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期，涌现了一批卓越的蒙元史研究的带头人，本世纪中叶许多有成就的蒙元史专家多出于他们门下。随着学术研究的日益深入，东方学各学科析分愈细，学者们的研究领域更加专门化。但由于蒙元史涉及的民族甚多，地域甚广，因而又具有多学科的特点。一方面，汉学、蒙古学、藏学、伊朗学以及欧洲中世纪史的专家都有不少与蒙古史有关的著述；另一方面，优秀的蒙元史专家也多兼通数门语言和若干学科的知识。
法 国
东方学大师伯希和（P.Pelliot，1878 —1945）是本世纪蒙元史研究领域无可争辩的最有成就、影响最大的权威，这是由于他不仅汉学造诣极高，而且兼精蒙古、突厥、西藏、印度、伊朗、印支等学。渊博的语言和文献学知识加上异常的天才和勤奋，使他在极广的研究领域中几乎无往而不获。伯希和毕业于法国东方语言学院，曾受业于沙畹。1899年为印支古迹调查会（不久改为河内法国远东学校）研究人员，后任教授。其间多次来我国搜集图书资料。1906至1908年在我国新疆、甘肃考察古迹，从敦煌千佛洞等处劫走大量珍贵的古文书、写本、木简及绘画等文物。1911年成为法兰西学院教授，直至去世。1925年起担任《通报》主编，1935年当选为法国亚洲学会会长。
伯希和的主要研究领域一直是古代中亚史和中西交通史，其最重要阶段正是蒙元时期。从本世纪初至去世的四十多年中，他写下了大量研究蒙元史的论文、著作、札记和书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他去世后陆续出版的。概括地说，他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几种重要史料展开的。一是《元朝秘史》，涉及书名、成书年代、版本和相关的其他蒙文文献，以及古代蒙古语、名物、制度的考订等方面。主要论文有《元朝秘史的蒙文标题》（《通报》，1913）、《今已不发音的13、14世纪蒙文中的h字首词》（《亚洲杂志》，1925）、《元秘史旧蒙文中的一段讹误》（《通报》，1930）、《阔阔·迭卜帖儿与户口青册》（同上）、《释‘站’》（同上）《秘史蒙古原文中的两处脱漏》（《亚洲杂志》，1940）、《忽卜赤儿》（《通报》，1944），以及畏兀字和八思巴字蒙文碑铭、文书的研究。其《秘史》拉丁字转写及法译本（译文仅有前6卷，即第1—185节）于1949年出版。二是欧洲使臣、教士的报告和相关的东西方文献，由此研究蒙元与罗马教廷及欧州国家的关系和元代基督教情况。主要论著有《唐元时代中亚及远东之基督教徒》（《通报》，1914），《蒙古人与罗马教廷》（《东方基督教评论》，1923、1924、1928），《中亚和远东基督教徒研究》（1973年出版，有关卡尔平尼、卢勃鲁克、雅八剌哈与列班扫马、汪古部基督教的研究札记）。三是《马可波罗行记》，从他学术生涯之初便开始研究此书（1904年出版的《交广印度两道考》中就有这方面内容），后期倾注大部分精力于此。 1938年，他与英国东方学家穆勒（A.C. Moule）合作完成的基于Zelada抄本的拉丁文合校本，和基于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法—意混合语原文抄本并用多种版本校订、增补的英文译本（书名从 Zalada本作Description of theWorld）在伦敦出版，这被公认为研究者必用的最完善本子。伯希和的马可波罗行记注释虽未全部完成预定条目，但已形成为一部煌煌巨著，在他去世多年后由韩百诗负责整理，按字母顺序排列，分两卷出版于巴黎（Notes on Marco Polo，第1卷，1959；第2卷，1964）；1973年出版了第3卷：索引。全书共有386条，每条均首列各种版本的异写并考其正误，有很多条文长达数十页甚至百余页。诚如韩百诗在“前言”中所说：“这已不再是马可波罗行记的注解，而是展现了他极其博大精深之学识的专题论文集。”四是《圣武亲征录》的译注，只完成一部分，1951年出版于莱顿，题为《成吉思汗征战史》第一卷。其中一部分出于韩百诗之手，署名二人合著。注释中包含有蒙古诸部落、人名、地理以及成吉思汗建国前漠北历史的详细、精辟的考证。
伯希和的蒙元史研究重要著作还有《高地亚洲》（1931），《金帐汗国史札记》（巴黎，1950），在1902年译注本基础上增订的《真腊风土记》译注本（未完成， 1951 年由戴密微、戈岱司整理出版），《卡尔梅克史评注》（巴黎，1960）。他写了大量书评，其中《评<王国维遗书>》，（《通报》，1929）、《评巴托尔德著<突厥斯坦>》（同上，1930）、《评<长春真人西游记>Waley英译本》（同上，1931）、《库蛮》（《亚洲杂志》，1920，评班额与马迦特合著之《东突厥方言研究》），都是有关蒙元史的精辟考证文章。
同时代的东方学家伯劳舍（E.Blochet，1870 —1937）从1895年以来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写本部从事波斯、阿拉伯文史料的整理、编目和校勘工作，著有《拉施都丁蒙古史导论》（1910），并刊行了以本馆所藏抄本为底本的《史集》第二卷波斯原文校勘本（1911）。这个刊本尽管由于底本不佳和伯劳舍的东方语造诣不高而多有讹误，但长期以来没有更好的新刊本替代它，所以一直是最方便于研究者使用的本子。
