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国
本世纪初，继业已名震东方学界的柔克义之后，美国又出了一位优秀的汉学家和东方学家劳费尔（B.Laufer，1874 —1934）。劳氏通汉、藏、蒙、满、梵、波诸种东方语，其主要研究领域是中亚、西藏史及中国与伊朗关系史，但也写过一些有关蒙古、阿尔泰语系及元代史的论文，如《不儿罕》（《美国东方学会杂志》36，1917），《珊蛮一词的起源》（《美国人类学家》，19，1917）。《鄂多立克到过西藏吗？》（《通报》，1914）。这时，美国的东方学整体上还大大落后于欧洲。除劳费尔外，与蒙元史研究有关的学者值得一提的仅有做过驻俄国、波兰等国外交官的寇尔丁（J.Curtin）。1908年，他出版了两部书，一部名为《蒙古人：历史》，一部名为《蒙古人在俄罗斯》，篇幅都较大，但内容一般。
著名蒙古学家拉铁摩尔（O.Lattimore，1900 —1989）二十年代开始崭露头角，他在北蒙古旅行中得到了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残卷，后归伯希和，对《元朝秘史》研究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他写了大量文章和书，主要是有关中国北部边疆及蒙古政治、历史和地理的，很有影响。曾将1928至1958年发表的此类文章编为《边疆史研究》论文集（1962）。但他的论著偏在近现代，蒙元史方面只写过一些概述性文章。
本世纪中叶以来，美国的蒙元史研究有了很大发展。成就卓著的代表性学者之一是哈佛大学的柯立夫（F.W.Cleaves）。二战前他曾在法国从伯希和学习，并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在我国学者协助下研究《松漠纪闻》，又获得了不少蒙汉文合璧碑铭摹本，这成为他日后主要研究方向的基础。从1948年起，他连续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研究元代蒙汉文碑铭、伊利汗给教皇和法国国王的蒙文信件以及其他蒙古文献的论文，还编刊了重要蒙文史籍罗卜藏丹津《黄金史》（1952）和《蒙古源流》（1956）。他翻译和注释的《元史八邻部人伯颜传》（《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56）多达百余页，是一篇很有份量的元史研究论文。他研究的面很宽，著述丰富，还撰有《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汉文史料和抵达波斯的波斯文史料》等多篇其他课题的文章。主要由于柯立夫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哈佛大学在五六十年代成为举世瞩目的蒙元史研究中心，吸引了许多国外学人前往深造。柯氏积多年之功研究完成的《元朝秘史》英译本已于1982年出版，但其注释卷尚未见问世。
马丁（H.D.Martin）比柯氏略早。三十年代他在绥北考察，发现了元代汪古部的多处墓葬，著有《关于归化城北聂思脱里遗迹的初步报告》（《华裔学志》，3，1939）。其后相继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蒙古与西夏的战争》（1942），《成吉思汗的第一次侵金战争》（1943），《蒙古的军队》（同年）等文。1950年，出版了专著《成吉思汗的兴起及其征服华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四十年代末，老资格的比利时蒙古学家田清波神甫（A.Mostaert，1881 —1971）和苏联蒙古学家鲍培（N.Poppe，1897—1992）先后移居美国，对美国的蒙元史研究推动很大。田清波从1906年到鄂尔多斯传教，一住二十多年，精通蒙语及蒙古事务；后在北京天主教会工作，1948年定居华盛顿附近。数十年中，他撰写了大量研究蒙古语言、部族和文献的著作与论文，尤其是鄂尔多斯研究更是独步天下。到美国后，他与柯立夫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曾协助从事蒙古史籍的编刊和伊利汗信件的研究，并为《黄金史》、《蒙古源流》和《水晶念珠》三书撰写了专篇绪论。他还发表有长篇的《关于元朝秘史的一些段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3，1950；14，1951；15，1952）等重要文章。鲍培战前已是苏联的著名学者，在蒙古语言、文学及元代八思巴字蒙文文献研究方面卓有成就。1949年赴美后，一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执教，吸引和带领了一班美国的蒙古研究者，如克拉德、法夸尔、克鲁格等人。他继续发表蒙古语言、文学方面的研究论文，特别在《元朝秘史》中的古典蒙古语和八思巴字文献研究方面作出很大贡献，先后出版了《蒙古书面语语法》（1954），《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1955）及《八思巴字蒙古文碑铭》（1957，即1941年所出之俄文本《方体字》的英文修订本，由其学生克鲁格编译）等著作。
克拉德（L.Krader）主要研究蒙古游牧民社会组织、血缘关系和封建制度等问题，五十年代以来发表了多篇这方面的论文。法夸尔（D.M.Farguhar）主要研究清代蒙古史，元史方面发表过《元代的官印与花押》（《华裔学志》，25，1966），《元朝政府的结构与职能》（载兰德彰编《蒙古统治下的中国》，1981）等文。克鲁格（J.R.Krueger）著有《蒙古秘史的年代学与书志学》（《蒙古学会学报》，5，1966）和《蒙古源流》的英译本（1967），他的主要成绩是在蒙古语言、文献和卫拉特蒙古研究方面。出于伯希和门下的著名中亚史专家、匈牙利人塞诺尔（D Sinor），在英国剑桥大学执教十余年后，于1962年来到美国印弟安那大学，创立了乌拉尔-阿尔泰学系和内陆亚洲研究所，使该校成为世界著名的内亚研究中心之一。塞诺尔的蒙元史著述，有关于《卡尔平尼行记》中的蒙古词语、完者都致法王信以及蒙古与欧洲关系的研究，《论蒙古的兵法》等多篇。他编纂的《欧亚中部研究导论》（1963）文献目录对蒙元史研究也极为有用。移居美国的老一辈著名学者还有中国的洪煨莲，他于1946年应聘赴哈佛大学执教，是该校深受敬重的汉学权威，他并不专门研究元史，但1951年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发表《元秘史流传考》，凭其版本目录学的深厚根柢对《秘史》与相关史料的相互关系进行缜密考察，无疑是这方面的权威之作。他的另一篇文章《钱大昕的三首元史诗》（《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1956）也触及许多重要的元史问题。中国蒙元史专家札奇斯钦移居美国后受聘于杨伯翰大学，并继续从事蒙古史、元史研究，1988年出版的英文版《蒙古研究论集》中收入了他历年发表的《元代马政诸考》、《蒙古诸汗为何接受西藏佛教》、《元代的中国佛教与道教》等多篇重要论文。早年就移居美国的比利时神甫塞雷斯（H.Serruys）是研究明代蒙古史的著名前辈学者，他有关明初内地的蒙古人，明朝前期与蒙古的关系，以及《华夷译语》等文献的著述，对蒙元史研究也很有参考价值。
五十年代初哈佛大学博士出身的舒尔曼（H.F.Schurm- ann），对元代经济史有出色的研究。他将《元史》卷九三、九四《食货志》译为英文，加以详细注释，于1956年出版。同年，发表了《13世纪的蒙古贡纳制》（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这是一篇精密研究元代蒙古差发赋敛（Alban-Qubǒiri）制度在中国、波斯和斡罗思的实践及演变的高水平长篇论文。他还著有《阿富汗的蒙古人》（1962）和《元代的政治组织问题》（第25届国际东方学大会论文，1963）等。但此后即未见有新著述问世。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汉学家牟复礼（F.W.Mote）对中国思想史、制度史都很有研究。元史方面的著述有《元代的儒者隐士》（Wright编《儒士》，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0），《陶宗仪生平诸考》（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二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954）等篇。其著名论文《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评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论》（《远东》，3卷1期，1961）也涉及元史中的一些问题。
陈学霖于1967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华盛顿大学（西雅图）任教，是六十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学界十分活跃的学者。其主要研究领域为金元史，著述颇丰。元史方面的主要论著有《刘秉忠：忽必烈朝的佛—道政治家》（《通报》，53，1967）、《<汝南遗事>绪论》（《宋史研究通讯》，10，1974）等。1978年，他参与发起召开“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学术讨论会，编辑了一部此次会议的论文集《元代思想与宗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集中收入了他本人的长篇论文《马端临史学思想中的“通”、“变”》。他与罗意果、萧启庆合编《元代人物传》，撰写了王鹗、杨桓、姚枢、杨维中等传（先后刊登于《远东史集刊》）。其近作又有《元大都建城传说》（1986年南京大学国际元史讨论会论文）、《王文统“谋反”事件与元初政局》（台湾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1989）等。劳延煊是1962年的哈佛大学博士，其学位论文为王恽《中堂事记》的译注。其后又发表《元朝诸帝的季节性狩猎生活》、《金元诸帝游猎生活行帐》（载台湾《大陆杂志》26∶3，27∶9，1963）、《<饮膳政要>中的非汉语名词诠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9，1969）等文。现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主要研究元代南方文人的思想与生活。
