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史》

普兰诺·卡尔平尼（Giovanni de planoCarpini，1180-1252）著有《蒙古史》（Historia Mongalorum）。作者出生于意大利中部佩鲁贾附近之Plano Carpini。他是方济各会创始人圣方济（Saint Francisda Assisi）的弟子，先后在德意志、西班牙担任大主教，学识渊博，忠勤教务，为建立北欧、西欧的方济各会作出很大贡献。此书是他1245—1247年作为教皇使节出使蒙古汗廷（出使经过见本书《中外关系》章）归来所写的报告，分九章，前八章分别记述蒙古的地理、人民、宗教、习俗、国家、战争、被征服国家、对付蒙古人的方法，第九章叙述其往返路程和在蒙古宫廷的情况。这是欧洲人根据亲身见闻所写的关于蒙古的第一部详细报告，同时人文森特（Vincent deBauvais）的百科全书式名著《大鉴》（SpeculiMajoris）第四部《史鉴》（SpeculumHistoriale）中收录了其部分内容。原书抄本传世者有五种。十六世纪以来出有多种刊本和译本，重要者有1839年达维扎克（D’Avezac）的拉丁原文校订与法文译注合刊本（巴黎地理学会《旅行记与回忆录丛刊》）；1903年必兹里（C.R.Beazley）的原文校订与英译合刊本；1929年温加尔（P.A.Wyngaert）的原文校订本（《中国方济各会》SinicaFranciscana第1卷，佛罗伦萨。最好的原文刊本）；1930年里希（F.Risch）的德文译注本；1955年道森（C.Dawson）编《出使蒙古记》所收英译本；1957年莎斯齐娜（Н。Л。Щастина）的俄文译注本（对1911年马列英Мадеин俄文译注的订正和补注）；1965年贝凯（D.J.Becqet）与韩百诗（L.Hambis）的法文译注本。此外，普兰诺·卡尔平尼使团的随员波兰人本笃（Benedict）也著有一篇简短的出使记，附录贵由汗致教皇信的拉丁译本，达维扎克首次将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此件抄本与前述《蒙古史》一起刊行。

《东方行记》

卢勃鲁克（Guillaume de Rubruquis）著有《东方行记》（Itinerarium ad Partes Orientales）。作者出生于法国佛兰德尔之Rubruquis村，生卒年不详。他是法国国王圣路易身边的许多方济各会教士之一，1248年从圣路易东征（第7次十字军东征，1248—1254）。1253年奉命以传教士身份前往蒙古探明虚实。1255年回到塞浦路斯，圣路易已回法国，大主教命他留在阿克尔（Acre，今以色列海法地）讲授神学，将蒙古之行写成书面报告，派人送呈国王。这篇很长的报告书（即《东方行记》）详细记述了其往返行程和所历各地山川湖泊、城郭以及蒙古、钦察阿兰、不里阿耳、畏兀儿、吐蕃、唐兀、契丹等各民族情况（他最早指出“大契丹”即中国的居民就是古代所称之Seres 人），对蒙古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信仰、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情况记载得尤为详细，特别是着重报告了拔都斡耳朵、蒙哥汗廷及蒙古国都哈剌和林的情况，记载了所见所闻的许多重要事件和人物。报告之末他要求到法国面见国王，大概获得了准许，因为不久后罗杰·培根（Roger Bacon）在法国曾遇见他并听他谈了蒙古之行，培根在其著名的《大著作》（Pous Majus）地理门中大量收录了他的报告书内容。原书抄本现存者有五种，相互差别不大，应是同源。自1599年哈克鲁特（R.Hakluyt）首次刊布其部分内容（拉丁原文与英译）以来，出了多种原文刊本和译本，重要者有1839年巴黎地理学会《旅行记与回忆录丛刊》原文校本（最早的全文刊本）；1900 年柔克义（W.W.Rockhill）的英文译注本（含普兰诺·卡尔平尼行记的译注）；前述1929年《中国方济各会》第1卷所刊原文校本；1934年里希的德译本；前述《出使蒙古记》中的英译本和莎斯齐娜俄文译注本（道森编的《出使蒙古记》有吕浦、周良霄的汉文译注本，1983年出版）。1985年出版的克劳德与卡普勒（Claude etReneKappler）法文译注本吸收了前人（主要是伯希和的《中亚与远东基督教徒研究》）的成果，是最新、最好的译本。

《寰宇记》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著有《寰宇记》（Le di- visament dou monde）。马可波罗旅居中国达17年，游历了很多地方（详见本书《中外关系》章），1291年从泉州启程回国，1295年返抵故里。次年，他参加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海战，被俘，在热那亚狱中讲述其东方见闻，同狱比萨人鲁思梯切诺（小说家）笔录成书，1298年完成。同年获释回家，因其东方旅行经历和拥有巨大财富而声名显赫，被称为“百万”（Il Milione）。其书原稿使用法、意混合语写成（已佚），传抄中又出现拉丁语、意大利语及其他欧洲语译本，现存各种文字抄本达数十种，相互歧异甚多，其中最接近原稿文字者为巴黎国立图书馆藏 B.N.fr.1119抄本，最古老、最完整者为西班牙托莱多图书馆藏哲拉达（Zelada）拉丁文抄本。十五世纪以来出版的各种文字本子也数以百计，最重要者有玉尔的英文译注本（伦敦，1871年初版，1903年戈迪埃改订本）；伯内德托（L.F.Benedetto）校订本（佛罗伦萨，1928）；穆勒、伯希和合作完成的诸本集成、英译本（伦敦，1938）。汉文译本有四种，以冯承钧译本《马可波罗行记》（据沙海昂法文译注本译出，1936）最通行。

