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政变又称祺祥政变或北京政变。慈安太后、慈禧太后、恭亲王奕䜣等人于1861年（咸丰十一年，农历辛酉年）发动的宫廷政变。
辛酉政变是晚清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这一事件不仅使后来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走向了政治前台，而且改变了清朝高层的权力分配，让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䜣掌握了实权，中国由此开始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向近代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
背景及经过：
1860年9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京城震动。咸丰皇帝急忙带着他的皇后钮祜禄氏（后来的慈安太后）和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后来的慈禧太后）以及一班亲信，逃亡到热河去，由恭亲王奕欣留下来向侵略者求和。奕欣费尽周折，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因此得到侵略者的欢心。当时清政府的实权并不掌握在奕欣手里，而是掌握在跟随咸丰逃往热河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一班人手里，这些人将奕欣视为自己的政敌，千方百计地排挤他，不让他随驾到热河。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8月，咸丰在签订《北京条约》后不久就病死了，他唯一的儿子6岁的载淳即位。年号定为“祺祥”。遗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大学士肃顺，驸马景寿，还有原来的五个军机大臣中的四个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8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辅佐年幼的载淳。咸丰临终前，又将自己刻有 “御赏”和“同道堂”的两枚御印，分别赐给了皇后和懿贵妃，并颁诏说，此后新皇帝所颁的一切诏书，都要印有这两枚御印才能有效。载淳继位后，尊先帝皇后钮祜禄氏为慈安太后，尊自己的生母懿贵妃为慈禧太后。载淳的母亲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是个阴险、贪权、又野心勃勃的女人，她刚刚坐上圣母皇太后的宝座，就迫不及待地揽权。慈禧先让人建议，因为皇帝年幼，无法处理朝政，所以要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是要掌握实权。她明目张胆的要权行为自然而然遭到了辅政八大臣的坚决抵制，载垣等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的理由加以反对。虽然两宫太后掌握着咸丰所赐的两枚印章，在政治上与八大臣势均力敌，但由于当时的热河行宫全部都是辅政八大臣的势力，慈禧费尽心思也未能得逞，只好虚与委蛇，暂时向八大臣妥协，但她始终也没放弃垂帘听政的想法。正好慈安太后对肃顺等人的所做所为也是极不赞成，慈禧于是串通了慈安，并且使用苦肉计，将自己的心腹发回北京，与恭亲王奕䜣串通。
奕䜣是咸丰的亲弟弟，为人机智、练达，很有才干，相比之下，身为皇帝的咸丰却显得平庸无能，这就招来了咸丰帝的猜忌，因此，咸丰在政治上疏远奕欣，重用肃顺等人。奕欣虽贵为亲王，但却没有什么实权，处处受到肃顺等人的排挤。咸丰逃亡热河，命令奕欣留在北京与侵略者议和，一同留下的还有军机大臣文祥。文祥因为与奕䜣关系较好，也受到肃顺等人的排挤，不准他随同前往热河。后来的八个辅政大臣中，有四个是军机大臣，只有文祥除外。所以，奕欣和文祥对肃顺等人恨之入骨，不除不快。正是基于这些，在接到两宫太后的求援信号后，奕䜣和文祥决定要帮助两宫太后除掉辅政八大臣。
10月，奕䜣经多次申请，才得以以“奔丧”的名义赶到热河。在大行皇帝的灵前一番哭祭之后，他谒见了两宫太后，和两宫太后密谋了许久，最后决议在北京发动政变。奕䜣回到北京后，笼络驻扎在京、津一带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作好了发动政变的一切准备。
在从承德回北京时，慈禧以皇帝年幼，不能全程护送先帝梓宫为由，随灵柩走了一天，就决定和载垣、端华等7大臣由小路提前回北京。让肃顺护送咸丰的梓宫走大路；
11月1日刚到北京，慈禧就迫不及待的接见了恭亲王奕䜣，军机大臣文祥等。第二天一早，奕䜣手捧盖有玉玺和先帝两枚印章的圣旨，宣布解除了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又命令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撤职查办，严加看管。并派醇郡王奕譞在京郊密云逮捕了护送梓宫回京的肃顺。不久（8 日），慈禧发布上谕，否认咸丰遗诏，下令将肃顺斩首；让载垣、端华自尽；另外五大臣则被革职或充军。八大臣的第一个重要罪状就是“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也等于向侵略者表示，她是“尽心和议”的卖国贼。接着（11日）宣布废除八大臣原拟的祺祥年号，改明年（1862年）为同治元年，东、西二太后垂帘听政。加封恭亲王奕欣为议政王大臣，军机大臣领班。奕譞、文祥、胜保等人也得以加官晋爵。虽未“同治”是指由两宫太后共同治理朝政，慈禧之号也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这一年是农历辛酉年，故又称“辛酉政变”。而发生此事的地点又在北京，故又称“北京政变”。
过程简介：
1861年8月21日，咸丰帝在热河（今河北承德）病危，立6岁长子载淳为皇太子。次日 ，咸丰帝病死，肃顺等8人即以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名义总摄朝政。
9月4日，定明年改元祺祥。八大臣不让奕欣分享权柄，仅命他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时载淳生母慈禧太后和东宫慈安太后与八大臣争权，召醇郡王奕䜣密商罢斥肃顺等人。
9月5日，奕䜣奉太后召赴至热河，参与密谋。不久促御史董元醇出面奏请两太后“权听朝政”，在赞襄政务王大臣8人之外，更派亲王一二人参政。