以擅长编撰综合性著作闻名的东方学家格鲁塞（R.Grou- sset，1885—1952），开始是治希腊史的，后兴趣转移到亚洲历史文化。他知识广博，尤善于吸收和总结诸家研究成果，取其精华，有机地组织到自己的综合性著作中去，因而他的书往往能反映有关学科已达到的研究水平。他的这一类著作很多，蒙元史方面主要有《草原帝国：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从匈奴到清朝平定准噶尔，主要部分为蒙古史，1939）、《蒙古帝国》（第一阶段：成吉思汗建国前的蒙古、蒙古国的形成和后来的变迁，1941）和《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传》（1944）。此外，他的《远东史》（1929）和《中国史》（1942、1943、1947）等书都含有元代史内容。
伯希和时代法国的蒙元史研究达到顶峰，此后就逐渐下降了。能继承其事业者为数不多，其中佼佼者是他的学生韩百诗（L.Hambis，1906 —1978）。上述伯希和的许多种重要遗著都是由他整理出版的，其功甚大。他从1942年起在东方语言学校教授蒙古语，编有《蒙古书面语语法》（1946）；后为高等实验研究学院教授，1965年以后为法兰西学院教授，恢复了伯希和创立的中亚历史文化课程，并建立了中亚研究中心（1974），从而使法国的中亚语言学、考古学研究传统得以维持。他的蒙元史研究成果主要有：《元史卷一○七宗室世系表》译注（1945）和《元史卷一○八诸王表》译注（1954），两书对检索蒙元史重要人物家世、履历十分有用；《马可波罗寰宇记》法译本（1955）与《卡尔平尼蒙古史》法译本（与Becquet合译，1965）；《成吉思汗》（1973），此是一部学术水平和文笔俱佳的传记作品；与伯希和合著的《圣武亲征录译注》；《明代蒙古史文献》（1971）。其重要论文有《蔑儿乞部伯颜传初释》（《亚洲杂志》，1953）、《谦河札记》（同上，1956）、《关于叶尼塞河上游的三个部落：乌思、合卜合纳思和帖良兀》（同上，1957）、《元代高丽史札记》（《通报》，1957）、《关于“成吉思汗石”》（高等中国研究所论文集，1960）、《汉、蒙文史料和拉施都丁书所载成吉思汗以前之蒙古历史》（《中亚杂志》，1970）、《圣路易与蒙古人》（《亚洲杂志》，1970）等多篇。
奥班夫人（F.Aubin）也是伯希和的学生，继从韩百诗学习，但她的研究方向注重于近现代蒙古史和蒙古社会史。1960年，她为拉契涅夫斯基的《元史刑法志》法译本编制了一部索引。1972年，在《蒙古研究》第3卷发表《内蒙古和中国的蒙古人：目录学基础》，长达158页，是当时唯一有关内蒙古的西文书目。她在1974年发表的《蒙古的汉学：蒙古人民共和国对10—14世纪中国的研究状况》（载《宋史研究通讯》9），系统介绍了蒙古的考古、历史、《秘史》及其他蒙元时代著作。
让·理查德（Jean Richard）是中世纪史专家，他在蒙古与西方关系的研究上很有建树，撰有《教廷与波斯蒙古人关系的起始》（《亚洲杂志》，1949），《13、14世纪前往蒙古的使团》（《天主教使团全史》第1卷，1956），《蒙古与拂郎》（《亚洲史杂志》，1969），《蒙古的最后通牒与伪信：西方与鞑靼人的战争动机》（《中亚杂志》，1973）等多篇论文。
此外，五十年代以来突厥学家巴津（L.Bazin）关于突厥—蒙古语的比较研究，人种学和蒙古语言学专家阿马雍（R.Ha- mayon）关于蒙古语和习俗的研究，都有参考价值。研究叙利亚教会史的专家J.M.Fiey所著《蒙古伊利汗国时代的叙利亚基督教徒》（鲁文，1975），分十章分别叙述伊利汗治下的雅各比派教士事迹，并研究了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此书史料十分丰富，可视为伊利汗国宗教史。
前苏联
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辽阔的领土——它几乎全部都曾处在蒙元帝国的统治之下——和与蒙古的特殊关系，因而蒙元时期史研究继续受到重视。成就最著者除巴托尔德外，当首推杰出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Б.Я。Владимирцов，1884 —1931）。符氏1904至1909年就学于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是著名东方学家科特维奇、鲁德涅夫和巴托尔德的学生。1912至1913年他赴巴黎、伦敦搜集资料和进修，听过伯希和的课。1915年起在彼得堡大学任教。曾先后多次到蒙古进行语言、民族学及历史与考古调查。他早期的著述主要是调查报告和语言、民间文学方面的文章，但一开始就有志于写蒙古人的历史，阐述其社会制度（1910年日记语，见符拉基米尔佐娃为亡夫遗著《蒙古社会制度史》所写的前言）。1922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蒙元史著作《成吉思汗传》。书中充分利用了他称之为“成吉思汗及其战友们的……英雄史诗作品”的《元朝秘史》以及其他多种东西方史籍，资料丰富，文笔生动，是一部很好的传记读物，因而先后被译成法、英、日、土、汉等多种文字。此后他陆续发表了多篇语言学、历史学的考据文章，有关蒙元史者有《见于蒙古文献中的帖卜一腾格里》（《苏联科学院报告乙辑》，1924），《关于达延汗称号》（同上丙辑，1924），《关于在伊利汗阿鲁浑诏书中见到的一个词》（同上乙辑，1929），《蒙古语那可儿》（同上），《蒙古称号别乞和别吉》（同上丙辑，1930）等。1925、1926年又两次到蒙古考察，并根据文献记载试图在肯特山（即元代不儿罕山）探寻成吉思汗的葬地（见1927年发表之《库伦城、库伦地区及肯特山区的民族语言调查》的“古迹探考”一章），尽管没有发现，但其地理位置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经过长期的研究积累和深思熟虑，最后两年他集中精力撰写《蒙古社会制度史》，但最后一部分没有写完就不幸病故，这部遗著于1934年出版。作者从草原游牧民经济的研究出发，进而阐明蒙古社会民族结构、阶级阶层关系和政治组织的演变，时间跨度从十一至十八世纪初，但重点是蒙元时期。在缜密研究的基础上，他创立了“游牧封建制”理论。此书是他毕生研究成果的结晶，以其资料丰富、观察敏锐、考证精细和富有创见，被公认为最优秀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标志着古代蒙古史研究跨入了从经济视点深入考察社会结构和形态的新阶段。它被译成多种外文，成为蒙元史研究者必读之书。
