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哉王言，出於《尚书》；王言如丝，出於《礼记》。盖三代天子称王，所以天子之言称王言也。后世以王言承用，据为典故。而不知三代以后，王亦人臣之爵；凡称天子诏诰亦为王言，此则拘於泥古，未见其能从时者也。夫《尚书》之文，臣子自称为朕，所言亦可称诰。后世尊称，既定於一，则文辞必当名实相符，岂得拘执古例，不知更易？是以易王言之旧文，称皇言之鸿号，庶几事从其质，而名实不淆。
敕天之歌，载於谟典；而后史本纪，惟录诏诰。盖诗歌抒发性情，而诏诰施於政事，故史部所收，各有当也。至於方志之体，义在崇奉所尊，於例不当别择。前总督李卫所修《畿辅通志》，首列诏谕宸章二门，於义较为允协。至永清一县，密迩畿南，固无特颁诏谕。若牵连诸府州县，及统该直隶全部，则当载入通志，又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内，遂冒录以入书。如有恩赐蠲逋赈恤，则事实恭登恩泽之纪，而诏谕所该者广，是亦未敢越界而书。惟是覃恩恺泽，褒赠貤封，固家乘之光辉，亦邑书之弁冕，是以辑而纪之。御制诗章，止有《冰窖》一篇，不能分置卷帙，恭录诏谕之后，以志云汉光华云尔。
○永清县志恩泽纪序例
古者左史纪言，右史纪事，朱子以谓言为《尚书》之属，事为《春秋》之属，其说似矣。顾《尚书》之例，非尽纪言；而所谓纪事之法，亦不尽於春王正月一体也。《周官》五史之法，详且尽矣；而记注之书，后代不可尽详。盖自《书》与《春秋》而外，可参考者，《汲冢周书》似《尚书》，《竹书纪年》似《春秋》而已。然而《穆天子传》，独近起居之注。其书虽若不可尽信，要亦古者记载之法，经纬表里，各有所主；初不拘拘《尚书》、《春秋》二体，而即谓法备於是，亦可知矣。三代而后，细为宫史，若《汉武禁中起居注》，马后《显宗起居注》，是也。大为时政，若唐《贞观政要》，《周显德日历》，是也。以时记录，历朝起居注，是也。薈粹全书，梁太清以下实录，是也。盖人君之德如天，晷计躔测，玑量圭度，法制周遍，乃得无所阙遗。是以《周官》立典，不可不详其义，而《礼》言左史右史之职，诚废一而不可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