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元抚，字伯懿，继承爵位。庄帝初年，被堂兄晖业申诉夺取王爵。
元偃的弟弟元丽，字实掌。担任兼宗正卿、右卫将军，调任光禄勋，宗正、右卫照旧。当时秦州屠各王法智推举州中主簿吕苟儿为首领，称建明元年，设置百官，攻打围困州郡。泾州人陈瞻也聚集民众自己称王，年号为圣明元年。下诏任命元丽为使持节、都督、秦州刺史，和别驾杨椿讨伐他们。苟儿率领部众十多万人驻守孤山，占据各处险阻，围困逼近州城。元丽出击。大败他们，就进军水洛。贼寇迎战，元丽夜晚出击打退他们。行秦州事李韶在孤山打败苟儿，乘胜追击三十里，俘获他的父母妻子儿女，杀死贼王五人，其他的人相继归附投降，各城的包围，也全部逃散。苟儿带领他的王公三十多人前往元丽那裹请求治罪。杨椿又杀死陈瞻。元丽利用平定贼寇的声威，掳掠良民七百多人。世宗嘉奖他的功劳，诏令有关官员不准追究。
被任命为雍州刺史，行政严厉残酷，官吏民众怨恨他。他的妻子崔氏生下一个男孩，元丽于是放出州狱中没有申报台合的死刑和徒刑流放罪犯，一时之间都免罪。调任冀州刺史，召入朝廷为尚书左仆射。皇帝问他道： “听说公在州中，杀戮不讲道理，冤屈不仅一例，又大杀佛教徒。”五丽回答说：“臣下在冀业约杀佛教徒二百来人，哪裹算得上多?”皇帝说：“一人不得其所，犹如放进城壕，何况杀佛教徒二百人却说不多?”元丽脱帽道歉，赐他就座。去世，谧号为威。
儿子显和，年轻时有节操，任司徒记室参军。司徒崔光常在见到他后说：“元参军风采清高特异，举止雅致，是做宰相的材料。”授任徐州安东府长史。刺史元法僧叛变，显和同他交战被捉，法僧握住他的手命他和自己坐在一起。显和说：“我和阿翁同出一脉而分支不同，都是做磐石的同宗，突然献土地向外人叛变，如果遇到董狐，能不惭愧吗?”就不肯坐下。法僧还要慰问劝告他，显和说：“可以死后做恶鬼，不能坐下当叛臣。”等到将要杀他时，神情面色不改常态。建义初年，追赠他为秦州刺史。
汝阴王天赐，和平二年封，被任命为镇南大将军、虎牢镇都大将。后来担任内都大官。高祖初年，殿中尚书胡莫寒挑选西部敕勒富豪家中男丁多的做殿中武士，而大受财物，挑选不公平。众人发怒，杀死莫寒和高平代理镇将奚陵，于是敕勒各部落全反叛。韶令天赐和给事中罗云统领各军讨伐他们。前锋敕勒假装投降，罗云相信他们，副将元伏说：“敕勒神色变化，恐怕将有变故，现在不加防备，将为他们所图谋。”罗云不听从。敕勒轻装的骑兵几千人偷袭杀死罗云，天赐勉强得以自己保全。后来授任征北大将军、护匈奴中郎将。屡次调任至怀朔镇大将，因贪婪残暴获罪，免去死刑，削除官职爵位。去世，高祖在思政观哭吊，追赠他本来的爵位，安葬用王爵的礼仪，谧号为灵王。
