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则内容为“精神失常女子带俩饿娃娃”的微博，被不少爱心网友转发，郑州全城寻找“饥饿娃娃”。6月28日晚，郑州警方找到了流浪的母子三人。刚满半岁的小女孩骨瘦如柴，体重只有5.4斤。
全城关爱“饥饿娃娃”事件中，每一名参与者、郑州的每一名热心市民，都是当之无愧的社会爱心人士，都是值得其他城市学习的榜样，也再次见证了一个城市互爱互助的感人氛围。
然而，原本应该在此前有所作为的政府部门、相关机构和专职人员呢？两名“饥饿娃娃”如果此前获得必要的帮扶，恐不至于流浪外地。以前流浪地的民政部门呢？流浪人员外出流浪，当地民政部门如何能无动于衷？到郑州公共区域并非一两天的事，为何无法获得救助部门的关照？那些官办或民间慈善组织呢？
或许和媒体相比，职能部门或者有职责救助的组织，相对缺乏一个对事件的敏感度。但媒体曝光、公众全城参与后的“公权单位救助”终归让人看到的是：司职守责上的“后觉后知”以及“麻木”的心态。在“饥饿娃娃”事件中，公众的爱心、媒体的行动显然比职能部门走得更远、贴得更近。
另外，无论是南京“饿死两名女童”事件，还是时下值得庆幸的“饥饿娃娃”事件，都无法让人看到制度给予这部分人群的权利呵护。民政部已经在4地试点开展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分层次、分类型、分标准普惠救助。扩大儿童救助范围，确实是一个进步，但还需走得更远些：儿童福利保护的立法亟须推进。
还有，“饥饿娃娃”与“南京饿死儿童”相比，仍暴露出国内监护制度的重大缺陷。我国法律规定，父母是法定监护人，父母没有监护能力时由亲属、父母所在单位或居委会担任监护人。但司法实践中，几乎没有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案例，这也是类似悲剧频繁发生的制度性根源之一。
如何让政府部门履行救助职责？如何让这类“困境儿童”更及时地被发现和得到救助？如何在父母事实上无法行使监护权、抚养权的情况下，以制度性安排接过抚养的“接力棒”？这应该是值得反思和亟待重塑的社会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