传教士书信

来华方济各会教士书信（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先后奉教皇之命前来中国传教的孟特戈维诺、安德鲁、帕列格里纳都曾写信给本国教友，报告其经历与见闻），是了解元代中国天主教会情况的最重要第一手资料。梵蒂冈和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有这些书信的写本。方济各会史家瓦丁（L.Wadding，1588-1657）发现了这些书信，编入其巨著《方济各会年鉴》；玉尔据瓦丁书译为英文，收在所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一书（1866年初版第1卷）中。道森编《出使蒙古记》也收有这些书信的英文译本（据《中国方济各会》第1卷所刊拉丁原文）。

鄂多立克、马黎诺里行记

鄂多立克（Odoric of Pordenone，1274 或1286—1331）著有《旅行记》。他出生于意大利弗留里省的Pordenone，年轻时即进入乌弟纳的方济各会僧院。大约于1314年开始到东方游历传道，先在亚美尼亚、波斯各地过了7年，1321或1322年由忽里模子乘船到达印度西海岸之塔纳（Tana，元代译作靼拿），再到俱兰（今奎隆），乘船到马八儿，由此渡洋东来，经苏木都剌、爪哇、占城等国，到达广州。他从广州到泉州，由此北行经福州、杭州、金陵、扬州、临清等城，到达大都。在大都居住了3年，然后由陆路西行，经东胜、甘肃诸地，取道波斯北境（原木剌夷国）回到故乡。1330年5月，他在帕度亚（Padua）口述旅行经历和见闻，由教友威廉（William of Solagna）用质朴的拉丁文笔录下来。此书有很多种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抄本传世。十六世纪以来出了多种刊本，最好的是1928年出的《中国方济各会》版拉丁文校订本。有玉尔的英文译注本（收在《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初版第一卷，1866），戈迪埃的法文译注本（巴黎，1891）。清光绪十五年（1889），留学意大利的郭栋臣将鄂多立克旅行记译为汉文并加注释，刊于武昌，名《真福和德里传》，后香港《公教报》重印其译文。最近，何高济根据玉尔译本译成汉文（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

马黎诺里（Giovanni da Marignolli）著有《东游回忆录》。他出身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贵族世家，生卒年不详。为当地圣克鲁契（Santa Croce）方济各会僧院教士。1338年奉教皇本笃十二世之命出使元朝（见本书《中外关系》章），1353年回到阿维尼翁，向教皇（英诺森六世）呈递了元顺帝的书信。1354年，他被任命为意大利南部小城比西纳诺（Bisignano）的主教。同年，他受到前来意大利接受教皇加冕的德皇卡尔四世的赏识，被聘为皇家牧师，遂从皇帝至布拉格，奉命重修《波希米亚编年史》。次年，在编撰此书第一部“世界史”开头部分世界创造之后讲到伊甸乐园，随即插入了他本人的奉使元朝回忆录，记述其往返行程和所历各地见闻。其中，关于阿力麻里基督教情况，他在元廷受到的接待和汗八里（大都）基督教情况，“蛮子”（江南）地区和刺桐城（泉州）情况，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此书仅有一种完全的古抄本（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传世，藏于布拉格，但在威尼斯另有一摘抄本（十五世纪），包含了其有关亚洲记述的所有最重要内容。1820年，德人梅纳特（J.G.Meinert）首次将马黎诺里的东方旅行记述辑录出来，加以整理和注释，刊于《波希米亚科学学会论文》第7卷，始显于世。有玉尔的英文译注本（编入《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1866年初版第2卷），张星烺从玉尔书中摘译了一部分，编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

其他资料

在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档案以及中世纪各种史籍中还保留有大量蒙元史史料，包括书信（如各国君主和教会有关蒙古问题的通信，教皇致蒙古诸汗的书信和给来华教士的命令书底本，蒙古方面来信的原文和译件，来华教士写信给教友的书信），使者的报告和旅行记，有关与蒙古通使和交涉的记载等。例如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派多明我会教士阿塞林（Asscelin）和西门（Simon）等出使波斯西境蒙古军统帅拜住营地，西门在归来后著有题为《鞑靼人史》的报告书，原书已佚，幸而同时人文森特的《史鉴》收录了其大部分，得以保留下来。伯希和所著《蒙古人和教廷》第二章对这份史料进行了精密研究；理查德（J.Richard）从《史鉴》中辑编出西门的《鞑靼人史》（Simon de Saint-Que-ntin，Histoire des Tartares，拉丁原文校订、注释，《十字军史有关文献》Ⅶ，巴黎，1965）。1248年法国国王圣路易派多明我会教士安德鲁（AndreW of Longjumeau）率领使团出使贵由汗廷，庄维尔（Joinville）的《圣路易传》和其他同时代史籍对此次出使有详细记载，大量引述了安德鲁的出使报告。伯希和在《蒙古人与教廷》中也有一节专门研究这些重要史料。前已提及的温加尔神甫所编《中国方济各会》第1卷除普兰诺·卡尔平尼、卢勃鲁克行记外，还收入了许多重要档案资料。伯希和在得到此书后，进一步研究有关蒙元时期历史的拉丁文史料，其成果《中亚与远东基督教徒研究》（遗著之一，1973年，巴黎）旁征博引，包含有丰富的以前未曾被利用的原始资料。最近，哥肯扬（H.Göckenjan）和斯维尼（J.R.Sweeney）将几种有关蒙古进兵东欧的拉丁文史料译为德文并加注释，汇编为《蒙古风暴——目击者和同时代人的报告》（1985年出版），其中包括大约1236—1237年旅行到蒙古人统治区的玉连（Julian）写给意大利佩鲁贾主教的信（这是欧洲人对蒙古西征的最早报导）、匈牙利一教区两位副监有关蒙古入侵的详细记载、匈牙利国王别剌四世、主教及贵族写给教皇等的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