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进入隋唐时期，已有了上千年的悠久历史，已建立过许多国祚或短或长的皇朝，而各皇朝也都或多或少地进行过立法活动。而且，它们又都互相沿袭，因革损益，于是 积累了不少法制建设上的经验教训，为隋唐王朝进一步制定出较有系统、臻于完善的律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隋律的制定
隋文帝一登上帝位，就积极地开展立法活动，于开皇元年命大臣高颎、郑译、杨素等人“更定新律”，“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对以往律令作了较大的改革。改革后的律令，得到文帝的肯定：“帝王作法，沿革不同，取适于时，故有损益”。并下诏予以颁行。其后，开皇三年第二次制定律令时，仍本着“损益”的原则，进行了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改革，“采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衷”。总结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立法经验，尤其吸取了《北齐律》的“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优点，于是产生了著名的《开皇律》。《开皇律》共有十二篇：名例律、卫禁律、职制律、户婚律、厩库律、擅兴律、贼盗律、斗讼律、诈伪律、杂律、捕亡律、断狱律。虽然其在篇目体例上和《北齐律》差不多，但在条文上却“简要”得多。《北齐律》“定罪九百四十九条”，《开皇律》“定留唯五百条”，并且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从而把封建社会的立法发展到一个更高更新的水平。
隋炀帝与其父文帝一样，都是靠阴谋篡得帝位的，所以，也都急于争取人心，以巩固帝位，于是，都以“行宽大之典”为旨，文帝针对北周宣帝的严刑峻法，“诛杀无度”，炀帝针对文帝晚年的“用法益峻”，“禁网深刻”，在上台后不久便下令修订律令。炀帝于大业二年命大臣牛弘等人重新制定律令，至大业三年修成《大业律》，条文也是五百，篇目却分为十八：名例律、卫宫律、违制律、请求律、户律、婚律、擅兴律、告劾律、贼律、盗律、斗律、捕亡律、仓库律、厩牧律、关市律、杂律、诈伪律、断狱律。其中，既废除了十恶之条，又减轻刑法二百多条，其他方面也“轻于旧”。这确实要比《开皇律》更进步。但是，炀帝一俟帝位巩固，便凶相毕露，一变大业初百姓“喜于刑宽”的局面，“更立严刑”，“益肆淫刑”，恢复“?裂枭首”等酷刑。上行则下效，地方官吏也是“各专威福，生杀任情”。于是，“百姓怨嗟，天下大溃”，隋皇朝就在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火中灭亡了。沈家本《沈寄簃先生遗书·历代刑法考》说： “观于炀帝之先轻刑而后淫刑，与文帝如出一辙。文淫刑而身被弑，炀淫刑而国遂亡，盖法善而不循法，法亦虚器而已。”其文概括而准确，可谓一针见血。
《开皇令》
隋文帝开皇年间，高颎、李德林等人又奉命制定《开皇令》，总共二十七篇，分为三十卷：《官品令》上、《官品令》下、《诸省台职员令》、《诸寺职员令》、《诸卫职员令》、《东宫职员令》、《行台诸监职员令》、《诸州郡县镇戍职员令》、《命妇品员令》、《祠令》、《户令》、《学令》、《选举令》、《封爵俸廪令》、《考课令》、《宫卫军防令》、《衣服令》、《鹵簿令》上、《鹵簿令》下、《仪制令》、《公式令》上、《公式令》下、《田令》、《赋役令》、《仓库厩牧令》、《关市令》、《假宁令》、《狱官令》、《丧葬令》、《杂令》。又有《目》1 卷。隋炀帝大业年间也修订《大业令》30卷。
另外，据《隋书·高祖纪下》云，开皇十七年三月丙辰，诏曰：“分职设官，共理时务，班位高下，各有等差。若所在官人不相敬惮，多自宽纵，事难克举。诸有殿失，虽备科条，或据律乃轻，论情则重，不即决罪，无以惩肃。其诸司论属官，若有愆犯，听于律外斟酌决杖。”由内容看，此条诏令当是律令之外的新规定。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会产生一些新问题，怎样处理这些新问题，既定律令中却无明文规定，于是由皇上临时下诏行敕加以指示。时间长了，就将上面这种同类性质的诏敕整理汇编起来，作为律令以外的补充性法规。隋朝所颁行的“格”、“式”，就是这种性质。如开皇年间，“修格令章程，并行于当世”。“格令班后，苏威每欲改易事条。[李]德林以为格式已颁，义须画一，纵令小有踳驳，非过蠹政害民者，不可数有改张。”又如大业四年十月，“颁新式于天下”。这些都足以说明，格式虽为律令之补充，却有着同等的法规效力。
唐初修律
