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副省长陈晓光称我国并不存在上学难上学贵问题”(人民网3月11日)，其观点无疑是标新立异、语惊四方。在推销其“上学不难”论时，陈副省长兼人大代表如是说：我们从来没有过“上学难”，也没有过“上学贵”，因为所有的学生与家长，无论是上小学还是中学都希望能享受到最优质的教学条件。但好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应该是说 “上好学难、上好学贵”。
从理论上讲，陈副省长的观点似乎没有大的毛病。在我国，从小学到大学，从农村到城市，基本都不缺乏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城乡学生连学杂费都不用交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觉得上学难呢？要搞清楚谁是谁非，首先要分析一下究竟哪些人在反对“上学不难”论。
义务教育阶段，那些“流动人口”肯定是反对这一论调的。所谓的流动人口，其实并不真的是“流动”的，他们从家乡到异乡工作与定居，只是因为没有取得居住地的户口本，便被当地政府贴上了“流动”的标签。标签一旦贴上去，他们就体会到了什么叫“上学难”。也许在陈副省长的理论中，那只能叫“上好学难”——放着家乡的学校不读，非得跑到异地来凑热闹作甚？但陈副省长可能忽视了“人口流动”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地球村”的大势所趋。如果我们承认 “留守儿童”是值得警惕的社会问题，那么就应当认可这些孩子跟随父母就地读书是正当的诉求。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字，我国大约有1.5亿这样的“流动人口”，这显然不是“少数人”。
那些失学与辍学的孩子们估计也不会赞同“上学不难”论。尽管从2006年开始，我国从西部地区入手，逐步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但根据教育部这一年的不完全统计，仍有400多万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失学与辍学，占应受义务教育学生总数的3.74%。现在，义务教育免学杂费的政策已经推广到了城市，但中小学校乱收费的冲动也因此更加强劲，这个冲动仍然会对低收入家庭形成经济压力。
进入或面临着到高中与大学读书的人们，不会欣赏“上学不难”论；因为筹不到儿子上大学费用而自杀“谢罪”的辽宁农民孙守军不会赞同“上学不难” 论；为了供子女上学而卖淫的那位43岁的福建母亲不会赞同“上学不难”论；为了供弟弟上学而在双休日进城卖淫的那位广东女教师不会赞同“上学不难”论…… 在同一天的新闻中，“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提出，应允许招收高价生解决大学债务”(《长江商报》3月11日)，所谓的高价生，就是用高学费来弥补高考分数不足的学生，帮助大学还债是他们存在的理由之一。如果这个建议获得实施，无疑还将产生一部分感觉“上学太难”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