近二十年来，美国涌现了一批有成就的蒙元史研究者。窦德士（J.W.Dardess）重点研究元代中后期史，撰有《弥勒教起义的转折与明朝的建立》（《亚洲学会杂志》，29，1970）、《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华裔学志》，30，1972—1973）、《郑氏义门：元末明初的社会组织与理学》（《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4，1974）、《元后期浙江的儒学、地方改革与中央集权》（载《元代思想与宗教》，1982）等论文。其所著《征服者与儒士：元后期的政治变化》（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详细阐述了元中叶以后铁木迭儿、燕帖木儿、伯颜、脱脱等人为首的政治集团围绕“儒化”政策及争夺权力展开的复杂斗争及其对元代政治的影响。
罗沙比（M.Rossabi）偏重于内陆亚洲史，尤其是明朝与西域关系史的研究。在元史研究方面也有不少著述，发表过《忽必烈与其家族的妇女》、《元明时代的女真人》、《元代早期的穆斯林》（此文载兰德彰编《蒙古统治下的中国》，1981）等论文。他参与组织1978年召开的“10—14世纪东亚多国关系”学术讨论会，主编了一本此次会议的论文集《China amongEqual-10至14世纪中国与其邻国》（1983），并撰写了“导论”。其后他把撰写一部《忽必烈传》作为自己的重点研究计划，为此翻译了《元史·世祖本纪》，并仔细搜检《史集》、《高丽史》及其他多种文字史料：广泛参阅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经数年努力，于1988年完成并出版了这部蒙元史上最重要人物的长篇传记。罗沙比的汉文相当好，此书在资料利用方面，在忽必烈统治思想和政治、经济政策的分析方面，无疑都比以前爱宕松男（1941）和李唐（1978）写的忽必烈传前进了一步，从历史转变角度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但撰写一部完善的忽必烈传记难度相当大，书中对发生在忽必烈朝的复杂的政治派别斗争和重大制度变革还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
陆宽田（Luc Kwanten）于1972年以《元代的藏蒙关系》获南卡罗来纳大学博士学位。他还先后发表过《元朝皇族的藏语名字》（《蒙古学会学报》10卷1 期，1971）、《成吉思汗征服西藏：是虚构还是真实？》（《亚洲史杂志》，8，1974）、《木华黎评传》（《宋元研究报告》，14，1978）等文章。1979年，出版了一部大型专著《游牧帝国：500年至1500年的中亚史》。这是自格鲁塞《草原帝国》出版40年来第一部西方学者写的同类著作，蒙元时期史是此书的重点部分。作者广泛利用了这40年中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本书内容较前人著作显得更为新颖。但由于涉及面很广，作者对其中许多专门问题难免研究不足，因而失误之处颇多。洪金富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81）上发表一篇书评，详细指摘了书中主要因误引、误解史料（特别是汉文史料）造成的错误。兰德彰（J.D.Langlois）着重元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他于1974年在普林斯顿大学通过的博士论文题为《蒙古统治下的金华学派》。其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虞集和他的蒙古主子》（《亚洲研究杂志》，48，1978），研究了虞集与元文宗的关系及其在当时文治政策中的作用；《元代政治思想中的法律、治国策和<春秋>经》（载《元代思想与宗教》），主要讨论元代学者对传统法律和经世治国思想的研究。
陈恒昭于1973 年以《至元新格》的复原及元代法制研究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此文1979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制传统》，第一部分元代法制研究，第二部分《至元新格》的复原及其英译。这是一部元代法制史研究的力作。葛德卫（D.Gedalecia）为1971年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元代理学家吴澄》。其后又发表有《吴澄理学思想中的古典主义》（《宋元研究集刊》，14，1978），《吴澄的尊德性与道问学》（载《元代思想与宗教》）等文。爱尔森（T.T.Allsen）着重蒙元前期（前四汗时期）史的研究。1979年他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博士学位，学位论文是研究蒙哥汗时代大蒙古国的政治和经济，后经增补、修订，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87），题为《蒙古帝国制度：大汗蒙哥在中国、斡罗思和伊斯兰国家的政策》。此书分别论述了蒙哥汗的中央集权政策和手段、户口编籍、税收以及兵力的征集，各部分的研究均有相当深度。他的语言条件很好，得以利用尚无译本的几种重要波斯文史籍（《五世系》、《木因历史选》、《完者都史》等）和广泛搜检俄罗斯编年史资料。他的几篇专题论文——《蒙古在斡罗思的括户》（《哈佛乌克兰研究》，5，1981）、《13世纪元朝与吐鲁番畏兀儿》（罗沙比编《China amongEqual》，1982）、《西征的序幕：1217年至1237年蒙古在乌拉尔—伏尔加地区的军事经略》（1983），研究都十分精细，颇多新见。
安迪考特·韦斯特（E.EndicottWest），1982 年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其博士论文为《元代的区域和地方政府》，198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政府》。她的其他著述还有《元代早期的决策与人事管理状况》（“10至14世纪中国皇权统治的演变”学术会议论文，1982）、《元代中国的商人团体：斡脱》（1986年南京大学国际元史讨论会论文）等。刘元珠在哈佛大学从柯立夫攻习蒙元史，以《元史·奸臣传》的研究获博士学位，后在威尔斯利学院任教。撰有《虞集<道园类稿>在元史研究中的价值》（南京大学国际元史讨论会论文，后刊于台湾《食货月刊》16卷11、12期合刊）、《蒙元儒吏关系：延祐开科与抑吏》（《庆祝王锺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1993）等。
日本
日本的蒙元史研究始于十九世纪末。以前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基本遵循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这时开始学习西方，许多学者赴欧美考察、留学，并邀请欧洲学者来日讲学，积极引进欧洲的东方学，在著名高等学府创办史学科和研究机构。于是，出现了一批早期的新派“东洋史”学者，他们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方法，加上传统的汉学优势，使日本的东方史研究获得划时代的进步。同时，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了帝俄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特权，加紧推行侵华政策，成立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学术调查部，招罗许多学者为之服务，对东北和蒙古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是三十年代大规模侵华战争爆发后，适应占领和统治中国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了满蒙史和辽金元史研究（吸取所谓“异民族统治中国”的经验）。日本对东北、华北（包括内蒙古）广大地区的占领又使其学者有条件深入各地进行调查，获得了更多资料。在上述历史背景下，日本的蒙元史研究后来居上，迅速跃居世界前列。
著名汉学家那珂通世（1851 —1908）是日本蒙元史研究的开山祖师。其友人三宅米吉也是中国史专家，通晓多种西方语文，1886年赴美、英考察，带回很多西方书籍，对他们共同创建日本的新“东洋史学”起了重要作用。1896年那珂出任东京大学文科大学讲师，主要研究兴趣转向蒙古史。文廷式访日，与那珂及另一位著名汉学家内藤虎次郎（1866—1934）结识，应内藤之求于归国后将一部《元朗秘史》（顾广圻抄本之转抄本）寄赠之。1901年那珂得到此书，用数年之功据汉字音写之蒙文原文译为日文，并利用大量汉文和外文史料（主要从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及多桑《蒙古史》转引）加以详细注释，1907年以《成吉思汗实录》书名出版。其译文较准确，注释中对名物制度、事件多有精辟考证，成为日本蒙元史的奠基性名著。《那珂通世遗书》还收入了他的其他蒙元史著述。