唐高祖效法隋文帝父子，为了笼络人心，取得天下，在太原起兵时，“即布宽大之令。百姓苦隋苛政，竟来归附”。在进入长安后，便又约法十二条，“唯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武德元年六月，就是高祖即位的第二个月，便下令刘文静等人“因隋《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同时，“废隋《大业律令》”。由此，拉开了唐统治者制定律令、进行立法的序幕。这以后不久，又下令裴寂等人“撰定律令”。因为这时唐政权还不稳固，边地尚未平定，天下诸事，百废待兴，所以，顾不上大规模地创制律令，只是大量地采用《开皇律》，“篇目一准隋开皇之律，刑名之制又亦略同，唯三流皆加一千里，居作三年、二年半、二年皆为一年，以此为异；又除苛细五十三条”。“余无所改”。至武德七年修成并“颁行天下”，是为《武德律》。又，裴寂等人同时“奉诏撰定”的有《武德令》31卷。卷数则似合《令》与《目》而总计之。
太宗继位后，即命大臣长孙无忌、房玄龄与学士法官对《武德律》做认真“厘改”，历时十余年，至贞观十一年完成，这就是奠定唐律面貌，具有一代特色的《贞观律》。在这次制定律令的活动中，“玄龄等遂与法司增损隋律”，《贞观律》实际上还是以《开皇律》为蓝本的。但其名目上未做变动，内容上却有很大调整，在治罪的范围和处刑的程度上，“比隋代旧律”，“变重为轻者，不可胜记”。与《贞观律》同时撰成并颁行的《贞观令》，总二十七篇，分为三十卷，共一千五百九十条。
《永徽律》
高宗永徽二年，向天下颁布由长孙无忌、李?、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等人领衔修定的《永徽律》。由于永徽时执掌朝政的宰相都是太宗贞观年间的旧臣，行事悉“遵贞观故事”，且又主持过《贞观律》的制定，所以，《永徽律》对于《贞观律》来说，只是翻版而已。不过，紧随其后修撰的《律疏》，却是古代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仅为唐朝立法的进一步完备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且对后代的封建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据长孙无忌《进律疏表》云：“虑三辟攸?，八刑尚密，平反之吏，从宽而失情；次骨之人，舞智而陷网。刑靡定法，律无正条，徽?妄施，手足安措！乃制太尉、扬州都督、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无忌……等，摭金匮之故事，采石室之逸书，损彼凝脂，敦兹简要，网罗训诰，研核丘坟，撰《律疏》三十卷，笔削已了。实三典之隐括，信百代之准绳。”又据《旧唐书·刑法志》云：“[永徽]三年，诏曰：‘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 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监定。’于是太尉、赵国公无忌……等，参撰《律疏》，成三十卷，四年十月奏之，颁于天下。”可见，《律疏》是以《永徽律》为经，广泛引用律、令、格、式及其他有关材料，对五百条律文进行逐字逐句的疏解，既追叙其源流，阐发其要义，补充其未备，又设问作答，辨异析疑，示以范例，用来统一人们对律文精神实质的理解和立法原则的认识，以便解决律文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主一见而没有“凭准”的问题。所以，自《律疏》颁布后，就有了一条运用《永徽律》的“准绳’，“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使律与疏具有了同等的法律效力。同时，长孙无忌等人又奉诏撰定《永徽令》三十卷。据今传《唐律疏议》所引《永徽令》的篇目有：官品令、祠令、户令、选举令、封爵令、禄令、宫卫令、军防令、仪制令、丧葬令、杂令，共二十一篇。以之与《开皇令》比较，有所调整增补。如《封爵令》、《禄令》、《宫卫令》、《军防令》四篇，在《开皇令》中只是《封爵俸廪令》和《宫卫军防令》两篇。又如《捕亡令》、《营缮令》，在《开皇令》就没有。另如《厩牧令》，在《开皇令》中是《仓库厩牧》，而《开元令》中是分作《仓库》、《厩牧》二篇的，也可能早在《永徽令》中就分成两篇了。
武则天时，遵循永徽律令而无甚改作，“其律令唯改二十四条”。但在司法和刑法上却有些新举措。”垂拱初年，令镕铜为匦……西面曰申冤匦，有得罪冤滥者投之。”“律有杖百，凡五十九条，犯者或至死而杖未毕，乃诏除其四十九条”。但是，好景不长， “则天以女主临朝，大臣未附”，欲以威制天下，渐引酷吏。于是，“推劾之吏，皆以深刻为功，凿空争能，相矜以虐。泥耳笼头，枷研楔，摺胁签爪，悬发薰耳，卧邻秽溺，曾不聊生，号为‘狱持’。或累日节食，连宵缓问，昼夜摇撼，使不得眠，号曰‘宿囚’”。此则又蹈隋氏父子之覆辙，先虽设匦减刑，“然无益也”；后以法为“虚器”，“而刑滥矣”。