儿子元逞，字万安。任齐州刺史时去世，谧号为威。
元逞的儿子庆翅，任塞逸业刺史。被芦鱼的将领攻打，献城池投降。萝鱼任命他为北道总督、魏王。到达项越，朝廷出兵讨伐他，他望风逃跑。芦堑责备他说：“说起话来有一百个舌头，胆量却如同小老鼠。”于是被流放到合适。
元逞的弟弟五迅，字登台。从元士逐渐升任营业刺史。性格贪婪残暴，人们不能忍受，相继起来驱逐他，元泛逃到芒州。后来授任光禄大夫、宗正卿，封东燕县男。在河阴被杀害。
天赐的第五个儿子脩义，字寿安，阅读图书传记，很有文才，为高祖所赏识。从无士逐渐升任左将军、齐州刺史。脩义因齐州接连死去刺史，多次上奏疏一再推辞。韶书说：“长短有天命，吉凶由人事，何必过于忧虑畏惧，违背保卫国家的寄托?避凶而趋吉，也时常有这种事，可准许另建馆舍屋宇。”于是迁治所到束城。脩义施政，宽容和顺爱民，在州中四年，不杀一个人，百姓因此思念他。调任秦州刺史。肃宗初年，上奏疏陈述庶人元禧、庶人元愉等人，请求宽恕他们从前的罪过，恩赐安葬在陵墓区域。灵太后下诏说：“收葬的恩德，事情出于皇帝旨意，刺史哪能超越权限干犯陈述?”在州中受贿颇多。
累经升迁任吏部尚书。等到掌管官吏任免，衹图钱财，授官的大小，都有固定价格。当时中散大夫高居，有诏旨先加任用，其时上党郡有空缺，高居于是求取郡守。脩义私下已答应别人，抑制高居不给予他。高居大声议论不客气，脩义命左右的人拖扯他。高居对着众人大声呼喊有贼。有人问高居说：“白天在公堂上，哪能有贼?”高居指着脩义说：“这个座位上面的人，违背天子英明的诏书，财物多的得官位，如同京城白曰抢劫，遣不是大贼吗?”脩义脸色大变。高居边走边骂地走出来。后来要拦截皇帝车马论说脩义的罪状，左仆射萧实夤开导他，才作罢。
二秦反叛，任命脩义为兼尚书右仆射、西道行台、行秦州事，做各军的总调度。脩义好饮酒，每次饮酒接连几天，遂得了中风，神志不清，虽然到了长安，也仍然如此。元志战死，贼寇束到墨丞，又派遣萧实夤讨伐，任命值盏为壅州刺史。脩义在州中去世，追赠司空，谧号为文。
儿子元均，担任给事黄门侍郎。
乐浪王重画，扭王三年封，被任命为征东大将军，镇守重噬。性格贪婪暴烈，征召回京，在途中忧虑逝世。谧号为厉王。
儿子康王乐平，继承爵位。逝世。
儿子长命，继承爵位．因杀人获罪被赐令自杀，封国削除。
儿子元忠，肃宗时，恢复从前的爵位，担任太常少卿。出帝乘船在天渊池上游玩，命令宗室亲王陪同饮宴。元忠愚蠢没有智慧，天生喜好打扮，就穿着红罗短衣，绣衣领，绿色的绸裤，锦缎镶边。皇帝对他说：“朝廷的衣帽，应有固定的样式，你为什么穿着杂技的衣服?”元忠说：“臣下自幼所爱，心在绮罗，歌舞的衣服，是臣下所喜爱的。”皇帝说：“人没有善德，竟到了如此地步吗?”