蒙古学家柯津（C.A.KoзиH，1879 —1956）的蒙元史研究论文有《关于蒙古诸伊利汗外交文件译释问题》（《苏联科学院通讯》，第七期，1935）、《有关成吉思汗的一系列史诗传说片断》（《列宁格勒大学学术集刊》，20卷第1期，1939）等篇。他的主要成果是根据《元朝秘史》汉字音写原文，用俄文字母转写，并译为俄文，于1941年出版。但其俄文音写水平不高。
专门研究蒙古法律的梁赞诺夫斯基（B.A.Рязановский）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其代表作为《蒙古诸部习惯法》，原载《亚洲通报》51、52（1923，1924），后合刊为单行本（哈尔滨，1929）。此书收集了散见于《世界征服者史》、《史集》、马克利齐书等各种史籍中的成吉思汗大札撒条文，以及后代的卫拉特法典、喀尔喀法典等资料，极便参阅。他的有关论文还有《中国法对蒙古法的影响》（《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1931）、《元代的蒙古法与中国法》（1936）、《古代蒙古文化与法律对俄国文化与法律的影响》（同上）、《成吉思汗大札撒》（《哈尔滨法学院学报》10，1938）等篇。
苏联学者的蒙元时期史研究更多偏重于金帐汗国史方面，研究的问题大体承袭沙俄时代传统，有拔都征俄之役、金帐汗的诏敕和钱币、古遗址发掘、俄罗斯编年史的有关记载以及蒙古制度文化对俄罗期的影响等。本世纪初期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为维谢洛夫斯基（Н.И。Веселовскии），其论著多出在革命前，有《毗邻萨莱之古里斯坦所在地考》（1907。古里斯坦为金帐汗国铸造钱币的重要地方）、《有关金帐汗颁赐俄罗斯僧侣之诏敕的一些考释》（1909）、《金帐汗国史札记》（1916）等。革命后续有新作。沙俄时代已开始进行的金帐汗国都城萨莱（拔都萨莱与别儿哥萨莱两城）的考古发掘，获得了大量珍贵的实物资料，对文献资料相对贫乏的金帐汗国史研究是极有力的促进。1940年，纳索诺夫（A.Н。Насонов）的专著《鞑靼人与俄罗斯》（蒙古统治俄罗斯政治史）出版，作者主要依据俄罗斯编年史资料，并利用了译成俄文的东方文字史料。在此之前，雅库鲍夫斯基（A.Ю。Якубовский，1886-1953）和格列哥夫（В。Д。Треков）合著了一部“13—14世纪术赤兀鲁思形成和兴盛期的历史纲要”，题为《金帐汗国》（1937年初版，1941年再版）。雅库鲍夫斯基先后就学于彼得堡大学历史系（1913年毕业）和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24 年毕业），深受巴托尔德的影响。他是造诣很高的中世纪中亚史、西亚史专家和考古学家，曾主持昔格纳黑、玉龙杰赤等古城的发掘。他撰写的这两个废城的考古报告（分别载1929和1930年的国立物质文化研究所《通讯》和《通报》）以及《别儿哥萨莱手工业的起源问题》（同上《通讯》，1931）、《东方封建制度——金帐汗国都城别儿哥萨莱》（1932）等论著，都表现了他善于把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进行历史研究。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他对《金帐汗国》一书作了大幅度的修订，增加了第三篇《金帐汗国的衰亡》，1950年出第三版，改名《金帐汗国及其衰亡》（余大钧汉译本作《兴衰史》）。1952年，此书获斯大林奖金。此外，他有关蒙元史的著述还有《不花剌的答剌必叛乱》（《东方研究所丛刊》，1936）、《11—13世纪蒙古史研究概述》（载《俄国东方学史纲要》，1953）等篇。
1936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制订了一项宏伟的研究计划——出版《史集》第一部（蒙古史）的全文集校本和俄文译注本。由杰出的伊朗学家罗马斯凯维哥（A.A.Ромаскевин）主持其事，组成了一个很强的班子，分工进行。在此以前出过的各种刊本都不完全，而且使用的底本不佳，该所研究者利用最早、最好的伊斯坦布尔抄本和也是很好的古老抄本塔什干本作为底本，取伦敦、巴黎、德黑兰、列宁格勒及东方学研究所五种抄本参校，质量自然能超过前人。工作程序是先编定原文的集校稿，再据以译成俄文。鉴于当时此书之第三卷即波斯的蒙古诸汗纪除卡特麦尔刊布的旭烈兀纪外都没有刊本，工作就先从此卷开始。由于注释工作难度极大，准备在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另出单独的注释卷，原文校本和译本都只脚注重要的异文。此卷原文由阿里札德（A.A.Aлизадс）校编，经罗马斯凯维哥审订，交阿伦德斯（A.K.ApeHдc）译为俄文，于1939年完成。