玄宗时期，以变动律令文字与体式为主的立法活动极为频繁。开元初年，下令删定格式令。开元六年，又下令删定律令格式，“律令式仍旧名”（《旧唐书·刑法志》）。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李林甫等人主持删辑旧格式律令，“总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唐会要·定格令》）。并且，“皆以开元名书”，以为新典。其实对旧律及律疏只是作了一点文字上的改动，但对令则有所“增损”。“天宝四载，又诏刑部尚书萧炅稍复增损之”（《新唐书·刑法志》）。另外，还于开元二十五年编成《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并抄写五十部，颁于天下。
唐律的修定
唐代，“律、令、格、式，皆时有增损，而格、式尤烦”。此语不虚。唐玄宗以前，几次修订过律、令，但以后各朝，再无此举。
可是，修订格、式，则几乎与有唐一代相始终。由于社会在向前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多变，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朝廷往往要以皇帝的名义颁发各种诏令制敕，对新产生的各类问题和矛盾作出处理意见，对新形成的各项制度作出明确规定，于是“编录当时制敕，永为法则，以为故事”，作为对律、令的补充，这就是格、式。然而，随着情况的变化，旧矛盾消失了，新问题又产生了，旧制度取消了，新制度又出现了。那么，一些旧格、式则过时了，需要一些新格、式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这样，格、式相对于律、令来讲，就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可以随时删改，随时增补。而且，就连官号改动一下，也要重订格、式。所以，唐代君主对于制定格式的殷勤，真到了不胜其烦的地步。兹据《唐六典》、《唐会要》、《通典》、《旧唐书》、《新唐书》等典籍，略辑唐代制定格、式的情况如下：
高祖武德元年，颁新格。
武德七年，裴寂等人撰定《式》十四卷。
太宗贞观十一年，房玄龄等人删武德、贞观以来敕格三千余条，定留七百条，编成《贞观格》十八卷。其曹之常务，只留本司者，则另编《留司格》一卷。
同时，又撰定《贞观式》三十二卷。
高宗永徽初，撰定格式，旧制不便者，皆随有无删改。于是分格为两部：曹司常务为《留司格》，天下所共者为《散颁格》。而《散颁格》颁行于州县，《留司格》只留给本司施行。《永徽散颁天下格》七卷、《永徽留本司行格》十八卷，长孙无忌等删定。
麟德二年，源直心等重定《天下散行格中本》七卷、《留本司行格中本》十八卷。
仪凤二年，刘仁轨等删定《永徽留司格后本》十一卷。
《永徽成式》十四卷。
《永徽中式本》四卷。
武则天垂拱元年，裴居道等人奉命将武德以来垂拱以前诏敕便于时者，编为《新格》二卷，武则天亲自作序。另外又编《垂拱留司格》六卷。
同时，删改旧式并加上《计帐式》及《勾帐式》，汇成《垂拱式》二十卷。
中宗神龙元年，韦安石等“删定《垂拱格》格后至神龙元年以来制敕，为《散颁格》七卷”。
又删补旧式，编成《神龙式》二十卷。
睿宗景龙元年，以神龙元年所删定格式漏略，下令重加删定。至景云元年，又令删定格令。至太极元年成《太极格》十卷，由岑羲等人删定。
玄宗开元三年，姚崇等人修订完成《开元前格》十卷。
开元七年，宋璟等人修订完成《开元后格》十卷。
开元十九年，侍中裴光庭、中书令萧嵩认为格后制敕行用之后，颇与格文相矛盾，于事不便，奏令所司删撰《格后长行敕》六卷。
开元二十五年，李林甫等人修订完成《开元新格》十卷。
姚崇、宋璟、李林甫在主持修格的同时，又都修订《开元式》二十卷。
德宗贞元元年，尚书省进上《贞元定格后敕》三十卷。
宪宗元和二年，许孟容等人奉命删定天宝以后敕，至五年毕，编为《开元格后敕》三十卷。
元和十三年，郑余庆等人详定《格后敕》三十卷。
同年，许孟容等人奉诏删定《格后敕》，编成三十卷。
文宗大和七年，刑部奉命详定先前谢登编纂的六十卷《新编格后敕》，去其繁复，编为《格后敕》五十卷。
另，文宗命尚书省郎官各删本司敕，编为《大和格后敕》四十卷。
开成三年，刑部侍郎狄兼谟采开元二十六年以后至开成初年制敕，删其繁者，编为《开成详定格》十卷。
开成四年，两省详定《刑法格》十一卷。
宣宗大中五年，刘瑑等奉命修《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六十卷。
仅以上所列，已显其烦，且仍有制定格、式“而不名书”的情况，尚未举出。其中，格敕的修订尤为繁杂，致使它对社会的影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因具有“令通适变”、“量时立制”的优点，从而可以积极地解决政治矛盾、维护社会秩序、调节生产关系；另方面又因具有随时废立，唯我所用的缺点，而至于干扰律令的正常执行，毁法乱政。例如隋文帝晚年、隋炀帝后期、武则天时期，都曾用法苛刻，用刑残酷，但并没有对开皇律令、大业律令、永徽律令的有关条文作出加重处罚的改动，而是通过颁布格敕来实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