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历史脉络
古希腊文明兴起于希腊半岛和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它的辉煌就奠基于早期产生的文明之上。
自公元前2000年以来，在西亚和北非文化的影响下，克里特文明和希腊大陆上的迈锡尼文明持续了几个世纪。然而，公元前12世纪，自北方来的多里安人用铁武器装备自己，攻占了迈锡尼的城堡。于是，希腊的行政制度瓦解，农业人口消散，对外贸易萧条，黑暗时代降临了。在约公元前800年之后的3个世纪里，古希腊人大移民，遍布于黑海、埃及北部沿岸和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城邦的兴起结束了黑暗时代。此时的古希腊上千个邦国并力，基本都处于小国寡民的状态。最主要的城邦有雅典、斯巴达、科林斯、阿哥斯等。它们的政治体制有直接民主制，有贵族寡头制，不一而足。
公元前550年西亚的征服者居鲁士建立了波斯帝国，吞并了小亚细亚沿岸的希腊殖民城邦。公元前499年，这些被征服的城邦起义反对波斯，并得到希腊本土城邦的支持，希波战争开始，人们通常把这一年看作“希腊古典时期”的开端。长达半个世纪的希波战争最终以希腊联军获胜告终。著名的温泉关战役，萨拉密海战都被载入战史。
反抗外来强权的胜利并没有给古希腊人带来和平，在战争中强大起来的雅典与斯巴达开始争夺霸权。他们采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斯巴达强调纪律和控制，雅典标榜自由和民主。公元前431 年，终于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到公元前404年，斯巴达人切断了雅典城邦粮食补给线，将雅典围困，雅典被迫签定了投降条约。
这场毁灭性战争使整个希腊世界陷入民穷财尽的困境。战后的斯巴达专横跋扈，底比斯和雅典为求相互保护而结成新的联盟。血腥的相互争斗持续了整个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混乱使强国得以用暴力统一希腊。公元前335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在克罗尼亚大败底比斯和雅典联军，剥夺了希腊各城邦的大部分自治权。但在进一步实行东侵计划前，腓力二世遇刺身亡，他的继承人便是世界闻名的亚历山大大帝。至此古典时代终结，开始了历史上的希腊化时代。
亚历山大继位之初残酷地镇压了底比斯的反抗，迫使其它希腊城邦默认他的统治；公元前334年，他率领希腊联军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向东方的波斯人发动进攻，先后侵占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然后东进至兴都库什山和大夏，并从那里向印度进发，深入旁遮普。由于士兵们拒绝再前进，亚历山大才不得不从印度退回巴比伦。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患恶性虐疾病逝。随后他的部将互相争夺，亚历山大帝国分裂为几个希腊人统治的国家，如埃及的托勒密王国、西亚的塞琉古王国、希腊的马其顿王国等。此间，希腊文化伴随战争向西亚、南亚、北非等地广泛传播。公元前1世纪，罗马最终征服了地中海沿岸的希腊化王国，结束了希腊化时代。
第二部分：古希腊的陶器及其装饰
古希腊的陶器发展大致经过了几何纹样时期（公元前9世纪-前8世纪）、东方纹样时期（公元前7世纪）、黑色纹样时期（公元前7世纪-前6世纪）、红色纹样时期（公元前6世纪晚期-前4世纪）和彩色纹样时期（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古希腊的绘画作品多为建筑装饰的壁画和木嵌板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作品寥寥无几，人们无法仅凭几件作品研究古希腊的装饰绘画。但幸运的是，大量流传下来的陶器为人们提供了装饰绘画的实物证明，成为研究古希腊装饰绘画最重要的标本。
几何纹样式陶器首先兴盛于雅典，早期的器身装饰以平行线、交叉线、三角形、回纹、S纹为代表，后期出现了小的图案化的人物装饰图案。一般情况下，几何纹按照陶器的造型，有节奏、分层次地铺满整个或大部分器壁，构图上讲究左右对称。这些几何装饰纹样使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中国和其它地区早期陶器的装饰纹样，人类在早期发展阶段，常用抽象的几何纹样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简单或复杂的几何纹样除了装饰作用之外，应当还有原始宗教或原始哲学的含义，例如，一些纹样很可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太阳、大地和水的认识。