9月15日，朝廷会议董折，辩论激烈。八大臣决定对董折发诏驳斥。
10月26日，慈禧、慈安两太后偕幼帝载淳离热河回京。肃顺、奕譞等护送咸丰帝灵柩后发。两太后抵京后，即召见先行返京的奕䜣，部署对策。
11月2日，太后下诏，历数载垣、端华、肃顺等罪状，并令载垣、端华、肃顺解任听勘，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退出军机处。不出一日，又下诏将肃顺等3人革职拿问。
11月3日，任命奕炘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桂良、沈兆霖、文祥、宝鋆并为军机大臣。
11月7日 ，下诏废祺祥年号，以明年为同治元年。次日，再下诏咸丰帝留给慈禧、慈安皇太后的“同道堂”、“御赏”印及印文命载垣、端华自尽，斩肃顺于市；景寿、匡源、杜翰、焦佑瀛皆革职，穆荫革职后发往军台。随后，又清除了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党羽。
11月11日，同治帝载淳正式即位。从此两太后垂帘听政。但实际上慈禧掌握最高权力，历时47年之久。
取胜原因：
第一，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炘，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愤怒，对 “承德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庄的极大不满，把全部历史责任都加到顾命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皇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炘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
第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炘，利用了顾命大臣对慈禧与奕炘的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炘可由大臣拟旨加盖这两枚印章便能生效的有利条件。
第三，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炘，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大行皇帝灵柩同行，摆脱了顾命大臣的控制与监视，并从间道提前返回，利用自农历7月17日咸丰皇帝逝世，到咸丰皇帝灵柩运到皇宫，其间有七十四天的充分时间，进行政变准备。原定农历9月23日起灵驾，29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泞，而迟至9月3 日到京，比原计划晚了四天。而两宫太后于 29日到京，30日政变，时间整整差了三天。这为她们准备政变提供了时间与空间，打了一个时间差与空间差。
第四，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炘，清楚地意识到并预感到：这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惟一的出路就是拼个鱼死网破。慈禧曾风闻咸丰皇帝生前肃顺等建议他仿照汉武帝杀其母留其子的“钩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后皇太后专权。这个故事，《汉书·外戚传上》记载：汉武帝宠幸钩弋夫人赵婕妤，欲立其子，以“年稚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赵婕妤遭汉武帝谴责而死。汉武帝临终前，立赵婕妤子为皇太子，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少主，是为汉昭帝。但是，咸丰皇帝没有像汉武帝那样做，而是用 “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来平衡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控制。结果，这两枚印章被两宫太后所利用，打破了初始的权力平衡结构。
历史地位：
“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的冲突，表现了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炘的聪明才智。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经过“辛酉政变”，否定“赞襄政务”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是重大的改制。“辛酉政变”后，恭亲王奕炘为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再现。但有一点不同：既由帝胤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样皇权出现二元：议政王奕炘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皇太后与奕炘联合主政，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有满族两人、汉族两人。在清朝同治时期，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的军机结构局面。
“辛酉政变”就满洲贵族而言，主要是宗室贵族同帝胤贵族的矛盾与拼杀。两宫皇太后特别是慈禧皇太后，主要利用和依靠帝胤贵族，打击宗室贵族，取得了胜利。
从此，慈禧作为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产物和他们的代表，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了47年的罪恶统治。她上台的第一桩罪行，就是“借师助剿”，和外国侵略者共同血腥镇压了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中国历史上许多不平等条约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都是在她统治时期与外国签订的。她的篡政和统治，使近代中国蒙受了无穷无尽的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