内藤虎次郎的研究领域很广，成就卓著。元史方面的著述有《蒙文元朝秘史》（目睹书谭，1902）、《蒙古开国之传说》（1913）、《宪台通纪考证》（1917）、《地理学家朱思本》（1920）、《元末四大画家》（1920）等篇（参见山根幸夫、大岛立子编《元代史研究文献目录1900—1970》。以下所列日本学者著述皆见此书及野泽佳美的续编：1971—1988，不一一注出发表期刊名和出版社名）。
白鸟库吉（1865 —1942）毕业于东京大学史学科，后一直在该校任教授。1899年出席在罗马召开的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提出著名论文《匈奴、东胡民族考》。后两度赴欧研究并搜集图书资料。1905年创立“亚细亚学会”（后改名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1909年出版刊物（寻定名《东洋学报》）。1908年组织了满铁历史研究部，重点研究朝鲜、满洲历史地理。他本人的研究领域是东北亚、蒙古和西域诸族历史、语言和文化，著述上百种。丰富的研究成果和积极的组织工作使他成为日本“东洋史”学界的领导人物。其与蒙元史有关的著述主要有：《蒙古民族的起源》（1907。此文中改变原来主张的匈奴为突厥说而提出匈奴为蒙古说）、《室韦考》（1916）、《释<高丽史>中所见之蒙古语》（1929）等。他以多年之功完成的《音译蒙文元朝秘史》在1943年出版。后人编辑了他的《全集》。
继那珂之后，专事蒙元史研究、成就最著者是箭内亘（1875 —1926）。他毕业于东京大学史学科，继入大学院深造，1908年加入白鸟领导的满铁历史研究部，到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考察和搜集资料。1914年起在东京大学任讲师、教授。重点研究蒙元制度及历史地理，主要论文有《满洲之元代疆域》（1913）、《元朝怯薛考》、《元代社会之三阶级》（1916）、《蒙古国会“忽里台”考》、《元世祖与唐太宗》（1917）、《鞑靼考》（1918）、《元朝斡耳朵考》、《元代之东蒙古》（1920）、《元朝之官制与兵制》（1921）、《元朝牌符考》（1922）等，考证精审，多有创见。其蒙元史著述均收入论文集《蒙古史研究》（1930），至今仍为元史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
继白鸟之后，研究北亚、中亚诸族历史与语言的巨擘是羽田亨（1882 —1955）。他也毕业于东京大学史学科，受白鸟影响着意攻习阿尔泰系及伊朗系诸语言；继入京都大学大学院深造，后在该校任教，做过京大总长、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羽田语言学造诣甚深，利用了当时在西域和蒙古发现的各种文字新资料，在西域文明史、东西文化交流史、突厥、回鹘史诸方面都有开拓性研究，著述甚丰，几可与同时的伯希和相比。其蒙元史论文有《蒙古驿传考》（1909）、《<元朝秘史>中所见之蒙古文化》（1917）、《元朝对汉文明的态度》（1928）、《关于元朝的海青牌》（1929）、《元朝驿传杂考》（1930）、《关于蒙古的斡脱钱》（1936）等多篇。后人编刊有《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1957）。
早期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在蒙元史方面有重要著述的还有：藤田丰八（1869 —1929），著有《岛夷志略校注》（1911）、《宋元时代之海港杭州（附上海、泉州）》（1916）等；桑原骘藏（1870—1931），著有《蒲寿庚事迹考》1—3（1915—1917，1935年出单行本，有陈裕菁汉译本《蒲寿庚考》）；田中萃一郎（1869—1923），撰有《关于元代官吏的任用法》（1915），并译多桑《蒙古史》为日文（1919，上卷；全译本出版于1933年）；市村瓒次郎（1864— 1947），撰有《金元之际的道教》（1929）、《元朝之实录与<经世大典>》（1930）、《元清两代统治中国之政策》（1939）等文；中山久四郎（1874—1961），撰有《蒙古时代之回回人考》（1915）、《<算学启蒙>与元代之关税与货物》（1916）、《元版 18史略与其正统观》（1938）等文；稻叶岩吉（1876—1940），撰有《元秘史汉译年代辨疑》（1911）、《元寇之新解释》（1938）等文；池内宏（1879—1952），发表过多篇研究元与高丽关系的高水平论文（1917—1930年间），其巨著《元寇之新研究》（1931）利用大量日本史料与中国、高丽史料对勘，考说详明，是研究蒙古侵高丽、侵日战争最完备的著作；他还有《元代地名开元之沿革》（1922）、《元代之怯怜口》（1929）等文。此外，考古学家鸟居龙藏（1870—1953）对东蒙古辽金元遗址的调查，津田左右吉（1873—1961）等满铁调查部人员关于辽金元时代东北与蒙古历史、地理的研究，对元史研究者都有参考价值。
有高岩（1884 —1968）是较早就重视元代社会、经济和法律研究的学者，发表有研究元代海运、钞法、奴隶、科举、农民生活、法律特点、有关婚姻之法律、司法制度—以约会制为中心、僧侣与社会、财政经济与社会、诉讼审判制度等十多篇论文，并撰写《东洋中世史》（1939）元代部分。青木正儿（1887—1964）是日本研究元曲的泰斗，著述甚丰。和田清（1890—1963）是杰出的明代蒙古史专家，其著名论文如《内蒙古诸部落的起源》（1921）、《明初之经略蒙古》（1930）、《兀良合三卫研究》（1930、1932）、《北元世系考》、《扩廓帖木儿之死》（1933）等，都涉及元代蒙古部落及地理；还撰有《元代开元路考》（1928、1933）、《元征东都元帅府考》（1936）等文。1959年出版了他的论文集《东亚史研究·蒙古篇》。著名东方学家石田干之助（1891—1974）研究领域广泛，注重西方学者成果的介绍，元史方面也撰有《关于蒙古西征的二三疑问》（1914）、《文永之役蒙古军所用“铁炮” 考》（1917、1918）、《关于<至元译语>》（1934）、《元代工艺家尼泊尔王族阿尼哥之传记》（1941）等多篇。岩井大慧（1891—1971）偏重元代宗教史研究，重要论文有《元初帝室与禅僧之关系》（1921，主要研究中观、海云师徒投附蒙古及成吉思汗对禅僧的优待）、《元代喇嘛僧与初夜权》（1932）、《元代之珊蛮教》（1935），《成吉思汗即位与巫觋》（1950）等篇，其他方面的著述有《元代经济史上之一新资料》（1936）、《元代之东西交通》（1939）等文。青山公亮（1896年生）早先研究元与日本、高丽三边关系，三十年代后着重蒙元统治制度的研究，主要论文为《成吉思汗时代的所谓汉官（特别是“行省”）考》（1933）、《元朝地方行政机构之一考察》（1940，重点研究路府州县达鲁花赤），专著《元朝尚书省考》（1951）。此外，有蒙元史撰述的还有著名学者石浜纯太郎（主要论文有《元朝秘史蒙文札记》、《元朝秘史考》等）、神田喜一郎（主要论文有《元昭宗“宣光”年号考》等）等人。
三四十年代，日本蒙元史学界涌现了一批学者，二战以后他们继续在这个领域努力耕耘，获得更大成就，成为日本蒙元史研究的台柱和领头人物。这一代学者总体上比前辈研究的面更广，开辟了许多新的课题，论文和著作的数量大大增加，学术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把日本的蒙元史研究推进到新阶段。
安部健夫（1903 生）三十年代初就在元代法制研究方面作出成绩。1930年北平图书馆影印出版了残存的《大元通制》“条格”部分，次年，安部在《东方学报》（京都）上发表《<大元通制>解说》一文，论证它是继承“古律”（唐、宋律，特别是金泰和律）制定的元代法典，并指出其意义在于标志着元朝从“蒙古至上主义”转向“中华至上主义”的演变。1932年他又发表《<元史·刑法志>与“元律”之关系》，驳正浅见伦太郎提出的《刑法志》来源为所谓“元律”的误说。1950年，他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时任所长）组织并主持《元典章》研究班，着手对其“刑部”部分进行会读研究，参加人员先后有岩村忍（组长）、田中谦二、山崎忠、宫崎市定、吉川幸次郎、田村实造、佐伯富、藤枝晃等，1959年出版了第一批研究成果《元典章研究》（《东方学报》特刊），并先后编印了《元典章索引稿》多册（油印）。这项工作持续到1964年，也就是安部去世（1959）后五年才出版了最后成果《元典章·刑部》校定本第一册（岩村忍、田中谦二校定。第二册于1972年出版）。安部发表的蒙元史研究重要论文还有《元代“投下”语原考》（1938）、《元代包银制研究》（1954）、《读<元典章>札记三则》（1958）和《元代知识人与科举》（1959）等篇，后人编刊了一部他的论文集《元代史研究》（1972）。他还专长西域史、清史，其名著《西畏兀儿国史研究》（1955）中，元代畏兀儿史是重要组成部分。
岩村忍（1905 生）前期的著述有《13世纪东西交涉史序说》（1939）、《蒙古的欧洲远征》（1941）、《蒙古史杂考》（1943）、《马可波罗研究》（1948）等几本书和《拔都卒年考》（1940）、《<元史·速不台传>之西征纪事》（1941）、《元朝奥鲁考》（1942）等论文，着重在蒙元与西方关系的研究。1950年参加组织和领导元典章研究班，此后主要研究元代法制与经济史，前者有《元朝之笞杖刑》（1952）、《元朝法制中的人命赔偿—— 烧埋银与私和钱》（1953）、《<元典章·刑部>之研究——刑罚手续》（1954）和《元代之肉刑》（1964）等几篇论文，后者有《五户丝与元代地方制度》（1962）、《元代纸币之膨胀》（1964）两篇力作。1968年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出版了他的专著《蒙古社会经济研究》。