自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人开始向地中海和黑海沿岸移民。公元前7世纪时，希腊人与东方埃及、亚述、叙利亚等地贸易交往频繁，陶器装饰受到了东方国家和地区装饰风格的影响，开始出现动植物、翼狮等装饰图案。此时的希腊，《荷马史诗》已经广为流传，故事情节成为装饰的素材。陶器瓶画艺术家逐渐将几何纹样简化，并移到器物底部，将大的装饰空间留给人物形象，讲述神话和史诗故事。
黑色纹样时期的陶器被称为“黑像式”，在赤褐色或黄褐色的陶壁上，用黑色做剪影式的描绘，人物轮廓的内部则用刻线的手法表现。制作工艺大致包括：精陶土、轮制成形、施含铁化妆土、施透明釉、锐器勾画、黑色平涂和烧制等。黑色颜料类似“漆”，但与漆不同的是这种颜料能够耐寒、耐高温、耐温湿度变化。有的黑像式陶带有白色和紫红色的色彩颜料，使画面效果更加丰富。用叙述故事的画面装饰陶器，自公元前7世纪兴起之后便以不可阻挡之势成为画师们关心的主题。瓶画艺术家们日益追求如何生动地、令人信服地表现神话和史诗，这种追求为希腊装饰绘画走向自然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黑像式陶的人物画法受到古埃及“侧面正身律”画法的影响，所描绘的人物头部是正侧面，双上肢为侧面但躯干部位为正面，腰部以下至双脚为侧面，且一只脚向前迈出一步。这种绘画方式体现了当时人们的透视观念及精神信仰。他们认为绘画的真实在于如实表现人体本来的形状，拒绝透视带来的缩短或变矮：人的头部侧面最容易被看清楚五官，鼻子的高度没有被透视缩短，眼睛仍然按照正面的形状描绘，正面的躯干可以看到上肢与躯干的结合，同时也表现出了人体的对称，双上肢和下肢在运动中从正面看会显得短些，因此它们被描绘成了侧面的样子，离观者远的一只脚向前迈出一步，应该是为了避免被近端的脚遮挡而表现不全所采取的措施。
由于黑像式陶画法和颜色的局限，很难刻画人物的细节。公元前6世纪末，黑像式陶器逐渐衰落，红像式陶器渐渐将其取代，成为希腊古典时期陶器装饰的一个新高度。红像式陶是在赤褐色或黄褐色的陶壁上用黑色或深褐色做勾勒和装饰，在形象之外的部分涂上黑色颜料。红像式陶的装饰技法大约出现在公元前530年，很快被画师们掌握，到公元前5世纪初，红像式陶的技法已经非常成熟。红像式陶在装饰题材上超越了黑像式，从单纯的叙述史诗和神话故事发展到例如描绘儿童嬉戏和雅典娜节活动等生活场景和社会活动的场面。希波战争的爆发使红像式陶出现了充满激情和战斗气息的装饰题材，人物的刻画更加饱满。红像式陶的绘制技法摆脱了 “侧面正身律”的束缚，出现了正面、侧面、3/4侧面等不同角度的人物形象，焦点透视开始逐渐被人们认识和利用。值得一提的是，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红像陶装饰出现了“空间幻觉”。瓶画家们利用透视缩形将三维空间的关系表现在一个平面上，从目前可见的文物情况看，在希腊人创造这一画法之前，还没有出现过对三维空间的表现。
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白地彩纹式的装饰方法形成希腊彩绘陶器的一种特殊风格。画师在刷过石灰水的陶器壁上用黑色勾勒人物轮廓，待器皿烧成后再施彩绘。由于彩绘没有经过高温烧成，不便于长久保存。今天人们看到许多白地瓶上绘有人物轮廓，就是这种彩绘褪色后形成的面貌。
第三部分：古希腊的雕塑
艺术之始，雕塑为先。
人类艺术的本初是从雕塑形体开始的，许多石质雕像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保留下来，成为后人考察历史，向前人学习的范本。提到古希腊，很多人都会联想到一尊尊大理石雕像，它们写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影响到了整个西方艺术，形成了与东方装饰风格相对应的独特艺术面貌。
早在希腊古风时期，雕像造型与黑像式陶的装饰，都受到埃及艺术的影响。男子雕像与埃及雕像十分相似，讲究对称，都是正面直立，双臂下垂于躯干两侧，除了为加强稳定性而迈出的一只脚外，身体基本左右对称。希腊雕刻家并不满足于此，他们在技术与材料允许的范围内逐渐尝试新的变化。公元前530年左右，男子雕像尽管仍然保持着以往的姿势，不过肌肉和骨骼却雕刻得更加真实、生动自然。