因战争影响，该译本到1946年才出版，而其原文集校本则迟至1957年才面世（与译本合刊）。 1952年，第一卷的俄文译注本分两册出版。第一分册（部族志）译者赫塔古罗夫（A.A.Хетасуров），注释者谢麦诺夫（A.A.Семенов）；第二分册（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纪）由斯米尔诺娃（О。И。Смирнова）译注，汉学家潘克福（Б。И。Панкратов）参加了注释工作。此卷的原文集校本只出了罗马斯凯维哥、赫塔古罗夫和阿里札德校勘的第一分册（1965）。第二卷（元太宗至成宗纪）的俄文译注本（译者维尔霍夫斯基，Ю。П。Верховский，他与潘克福合注）于1960年出版，原文集校本只刊布了由阿里札德校勘的太宗窝阔台合罕纪部分（1980）。第一、二卷的注释，利用了一些汉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许多名称和语词的解释有参考价值，但一般都比较简单。由于不能充分利用汉文史料进行校勘，因而有不少处采取了讹误的写法，可以订正而未能订正，译本亦从之而误。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这部集校本和译本仍是研究者最方便使用的好本子，是苏联学者对蒙元史研究作出的巨大贡献。
十九世纪以来，在沙俄政府扩张政策的背景下，俄国学者不断地深入蒙古和中亚各地进行多方面调查，出了大量对研究这些地区古代历史也很有参考价值的调查报告（如普尔日瓦尔斯基、格鲁姆格济迈洛、彼甫佐夫、波塔宁、克列门茨等人的著作）。革命后，这种调查仍继续进行。因此，他们对蒙古、中亚地区古代遗迹和文献的发现，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学者。对蒙元史研究来说，除上世纪末和林城的发现外，最有意义的就是1907至1909年柯兹洛夫（Л。К。Ко-лов，1863— 1935）考察队在额济纳沙漠中发现了黑水城废墟，找到了大量珍贵的西夏及元代文书和其他遗物（著有《蒙古、安多和哈剌和托废城》，1923）。1923 至1926年，柯氏又率领考察队进行了纵贯蒙古的大规模考察。这次考察的成果，除震惊世界学术界的诺颜乌拉匈奴墓葬的发现外，在南杭爱省找到元代屯戍漠北的一支侍卫亲军所建之“宣威军”城，同样具有重大价值；对黑水城的第二次发掘也有不少新发现（有《1923—1926年蒙古旅行日记》，1949）。
1948至1949年，考古学家吉谢列夫（С。В。Киселев，1905—1962）领导苏蒙联合考古队对回纥故城哈剌·巴剌哈孙和蒙古国都和林城进行考古发掘，弄清了和林城的街区、建筑物布局，特别是万安宫遗址情况。1957至1961年，他又率队考察、发掘了额尔古纳河西支流乌鲁伦圭河北岸、希尔希尔河口附近的一座元代古城，和古城西北、昆兑河旁的元代宫殿遗址。希尔希尔古城位于“移相哥刻石”所在地之南数里，可以肯定是移相哥或其后王（齐王）所建的王府城，昆兑宫殿也应属于他家。同时，苏联考古学者还在图瓦自治共和国发现数处蒙元时代古城或居民点遗址，并进行了发掘，其中，乌鲁克穆河支流厄列格斯特河旁的登一帖列克古城，城内有官衙、手工作坊、汉式房屋等遗址一百多处，城外有灌溉渠道及耕作遗迹，吉谢列夫认为应即元代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的驻所——益兰州城；此外，克穆齐克河旁的废墟可能与元代谦谦州有关。上述这些考古成果，由吉谢列夫主持合编为《古代蒙古城市》一书（1965），非常有用。
1953年，苏联出版了多卷本《苏联史纲》的11—13 世纪卷，其中对蒙古西征有很详细的叙述，系由中世纪史专家帕舒托（В。Т。Пашуто）等人撰写。1956年，帕舒托又出版了一部个人专著：《俄罗斯人民争取独立的英勇斗争（十三世纪）》，内容不限于蒙古征服俄罗斯，还包括中亚地区。
蒙古史专家莎斯齐娜（Н.Т。Шастина）以研究十七世纪俄蒙关系史著名，但她也从事蒙古文历史文献和蒙元史史料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有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沙拉图吉（黄史）》的原文校勘和俄译本（1957），1911年出版的马列英（A.И。Малеин，拉丁语专家）《卡尔平尼行记》和《卢勃鲁克行记》俄译本的补注本（1957），《中世纪蒙古文学中的成吉思汗形象》（载于《鞑靼、蒙古人在亚洲和欧洲》，1970），罗卜桑丹津《黄金史》的原文校勘和俄译本（1973）等。
著名藏学家、蒙古学家列里赫（N.Roerich，1902 —1960）曾就读伦敦、巴黎等地著名大学，师从列维、马伯乐、米诺尔斯基诸大家，通晓梵、巴利、波斯、藏、蒙、汉等语言，从1930年滞留印度到 1957年归国，主持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的藏学研究，论著甚富，涉及蒙、藏语言、历史、宗教诸方面。有关蒙元论文有《蒙古时代的阿兰军》（《著作集》，1967），《13、14世纪的蒙藏关系》（《西藏学会学报》，1973）等多篇。