吉川幸次郎和田中谦二是继青木正儿之后的著名元曲专家，在这方面都有丰富著述（主要是元杂剧的研究、译释）。吉川的长篇论文《元诸帝之文学》（1 —5，载《东洋史研究》1943—1944）最早注意到蒙古皇帝乐于学习汉文化并具有一定汉文水平的事实（后来德国傅海波对此作了更完备的研究）；参加《元典章》研究期间，撰有《<元典章>中的汉文吏牍文体》（1954）。田中谦二兼通蒙文，安部去世后由他主持《元典章·刑部》的会读，撰有《<元典章>中的蒙文直译体之文章》（1962），引用大量元代蒙汉双文碑刻及其他白话（主要是戏曲、小说）资料，分析与直译文213 体相对应之蒙文语法意义，对理解元代此类文献极有帮助。后对此文作了修订，与上述吉川文合刊，作为《元典章·刑部》校定本的附册。宫崎市定是日本中国史学界的权威，研究领域极广，著述等身。其有关元史的重要论作有《宋元之经济状况》（1938，《东洋文化史大系》之一节）、《宋元时代之法制与裁判机构——<元典章>编成之时代、社会背景》（1954）、《以元朝治下的蒙古官职为中心之蒙汉关系——恢复科举之意义再探》（1965）等篇，还撰写了几种大型中国史著作的宋元部分。田村实造的研究领域为辽金元清北族诸朝史，特别是辽史。三十年代他曾参加内蒙古辽代遗址考古调查（后著有《辽庆陵》），找到乌丹城附近的汉—蒙文元碑（竹温台碑和张应瑞碑），撰文作了介绍（《蒙古学》，1937）；并参与东亚研究所组织的所谓“异民族统治中国事例”的撰写。其蒙元史论文有《元札鲁忽赤考》（1930），《阿里不哥之乱——从蒙古帝国到元朝》（1955）、《蒙古族开国传说与移居问题》（1964）、《<元朝秘史>中所见之蒙古族谱系——朵奔篾儿干与海都》（1965）等多篇。其代表性著作是《中国征服王朝之研究》（中册，[金、元]，1971）。山崎忠精通蒙古语，所撰蒙元史重要论文有《别里哥文字考》（1954，《元典章》研究之一）和《有关保护道教之元白话碑—— 与八思巴字蒙古文并存之二、三资料》（1955），均载《东方学报》；还有多篇研究《华夷译语》的论文，惜其早亡（1956），未能继续其研究。藤枝晃三十年代末写过几篇研究马可波罗行记的论文，后来他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成就很大。
小林高四郎（1905 生）前期主要研究《元朝秘史》及相关蒙古史籍，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941年出版了《秘史》译注本，并出了两种《黄金史》译注本（1940、1941），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则是1954年出版的总结性专著《元朝秘史的研究》。此外，还撰有关于斡脱钱、怯怜口、投下等问题的研究文章（1935—1938年），翻译了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1942）。他从国外带回伊斯坦布尔本《史集》及其他多种波斯文史籍抄本摄影，1947年撰《拉施都丁书所见民俗学资料》一文，对“金册”、蒙古世系和各部落起源传说作了细致研究。1958年，受京都大学元典章研究班工作的启发，他与小竹文夫协同组织东京的一批中青年元史研究者（岡本敬二、小林新三、长濑守、大薮正哉、海老泽哲雄等）开办中国刑法志研究会，首先进行《元史·刑法志》的专门研究，1960年完成后，又接着研究《通制条格》，1964年出版了他和岡本敬二合编的《通制条格研究译注》。在此前后，还发表有《成吉思名字考》（与佐藤诚合撰，1957）、《元代东西文化交流》（1970）、《元代法制史上的“旧例”》（1977）等文和一部成吉思汗传记（1960）。1983年出版了其论文集《蒙古史论考》。
青木富太郎（1908 生）对元明清蒙古史都有研究，蒙元史方面的著述前期有《元朝初期之社会形势》（1934）、《蒙古忽里台考》（1935）、《蒙古兴起时期游牧民之掠夺》（1936）、《元初行省考》（1938、1940）、《元代的羊马抽分》等论文和《蒙古之民族与历史》（1941）一书，战后发表过《古代蒙古的幼子继承制》（1955）、《元代色目人之活跃》（1961）等文和《马可波罗旅行记》日译本（1954、1983）。
这一代日本蒙元史学者中，成果最丰硕者除上述岩村忍、小林高四郎外，当推村上正二和爱宕松男。村上正二（1913 生）三四十年代间就在《史学杂志》、《东方学报》等著名刊物发表研究元代之斡脱钱、元世祖朝之财政政策、元代兵制、“投下”之意义、奥鲁制度、达鲁花赤、泉府司与斡脱、地税等问题的论文十余篇。战后数十年来著述不辍，出了许多新成果，重要论文有《成吉思汗帝国建立之过程》（1951）、《蒙古朝治下封邑制的起源》（特别研究“莎余儿合勒”、“忽必”、“奄出”相关问题，1962）、《蒙古部族社会之珊蛮氏族》（1963）、《蒙古部族的族祖传承》（特别研究部族制社会的构造，1964）、《蒙古帝国建立前之游牧诸部族》（以《史集·部族志》为中心的研究，1965）、《宋金战争期间之太行义士》（1979、1981）等多篇，并为几种大型世界史、亚洲史著作撰写蒙元史部分。他的《蒙古秘史》译注本（第1卷，1970；第2卷，1972；第3 卷，1976），特点着重于史事、制度的考释，在《秘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最近出版了他的自选论文集《蒙古帝国史研究》（1993），从数十篇论文中仅精选9篇收入，可见其对学术的严谨态度。
爱宕松男（1912 生）的元史研究也是从三十年代开始，战前先后发表有关元代之录事司（1936）、色目人（1937）、都市制度（1938）、李璮之乱（1941，此文着重考察其政治意义——蒙古统治下的汉地封建制向州县制的转化，并首先对汉人世侯问题作了研究）、海运（1942）、元朝对汉人的政策（1943）等方面论文十余篇，出了一本忽必烈传记（1941）。五十年代以来他的主要元史研究成果一是马可波罗研究，发表过几篇论文（关于在元年代、地名的考订），出版了《马可波罗行记》的译本（1954、1971，名为《东方见闻录》）；一是元代经济史研究，重要论文有《元朝税制考——税粮与科差》（1965），《斡脱钱及其背景——13世纪蒙元朝银的动向》上、下（1973），《元朝斡脱资本之进入南海贸易》（1979）等多篇。1988年出版了《爱宕松男东洋史学论集》第4集（元朝史）。他还有契丹史、中国陶瓷史等方面的著作。
三十年代开始从事蒙元史研究的学者还有驹井义明，撰有《蒙古乞颜氏考》（1937）、《成吉思汗称号考》（1940）、《起辇谷考》（1941）、《论元宪宗》（1942）等多篇论文，著作有《蒙古史序说》（1961）。藤野彪，主要著述为五十年代发表的《元代的迁转法》（1951）、《关于朱清、张瑄》、《元代的行大司农司——世祖朝之经理》（1953）以及《元朝的金融政策》（1955）、《元朝的经理》（1957）等篇。
还有几位同时代学者在蒙元史研究方面有重要著述。鸳渊—（1896 生，研究满蒙史），撰有《元征东行省考》（1929）、《八思巴字所记元代汉字字音》（1930）、《蒙古诸部之起源与蒙古种族问题》（1954）、《初期蒙古族之法的规制》等论文。植村清二（1901生），撰有《关于<元朝秘史>之“跋”的疑问》（1931）、《乃蛮小考》（1961）等文，其最重要的成果是长篇论文《察合台汗国的兴亡》1—4（1941、1942刊载于《蒙古》）。樱井益雄，撰有《汪古部族考》、《怯烈考》（1936）。蒙古语言学家服部四郎，三十年代曾在呼伦贝尔进行语言调查（写有研究报告），他将《元朝秘史》翻译为蒙文，但只出了第一卷（1939），重要的是完成了一部《<元朝秘史>中表示蒙古语之汉字的研究》（1946）；还发表了几篇就其《蒙文元朝秘史卷一》与小林高四郎的讨论文章（1940），以及《元秘史音译本源典八思巴字说》（1951）等论文。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专家前岛信次（1903生），五十年代发表有《忽必烈副枢博罗考》、《泉州波斯人与蒲寿庚》、《泉州蒲氏兴起年代考》、《元末泉州与回教徒》、《元代哈的大师考》等文，并译出《伊本拔图塔行记》（1955）。山本达郎，对元初侵略安南、占城、缅甸的战争以及与诸国的关系做过系列研究（1939—1941）。以研究中国法制史著称的仁井田升，有多篇有关元代法制的论文：《元明时代之典当契约研究》（1938）、《<元典章>之成立与<大德典章>》（1940）、《元代刑法考》（1941）、《元明时代之村规与佃作证书》（1968）等。三十年代，一批日本考古学者在“东亚考古学会”的组织下，深入内蒙古各地进行多次调查，主要成果有水野清二、江上波夫所编《内蒙古长城地带》（1935）和原田淑人所编《上都——蒙古多伦诺尔的元代遗址》（1941）。原田淑人和驹井和爱都撰有元上都城遗迹的发掘调查报告（1938、1940），江上波夫撰有《百灵庙鄂伦苏木元代汪古部王府址之发掘调查》（1942）、《汪古部之景教及其墓石》（1951）等文。研究东方基督教史专家佐伯好郎撰有《内蒙古百灵庙附近之景教遗迹考》及续考（《东方学报》，1939、1940）。
前田直典（1915 —1949）是一位极聪敏、勤奋的学者，1939年东京帝大东洋史学科毕业后即疾病缠身，仍顽强不息，短促一生中写下了多篇高水平的论文。关于元代钞法，有《元纸币的式样》（1943）、《元代之货币单位》、《元代钞的发行制度与流通状态》（1944）和《元代纸币的价值变动》（1947）构成对元钞法全面的研究；其《元朝行省的成立过程》（1945）一文对蒙元时代行政机构作了精细研究；《十世纪时代之九族鞑靼》（1948）是他研究从回鹘汗国灭亡到蒙古国建立这段历史时期漠北诸部族历史的第一篇论文，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创见，惜因早逝而未能完成这一重要课题的系列研究。尽管他的著述不多，但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元史研究者之一，1973年出版了他的论文集《元朝史研究》。
佐口透（1916 生）着重于蒙元时代中亚史特别是察合台汗国的研究，撰有《伊斯兰世界之察合台兀鲁思》（1941）、《察合台汗及其时代》、《14世纪大汗国与西方三王家的连带性——察合台兀鲁思研究》（1942）、《蒙古统治时代之畏兀儿》、《元代中亚站赤考》、《元代塔里木南边地带》（1943）等一系列论文。五十年代后主要研究清代中亚史，元史方面的重要著述有《蒙古帝国中之庸兀人》（1950）、《蒙古帝国与西洋》（1977，《东西文明之交流》丛书中的一种），并出了多桑《蒙古史》全书新译本（1—6，1968—1979）。