随着刻画细节的日渐深入，一成不变的造型姿态愈显得过于刻板。公元前5世纪早期，雕刻家们开始着手改变姿势。需要指出的是，古希腊雕塑并不仅仅是大理石的天下，与之同时并存的还有青铜塑像，甚至在一些方面，青铜塑像领先于大理石雕像，或成为大理石雕像模仿的对象。人们之所以较少看到青铜塑像，是因为青铜是当时的重要金属材料，许多希腊青铜塑像在希波战争中被波斯人运走或者熔掉。青铜材料具有一定的张力，在雕塑家们改变原有埃及式造型姿势时比较容易实现塑造大跨度的动势。而大理石质量很重，没有什么张力，动势的跨度不能承受该部分的重量时，大理石就会断裂。因此，可以想象并通过考古发现的青铜塑像基座上双足的痕迹推论，在追求变化的时代里青铜塑像很可能超过大理石雕像。从这一时期大理石雕像的面貌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由于石材吸光，达不到金属细微线条也能反光的视觉要求，因此大理石雕像的头发往往被做成一个个球体；当时青铜塑像的眼睛是嵌入式的眼睛，而大理石雕像眼睛是画出来的。可以看出大理石雕像当时在模仿青铜塑像的效果。
大理石雕像最终无法像青铜塑像一样做大跨度的动作，但古典时期的雕刻家还是找到了一个“经典的动作”，即两肩连线、两髋连线呈相反的方向，呈现左肩高右肩低、右髋高左髋低的连线，同时躯干从正面看自然呈S形，使人物形象生动自然。公元前4世纪，雕像出现了新的倾向。第一是强有力的新的向自然主义推进的倾向，人们不仅有年龄和个性特征，还应该有感情和情绪特征。第二是日益专门化的倾向，甚至在艺术家中有人专门擅长描绘激情，或温柔的抒情题材。第三是新的观念成了艺术主题，这些观念常常能够通过拟人的方法得到表达。女性裸体也成为当时艺术的新主题，女性裸体的自然主义合乎当时人们的期望：他们不仅希望看到自然主义的细节，而且还有自然主义的行为。在此之前，裸体的雕像都是男性形象。
随着希腊化时代的到来，单体雕像逐渐向群体空间组合发展，人物的动感更强，包括紧张的肌肉、被风吹起的头发等，比公元前5世纪的自然主义雕像又进了一步。
第四部分：古希腊的战士们
战争是古代人生活中的常见现象。在古希腊流传下来的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中充斥着对战争场面的描写。
正像《荷马史诗》——号称哺育了古代希腊人的伟大著作——表明的那样，英雄豪杰首先应该是战场中的优胜者，要么身体矫健如阿喀琉斯，要么深谋远虑如奥德修斯。当然，强调社会平等的人们可以批评说，这种著作过于重视帝王将相而对社会底层置若罔闻。也许，普通人既然无法创造、经历不同凡响的伟大事业，茶余饭后便津津乐道英雄事迹，这样的记录方式或许正符合社会心理规律。不管怎样，流传下来的文字记录和近代考古，给了我们穿越时空以窥见古代希腊战争的望远镜。
在古典时期希腊城邦，兵役和公民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雅典最早的宪法中规定，能自备武装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公民。公民意味着可以拥有土地，选举和被选举权，否则就是城邦事务的局外人，没有义务也就没有权利。古代希腊城邦根据公民自家财富多少，分派他们担任不同的兵种。主要的兵种有：重装步兵、轻装步兵和骑兵。
标准的重装步兵装备有防护身体的铠甲、头盔、胫甲以及防备弓箭的绑带，甲胄多用铜材质。士兵的防御武器有盾牌。盾牌为铜皮木心，直径约1米，重量为7-8 公斤。盾牌有一条臂绑带，一个手把柄。臂绑带将盾牌固定在臂上，这样可以减轻手的压力，而使手臂承担盾牌的重量，不过固定盾牌降低了盾牌在防御中的灵活性。士兵的攻击武器是矛，长2-2.5米，矛尖为铁或铜，重量约1.5公斤。当休息时，士兵通常将长矛戳在地上。短剑是辅助性攻击武器，长度在0.6米以下，平均重量1公斤。士兵的整套装备重量约为20公斤或者更重。通常情况下，重装步兵作战采用密集方阵，士兵排成长列对垒，大盾牌不仅保护自己，还保护紧邻自己左手的袍泽兄弟。
在重装步兵战争史上有一场很特别的战争。战争的双方是斯巴达和阿哥斯。双方认为与其进行一场常规步兵消耗战，不如双方各选派300名优秀士兵，由他们之间的战争决定双方的胜负。这场战役的结果：600人中除了3人——两名阿哥斯人和一名斯巴达人——全部阵亡。但是，当两名阿哥斯人兴高采烈地奔回国去，宣布他们得胜时，幸存的斯巴达人用如下方式宣布胜利：把缴获的武器和盔甲栓在树桩上。也许采用这种略为幼稚的战争模式正反映了早期人类的率性与坦城。
轻装步兵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是指与重装步兵相对应的其它步兵兵种。包括轻盾兵、弓箭手和投石手。轻盾兵的盾牌多为单手握把，盾牌上装饰着野兽或者怪物形象。他们的攻击武器是1.25-2.5米之间的标枪，这种标枪的最大有效投掷距离约45米。除了标枪外，他们还配备短剑或匕首。
弓箭手也是轻装步兵的一种。传说中的奥德修斯曾经用弓箭射杀了追求自己妻子的人。不过，弓箭手通常受到嘲笑，一个原因是弓箭手需要其它兵种的保护，另一个原因是装备弓箭所费不多，因此担任弓箭手的多是城邦中比较贫穷的公民。因为嫌弃贫穷而嘲笑穷人所担负主力的兵种，这种私有社会不变的人性定律在自称民主的雅典也不能避免。除了弓箭手，还有一种投石手，他们用特制的石头为武器。