六十年代以后，苏联研究蒙元史的学者不多，其中成绩最著者为蒙库耶夫（H.Ц。MyHKyeB，1922 —1986？）。他的汉文程度很高，着重利用汉文史料研究蒙元史。其研究工作开始于钻研两部宋人出使蒙古的报告《黑鞑事略》（载《东方学问题》1960年第五期）和《关于<蒙鞑备录>与<黑鞑事略>——13世纪中国旅行家关于古代蒙古的记载》（载《中国——日本：历史与语言学》，1961）。1962年，他以《有关13世纪蒙古史的一些重要汉文史料的翻译和研究》论文获得副博士学位。其后继续发表《13—14世纪蒙古史的主要汉文史料》（载《东方诸国的现代学》第1卷，1963）。《有关最初几个蒙古汗的汉文史料》（耶律楚材神道碑的翻译与研究，1965），《蒙鞑备录》俄文译注本（1975）。专题研究论文有《论13世纪前半期最初几个蒙古汗在中国政策上的两种倾向》（载《布里雅特综合科学研究所集刊》第8 辑，1962），《论13—14世纪蒙古牧民的经营方式》（同上第16辑，1965），《13—14世纪蒙古和中国经济状况问题》（载《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76辑，1965），《黑水城发现之两件蒙文印件残片》（载《蒙古研究》，1970）等多篇。
着重研究元末农民起义的博洛甫柯娃（Л.А。Боровкова）撰写了一系列论文：《红巾军起义与朱元璋的兴起》（《亚非人民》1961年第2期），《红巾军起义最初阶段的郭子兴—朱元璋集团》（载《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1963），《论14世纪中叶中国人民反对蒙古征服者的斗争》（载《鞑靼—蒙古人在亚洲与欧洲》，1970）等。其专著有《中国的红巾军起义》（1971）。
克恰诺夫（Е.И。Кцчанов）是著名的西夏史专家，对蒙夏关系和蒙古征服西夏的战争有深入的研究，除专著《唐兀国史纲》（1968）外，还撰有《关于成吉思汗征服后唐兀人历史命运的几点看法》（《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76辑，1965）、《蒙夏战争和西夏的灭亡》（《鞑靼—蒙古在亚洲和欧洲》，1970）等篇论文。此外，他还著有《<元史>中关于13世纪吉利吉思移民的记载》（《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类1，1963），《征服世界的铁木真的一生》（1977）。
维克托罗娃（Л.Л。Викторова）着重于成吉思汗建国以前蒙古历史的研究，著有《蒙古民族起源的最初阶级》（副博士论文，1961）、《古代蒙古游牧民阶级社会的形成》（《前资本主义历史问题》第1卷，1968）、《蒙古人：民族起源与文化渊源》（1980）。1962年，中国学者举行成吉思汗诞生800周年学术讨论会，某些苏联学者也有反映，发表了迈斯基写的《论成吉思汗》（《历史问题》1962年第5期）和帕舒托等人写的《成吉思汗及其遗产》（《苏联历史》1962年第5期）等文。 1970年，苏联出了一部名为《鞑靼—蒙古人在亚洲和欧洲》的论文集，所收论文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统一蒙古国家的形成与成吉思汗》（桑达格撰），《南宋的灭亡》（斯维思托诺娃撰）、《蒙古封建主在中国东北统治的建立》（麦里柯夫撰）、《13—14世纪中国蒙古诸汗的社会经济政策的一些问题》（杜曼撰）等。耶果罗夫的专著《13—14世纪金帐汗国历史地理》（莫斯科，1985）利用了大量俄国编年史及考古资料，其历史简述第一部分终于忙哥帖木儿，第二部分至1400年。此书主要内容是城市发展研究，分为六个时期。此外还论述了政府机构和军事地理。末附所有已知遗址的细目，极为有用。
德 国
十九世纪后期至本世纪初，著名汉学家夏德（F.Hirth，1845—1927）、格鲁伯（W.Grube，1895—1908）、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e，1863—1946）等人的卓越成就标志着德国的汉学（含满、蒙、藏和西域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格伦威德尔（A. Grunwedel）和勒柯克（A.von de Le Coq）在吐鲁鲁等地考察的丰富收获也对德国汉学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本世纪上半叶，继承前人事业并在蒙元史研究上作出大贡献的学者，首推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
海尼士受业于格鲁伯和夏德，通汉、满、蒙、藏语。1904 年，他以博士论文《汉文版<蒙古源流>与蒙古原文的比较》奠定了后来主要研究方向的基础。接着，他在中国武昌、长沙担任军校教官共7年，并继续其汉学研究。二十年代以后，历任哥廷根大学、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汉学教授。其间，除在汉语和中国古代史方面陆续有著述外，他倾注了大量精力研究蒙元时代的历史与文献，特别是《元朝秘史》。1931年，开始著《关于<元朝秘史> 的研究》。经过多年工作，完成了这项研究课题，主要成果分三卷先后出版：第一卷为《元朝秘史》汉字音写蒙古原文的复原（1937）；第二卷为《元朝秘史词典》（1939。每词均列出其见于各节的不同语法形式和释义，并引有重要例句）；第三卷为德文译注本（1941）。此外，还撰有多篇研究《秘史》词汇、语法特点以及复原问题的论文。他的其他蒙元史著述还有：《成吉思汗的最后一次出征及其去世》（载《大亚细亚》第9卷，1933），《蒙古统治时代中国寺庙的赋税优惠权》（1940。其第二部分为八思巴字碑铭），《蒙古世界帝国的文化政策》（1942），《伊利汗阿鲁浑和完者都给法国国王腓力的信》（《东方》第2辑，1949。序论、译写、翻译和注释），《两个王朝的灭亡：1232—1233年与1368—1370年目击者的报告》（1969，为《录大梁事》与《北巡私记》的摘译，由其学生P.Olbricht编刊）等。