护雅夫的研究领域为古代北亚史，特别是突厥史和蒙元史。后一方面的重要著述有《探马赤部族考序说》、《元初之探马赤部族》（1944）、《那可儿考》、《那可儿序说》（1952）、《<元秘史>之“斡孛黑”语义考》（1955）、《元代畏兀儿土地买卖文书一通》（1963）等论文，著有《游牧骑马民族国家——“苍狼”的子孙》（1967），并出了卡尔平尼、卢勃鲁克行记的译本（1966、1979），参与编撰大型世界史著作中的《北亚史》（1981）。
野上俊静专长于元代佛教史特别是喇嘛教研究，四十年代以来发表有关于元代之功德使司、佛道两教之争、宣政院、上都之佛教、帝师、佛教徒与释囚问题、喇嘛教与汉人佛教、喇嘛教与民众等一系列论文，均收入其论文集《元史释老传之研究》（1978）。窪德忠是道教史专家，对金元道教特别是全真教很有研究，撰有《金元时代道教概说》（1943）、《金元道教团之性质》（1951）、《初期全真教的发展过程》（1954）、《元代佛道论争研究序说》（1964）、《全真教之成立》（1966）、《元代佛道关系——以<至元辨伪录>为中心》（1987）等论文。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薮内清，四十年代以来发表了多篇有关元代科学技术的论文，他主编的《宋元时代科学技术史》（1967）汇集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科学研究班成员在天文历法、数学、农业、医药、军事等专门领域的研究成果。
二战之后继踵而起的蒙元史学者中，本田实信的成就十分引人注目。1949 年他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继入大学院攻读蒙古史，开始了从波斯原文翻译《史集》的宏伟工作，并依据《史集》与《秘史》及其他汉文史料对勘，撰写了《成吉思汗十三翼考》（1952）、《成吉思汗的千户》（1953）两篇论文，取得突破性进展。其后到剑桥大学攻读伊朗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领域扩展到伊朗中世史特别是伊利汗国史。发表论文有《伊利汗国之Iqta制》、《合赞汗之税制改革》、《成吉思汗之军制与部族制度》（1961）、《蒙古人之誓词》、 《13、14世纪波斯语文献中之突厥、蒙古语》（1965）、《阿母河行省考》（1967）、《蒙古之游牧官制》（1982，主要依据伊利汗国末期文献《有关官职任命之书记规范》研究营帐官 Yurtchi与掌管遗失物bularghuchi）、《札剌亦儿朝之蒙古异密》（1983）、《孙丹尼牙建都考》（1987）等多篇；《史集》译注工作继续进行，已完成《部族志》部分（刊印中）。著名蒙古语专家小泽重男对中古蒙语有精深研究，五十年代以来发表了多篇考释《元朝秘史》用语的论文，其巨著《<元朝秘史>全释》（5册，1984、1988）着重语言学的考释，把《秘史》研究水平大大推进了一步。
岡本敬二是东京中国法制史研究会进行的《元史·刑法志》研究和《通制条格》研究两大项目的主要参加者，并是这两部《研究译注》的主编。此外，他还撰有《元代之怯怜口与媵臣》（1953）、《元代之法律》（1961）、《<吏学指南>之研究》、《<元史>学规篇分？析》（1962）、《元代之奴隶制》（1968）等多篇论文。胜藤猛参加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元典章研究班的工作，其间撰有重要论文《关于元朝初期的胥吏》（1958）。后与岩村忍合著《大蒙古帝国》一书（1965），并著有《忽必烈汗》（1966）、《成吉思汗——草原世界帝国》（1972，“人与历史丛书”之一）两部传记，以及《旭烈兀西征》（1971）等论文。井之崎隆兴对汉人世侯做了两方面的专题研究，分析了河北和山东地区两种类型的世侯（1954）以及世侯在元朝建立过程中的作用（1961）；他还撰有《元代“社”制的政治考察》（1956）和《元代竹专卖及其意义》（1957）。山口修主要研究元朝侵日战争（1961）及相关日本史料，著有《蒙古袭来——元寇之真实记录》一书（1964）。伊藤幸一就元朝建立前后蒙古族的社会经济——畜牧、矿业、货币、土地所有制（游牧社会的封建制）、“森林之民”等问题写了几篇论文（1955—1963），出了一本《蒙古社会经济考——以元朝成立期为中心》（1965）。
丹羽友三部主要研究元代官制，著述颇多，先后发表阐述元代地方行政系统、行省制度、达鲁花赤、御史台和地方监察机构以及监察官分巡制度、仓库制度、枢密院和行枢密院、俸禄制度、诸寺监机构等备方面论文十余篇，并校订、译注了《宪台通记》（1968、 1969，分两篇刊载于《三重法经》）。此外，他还撰有《<岛夷志略>成立年代考》（1953）、《元代中国爪哇交涉史》（书、1953）以及研究元征爪哇问题的三篇论文（1954、1972、1974）。其后，牧野修二在元代官制研究方面更为深入、细密，先后发表有《十道宣抚司——忽必烈政权集权化的布局》（1965）、《元朝中书省的建立》、《关于元代升官规定之一考察——特别是汉、南人路府州县官的情况》（1966）、《元代勾当官体系之研究》1—5（1972—1976）等论文。《勾当官》一文经补订于1979年出了单行本，分五章考察了见习吏员、司吏、书吏、典吏、令史与掾史，是对元代吏制中最重要部分的系统、深入的研究。他又研究元代教育，撰有《元代之儒学教育——以教育课程为中心》、《关于元代庙学书院之规模》（1979）、《元代生员之学校生活》（1980）等文。近年发表的论文有《成吉思汗攻金》1—3（1986—1988）和《金末元初士人的转变》（1987）。宋史专家柳田节子着重于乡村各阶层地位及其赋役负担研究，兼及元代，撰有《元代乡村之户等制》（1977）、《元朝治下农村社会之回民》（1986）等文，其代表作《宋元乡村制研究》（1986）对了解元代乡村社会结构很有帮助。
海老泽哲雄曾参加《元史·刑法志》的集体研究，并撰写《有关“约会”的记录》（1962）。他研究的课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蒙元制度，发表有关于封邑制度（1962、1966）、探马赤军、蒙古军人与汉人奴隶（1966）、投下制度（1967）、怯怜口（1969）、东道三王家（1973）以及僧道免税问题（1986）等论文多篇；二是蒙古与西方的关系，撰有《蒙古帝国·西域交涉史上的一个问题——关于野里知吉带致路易九世信》（1976）、《论蒙古帝国的对外文书》（1979）、《所谓“蒙古使节”访问路易九世事件》（1980、《关于1285年阿鲁浑汗致教皇信》（1982）和《蒙古帝国对外文书管见》（1987）。
吉田顺一着重古代蒙文历史文献和蒙古游牧经济及社会制度的研究，著述颇丰，主要论文有《元朝秘史之历史性》（1968）、《罗卜藏丹津黄金史引用之秘史》（1972）、《阿萨拉格齐史与秘史》（1978）、《11—13世纪蒙古人之游牧与狩猎》（1981）、《蒙古帝国时代蒙古人的游牧与转移》（1983）等多篇，并撰文就游牧封建制问题和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提出自己的见解。萩原淳平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明代蒙古史，蒙元史方面也有几篇重要论文：《木华黎王国的成立过程》（1978）、《木华黎国王麾下探马赤军考》（1977）和关于这个问题的《再论》（1982，与杨志玖讨论）、《成吉思汗陵墓与鄂尔多斯——以忽必烈的蒙古政策为中心》（1987）。
大薮正哉对元代的宗教（主要是佛教）政策和法规做了一系列专门研究，论文课题包括有关僧人的出家与度牒法令、僧尼犯罪问题的规定（为《元史·刑法志》研究之一）、民间信仰的法令、僧人税粮与词讼的规定、和尚头目、江南之佛寺道观等各方面。其《元代法制与宗教》一书（1983）汇集了上述研究成果。竺沙雅章对宋元佛教有精细的研究，撰有《元代白莲宗之一考察》（1980）、《宋元代之慈恩宗》（1983）、《宋元代杭州寺院与慈恩宗》、《宋元版大藏经考》（1984）、《宋元佛教与庵堂》（1987）等多篇论文。稻叶正就是研究西藏史和藏传佛教的专家，他与著名藏学家佐藤长合译了重要的元代藏文名著《红史》并加诠释（1964），此外还发表有《元帝师考——以<红史>为史料》（1960）、《有关元帝师的研究——以系统和年代为中心》（1965）、《元代五台山之佛教》（1962）、《元喇嘛僧胆巴考》（1963）等论文。藤岛建树也主要从事元代宗教的研究，先后撰文论述了元朝统治者的崇佛、后妃的佛教信仰、统领佛教的中央机关宣政院及其与权臣的关系、集贤院与正一教、元朝政治与佛教、禅僧中峰明本、笑隐大昕、全真教在蒙古政权治下河东地区的发展等问题。此外还撰有《元朝治下汉人一族之进展——藁城董氏》（1986）。
近二十多年，日本又连续出现了许多有成绩的蒙元史研究者。植松正侧重于元代法制与江南地区的研究，相继发表了《关于江南豪民朱清、张瑄——以其被诛与财产抄没为中心》（1968）、《汇辑<至元新格>并解说》（1972）、《关于元初江南的征？税体制》（1974）、《元代条画考》1—8（1978—1983）、《有关元初法制之一考察》（1981，着重研究其与金制相关者）、《元代江南地方官的任用》等论文，并编制了《元典章年代索引》（1980）。其《条画考》汇辑散见于诸书的元政府历年所颁各类条画，按时间先后编排，并加说明，为研究元代各项政策法令提供了便于利用的资料。原山煌的研究领域为蒙古史，主要论文有《北亚游牧民族史研究之一视点》（1971）、《蒙古狩猎考》（1972）、《关于蒙古游牧经济之脆弱性》（1982）以及关于《元朝秘史》版本等问题的研究论文多篇，并编集了一本收录很全的《元朝秘史有关文献目录》。大岛立子主要研究元代政治与诸色户计，撰有《元朝统治汉族之一考察——以军户为中心》（1971）、《元末农民叛乱的背景——江北地区的情况》（1977）、《元代户计与徭役》（1980）、《元代的儒户》（1981）、《元代湖广行省的统治——以对溪洞民的政策为中心》（1985）等论文；最近出版的著作《蒙古之征服王朝》（1992），第一篇综述元朝前期史和统治机构，第二篇研究了元朝的税制和诸色户计中的匠户、军户、儒户，这一部分是作者多年研究的着力点。太田弥一郎研究重点也是户籍与赋役制度，论文有《元代的汉军户及其农业生产》（1974）、《元代站户的形态——以马站户和水站户为中心》（1977）、《元代之种佃户》（1979）、《元代之哈剌赤军与哈剌赤户——探马赤户之理解》（1981）、《元初之合户制与课税户》等多篇。