广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逝世，谧号为殇。没有儿子，后来以阳平幽王的第五个儿子元匡继承他。
元匡字建扶，性格光明正大，有气度节操。高祖器重他，对他说：“叔父必定能为国家楷模，匡正辅助我，现可改名为元匡，以成就善始善终的美好。”
世宗即位，元匡屡经升迁为给事黄门侍郎。茹皓开始受宠信，百官有些畏惧他。世宗曾经祭祀陵墓返回，韶令元匡陪同乘车，又命茹皓上车。茹皓撩起衣裳将要上来，元匡劝阻，世宗就推他让他下去，茹皓恨元匡变了脸色。当时的人都佩服他的忠诚正直。世宗亲掌朝政，授任他为肆州刺史。元匡违忤茹皓，担忧被他陷害，清廉谨慎整饬自己，十分有声望政绩。调任恒州刺史，征入任大宗正卿、河南邑中正。
元匡上奏亲王和始藩王、二藩王的妻子都有妃号，而三藩王以下都称为妻，上不能同受妃子名号，而下不如五品以上官员有命妇的名号，私下感到疑惑。韶令说：“丈夫在朝廷颢贵，妻子在家中荣耀，妇女没有定准，提升依从她的丈夫。三藩王既受王的封爵，妃的名号也应同等。妻子，是齐的意思，道理上和自己平齐，可依妃子的条例。”从此三藩王妻子的名号才确定。后来授任度支尚书。元匡上奏援引乐陵王、章武王的条例，请求继承洛侯的封爵，诏令交付尚书议论。尚书上奏准许继承封爵，来表示兴亡继绝的义理。
元匡和尚书令高肇不和，时常没有顺服的神色。当时世宗把政事委托给高肇，朝廷都畏惧高肇，衹有元匡和高肇对抗。首先自己制造棺材，放置在厅事中，想要用车载上棺材前往宫廷，论说高肇的罪恶，以自杀恳切规劝。高肇听说后厌恶他。元匡后来因为和太常刘芳争议度量单位，就和高肇翻了脸。御史中尉王显举奏元匡说：自从晋朝失去控御，各僭越政权竞相兴起，礼乐制度崩溃，人际关系败坏。大魏顺应天命，拥有四海。高祖孝文皇帝以睿智圣明统御天下，恢复旧日典章。于是命令已故中书监高闾广泛招致儒林人物，推究乐府，依据《六经》，参考各朝志书，用黍来裁定寸的长度，将要靠近周汉旧日典章。遇到建造迁移，还没有完成。高祖思虑深入，参考经传记载，以一黍的大小，来确定分的规格，依据它为尺，公布施行。
到正始年间，已故太乐令公孙崇私自立意，以十二粒黍为寸，另外造作尺度，定律管改钟斛。都要造成时，上奏请求观看测试。当时命令太常卿臣刘芳，因公孙崇造作已成，请他集合朝廷英才，商议得失。刘芳怀疑公孙崇的尺度和先朝不相同，考察它的制作，和经史又有差异，推究造作很少依据，不宜施行。当时尚书令臣高肇、清河王元恽等人因公孙崇造作谬误，和《周礼》不相同，就奏请臣刘芳依据《周礼》另行制造，造成后测量考校，采用好的。而刘芳认为先朝尺度，事情合乎古代典章。就依照前面的诏书，用黍改定寸，并呈报朝廷，来裁断钟磬类乐器。造时评议的人，大多说刘芳是对的，惟独黄门侍郎臣孙惠蔚附和公孙塞。二者的差别，接连经过考察评议。而尚书令臣高肇以刘芳所造为是。公孙崇去世以后，塞菌也造一尺，仍说赞同公莲崇。用来比照公孙崇的尺，自相违背。思量再三，以为刘芳所造是准确的。然而尚书臣元匡上奏说刘芳孙惠蔚两种尺，长短不一样，考察两个律管，容积不同。说是采取中等黍粒，校正那二家，说是都有差误，没法折中，自己确立一种尺度，请求商议评定。当时议论的人，有的赞同元匡。两种意见分歧，没有立即决定。高肇又说，权斛斗尺，颁行已经很久，现在所议论的，哪裹理解先朝旨意?应该依先朝旧尺为准。
