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哪家父母不喜欢儿女绕膝？哪个孩子不渴望父母施爱？但是，农民在城镇务工时却不得不抛妻离子。原因自然简单，农民工在城里打工，只能扮演“外乡人”的角色，他们始终难以成为市民一族，因为壁垒森严的户籍制度横亘在面前，这是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只能仰望却无法跨越。社科院学者陆学艺认为，取消户籍差别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只有放开户籍制度才能减少农民。诚然，尽管农民工为城市发展抛尽血汗，但因为始终无法洗刷农民身份的胎记，就永远不可能成为市民，更不可能把子女接到城里，享受天伦之乐。
留守儿童在农村无法接受优质教育，那就随同父母到城里接受教育吧。然而，这只是不切实际的笑谈。高额的教育费用使他们望而却步。多年以来，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制度，断送了多少孩子的上学梦？又导致了多少农民工子女留守农村？这无从统计，想必数字惊人。难怪学者宋林飞屡屡呼吁：建议城市教育部门把农民工子女的读书问题真正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不能误人子弟，要对下一代负责。然而，呼吁何时才能成为现实，尚不得而知。
其实，我国农民自古有安土观念，倘若在农村就能衣食无忧，他们自然不愿背井离乡。
按照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李炳坤所说，农民收入存在三大特点：绝对额比较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农民收入在地区之间很不平衡。
试问，在这种情势下，农民又怎能安于固守农村？对此有识之士给出良策，要加快城镇化进程、调整农业结构和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
但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根本之策还在于从法律上加以保障农民的权益。正如农民企业家孙大午所言，“现在如果只让农民种地，改变不了农民收入少的问题，改变不了农民穷的命运”。只有农民在农村收入有保障，他们的子女才不会饱受离散之苦。
2000万留守儿童不能成为盲区，否则贻患无穷。但改变这种现状不能“头疼医头”，从解决“三农”问题中的顽症入手，让农村经济发展起来，农业发展水平提高起来，农民增收的幅度更大一点，才是真正的“釜底抽薪”；同时要适当开放户籍，并想法解决民工子女进城入学难的情况，各方措施都紧跟过来，留守儿童的盲区就会被填补，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对我们提倡的和谐社会也是一种有力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