池内功对汉人世侯作了更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其系列论文《蒙古经略金国与汉人世侯的形成》1 —4（1980—1981）搜集了河北、山东和山西地区四十多家大小“世侯”资料，修订了爱宕松男所列“世侯分布表”，并一一分析了他们归降蒙古的方式和在蒙古攻金中的作用。《李全论》（1977）、《史氏一族与蒙古攻金》（1980）和《阿里不哥战争与汪氏一族》（1986）分别考察了三家世侯的不同背景、地位及其与蒙古统治者的关系。相关论文还有《忽必烈政权的成立与其麾下汉军》（1984，研究忽必烈建立以汉军为主的直属军的原因以及汉军在战胜阿里不哥中的作用）等。松田孝一对分封制度作了多项深入的个案研究，利用波斯文史料与汉文史料相比勘，取得了突出成绩。其《蒙古的汉地统治制度——以分地分民为中心》（1978）、《元朝的分封制——以安西王事例为中心》（1979）、《旭烈兀的东方领地》、《云南行省的成立》（1980）诸文研究了蒙古贵族的汉地食邑分封和宗王封藩出镇制度；《海山之出镇西北蒙古》（1982）和《灭里帖木儿及其势力》（1988）研究了漠北地区镇边宗王的权力和阿里不哥家族受封的蒙古军民。
杉山正明着眼于大蒙古国的构成——成吉思汗子弟分封和东西道诸兀鲁思的研究，论文有《蒙古帝国之原像——以成吉思汗一族分封为中心》（1978）、《忽必烈政权与东道三王家》、《豳王出伯及其谱系——元明史料与波斯文<贵显世系>的比较研？ 究》（1982）、《两支察合台家族》（1983）、《1314年前后之元西境兀鲁思札记》（1987）等多篇。他在波斯文史料的搜集方面花了很多功夫，以波、汉文史料对勘方法研究蒙古史，故能多有创获；在本田实信主持的《史集》译注工作中他起了很大作用。此项工作的另一重要参加者志茂硕敏专长于伊利汗国史研究，主要论文有《合赞汗政权的核心群》（1979）、《伊利汗国建立后的原“阿塞拜疆军政府”军队》（1980，即拜住所统蒙古镇戍探马军）、《合赞汗死后伊利汗国蒙古诸势力的消长》（1981）、《伊利汗国的蒙古人》（1984）等篇。作者利用《史集》、《瓦撒夫史》、《完者都史》、《史集续编》、《史选》、《也里史》等多种波斯文史籍，非常详细地论列了来到伊朗的蒙古军各部万夫长、千夫长及其后裔在伊利汗国历史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伊利汗国史的还有北川诚一和井谷钢造，撰有论述蒙古征服和统治波斯、谷儿只和鲁迷苏丹国的论文。加藤和秀在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方面很有成绩，主要论文有《察合台汗国的建立》（1978）、《怯别与牙撒兀儿——察合台汗统治体制的确立》（1982）等篇。研究元代蒙古地区和西域诸兀鲁思史的还有：堀江雅明，发表论文《蒙元时代的东道三兀鲁思研究序说》（1982）、《帖木格斡赤斤及其子孙》（1985）、《霍格欣德尔碑与宣威军城址》（1988）；村岗伦，论文《昔里吉之乱》（1985）、《海都与中亚——以塔剌思大会为中心》（1988）；福岛伸介，论文《关于12—13世纪蒙古社会中的“兀鲁黑”——作为亲族构造论之外婚集团分析》（1985）；宇野伸浩，论文《槐因·亦儿坚考——蒙元朝之森林诸部族》（1985）、《蒙古帝国之斡耳朵》（1988）。
片山共夫对怯薛组织进行了一系列专题研究，发表的成果有怯薛轮番制、怯薛职掌、怯薛与元朝官制、怯薛出身者的门第、昔宝赤、必阇赤、玉典赤和八剌哈赤等各个课题的论文；其他方面的论文有《从阿合马被暗杀事件看忽必烈朝政治》（1983）、《元代的士人》和《元代的乡大夫》（1984）。大叶升一主要研究军事制度，论文有《元代的侍卫亲军——以蒙古、色目人军队为主体》（1979）、《关于蒙古军队的编成》（1980）、《蒙元朝的称海屯田》（1982）、《元代的探马赤军》（1984；又《再论》，1988）、《蒙元朝的军队组织——以指挥系统和编成方法为主》（1986）等多篇。莲见节发表有《元朝治下的蒙古地区——以“所部”、“投下”与“爱马”为中心》（1980）、《探马赤考》、《<元秘史>所见之“阿勒斤赤”？与“莽来”》（1982，按：两词皆意为“头哨”）、《蒙古军的移动与“奥鲁”》（1985）、《< 史集>左翼军与木华黎军的编成问题》（1988）诸？文，研究重点为蒙古军制。井户一公则就侍卫亲军的成立、诸卫的设置、侍卫亲军的构成与军官问题分别撰文作了论述（1982、1983、1984）。
森田宪司注重利用碑刻资料，撰有《元前期石刻中所见之科举制度用语》（1982，主要研究“前进士”问题）、《围绕济南路教授李庭实考察碑文撰者教官阶层》（1983）、《李璮叛乱之前——根据石刻史料》（1988，此文对《元史》李传有重要的补正）等文。西尾贤隆主要研究佛教史，撰有《元代江南统治中的佛教》（1971）、《元代的丛林经营》（1973）、《元代的童行》（1975）、《元代的中峰明本及其道俗》等文。北村高也发表有这方面文章：《元朝色目人也里迷失的佛教活动》（1981）、《高丽王王璋之崇佛》（1985）等。
蒙 古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蒙古国语言、文学、历史等学科的研究逐步发展，四十年代以来更有显著进步。
1926年，札木扬在车臣部一个永谢布台吉家发现了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查姆察兰诺撰《17世纪的蒙古编年史》一文作了详细介绍和研究（载《苏联东方学研究所著作集》，1936），1937年此书木刻本在乌兰巴托出版。这是蒙古研究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满、汉文蒙古史料的翻译工作有组织地进行，先后有《圣武亲征录》、《元史》、《元典章》的蒙文译本（部分）。最重要的成绩是达木丁苏隆将《元朝秘史》（根据汉字音写蒙文，参考俄人柯津转写本）译成了现代蒙文书面语（1947年出版；1957年又以“新文字”即斯拉夫字母蒙文出版），并将见于《黄金史》而《秘史》原本没有的内容补入相应段落。达木丁苏隆是一位杰出史学家和文学家，他还著有《蒙古文学简史》（1957年出版，已有汉译本），书中对《秘史》及有关蒙元时代的其他历史文学作品如《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等作了较详细评介。
五十年代，蒙古和苏联学者合作编著了第一部《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1954 年俄文版，1955年蒙文本）。蒙古方面参加者主要有锡林迪布、达木丁苏隆、纳察克多尔吉、彭楚克诺尔布、普日勒等。1956年，蒙古、中国、苏联联合发起由三国学者合作编著一部多卷本蒙古通史，先后在乌兰巴托和莫斯科召开了讨论会，拟定了详细提纲和分工计划。后中、苏两国学者没有参加撰写，由蒙古国学者于1961至1965年间独自编纂完成了三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1966至1969年出版。第一卷第二部分是蒙古兴起迄于十六世纪的蒙古诸部。纳察克多尔吉撰写了第一篇第二章蒙古封建国家的形成，第三章成吉思汗的征略，第二篇第一章窝阔台时代的蒙古帝国，第三篇第三章元代的蒙古地方，以及第四篇十四至十六世纪的蒙古三章，承担份量最多。伊西札木茨撰写了第二篇第二章贵由和蒙哥时代的蒙古帝国，第三篇第一章元朝的建立（与达赖合撰），第二章十三世纪后半叶、十四世纪前半叶的元朝，第四章西北三汗国，第五章蒙古帝国的灭亡。比拉撰写了第三篇第六章蒙古帝国的对外关系，第七章十三—十四世纪的蒙古文化和第四篇第四章封建割据时代的蒙古文化。各章作者也就是蒙古国的主要蒙元史专家。
普日勒兼长历史与考古，着重辽代至元代的研究。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他进行了一系列重要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包括苏联学者吉谢列夫领导的和林城等处发掘），收获甚丰。所撰《蒙古境内的辽代城市和居民点》（载《蒙古考古集》，莫斯科，1962），全面介绍了土拉河支流喀鲁哈河旁青托罗盖故城（辽代镇州）及其东、西二小城，克鲁伦河上游温都尔汗西之二故城，中游之巴尔斯和屯一号故城等十余处辽代城寨遗址，并对照《辽史》等汉文史料作了考证。这是他五十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考古报告的总结。他还撰有《关于克鲁伦巴尔斯故城的发掘与研究》（据载为顺帝北迁时所建）、《关于蒙古和民主德国联合考察团的工作》（介绍成吉思汗曲雕阿兰大斡耳朵的发掘，载《苏联考古学》2卷6期）、《契丹人及其与蒙古人的关系》、《蒙古古代及中世纪城镇简述》、《成吉思汗石题铭》、《10—11世纪斡难——怯鲁连诸部》、《8—12世纪斡难——怯鲁连蒙古人》等多篇文章。根据考古和历史地理调查，他写了一本《秘史地名考》（1958），其中一些地名的古今勘同颇有参考价值。
纳察格多尔吉三十年代末就开始从事蒙古史研究，成果相当丰富，研究领域包括元代至清代各个时期，在档案资料的发掘和社会制度的研究方面很有建树。有关蒙元史的主要论著有《成吉思汗继承者诸汗时期蒙古帝国的封建分裂》、《论<白史>》、？《蒙古封建制的经济基础》、《游牧封建制度的特点》等多篇，并翻译过一部分《马可波罗行记》。他还与锡林迪布合撰了《喀尔喀史》（1963）。近年他完成了专著《成吉思汗传》（1991），正接着进行《忽必烈传》的撰写。
伊西札木茨的研究领域包括外蒙古地区古代从匈奴至蒙元各个阶段历史。蒙元史方面的主要论著有《论蒙古民族的形成》、《蒙古统一国家的建立和封建制度的形成》、《蒙古封建国家及其形成的条件》等多种。近年蒙古国正着手重编蒙古通史，这一工作就是由他主持的。
