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五月十六日，袁昌英女士在电话里用感伤的音调报告我说庐隐死了。问她消息从何得来，则说得自《武汉日报》专电。死的原因是产难，详细情形她也不能知道。我当时虽很为惊讶，但还不相信，因为数年前也曾一度谣传冰心女士产难亡故，害得我的侄女大掉其泪；后来才知冰心虽然添了一个麟儿，自己依然健在，我们才把心放下。也许女人与生产原不能脱离关系，所以人们谣传女作家的死，也喜欢用产难这类题目吧。不过谣言自谣言，事实自事实，庐隐的死究竟在几天以后确实证明了。这几年以来，新文学作家得了不幸遭遇的很有几个：以我所认识的而论，则徐志摩死于飞机，朱湘死于江；闻名而尚未见面者而论，则丁玲失踪，梁遇春，彭家煌病死。现在谁想到生龙活虎般的庐隐也舍弃我们而去呢？我与庐隐曾同事半年，同学二年，虽然没有何等亲切的友谊，却很爱重她的为人。所以现在除了分担文学界一份公共损失之外，私人情感上，我的凄凉惋借的情绪，也不是一时所能消释的。
我与庐隐的认识远在民国六七年间。那时候我正在母校服务，同事舒畹荪女士（即《海滨故人》中之兰馨）被委为安庆实验小学校长，约我去她校教一两点钟的功课。她有一天介绍一个姓黄名英的体操教员与我相见，说是北京女子师范的旧同学，这就是后来蜚声文坛的庐隐女士了。庐隐第一次给我的印象，似乎不怎样动人，身材短小，脸孔瘦而且黄，而且身在客中，常有抑郁无欢之色，与我们谈话时态度也很拘束。我们钟点不同，同事半年，相见不过两三次，所以我们并不如何亲热。
民国八年秋季，我升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庐隐与我同为错过考期的旁听生，不过经过学期考试以后，我们便都升为正班生了。庐隐到了北京以后好像换了一个人，走路时跳跳蹦蹦，永远带着孩子的高兴。谈笑时气高声朗，隔了几间房子还可以听见。进出时身边总围绕着一群福建同乡，咭咭呱呱，讲着我所听不懂的福建话。她对于同学常喜戏谑狎侮，于我们古书读得略多的人，更视为冬烘先生，不愿亲近。她同舒畹荪一样，说话时总要夹几句骂人的话，然而挨她骂的人，不唯不生她的气，反而更觉得她有趣，这就是庐隐的魔力。
五四运动后，与社会关系最密切的男学校以北京大学为代表，女学校以女高师为代表。庐隐“务外”的天性，这时候好像得了正当的发展，每日看见她忙出忙进，不是预备什么会的章程，便是什么演讲的草稿，坐下来静静用功的时候很少。我平生最瞧不起锋芒外露或浮而不实的人，对于庐隐却并不讨厌，而且有一种发乎衷心的欢喜。一则人的天性总是爱慕与自己相反的性格，我自己口才涩讷，便爱人家词锋的锐利，自己举动沾滞，见了豪放洒脱的人物，便愈觉其不可及。庐隐虽然不大爱用功，而天资聪敏，功课成绩总列在优等。每遇作文时，国文教师发下题目，别人咿唔苦吟，或终日不能成一字，庐隐坐椅子上，低着头，侧着肩，飕飕飕笔不停挥，顷刻一篇脱稿。她的笔记从不誊录第二遍，反比我们的齐整完全。她又写得一笔颜体大字，虽然无甚功夫，却也劲拔可爱。她爱演说，每次登台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本来说得一口极其漂亮流利的京话，加之口才敏捷，若有开会的事，她十次有九次被公推为主席或代表。二则庐隐外表虽然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甚或骄傲得难以教人亲近，其实是一个胸无城府，光明磊落的人，所以她虽然有许多行动不检点处，却始终能得朋友们原谅与爱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