骑兵是很重要的兵种，不过在数量上较少，一个原因是马匹很昂贵，马匹的饲养和其它保养费用很高，只有富人才能承受买马的负担。另一个原因是希腊南部山地对骑兵发挥作用有所限制，所以南部城邦的骑兵发展始终不强大，而北部平原城邦配备的骑兵数目相对比较庞大，尤其是后来的马其顿。骑兵的主要护具和重装步兵相似，攻击武器是长矛、标枪和短剑。当时还没有马蹬来辅助骑手平衡身体。
一些沿海城邦还拥有海军，古典时期的雅典海军颇为强盛。三列桨是常规战舰，全体乘员约200名，其中大约170名是桨手。这种战舰上没有大的储藏间，因此，海中的岛屿和沿海供应基地成为海军的命脉。海军也和陆军一样，是富裕公民自己出资建造战舰。虽然国家也付工资给船上的水手，但是船主多半需要再付给他们贴补。最有名的海战是希腊联军与波斯帝国之间的萨拉密海战。
通常胜利者会在战后树立纪念碑，而且战争的双方都用公共葬礼和葬礼演说来缅怀殉国公民。亲属也可自己出资在坟墓上增添装饰性建筑。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载了雅典政治家伯利克里发表的葬礼演说词，它是西方社会公认的演讲杰作之一。不过，这一演说究竟是对战争的粉饰，还是对崇高精神的真正赞美呢？
第五部分：身份、工作与休闲
古代希腊是父权社会，社会等级十分明显。这种等级制度将公民与非公民、男子与妇女、自由民与奴隶区分开。很难估计每座希腊城邦的人口数量及不同等级在社会中占的相对比重。但就雅典而言，学者们估计总人口不到40万，分为三阶层：4万左右男性公民，8万左右妇女和儿童；12万生活于这个城邦中并向城邦缴纳一定税款的“外邦人”；13万奴隶。
公民能够分享政治权利，进行司法活动，拥有土地并负责保卫。他们也拥有相应的特权，如分享祭祀的肉类或小麦、获得所担任职务的津贴、领取观看戏剧演出的补贴金。参与城邦防御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基础，妇女、外人以及奴隶因此被排除在外。公民形成一种封闭的社会等级，把为战争与政治奉献一切作为个人的理想。为了行使公民权利，他们还需要识文断字并能够发表演说。
居住在雅典的外邦人不能拥有地产，他们必须从事手工业生产或以经商为生。这就是古希腊人在政治上将手工业看作是比较低贱的行业的原因。居住在雅典的外邦人有人身自由，为了能长期居留在雅典，他们需缴纳一定的税款并必须有一位雅典本地人为其作担保。雅典的外邦人除作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外，还经常担当教师和医生。不过，这些人常常是另一城邦的公民，他们在故乡拥有公民权利。我们所说的古希腊人主要指上述两种人。
奴隶是没有社会地位，他们通常被当作财产在希腊世界，奴隶有两类：一是公共奴隶，主要是用于生产，有些还担任警察的任务；第二是私有奴隶，当时奴隶价格约等于一头毛驴，因此能拥有一、两头牲口的小农往往也购买一、两名奴隶。这些奴隶承担的任务多种多样，有用于生产，也有在战争中担任主人的助手。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中，记载着一些公民兵在其他公民兵的奴隶身上撒尿进行挑衅的事情。女奴隶更多的是完成家务，如照顾孩子、照顾主人的生活。当然，她们也被卖为妓女。
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工作并不是生活的目的，而是享受生活的手段。铺张的宴饮、频繁的演出、各类体育比赛和节日庆典，甚至赌博、斗鸡充斥着日常生活。
在宗教节日，除了举行竞技体育比赛外，更常见的是有钱人出资举办戏剧比赛。古希腊戏剧从酒神颂歌产生出来，分三类：悲剧、喜剧和羊人剧。正式庆典场合的演出演员多是男性，不过女歌队也普遍使用，演员还经常用到各种面具。有钱人在私人住宅内也经常举办非正式的戏剧演出，在这种场合可能使用女演员、女奴隶或妓女。
宴饮是全希腊典型的夜生活。有钱人晚上常常在自己的住宅里用精美的佳肴和甜美的酒款待朋友，或者招朋唤友参加别人的宴会。在同性恋比较流行的古代希腊，宴饮时经常出现色情现象。
第六部分：穷人与富人
自从财产私有以来，人们习惯于根据个人占有财产多少，笼统地划分为富人或者穷人，古希腊也是这样。由于我们对其它城邦情况知道的不多，就以雅典为例来看看古典时代的富人和穷人。
在古典作家的笔下，富人的形象通常傲慢、粗暴。色诺芬曾提到雅典的富人把钱财花费在声色犬马的娱乐之中：“有些人是饕餮的奴隶，有些人是好色的奴隶，有些人是贪杯的奴隶，有些人是无聊而代价很高的野心的奴隶。”亚里士多德提到富人时说：“他（那过度的人和逞能的人）在小事上花大钱，过度地自我炫耀。他用婚礼的筵席来招待他的哥们，他为喜剧提供乐队，让他们穿着紫袍上场，如麦加拉人那样。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什么高尚的目标，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财富，他以为人们会由此而惊奇。”