比拉着重蒙古文化史研究，通晓藏文。著有《蒙古的藏文著作》、《关于公哥朵儿只<红史>的几点评论》、《古代蒙古历史编纂？学的一些问题》、《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等。最近出版了他的论文集《蒙古历史、文化和历史学研究》（东京，1994）。
达赖五十年代曾在北京大学留学，汉文甚好。他主要从事元代蒙古史研究，著有《蒙古萨满教简史》、《< 元史>的蒙文翻？译》、《元代蒙古史的一些问题》、《13—14世纪的蒙汉关系》等多篇。其专著《13—14世纪的蒙古》（莫斯科俄文版，1983）是他在1973年所著《元代蒙古》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特点是广泛利用了汉文史料和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约达二百种）。近年他着手修订这部著作，以便更多地吸收各国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语言、历史学家仁钦精通欧洲语文，五十年代初以来在欧洲刊物上发表了很多论文（主要用法文写成）。其有关蒙元史者有《不儿罕哈勒敦名称释》、《乌兰巴托国家博物馆藏三方八思巴字铜印》、《汉蒙文蒙哥汗祝福碑考释》等，还写过多篇研究蒙古印章学以及萨满教的文章。
《秘史》研究受到蒙古国学者特别重视，除老一辈学者达木丁苏隆外，成绩最多者应推嘎丹巴，他从六十年代初以来陆续发表《秘史》的整理、研究成果，引人注目。
1959年在乌兰巴托召开了第一次国际蒙古研究大会，此后每五年召开一次，并改称国际蒙古学家大会（1987年第五1992年第六届大会都有我国学者参加）。蒙古史是会议的主要议题，对蒙古国和世界各国的蒙元史研究和学术交流都起了推动作用。大会秘书处编辑的《国际蒙古研究通报》，刊登各国学者的论文和研究动态报导，现已出版了10期。
其他国家
匈牙利 从十八世纪开始就有许多学者热心于研究匈牙利部落的东方起源，至今不衰。他们多着重匈语与蒙古语、突厥语的比较研究，取得了可观成绩。本世纪出了一位卓有成就的东方学家李盖提（L.Ligeti，1902—1987），把该国的东方学、特别是蒙古语言、历史研究提高到先进水平。1928—1930年间，他在蒙古（长城——戈壁间）访问，住喇嘛庙，深入研究了南部和东部蒙古语言，并搜集了大量蒙、满、藏、汉文写本（后赠与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1936年旅行阿富汗，找到并研究了当地的蒙古人及其语言。1939年他创立了布达佩斯大学内陆亚洲讲座，第一个开设了蒙、藏文课程；后又创办《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该刊成为国际东方学核心期刊之一；并编辑出版《匈牙利东方丛书》。李盖提的最大贡献是蒙元时期蒙文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1962年他完成并出版了《蒙古秘史》的匈文译注本；其后编刊系列《蒙古语文献丛书》，其中有他的《蒙古秘史》拉丁字转写本（1971）、《八思巴字文献》（1972）及《索引》（1973）、《前古典文献（畏兀字）》（1972）、《编入罗卜藏丹津<黄金史>中的<蒙古秘史>畏兀字原文》（拉丁字转写，1974）等多种。他还撰有《元文宗的蒙古名字》（《通报》，1930）、《蒙文<萨迦格言>：一件中世蒙文文献》（1948）、《评韩百诗<元史诸王表译注>》（《东方学报》，1955）、《八思巴字<百家姓>》（同上，1956）、《八思巴字<萨迦格言>残页》（同上，1964）、《乞剌可思书中的蒙古词汇》（同上，1965）、《<秘史>中的祖先献祭》（同上，1973）等多篇论文。
李盖提的学生有几位在蒙古学上也很有成就。贝塞（L.Bese，1926 —1988）擅长蒙古语，特别是喀尔喀和布里亚特方言研究，并撰有《关于古代蒙古人名》（《蒙古研究》，1974）。他晚年从事于《秘史》中的人名和部落名研究，据悉其著作即将出版。罗纳·塔思（A.Rona-Tas）在塞格德创立了阿尔泰研究讲座，发表过很多篇关于阿尔泰系语言、宗教、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论文；其主要著作有《西藏—蒙古研究：蒙古的藏语借词和古藏语方言的发展》（1966）等。卡拉（G.Kara）继承其师的布达佩斯大学内亚研究讲座并兼任匈牙利科学院阿尔泰研究室主任，研究领域颇宽，主要在语言方面，其契丹、女真语研究的论著水平颇高；有关蒙元史的论文有《云南王阿鲁的蒙古文碑铭》（《东方学报》，1964）等篇。乌莱·克哈尔米（K.Uray-Kohalmi）开始从事蒙古武器史研究，后转向历史民族学、民俗与神话研究，她的《与<蒙古秘史>民族学内容相似的西伯利亚情况》（《蒙古研？究》，1970）、《草原游牧民武器装备的历史分期》（同上，1974）等论文都涉及蒙元史。此外，劳林茨（L.Lorincz）着重蒙古小说、民间故事（主要是《格萨尔》）研究，涉及蒙元史者有《<蒙古秘史>?中的历史叙事诗》（《14届国际阿尔泰学常会论文》，1975）等文。他还写过一本《蒙古史》，初用匈牙利文，后译为法文。
瓦沙里（I.Vasary）的《金帐汗国》一书（布达佩斯，1986）对文化、蒙古军队、国家和社会作了全面考察，精彩之处是提供了关于蒙古法与伊斯兰法、蒙古与突厥习惯法并存的重要资料（这是作者专长的领域）。但书用很少人能读的匈文写成，又无注释及文献目录，是很大缺陷。
波兰 杰出的东方学家科特维奇（W.Kotwicz，1872—1944）在蒙元时期史研究上有很多贡献。他于上世纪末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毕业后，长期在俄国担任东方事务官职和彼得堡大学教职，讲授蒙、满语并从事研究。1923年转到波兰的大学任教，开设蒙、满语及中亚游牧民族史课程；同年出任波兰东方学会会长（直到去世），后又任该会《东方学报》主编（1927—1939）。有关论著主要有：《蒙古与畏兀儿关系的一些新资料》（《东方学报》2，1924），《关于<元朝秘史>的版本》（俄《亚洲博物馆东方学？部纪要》，1925），《额尔德尼召的蒙古碑铭》（俄《人类学与人种学博物馆论文集》 5，1925），《雷慕沙发现的波斯伊利汗信件旁注》，《再谈波斯伊利汗信件中的一些词》（原载1933、1936年《东方文丛》4、10，重刊于《东方学报》16，1950），《阿尔泰研究丛稿》（“关于驿传的名称”，“关于突厥、蒙古、满族之称号”两则，载《东方学报》12，1936）等。
科特维奇的学生列维茨基（M.Lewicki，1908 —1955）专注于八思巴字与古代蒙古语研究，所著《方体字蒙文碑铭》（1937）、《14世纪汉字译写的蒙古语：<华夷译语>研究》（1949）和《突厥语与蒙古语研究》（《东方学报》15，1949。突厥—蒙古若干词语的比较研究）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惜英年早逝。其学生卡鲁任斯基（S.Kaluzynski）在蒙古语研究方面也有很好成绩，并出版了《蒙古秘史》的波兰文译本（1970）。
捷克 本世纪出了两位著名的东方学家：卡尔·雅恩（Karl Jahn）和普哈（P.Poueha）。雅恩（1906—1985）在其故国和德国、荷兰、奥地利等国都工作过，长期担任维也纳大学东方研究所教授，国际性东方学期刊《中亚杂志》主编。他精通波斯、阿拉伯和突厥语，最大的贡献是《史集》的校勘和译注，先后出版了这部最重要波斯文史籍几个部分的校勘本和译本：《合赞汗传》原文集校本和德文序言（伦敦，1940）、《阿八哈汗至乞合都汗传》原文校勘本和德文摘要、索引（布拉格，1941；海牙，1957）、《拂朗史》原文校勘和法译本（莱顿，1951）、《印度史》原文影印本连同其所撰有关论文（海牙，1965）、《乌古思史》刊本（维也纳，1969）、《中国史》刊本（维也纳，1971）。此外，他还发表有《伊朗的纸币：蒙古时代伊朗文化史、经济史之一研究》（捷《东方学》，1938）、《关于怯失迷儿和蒙古人的札记》（《中亚杂志》，1956）、《Kamalashri——拉施都丁的“佛之生平与教言”：蒙古时期佛教的一种史料》（同上）、《关于蒙古人世系的一个印度传说》（Charisteria，1956）、《关于伊朗蒙古史波斯文史料之一研究》（《第五届国际阿尔泰研究常会论文》，1963）、《拉施都丁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观念》（《中亚研究》，1970）等多篇富有学术价值的论文。
普哈（1906 —1986）从1948年起一直在东方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到退休（1970），并在查里斯大学开设讲座，在布拉格外语研究所讲授蒙、藏文。1955年到蒙古进行了学术考察，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印度学、藏学和蒙古学，尤以蒙古学方面的成就最大，特别表现在对《蒙古秘史》的研究。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成吉思汗的谱系》（《亚洲研究》，1954）、《<蒙古秘史>中的音节重复、头韵、词源和古蒙古部落名称》、《唐兀人阿沙敢不》、《<蒙古秘史>中的两个地名》（以上三篇均载《中亚杂志》，1955），《马札儿、马答撒里、马察罗亦——<蒙古秘史>之一考释》（匈《东方学报》，1955）、《内陆亚洲的纪年法》（《中亚杂志》，1962。包括有一张西藏、古突厥、印度和蒙古历法的对应表》，《作为14世纪蒙文诗的居庸关两段蒙文碑铭》（同上，1963）、《论第一部蒙古法典的内容与重建》（《蒙古研究》，1970）等。其代表作《<蒙古秘史>丛考》（布拉格，1956）就古代蒙古各类名称及其词源、成吉思汗的谱系、蒙古军队组织与战术、日常生活和社会组织、十三世纪蒙古文化特别是《秘史》中的韵文，以及《秘史》作者（认为是失吉忽秃忽）和原文（认为最初用汉文写成）等问题分别作了讨论，这是他研究《秘史》的总结性著作。同年还出版了他的《秘史》捷文译本。
