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立三书议
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徵。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惧人以谓有意创奇，因假推或问以尽其义。
或曰：方志之由来久矣，未有析而为三书者。今忽析而为三，何也？曰：明史学也。贾子尝言古人治天下，至纤至析。余考之於《周官》，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尝不至纤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鲁《春秋》、楚《梼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而行人又献五书，太师又陈风诗。（详见《志科议》，此但取与三书针对者，）是王朝之取於侯国，其文献之徵，固不一而足也。苟可阙其一，则古人不当设是官，苟可合而为一，则古人当先有合一之书矣。
或曰：封建罢为郡县，今之方志，不得拟於古国史也。曰：今之天下，民彝物则，未尝稍异於古也。方志不得拟於国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迁除，既已不世其家，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纪其元於书耳。其文献之上备朝廷徵取者，岂有异乎？人见春秋列国之自擅，以谓诸侯各自为制度，略如后世割据之国史，不可推行於方志耳。不知《周官》之法，乃是同文共轨之盛治，侯封之禀王章，不异后世之郡县也。
古无私门之著述，六经皆史也。后世袭用而莫之或废者，惟《春秋》、《诗》、《礼》三家之流别耳。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徵诸选，风《诗》之流别也。获麟绝笔以还，后学鲜能全识古人之大体，必积久而后渐推以著也。马《史》班《书》以来，已演《春秋》之绪矣。刘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礼》之绪焉。吕氏《文鉴》，苏氏《文类》，始演风《诗》之绪焉。并取括代为书，互相资证，无空言也。
或曰：文中子曰："圣人述史有三，《书》、《诗》与《春秋》也。"今论三史，则去《书》而加《礼》，文中之说，岂异指欤？曰：《书》与《春秋》，本一家之学也。《竹书》虽不可尽信，编年盖古有之矣。《书》篇乃史文之别具。古人简质，未尝合撰纪传耳。左氏以传翼经，则合为一矣。其中辞命，即训诰之遗也；所徵典实，即贡范之类也。故《周书》讫平王，（《秦誓》乃附侯国之书。）而《春秋》讬始於平王，明乎其相继也。左氏合而马、班因之，遂为史家一定之科律，殆如江汉分源而合流，不知其然而然也。后人不解，而以《尚书》、《春秋》分别记言记事者，不知六艺之流别者也。若夫官《礼》之不可阙，则前言已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