富人过着富人的生活，我们不会感到意外。但是，雅典的富人并不仅仅过着富人的生活。无论在古典历史学家的笔下，还是著名演说家的演讲词中，古典时期民主制度下的雅典富人们不仅表现出奢侈、浮华，还表现出一种令人惊讶的品质：在公共事业方面的慷慨。
苏格拉底在拜访伊斯霍玛霍斯时，提到富人开支情况。“我知道你必须贡献许多份很丰盛的祭品，要不然，我想神和人都会找你麻烦；你必须很大方地招待很多外来的客人；你必须经常宴请市民并对他们有所资助，否则你就要失掉你的追随者。而且，我知道，国家已经强制你付出几笔很大的捐款：你必须养马，支付合唱队和体育竞赛的开支，接受领导（外侨）的职位；万一发生战争，我知道他们会让你维持一条船的开支，并且，让你交纳几乎可以使你破产的税款。”
公元前387年，雅典法庭开庭审理了一桩财产充公案件。 早一些时候，阿里司托芬尼的财产被充公，他的岳父成为三个外孙的监护人。现在，国库管理员控诉阿里司托芬尼的岳父，说他侵吞了部分阿里司托芬尼被没收的、属于国库的财产。不幸，老人在审判前去世了，他的儿子代替父亲上法庭替自己的父亲辩护，其中也提到富人的主要消费支出：“（阿里司托芬尼）从祖上得到房子和田地，价值超过5塔兰特。他花费掉自己和父亲财产5000德拉克玛来上演戏剧；花费了80米那装备战舰；这两项之外，贡献了不少于40米那的特别捐税；为西西里远征，他花掉了100米那；当塞普路斯人来到的时候，他支付了30000德拉克玛给轻装步兵以及购买武器。所有这些花费达到15塔兰特。”
据擅长描述事物普遍特征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描述的战争出发场面：“除了国家所付给浆手及其船员的薪水外，舰长们还给他们以额外的报酬。他们花费了许多金钱来制造船首像和一般设备，因为每个人都渴望自己船舰的美观和速度超过其他的船舰。”雅典的富人出钱为国家海军建造船只，自己招募船员，给水手提供额外津贴，支付战争特别税，提供节日合唱团表演，在奥运会上装备豪华赛车参加比赛等等。为什么雅典富人表现的与众不同呢？个别人天性慷慨可以理解，但是，对待公共事物慷慨大方成为整个阶层的显著特征，就不能在偶然中寻找原因。我们考察雅典的社会可以发现，富人极力表现出慷慨大方至少有三个理由：雅典的财产交换制度、优先豁免权和法庭诉讼中的利益。
民主时代的雅典规定了一种特别的财产交换制度。当举行祭祀、节日庆典等公共活动时，城邦一般指定富人出资举办，如果被指定的富人声辩说自己并不具备举办该项公共活动的财富，那么，任何公民都可以站出来，提出和富人交换财产，然后自己承办该项公共活动，富人经常受到要求财产交换的挑战。我们不清楚这项制度的起源，但是，它与优先豁免权和法庭诉讼中的利益都是保证富人服务于民主政体的制度典范。
第七部分：宗教与生活
古希腊人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都受到宗教的影响。希腊宗教最基本的内容是崇拜居住在奥林匹斯山的12位神灵。它们分别是众神之父宙斯、天后赫拉、智慧之神雅典娜、农神德米忒尔、战神阿瑞斯、匠神赫菲斯托斯、太阳神阿波罗、女猎神阿尔忒弥斯、海神波塞冬、众神之使者赫耳墨斯、美神阿芙罗狄忒、酒神狄奥尼索斯。
除公认的12位神灵，各地还有自己崇拜的保护神、小神灵以及英雄人物。其中一些英雄传说为大多数古代希腊人熟识，所以具有普遍的意义，如：赫拉克勒斯、提修斯、阿斯克勒庇奥斯、狄奥斯库里兄弟。
对于所有这些神灵，古代希腊人用修建神庙、祭祀来表达他们的虔诚与信仰。每一座神庙都是伟大艺术才能、无数艰辛劳动和庞大财力消耗的结果。最著名的神庙是帕特农神庙。
在神灵掌管的世界里，男人和女人不论做什么都或多或少的与神灵有关。例如，在法庭上或担任公职时，古代希腊人会向神灵起誓。通过流传下来的诉讼演讲词我们知道，法庭上的陪审员“向宙斯、波塞冬和德米忒尔发誓，如果他在任何一点上违背这个誓言，就会使自己和家族招致毁灭。但是，同时他也祈求，如果他遵守了自己的誓言，就要给他带来丰厚的回报。”他们的誓言大概是以神的名义，宣布自己在审判案件时公正无私，不受激情的左右等等。
宗教在古希腊的战争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将军们通常将自己和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比较，他们也向这些英雄祭祀，祈求神的祝福并举行纪念胜利的宗教仪式。当然，人们把任何异常的自然现象与预兆联系起来，说明胜利与失败是神意的体现。
即使在医学这样理性的领域，神灵的影响也很明显。希波克拉底在论文中指出，不少人认为不同的神灵是不同疾病的起因，如果病人象山羊一样，出现了哮喘或右边身体抽搐，他们说这是众神之母造成的；如果病人高声喊叫，看起来像马，则归咎于波塞冬；如果病人大小便失禁，则归咎于厄诺底亚，也就是赫卡特。既然神明能使人生病，也就有能力使病人解脱，人们对医药神的崇拜也很普遍。
