灭亡”。捐出西北，最后必定是国家的灭亡。从汉至清，新疆只设军事机构而无行省郡县。左前后五次上书吁请建省，终得批准，从此西北版图归一统。二是反贪倡廉。清晚期的政治已成糜烂之局，何况西北，鞭长莫及。地方官为所欲为，贪腐成性。他严查了几个地方和军队贪污、吃空饷的典型，严立新规。而他自己高风亮节，以身作则，陕甘军费，每年过手1240万两白银，无一毫不清。西北十年，没有安排一个亲朋。有家乡远来投靠者都自费招待，又贴路费送回。光绪五年儿子带四五人从湖南到西北来看他，他训示：“不可沾染官场习气，少爷排场，一切简约为主。署中大厨房，只准改两灶，一煮饭，一熬菜。厨子一、打杂一、水火夫一，此外不宜多用人。尔宜三、八日作诗文，不准在外应酬。”你看，不但戒奢，还要像小学生一样留作业。教子、束亲之严，令我们想起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南海里毛、周的家风。欲要忠先要孝，欲肃政风先严家风。不管哪朝哪代，哪个阶级，一切有为的政治家无不这样。三是惩治不作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甘肃官场恶习，惟以循庇弥缝见好属吏为事，不复以国家民事为念”，“官场控案只讲和息事”，对贪污、失职、营私等事官官相护。里面已经腐烂，外面还在和稀泥，维护表面的稳定。他最恨那些身居要位怕事、躲事、不干事的懒官、庸官，常驳回其文，令其重办，“如有一字含糊，定惟该道是问！”四是亲民恤下。战乱之后十室九空，左细心安排移民，村庄选址、沿途护送无不想到，又计算到牲畜、种子、口粮。光绪三年大旱，一亩地只值三百文，一个面饼换一个女人。他命在西安开粥厂，路人都可来喝，多时一天七万人。他身为钦差、总督，又年过六旬，带兵时仍住帐篷。地方官劝他住馆舍，他说“斗帐虽寒，犹愈于士卒之苦也”。五是务实，不喜虚荣。他人还未到兰州，当地乡绅已为他修了一座歌功颂德的生祠，他最看不惯这种拍马屁的作风，立令拆毁。下面凡有送礼一律退回。地方官员或前方将领有写信来问安者，他说百废待举，军务、政务这么忙，哪有时间听这些空话、套话，一律不看。他又大抓文风，所有公文“毋得照绿营恶习，摭拾浮词……尽可据实直陈，如写家信，不必装点隐饰。”他又兴办实业，引进洋人的技术修桥、开渠、办厂……

左宗棠性格决绝，办事认真，虽不能回天救世，也要救一时、一地之弊。他抬棺西进，收失地，振颓政，救民生，这在晚清的落日残照中，在西北寒冷孤寂的大漠上，真不啻为一阵东来的春风悄然度玉门。而那三千里绿柳正是他春风中飘扬的旗帜。

西学东渐，湘人北上，春风玉门，西北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