芬兰 十九世纪前期卡思特伦（M.A.Castren）开始研究蒙古（布里雅特）语言和宗教。本世纪前期出了位卓越的东方学家兰史铁（G.J.Ramstedt，1873—1950），1898至1912年间，他三次到蒙古作学术考察，收集了不少古代资料，特别重要的是发现了突厥文《回鹘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即磨延啜碑）和《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碑》，同时期还考察了阿富汗和伏尔加河蒙古人。1906年起在赫尔辛基大学任教（其间1919—1929年出任驻日本外交官），开设古蒙古语等课程。兰氏的最大贡献是阿尔泰系诸语尤其古突厥——蒙古语的比较研究，著作宏富。与蒙元史有关的论文主要有《吐鲁番出土的蒙文信件》（1909）、《蒙古文方体字残片》（《芬-乌格尔学会杂志》，1911）、《蒙古时代的聂恩脱里教遗迹》（1934年在芬兰东方学会的讲演，发表于《芬-乌格尔学会杂志》，1951）、《古代突厥与蒙古称号》（1939年在芬-乌格尔学会的讲演，发表于同上杂志）等篇。所编大型《卡尔梅克词典》和《蒙古语词源字典》（1935）对蒙元史研究者也是很有用的工具书。
兰史铁的学生阿尔托（Penti Aalto，1917 生）出色地继承了其师的事业，1950年获博士学位后一直在赫尔辛基大学任教；1958年起任比较语言学教授，主要为梵语和印-欧语言学，但也以很多精力从事阿尔泰系诸语特别是蒙古语研究。整理编辑老师遗著（三卷本巨著《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卡尔梅克民歌集》等多种）是他的一大贡献。他本人的著述也很丰富。从四十年代起就开始研究《秘史》，发表有《<元朝秘史>研究史略述》（《芬-乌？ 格尔学会杂志》，1951）等文，并完成了《秘史》的芬兰文译本（未刊）。其他有关蒙元史的论文主要有《曼纳海姆所得蒙文方体字残页》（《东方研究》，1952。本文最早发现此件木刻八思巴字蒙文残页是《萨迦格言》的第一页左下角，并指出这一残页首次证明了元代八思巴字用于印刷）、《蒙文方体字〈萨迦格言〉的第二张残页》（《芬-乌格尔学会杂志》，1954）、《成吉思汗的名号与印玺》（匈《东方学报》，1963）等多篇。
丹麦 1893年，哥本哈根大学教授陶木生（V.Thomsen，1812—1927）以解读通古突厥文碑文的划时代成就奠定了丹麦东方学的国际地位。其后，格伦贝克（Kaare Gronbech，1901—1957）从事突厥学、蒙古学研究，有不少重要著述。他曾参加1938—1939年的蒙古考察。长期担任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开设蒙古语等课程，与他的学生克鲁格（美国学者）合著了一部《古典（书面）蒙古语导论》（1955）。
意大利 三十年代，由杰出藏学家杜齐（G.Tucci，1894—1984）发起创建了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院，杜齐担任副院长、院长，先后创办研究院院刊《亚洲研究》（Asiatica，1935—1943）、《东方和西方》（1950—1978）并担任主编；从1950起又主持编辑出版《罗马东方丛书》。中东远东研究院及其刊物、丛书成为意大利东方学的中心机构和园地。杜齐的藏学论著达百余种，成就之大无与伦比。所撰西藏宗教与历史的著述中有不少涉及蒙元史的内容，尤其是其三卷本巨著《西藏画卷》（罗马，1949），收入了许多种重要藏文史料，包括沙鲁寺12件元代文书（原文与英译）、《萨迦世系》、《沙鲁世系》、《如意宝树》等等（英文摘译）；第一卷开头就是一篇很长的《13至18世纪中部西藏简史》，对元代西藏有较详细论述。
杜齐的学生毕达克（L.Petech）也是著名藏学家，他在蒙元史尤其是元代西藏史研究方面有更多成绩。他曾对蒙元朝与西方的关系作过研究，撰有《赴蒙古汗廷的教皇使者卡尔平尼》（《东方与西方》，1955）、《蒙古帝国的意大利商人》（《亚洲杂志》，1962）。1978年在“10—13世纪东亚多国关系”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了长篇论文《西藏与宋和蒙古的关系》（收入罗沙比编的会议论文集China Among Equals，加州大学出版社，1983），从此对元代西藏史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连续发表《元代中国的藏族政治家桑哥》（匈《东方学报》，1980。此文最早据《汉藏史集》资料指出桑哥出身于藏族噶玛洛部落）、《蒙古在西藏的括户》（《纪念黎吉生西藏研究文集》，1980）、《西藏边境地区的元朝机构》（H.Uebach编《西藏研究》，慕尼黑，1988）、《元代关联西藏的诸王》（T.Skorupski编《印度-西藏研究》，1990）等论文。 1990年出版的专著《中部西藏与蒙古人》（《罗马东方丛书》第65种）是他这方面研究的总结性成果。此书对蒙元朝统一西藏的经过（元与萨迦关系的建立）、统治制度（宣政院、帝师、行政机构、本钦、括户、赋税、万户、驿站）和萨迦权力的兴衰等作了全面考述，其最大价值是利用了大量藏文史料，包括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院图书馆所藏的数种木刻本和手稿。
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远东系教授罗意果（Igor de Rach·wiltz，）是目前国外蒙元史研究成果最丰硕、贡献最突出的专家之一。他兼精蒙、汉语文和历史，善用语言比较方法。1961年以《13世纪蒙汉文化的接触——耶律楚材研究》获澳国立大学博士学位，此后一直以蒙元前期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研究重点之一是汉蒙文化接触的相互影响与演变，其耶律楚材研究，尤其是长篇论文《蒙元早期华北人物述略》（《东方经济史社会史杂志》，1966）可视为这方面的优秀代表作。此文全面、深入地考察了蒙金战争期间契丹、女真、汉人士大夫（官僚、士人、宗教首领等类）和地方武装头目的背景、动向以及他们在蒙古灭金和统治华北中的作用，有许多很有见地的中肯论析。他还完成了耶律楚材《西游录》的英文译注本，注释很详细。另一个研究重点是《元朝秘史》和早期蒙古国家。1965年他就写过一篇《蒙古秘史年代考》（载《华裔学志》），1971年起连续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集刊》上发表其《秘史》英文译注，至1985年刊载完毕。其注释兼顾历史和语言，最突出的特点是广泛吸收各国（包括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不啻为读者提供了一份详细的研究文献目录。1972年出版了《秘史》的拉丁字转写和用计算机做出的最全索引，极便读者。这方面的重要论文有《论成吉思汗帝国的思想基础》（《远东史集刊》，1973）、《罕、合罕和贵田印玺》以及近年发表的《成吉思汗/合罕称号再探》（《庆祝鲍培教授九十寿辰论文集》，1989）等。《再探》一文回顾了前人关于成吉思汗称号的各种解释，最后根据新获得的语言学证据，即九至十世纪的一件叶尼塞古突厥文墓铭中的Cingis一词（法国学者巴津于1985年才确定了此词的正确读法），证明“成吉思”之号来自这个突厥词，意为“凶猛的”、 “强硕的”、“坚固的”；在讨论“合罕”一词时，罗氏详细引述了伯希和未刊手稿《14世纪的一部阿拉伯—蒙古词汇和一部汉蒙词汇》中有关此词的注释及其他论著中的论述，将伯希和的见解概括为六点，作了评介。此外，他主编的《金元人文集传记资料索引》（3卷，1970—1979），除文集外还收罗了元代政典、别史、游记、方志、金石、释道史著等类书，较前人同类索引书更为齐备。他与萧启庆、陈学霖共同编撰（并邀约其他学者参加撰稿）的《元人传记》（Yuan Personalities），陆续在《远东史集刊》刊出，第一部分（成吉思汗至忽必烈时期）已完成出版。
由于蒙元史学科的世界性特点，很多国家都有学者从事研究。如伊朗学者对波斯文史料和伊利汗国史的整理与研究，阿拉伯国家学者对阿拉伯文史料和蒙古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研究，印度学者对蒙古帝国前期入侵印度诸役以及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与印度关系的研究，朝鲜、越南、缅甸、印尼等国学者对蒙元朝与本国关系的研究，都各有特色。韩国资深学者高柄翊撰有《14 世纪高丽—蒙古关系的一个方面》（第一次亚洲历史学家国际会议论文，1960）、《伊斯兰教徒与元代社会》（《历史学报》，1961）、《蒙古—高丽之兄弟同盟的性质》（《白山学报》、1969）、《13世纪蒙古征服与统治的模式》（第三次东亚阿尔泰学会议论文，1970）等论文。金浩东是专长内陆亚洲史研究的中年学者，在汉城大学东洋史学研究室编的多卷本《讲座中国史》第三卷（1989）中撰写了《蒙古帝国的形成与发展》一章，并撰有《前期蒙古汗国的继承斗争与部族政治的特征》（《东洋史学研究》，1990）等文。中年学者李玠奭专事蒙元史研究，撰有《元代儒户之一考察》（《东洋史学研究》，1982）、《元好问士大夫意识之一考察》（《高柄翊先生问甲纪念史学论丛》，1984）、《蒙古帝国成立期之商业一考》（庆北史学》，1986）《郭畀〈云山日记〉之一考察》（同上，1991）等文。加拿大的蒙古研究者于1975年创办了加—蒙学会的蒙古研究杂志《加—蒙评论》（由萨斯喀彻温大学出版），发表各国学者的论文。加拿大从事蒙元史研究的学者有斯各特（K.Scott）、施文林（W.Schlepp）等人。斯各特有关蒙元史的论文有《北蒙古的契丹居民：成吉思时代前社会、文化史之新资料》（《加—蒙评论》，1975）、《两种已刊金帐汗诏书集书评》（同上，讨论俄国学者贝勒津和普里舍尔科夫1916年出版的《颁给斡罗思总主教的可汗诏敕》）等篇；施文林通汉、蒙文，主要研究中国古代诗文，元史方面撰有《耶律楚材在撒麻耳干》（《加— 蒙评论》，1975。《湛然居士集》中河中城诸诗的译释）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