拉契涅夫斯基（P.Ratchnevsky，1899 —1991）是著名蒙元史专家，三十年代就以对元代法律制度的卓越研究为学界所推崇。他先从海尼士学习汉、蒙、满语，1924年入法国东方语学校，次年入巴黎大学，成为伯希和的学生。在伯氏指导下，他以《元史·刑法志》研究作为博士论文课题。1937年，其成名之作《元代的法典》（《元史》卷一○二、一○ 三《刑法志》一、二的法文译、注，和一篇长达99页的论述元代法律制度的“绪论”），作为“高等中国研究所丛书”第四种在巴黎出版，伯希和为之作序。此书迄今仍是元代法律史研究的最优秀著作之一。1950年起，他在柏林洪堡大学东亚研究所主持蒙、汉语讲座，并任所长，继续从事蒙元史研究，先后发表《蒙古大汗与佛教》（《亚洲研究》，1954），《元代中国立法中的蒙古处罚法制》（《中国——阿尔泰研究》，1961），《论中国立法的蒙古影响》（第25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论文，1963），《失吉忽秃忽》（《中亚杂志》，1965），《关于蒙元时的“投下”一词》（《蒙古研究论集》，1966），《室韦是蒙古人吗？》（《汉学论集》，1966），《中国大汗宫廷的蒙古祭礼》（《蒙古研究》，1970。《元史、祭祀志》摘译并详细注释），《忽必烈》（《世界史名人传》，1973），《成吉思汗札撒及其疑难问题》（国际阿尔泰研究学会论文，1974）等多篇论文，以及与学生合编的《元代史学术语字典》（医学部分，1967）。80高龄时，他完成了最后一部力作——《成吉思汗：其生平与事业》，于1983年出版。此书被学界推崇为迄今最优秀的一部成吉思汗传记。
施普勒（B.Spuler）主要从事伊利汗国史和金帐汗国史研究。伊利汗国史方面，他在前人（多桑、哈默尔）基础上，进一步搜集和研究了大量波斯文、阿拉伯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包括前人未曾利用的一些原始抄本，用新的体裁著成《蒙古人在伊朗：伊利汗朝的政治、行政制度和文化》（1939年出版，1955年修订再版），分别对政治史（大蒙古国前四汗及历代伊利汗）、蒙古统治下的伊朗各大区史、宗教、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赋税、外交、法律、军事组织、公共设施和日用生活等各方面作了扼要阐述，征引原始资料非常丰富，内容充实，书末附有详细的史料和研究文献目录。此外还撰有一本简略的《伊斯兰诸国史：蒙古朝代》（1948）。金帐汗国史方面，1943年出版了他的《金帐：蒙古人在俄罗斯》专著（1965年增订重版）。1975年，他在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提出题为《定居社会中的游牧主义：金帐汗国》的论文。他的另一部对读者十分有用的书是《蒙古史：13—14世纪东西方史料选辑》（1968年出版，1972年英译本），分“帝国的建立”、“欧人眼中的蒙古人”、“波斯之伊利汗朝”、“中国的蒙古诸汗”、“金帐汗国”诸类，编集了除汉文史料外的各种文字重要史料。此外，他还用法文写了一本非常好的通俗读物：《历史上的蒙古人》（1961年出版，1972年英译本）。
汉学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 生）是近几十年德国研究中国史的权威学者。他从1952年起成为慕尼黑大学教授，后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继海尼士主持该校的汉学研究，一度出任过驻香港领事。他偏重于利用汉文史料研究元代史，著述丰富，涉及面很广。主要论著有：《赵孟頫》、《桑哥》（《汉学》，1940，1942）、《阿合马》（《东方》，1948）、《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货币与经济：元代经济史文献》（1949）——主要是阐释汉文资料，并讨论了忽必烈的货币政策和至元、至大、至正三次货币改革；《拉施都丁<中国史>汉学注释》（《东方》，1951）；《蒙古诸帝能读和写汉文吗？》（载《大亚细亚》新集3，1952）—— 引证大量元人文集资料说明元中后期的英宗、文宗、顺帝等已具有一定程度的汉文化修养；《吐鲁番发现的一件元代蒙古历书残片》（1964）；《蒙古帝国时代的中西交往》（载《香港分部杂志》6，1966）；《<饮膳政要>中的非汉语名词补注》（《中亚研究》，1970）；《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历史在涵化中的作用》（《蒙古研究》，1974）；《从部落首领到天下皇帝：元朝的合法化》（1978），以及多篇考释元代蒙文文书残片的文章。近年，他仍著述不辍，续有新作问世。
著名蒙古学家海西希（W.Heissig）是近三十年德国蒙古学的领头人，他主要研究清代和近现代蒙文历史、文学和宗教文献，成就卓著，但涉及蒙古古代史的著述很少。1970年，出版了他和意大利藏学家图奇合著的《西藏和蒙古的宗教》一书，其中蒙古宗教部分由他撰写，用两章专述早期的萨满教和元代佛教在蒙古的传播。1982年海西希从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职位退下来后，由其学生萨加斯特（K.Sagaster）继任。萨加斯特兼通蒙、藏文，主要研究蒙文史籍和蒙藏宗教、文化关系，有关蒙元史的著述主要有《白史》德文译注本（1976）以及研究拉西彭楚克及其所著之《大元水晶鉴》（文载《中亚研究》4，1970），讨论搠思吉斡节儿是否译过《五护经》（载Olon Ulsyn2，1973）等篇论文。
