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钱基博到了华中大学任教。华中大学后来改制为华中师范学院。1957年鸣放时，他写了一信给上级机关提了一些意见，其时年事已高，身患重病，便托其婿石声淮寄出。石迁延多日，朋友也都说不寄为妥，但拗不过老泰山催促，终于寄出了。事情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钱基博被错划为右派。当时的华中师院领导，大概也还有点“人道”，鉴于钱基博已经病重，便不将这个结论告诉本人。然而右派必须接受批判，如何处理呢？那就将其女婿石声淮找来代替其岳丈挨批。钱基博本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个右派。这就其心理来说，自然算是大幸；然而就其人生来说，却不能不说是大悲，到死都不明白自己的身份。钱基博在五十年代初就将自己的图书和文物捐献给了他最后服务的大学。我当时在图书馆看到的许多线装书，就是出自钱基博之赐。钱基博死后，留下几百册日记，其中大量的是学术笔记（钱基博的许多学术著作都是从日记中抄录而成的，如《中国文学史》《湖南近百年学风》等），由石声淮保管。“文化大革命”中，石鉴于笔迹留存之可怕，遂全部销毁——当时连郭沫若都说过他的著作应该全部销毁，遑论他人。“文革”结束，石的朋友们无不责怪他毁弃老师的心血。他非常无奈，说当年投信错了，汲取教训烧毁日记又错了，如何是好呢？
这些情况，钱钟书不会不清楚。时过境迁，作为主事者，彼时有彼时的政策与人事，今天已经翻开新的一页，自然要一切且向前看。但作为受事的一方，却很难不将此看作历史延续，能不感慨系之乎？我记得1979年春，北大为熊十力开平反追悼会，我外公接到邀他出席的信函，他对我说：“我怎么能去呢？”其中固然有身体上的原因，却也不无几多感慨在其中啊。
博学强记的钱钟书，遇到这样冰炭两重天的事，心中立刻浮现王壬秋“灵均枉自伤心死，却与闲人作令辰”的诗句，并写出来给老熟人以抒发其感慨。六“不”之言，原为此伤心之忌日翻为他人嬉笑之令辰而发，并非无端之嘲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