在神灵崇拜的各项活动中，祭祀是最普遍的。它的主要内容是按照一定的仪式屠宰、烹制，然后分食动物。主要的牺牲是家禽、山羊和公牛。具体用哪种动物来献祭，需要看献给哪位神灵以及祈求的福气。人们想象中献祭的作用像《荷马史诗》中描述的一样灵验。在史诗中，当阿波罗神的祭司祈祷后，阿波罗
“从奥林匹斯山上大步走下，
他的心中充满怒火，
他的肩上挎着弓箭和有盖的箭袋。
这位神灵愤怒地行走，肩上的箭发出碰撞的声音。
他的到来犹如黑夜降临，
然后，他在离船舶有段距离的对面蹲下，射出一箭。
银弓发出可怕的声音。
他首先射向骡子和猎狗。
然后正对着人群射出了一支势不可挡的利箭，击中了他们。
到处燃起焚尸的火焰，无休止的燃烧。”
不过，古希腊人并不总是把神供奉起来，在诗歌和戏剧中，神灵因为缺点而成为肆意嘲弄的对象。对于凡人来说，神灵是道德秩序的仲裁者，他们会维护秩序，但是，在神灵中间，又充满着违反道德的事情。在特殊的时代，如战争、瘟疫横行的年代，人们对神灵的崇拜也会明显的衰退。因为，人们看到好人和坏人都像苍蝇一样死掉。到城邦时代末期，秘密祭祀空前发展，正统的宗教信仰衰落了。
第八部分：泛希腊竞技会——古希腊人的盛典
现代奥运会与古希腊的奥林匹亚竞技会有着直接的历史渊源。19世纪时，对古希腊奥林匹亚体育场的发掘以及近代体育运动的兴起，激发了人们复兴奥运会的愿望。古希腊的竞技会与现代奥运会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是古希腊宗教节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是《左传》对我国春秋时期的记述，可见宗教祭祀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性，这在古希腊宗教活动中也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竞技的场地就是重要的神庙所在地，举行的场合均与祭祀庆典相关联。奥林匹亚竞技会原本是祭祀天神宙斯庆典中的一部分。考古学家还发现奥林匹亚最初的体育竞技活动原本是在宙斯神庙前举行，并没有专门的竞技场。后来发展起来的竞技场也是座落在神庙区域内的，赛跑项目的终点就在宙斯大祭坛附近。现在考古发掘出的奥林匹亚竞技场建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与神庙比邻，并保留了一个拱门与之相连，每个参赛运动员都必须从神庙区经该拱门进入竞技场。
最为著名的奥林匹亚竞技会其实只是古希腊众多竞技会中的一例。一些地方性的竞技会自公元前8世纪古风时期就已闻名全希腊，吸引了来自各城邦的参加者，成为全希腊性的盛会，被称为泛希腊竞技会。奥林匹亚竞技会据说是由传说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创办的，举行的时间最早，一般认为是公元前776年，四年一届，希腊人还以此作为各邦共同的纪年方法。此外，四年一届的奉祀阿波罗德尔斐的皮提亚竞技会、两年一届的奉祀波塞冬的地峡竞技会和奉祀宙斯的尼米亚竞技会也很著名，与奥林匹亚竞技会并称四大泛希腊竞技会。这些大型活动是宗教和体育盛会，但有时也掺杂音乐比赛、诗歌竞赛等。
四大泛希腊竞技会都是“奖冠运动会”，即对优胜者不给予物质奖励，奖品只是用树枝编成的冠。奥林匹亚竞技会是橄榄枝冠，尼米亚运动会和地峡运动会是芹松枝冠，德尔斐运动会是月桂枝冠，就是今人所说的“桂冠”。胜利者虽然只赢得一顶奖冠，但他们各自的城邦却会给予他们种种殊荣和重奖，会被视为城邦的英雄而塑像纪念，而且还是诗人讴歌的对象，品达为夺冠者创作的颂诗最为著名。这些获胜者不仅在当世享有种种礼遇，而且还能留名于世，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都参与过编撰获胜者的目录，并因此得到表彰。可以说他们地位远高于今天的体育明星。早在公元前6世纪末哲人色诺芬尼就曾批评希腊人过于尊崇夺冠者，对体力的崇尚超过了对诗人才华的推崇。此外，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运动员都是裸体参加训练和比赛的。古希腊人以体魄健美为荣，很早就有裸体竞技的习俗。他们认为裸体可以更好地展示健美的体魄和力量。古希腊社会的这种特有的社会风尚和审美情趣也反映在雕塑、绘画艺术中。
现代奥运会的主要宗旨，“和平、友谊、进步”也直接承继于古代的泛希腊竞技会。古希腊人最初是由于共同的宗教聚集在一起，但和平和友谊也逐渐成为泛希腊竞技会重要的主题，在促进民族认同，增进希腊城邦间的和平与友谊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所有的泛希腊竞技会在召开前后均宣布一段时间的休战。其初衷可能是为了保证与会人员的安全往返，但同时却缓解了希腊城邦之间的矛盾，各邦可以借助这个机会缔结和约。例如，奥林匹亚竞技会通常为三个月，处于战争状态的希腊各邦都会休战，这就是著名的“奥林匹克神圣休战”。一个刻有休战协议的黄铜铁饼现在仍保存在奥林匹亚博物馆。
