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生于一八八一年。他于一八九八年离开绍兴到南京去求学时，实在只有十七岁。他的母亲给他办了八元的川资。当时从绍兴到南京还没有通火车，要先乘民船到西兴，然后步行或者坐轿到钱塘江边，乘帆船渡过江，再从杭州的拱袁桥乘小轮船去南京。路上要经过好几天，就得花去不少钱，川资只有八元，连十元都凑不上，因为他的父亲已在久病之后去世，家中坠入了困顿。到了南京，用剩的钱当然不多了，困顿的家中也不会就有钱汇去。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日常生活》上说：“他（鲁迅先生）在南京读书时，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致夹裤过冬，棉袍破旧得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他爱吃辣椒。我当初曾问他何时学会吃辣，他只答道在南京读书时，后来才告诉我：因为夹裤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渐成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他发胃痛的时候，我常见他把腹部顶住方桌的角上而把上身伏在桌上，这可想见他胃痛的厉害呀！”
当我读了这些话，立刻联想到鲁迅先生在《在酒楼上》所描写的一段： 一斤绍酒。——菜？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我略带些哀愁，然而很舒服的呷了一口酒。酒味很纯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酱太淡薄，本来 S 城人是不懂得吃辣的。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从一九一九年冬，迎接母亲到北京去住，同道离开绍兴以后，没有再到故乡去过。在《祝福》上，一开头就是“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祝福》内容的故事是要从“故乡”展开的。《在酒搂上》也是这样的：“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是一个客子”。文艺作品，不是真人真事的记述。所谓真实性，只要所写的情形、细节是真的，“故事”不妨更动或者虚拟。上面所引的两个例子，不但无碍于文艺上的真实性，而且带点乡愁的抒情，反而显得格外真切的样子。
“一斤绍酒”。这话也是活用的。以前在北京，绍兴老酒只叫做“绍兴”。如果真在绍兴，那末名称很多：元红、善酿、花雕、竹叶青、加饭，后来还有香雪。既然在绍兴，当然不会单用绍兴的绍字来名酒。显然，鲁迅先生这样写，是为了使《在酒楼上》不是只写给绍兴人看的。
“辣酱要多！”“可惜辣酱太淡薄，本来 S 城人是不懂得吃辣的。”接连三句都表示了爱吃辣而成了一种嗜好，终于损害了胃而影响到了寿命。
对于鲁迅先生的爱吃辣，我又记起来了一件事情。有一天，我到老虎尾巴去看他。他正在吃馄饨，是蒸的，没有卤，所以放在盘子里。不用调匙，也不用筷子；他吃鸡鸭或者猪脚之类喜欢用手抓，我是看惯了的。这时使我诧异的是，手抓馄饨，而且把那抓着的馄饨，先放到那盘旁摊在一张方纸上粉屑一般的东西上翻几翻，再揿一下，然后放进口里咀嚼。我本坐在西墙边的靠背椅上，向藤野先生那照相下面望去，误以为那粉屑般的东西是麻酥糖。我想蒸馄饨是放上了酱油的，“为什么还要和麻酥糖混在一起当作甜点心吃呢？”我不觉走了过去探视，闻到刺鼻的胡椒气味，几乎咳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