从那以后，而元匡和高肇在尚书省厉声谈论，脸色严肃，使官位的高低失去正常次序，议论纷杂不再有固定的伦常。元匡又上奏列举，依据自己的十是，说刘芳的十不是。又说： “高肇从前接受皇帝的旨令，和刘芳一起经营督察，规划树立钟石的名字，希望传播制作的声誉。却凭藉掌管大权的尊贵，依仗舅氏的势力，给予夺取任凭心思，赞美否定全随自己。阿附刘芳，阻隔臣下事务，望着权势附和的以好言好语相交接，依经籍考古事的就被愤怒斥责。虽然没有指鹿为马，移天迁，实在使含蓄宽容的人，在座位上屏住呼吸，心怀道德的人，在侍宴时张口结舌。”又说：“刘芳从前和公孙崇竞争，总说是自己造作，现在和臣下谈论，忽称先朝。这难道不是从前以为可行，就要自己谋取名声，后来知道错误，就推到先朝?完全不是大臣的礼节，深深失去做臣下的道义。再在权臣的面前考校，在不公正的手中测量，臣下必定在朝中被砍足，抱玉璞于人群之外。”嚣张的言论放肆的意图，传遍朝野。
然而元匡职掌是出纳王命，静言进谏，斗尺权度，正是他所掌管的。如果自己有所见解，能选定优劣，应该首倡正义一端，早H辨别各种疑惑，为什么沉默在心中顺从别人，不发一言，见到刘芳成事，才有这段话?估量刘芳的才学，和元匡相差很远，所见到的深浅，不应该相等。现在才开始发言，恐怕这是出于心中要藉用别人的智慧，规划实现虚假的声誉。况且元匡奏疏中说：“所依据的铜称锤，形状如同古代记载，表明是汉朝所制，不是新莽另造。”以及考查《权铭》说：“黄帝始祖，德行布于有虞氏，虞帝始祖，德行布于新。”如果是王莽辅佐汉朝时的事，哪有铭刻僭伪的新莽名号的道理呢?又推寻《王莽传》说，王莽代行朝政期间，就改变汉朝制度。考校两个证据，不是汉朝的称锤是很明确的。他又说： “刘芳所造的，又短于先朝的尺度。”臣下比较后，的确相合。又说：“刘芳的尺和千金堰不相同。”臣下再测量比较，因而见到它们不同。两三个虚浮不当的例子，难以作为依据准则。又说：“一起构造不同尺度，狂妄制作疑似的标准，假托是先朝所行，说不是自己所制。”
臣下考察这中间的欺诈，是在于元匡，不在于刘芳。凭什么这样说?刘芳先受命令，专门制造钟律，管籥的好坏，是他所裁定的，权斛尺度，本不是他的事。此前门下省索取刘芳的尺度，而刘芳以牒呈报告说：“依照先朝所颁行的新尺，又符合下黍，不加增减，制造钟律，调定分寸而已。”检查亘匡造尺在牒呈一年以后，刘芳在当时，元匡还没同他相争论，已有这份牒呈，哪裹是欺诈呢?考核公孙崇造寸，是积黍十二粒，众所周知的；而刘芳造寸，仅止十粒黍，也都出自先朝诏书。以黍成寸，前后清楚，哪有要自己谋取名声的道理?高肇任尚书省长官，百官瞻望他，言行动静，一定要和众人瞻仰的身份相符合。如果仗恃权势阿谀结党，诈托先朝韶书，将要指鹿为马，迁日移天，就是越电的盏适，如何治理人?高肇如没有这种行为，五垦便是诬陷宰相，诽谤清明的时代。哪应谈论之间，就有指鹿为马的事情；赞同否定之时，轻率产生砍足的言语?走遍诈称惑人，事情发生在衰落的秦国；主塑怀抱玉璞，时代遭遇暴虐的楚国。哪应在人才济济的朝代，而有这种诽谤呢。蛊惑朝廷视听，不恭敬到极点，请求将高肇、元匡都囚禁在尚书省，推究核实本源，交付廷尉定罪。
诏令称“可”。有关官员上奏元匡诬陷高肇，处以元匡死刑。世宗宽恕他的死罪，降职为光禄大夫。
又兼任宗正卿，外出任兖州刺史。元匡出发前。皇帝在东堂接见，慰劳勉励他。元匡还以为尺度钟律的事，是国家的大典，先前虽被南台御史弹劾，然而还要再议论，如议论的时候，希望准许臣下暂时奔赴。世宗说：“刘芳学问高于一世之人，深明典章故实。而你依据的，和先朝的尺却一寸超过一黍，怎么能又说是先朝的意思呢?兖州刺史所坚持的不合经典，今后议论的时候，什么时候等待您赶往都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