泛希腊竞技会只面向全体希腊人，而且在古代的绝大部分时期内只有希腊人才能够参加（只是到了罗马征服希腊以后，非希腊人才被允许参加比赛），这也是希腊民族认同的表征。以至于参加泛希腊节日上的运动会资格都成为希腊人身份的证明。例如，虽然有着语言、宗教和风俗上的近似，但马其顿人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被划入希腊人之列，而马其顿王室则通常被视为希腊人，这皆因他们的祖先亚历山大一世曾参加过奥林匹亚竞技会，成为希腊人身份的证明。虽然希腊城邦之间征战频仍，也从未有过建立统一政府的要求，但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希腊人有着共同的血统，语言，宗教和风俗的民族意识仍使我们可以将古希腊人归结为一个民族。泛希腊竞技会将各邦使节、运动员、教练、观众等数万人汇聚到举办地，无疑增进了古希腊人的这种民族认同感。
希腊人自己也认识到他们之间的民族情谊是与作为全民族盛典的泛希腊竞技会的凝聚作用分不开的。戏剧家阿里斯托芬在《吕西斯特拉忒》中就指出，“你们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在温泉关、在德尔斐的祭坛前，难道不是为了我们共同的神祇，兄弟般的共饮一杯酒吗？不用我举更多的事例了。”
泛希腊竞技会也是各邦交往的平台，希腊人表达共同的民族意识的最有利场合。公元前4世纪希腊城邦之间战乱频仍，著名演说家莱西阿斯和伊索克拉底呼吁希腊各邦结束相互间的争战，联合起来共同征战蛮族人的演说就是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发表的。伊索克拉底指出 “我们全民族大会的创办者理所应当受到赞扬，因为他们传给了我们这样一种习俗，即彼此缔结和约，化解现存的敌意，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在一起做完祈祷和献祭后，想起彼此之间来源于共同的血缘，使我们自己在将来更加亲善地互相对待，使旧有的友谊焕然一新，并建立起新的友谊。”
公元392年，统治希腊的罗马皇帝将基督教奉为国教，以尊崇奥林匹斯诸神为主要宗旨的泛希腊竞技会随之被废止。在沉寂了1500余年后得以复兴的奥运会，而今成为全世界人民瞩目的盛典，无疑体现出人类对和平、友谊、进步的不懈追求。
第九部分：古典时代的雅典——全希腊的学校
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古希腊文明， 古希腊文明的代表则是古典时代的雅典。在古典时代（公元前480年-前323年），希腊人的世界是由分散在地中海周围广阔的地理范围内的上千个城邦，或者说是国家组成的。城邦多以农耕为主，平均面积仅50至100平方公里，人口一般只有2500至4500人。一些强大的城邦如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科林斯的面积也不过几百或上千平方公里，几万或十几万人口。在雅典兴起之前，斯巴达是希腊世界公认的领袖。但在公元前5世纪初希腊抵御波斯入侵的战争中，雅典人在公元前 490年的马拉松战役以及公元前480年的萨拉密海战中获得了决定性胜利，大大提升了其影响力。公元前478年，雅典建立了以其为首的提洛同盟——一个旨在保护希腊诸邦免受波斯威胁的军事同盟，由此取代斯巴达，获得了希腊世界的领导地位。但提洛同盟很快就演变为雅典欺压盟邦的工具。
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挪用提洛同盟的钱款重建了早年被侵入的波斯军队焚毁的卫城。由著名建筑师和雕塑家菲迪亚斯设计监造的新卫城气势恢宏，不仅是全希腊瞩目的奉祀雅典娜的宗教圣地，而且还是雅典人骄傲的丰碑。500年后历史家普鲁塔克对卫城建筑和雕塑仍赞叹不已：“每一项作品都历久弥新，像永世开放的鲜花毫无岁月的痕迹，仿佛都被注入了永不衰竭的气息，有着永不衰老的精魄。建筑速度惊人却又无比完美，令世人惊叹。”雅典卫城上的四项古希腊艺术杰作——帕特农神庙、山门、厄瑞克修姆庙和胜利女神庙，以及精美的雕刻至今仍然是艺术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也是古希腊文明的象征。