海西希下面的另一位重要学者是威尔斯（M.Weiers），主要擅长蒙古历史语言研究，六十年代以来发表多篇这方面论文。1986年出版了他主编的涵盖史料、语言与文学、宗教、艺术和历史各方面研究的《蒙古历史与文化论集》，其中他本人撰写了蒙古语言概述（讨论到元代色目人使用的语言，认为是波斯—突厥混合语），窝阔台至蒙哥时代的蒙古帝国及其与西方的关系，以及西北三汗国历史；成吉思汗和元代的历史由Kampfe和Trauzettel分别撰写；Veronika Veit撰写了蒙古自古至今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明、清蒙古史。这三位也是波恩大学蒙元史研究的骨干。藏学家D.Schuh撰写了该书的元代西藏部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绩很大，尤其是对元朝皇帝赐西藏诏旨的研究。
哥廷根大学是德国中亚和东亚研究的重要中心，该校突厥学和阿尔泰研究的领头人德福（G.Doerfer），以其四大卷巨著《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1963—1975）蜚声世界。德福对阿尔泰语系诸语和波斯语都有很深造诣，因而能采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考察蒙古和帖木儿时代及其以前新波斯语的历史源流。此书不仅是语言学的杰作，也是研究蒙元时代名物制度的优秀著作，是蒙元史研究者极好的工具书。他对《元朝秘史》的蒙文语法也有专门研究（文载《中亚杂志》，1955），此外还撰有《蒙古秘史成书年代考》（《德国东方学会学报》，113，1963）、《拉施都丁书中的蒙古人名》（《中亚杂志》，1、4，1970）等论文。该校另一位蒙元史研究者是傅海波的学生罗斯纳（E.Rosner）。他在1964年以题为《元代法律中的“十恶”罪》的长篇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他对元代史汉文史料很熟悉，研究路子颇似其师。
藏学家和蒙古学家舒伯特（J，Schubert）于1950年应聘到莱比锡大学任教，1959年继任该校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蒙古文化史。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到蒙古进行了一系列学术考察，其中一项是专门寻找成吉思汗墓地，虽未达到目的，但写成了一部对蒙古史研究很有参考价值的考察报告《不儿罕山之旅》（1963）。根据考察的收获，他还写了好几篇研究的论文：《乌德犍山的观念与位置》（《乌拉尔—阿尔泰年刊》，35，1964），《古代蒙古史上的历史性场所考》（关于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地曲雕阿兰的考证，载《东方学报》（华沙），30，1966），《不儿罕山即肯特山考》（《民族学博物馆年刊》29，1973）等。莱比锡大学另一位研究蒙元史的学者陶贝（M.Taube），著有《丹津札巴的<心箍注释>》（1957），《<蒙古秘史>的一种不熟悉版本》（1974），以及《秘史》的新译注本（1989）。
拉契涅夫斯基的学生维茨（H.P.Vietze）主要从事蒙古及阿尔泰系语言研究，编过一部《蒙古秘史逆序词典》（1969）；海德（D.Heyde）除与其师合编《元代史学术语词典》外，还著有《元朝重新推行科举考试的斗争》（1972），《中国科举取仕原则与蒙古游牧征服者》（1968）等；巴尔克曼（U.B.Barkmann）研究从古代至清代的蒙古史。他们都是现在柏林洪堡大学的蒙元史研究骨干。
德国学者对元代汉文史料的研究值得注意。有一组学者致力于《蒙鞑备录》与《黑勒事略》的译注。这工作由海尼士开始，其学生等继续进行，直到1980 年才出版了P.Olbricht和E.Pins的德文译注本，译、注均称上乘（罗意果著文评介，载《华裔学报》，35，1981—1980）。 Olbrcht曾撰有《元代的驿传》（1950年哥廷根大学博士论文，1954年出版）等文。《元史》第二、三卷（太宗、定宗、宪宗本纪）由 Aramowski译成德文，于1976、1979年先后刊载于《中亚研究》（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上，其注释偏重于历史。回鹘历史语言研究专家冯加班（A.VonGabain）所著《850—1250年的和州回鹘王国》（1961）和《9—14世纪和州回鹘王国的生活》（1973），利用大量回鹘文文书，是目前有关元代畏兀儿史研究的最佳著作，很有参考价值。
英 国
本世纪初，英国杰出伊朗学家布朗（E.G.Browne，1862 —1926）计划刊行《史集》全书。1908年，他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关于拉施都丁<史集>全刊本的建议》，详细分析了全书内容，对原书目录进行调整，仍按其顺序重新划分卷、编、章，提出了一份新的目录设计（参见本书“史料”篇）。其刊行计划没有实现，但所设计分卷方法比较合理，为后来刊行和翻译《史集》的学者所采用。布朗的代表性著作是四卷本巨著《波斯文学史》，其第三卷《蒙古统治时代的波斯文学史》（1920），对了解这个时期的波斯文史籍极为有用。