希波战争后，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很多方面都可谓其他城邦的典范，尤其在伯利克里当政时期，雅典空前繁荣，伯利克里就曾骄傲地宣称“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雅典涌现出被后世尊为悲剧之父的埃斯库罗斯，著名悲剧家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被誉为喜剧之父的阿里斯托芬，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大批著名的建筑师、雕刻家、演说家。此外，雅典还吸引来地中海各地的杰出人才。被后世尊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就是长期居住在雅典的外邦人之一，他站在雅典的立场上写下了西方史学的开山之作《希波战争史》。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公元前500年-前428年）是将哲学介绍给雅典的第一人，他在雅典教学达20余年。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18岁时到雅典求学，师从柏拉图近20年，接着在雅典创建了吕克昂哲学学派。
古希腊文明对现代西方生活影响最大的戏剧和民主政治均滥觞于雅典。悲剧和喜剧均发端于雅典，源于雅典的酒神节，并随着酒神崇拜风行希腊世界，使剧场成为每个城邦必不可少的公共设施之一。古希腊人对戏剧的观念与我们大不相同，在他们看来戏剧演出远非一种单纯的文化活动，而是城邦生活的基本要素。悲剧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晚期，其题材主要来自传说和古代神话，但通常和城邦的价值观、政治选择、战争联系在一起。而始自古典时代初期的喜剧多取材于当时的政治生活，针砭时弊，甚至戏谑城邦政治家，与现实政治的联系比悲剧更加直接。因此，城邦鼓励公民观看演出，甚至支付津贴，因为这些戏剧有着指导公民的政治、社会生活的意义。而在古典时代，戏剧创作为雅典所特有，这样雅典的戏剧作品在潜移默化中也传播着雅典的民主政治和生活方式，成为全体希腊人的教科书。
希波战争后，雅典不仅是希腊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而且还成为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商贸中心，与雅典开放性和民主政治的实行是密切相联的。虽然其它希腊城邦也曾有外邦人，但从人数上看，古典时期雅典的外邦人最多，达到公民人数的二分之一。早在公元前6世纪初梭伦改革时期，雅典就致力于吸引外来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展现出开放的姿态。外邦人虽然不能享有雅典公民的政治权利，如无权参加公民大会、担任公职、不可拥有土地和房屋，但他们享有民事权利，在法律上受到一定保护，也可以保留原有的信仰，如雅典人甚至允许埃及人在比雷埃夫斯港修建伊希斯神庙，崇拜希腊人截然陌生的神灵。而且雅典民主自由的政治、文化氛围也吸引着外邦人。
雅典的民主制度是希腊世界确立最早的，始自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508年克利斯提尼改革后确立，在古典时代日趋完善。雅典民主的巩固和发展与其经济、文化的繁荣是同时出现的。雅典民主政制的最大特点是全体公民直接参与城邦决策，全体公民均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决定城邦公共事务，并且有权担任五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成员，以及其他民选公职。公职人员由公民大会选举或抽签产生，而且施行任期制，除了军事指挥官可连选连任外，绝大多数行政官职任期一年，连任不能超两届，最大限度的保证了全体公民均有机会参与政治决策。雅典的民主制度极大地促进了公民集体的团结和全体公民在各方面的积极性与创造才能的发挥，保证了古典时代雅典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同时也成为其他城邦的范本。
公元前4世纪中叶，位于希腊北部边界地区的马其顿崛起，希腊很快被纳入马其顿的统治下，随着自治权益的丧失，雅典的民主制度也失去了原有的活力。雅典政治上的强盛就这样随着古典时代的结束而终结了，但仍然是希腊世界的文化中心。公元前2世纪时，小亚细亚地区的一个国王阿塔洛斯二世因早年在雅典接受教育，专门在雅典广场的东部建造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柱廊，以示感谢。尤其是哲学以雅典为中心几乎长达一千年之久，柏拉图创建的学园一直延续到公元529年的罗马帝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