东方学者穆勒（A.C.Moule，1873 —1957）以研究中国的基督教和《马可波罗行记》闻名。他出生于杭州，父为教士，剑桥大学毕业后再到中国任传教士（1889—1908），回国后仍任教职，后为剑桥大学中国语文和历史教授。从1914年起，相继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通报》等刊物上发表有关元代基督教（聂思脱里教、罗马天主教）历史文献、遗迹以及马可波罗的研究论文，其中有多篇关于元代杭州（行在）的研究。其名著《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出版于1930年，考述唐代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兴衰，四分之三为元代东西方文献的研究。1938年，出版了他和伯希和合作完成的《马可波罗寰宇记》拉丁文汇校本和最完善的英译本。
著名伊朗学家米诺尔斯基（V.Minorsky）的代表性著作是中世纪波斯文地理名著《世界境域志》的英译本和丰赡的注释（1937年初版，1970年经博思活斯编订再版）。原书虽然是十世纪的作品，而米氏注释涉及的内容却十分丰富，对研究中亚古代诸部落及历史地理极为有用。米氏还发表过一些研究蒙元时期史的论文，如《高加索研究：阿兰都城麦怯思和蒙古的远征》（《东方与非洲研究学校学报》14，1952），《木克里库尔德斯坦的蒙古地名》（同上，1957）等。汉学家威莱（A.Waley）出版了《长春真人西游记》英文译注本（1931），远胜于布莱茨奈德的旧译；他还撰有《元朝秘史札记》（12个段落或名称的考释，《东方与非洲研究学校学报》，1960），《蒙古秘史及其他片段》（同上，1963。《秘史》汉文音写本部分段落及有关资料的英译和解释）等。
在蒙元史研究方面成就最大的是波义耳（J.A.Boyle）。 1947年，他通过了由米诺尔斯基指导的研究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的学位论文，1958年完成并出版了这部重要波斯文史籍的英文译注本（2卷本）。他虽不懂汉文，但能充分利用欧洲东方学家的元史研究成果，作出详细、丰赡的注释。《世界征服者史》只写到蒙哥时代为止，波义耳认为，拉施都丁《史集》的第二卷记述窝阔台至元成宗时代历史，内容正可补前书之未备，于是接着将《史集》的这一部分先译成英文，题为《成吉思汗的继承者》，1971年出版。不过他没有利用此时已可得到的最早、最好的伊斯坦布尔抄本，却用了布洛晒刊本为底本，虽然他也知道这是一大缺憾，并尽量参照维尔霍夫斯基俄译本补进了一些布氏刊本脱漏段落以图补救，但仍不免受到批评。此译本的注释和前书一样吸收了大量前人（特别是伯希和的）研究成果，但比较简单。此外，从五十年代以来，波义耳还发表了三十多篇蒙元史研究论文，其中重要者有《克烈部的夏、冬营地》、《窝阔台合罕的四季行宫》、《海屯行记译注》等等，1977年汇编为论文集《蒙古世界帝国》。波氏还是《剑桥伊朗史》第五卷《塞尔柱朗和蒙古伊利汗史》的主编。波氏从1950年起到1978年去世，一直在曼彻斯特大学任教。1963年“英国蒙古学会”成立，他当选为第一任主席。
蒙古学家鲍登（C.R.Bawden）重点研究清蒙古历史与文献，著述甚丰。他的《黄金史》（Altan tob■i，小黄金史）拉丁字复原与英文译注本（1955）也是蒙元时期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此外，还写过《元代马政札记》（与札奇斯钦合作，1965）及有关蒙古狩猎、礼俗等方面的文章。宗教史家道森（Ch.Dawson）编译的《出使蒙古记》，收了卡尔平尼、卢勃鲁克及其他欧洲使者的蒙古行记，以及来元天主教士的信件（1955，编译），译文明白通畅，收集最全，便于利用。吉布（Gibb）将伊本·拔图塔行记全文译为英文（未出全）。
波义耳的学生杰克逊（P.Jackson）是晚近英国的主要蒙元史研究者。七十年代以来，他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的专题论文，如《忽必烈登基之再探讨》（《英蒙学会杂志》第2卷第1期，1975），《马哈木·秃忽鲁统治时代（1325—1351）的蒙古人与德里苏丹》（《中亚杂志》，19，1975），《蒙古帝国的瓦解》（《中亚杂志》）等。尤其最后一文，全面探讨了成吉思汗家族各宗支、各汗国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内讧，通过将《史集》和《元史》的记载与埃及、亚美尼亚及其他史料进行比较研究，对许多重要史实作出新的考释，是极见功力的佳作。最近，他在莫尔根（D.O.Morgan）合作下完成了《卢勃鲁克东游记》新的注释译本（1990）。莫尔根也是长于蒙古帝国史研究的学者，撰有《波斯的蒙古军》（《伊斯兰》，56，1979）等多篇论文；其所著《蒙古人》（1986）被认为是继多桑之后比较成功的综合性著作，第一篇为史料概述，第二至第七篇为蒙元史，尤其是第六篇蒙古西征、波斯的蒙古史，是他的强项，第八篇简述元以后之蒙古。不过译名多据波斯文转写，有不少错误。
此外，还有一位内蒙古人奥农（Urgunge Onon），是四十年代末拉铁摩尔带到美国去的蒙古青年之一，他与其他三个蒙古人在拉氏领导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组成一个研究组，出了一些书和文章。奥农是主要研究蒙古历史的，后转到英国里兹大学任教，并主持那里的蒙古研究项目，最近出版了其《元朝秘史》的英文译注本，名为《成吉思汗的历史与生平》。他还是现任英国蒙古学会的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