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促进了民主精神在中国的高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革命事件。辛亥革命广义上亦可指自19世纪末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满清统治在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
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对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及同时期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不仅结束了此前立宪派实行君主立宪的努力，而且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各民族间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
革命的准备：
19世纪末，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强，不仅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也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局。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严重阻遏下，中国人民为改变国家面貌而发动的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相继失败。为了缓和人民的仇恨情绪，清政府自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起，陆续实行废科举、设学堂、奖游学、办企业、设商会等“新政”。但新政的真正目的在于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编练一支掌握近代枪炮的新军（见清末“新政”）。因此，新政非但未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因筹措庞大的练兵费用和对帝国主义的巨额赔款，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通过斗争实践，中国人民逐渐认识到，要反对外国侵略者，必须反对清政府的统治。1901年以后，各地农民的反清武装起义此伏彼起。但在20世纪初期的历史背景下，自发的、分散的旧式农民起义已不能完成推翻清王朝并进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任务，历史呼唤新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
当时，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弱小但却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它既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又与之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上层部分封建性较强，政治上懦怯、保守，中下层部分封建性较弱，革命要求较为强烈。与此同时，由于派游学、兴新学和新学书报的出版，一个不同于封建知识分子的新型知识阶层随之出现。他们中的不少人政治上比较敏锐，爱国热情充沛，又不同程度地具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易于接受和形成民主主义思想。其先进分子的呼声，往往代表或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资产阶级革命派最初主要是从这批新型知识分子中产生出来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1894年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火奴鲁鲁的华侨中成立了政治小团体兴中会，其宗旨在于“振兴中华，维持国体”。此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一直得到华侨的有力支持。1895年 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始。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显示出活跃的势头。留日学生创办的《开智录》上首先出现排满字样。《国民报》则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1903年，东京留学界思想愈益活跃，《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版。上海知识界也出现了新气象。1902年上海成立了以造成“共和的国民”为目的的中国教育会，接着又在中国教育会支持下成立了爱国学社，学社师生们在演说会上公开倡言革命。
促使知识阶层进一步革命化的是拒俄事件。1903年为反对俄国破坏从东北撤兵的条约，上海举行“拒俄”集会，东京留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名军国民教育会），拒俄运动迅速在北京、武汉、广州等地得到响应。清政府下令镇压，青年知识分子愤而转向革命。上海《苏报》呼吁人们推翻清朝统治，并发表介绍邹容《革命军》的文章和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摘要，引起社会巨大震动。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查封《苏报》，监禁章炳麟和邹容，造成轰动一时的《苏报》案，激起人们的强烈愤恨。
组织革命团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03年11月，从东京回国的军国民教育会成员黄兴组织两湖学生在长沙建立了革命团体华兴会。1904年 7月，两湖进步学生又在武昌组织了科学补习所。同年11月，上海成立了由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发展而成的光复会，会长蔡元培。与此同时，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名目不同的革命团体。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成立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的要求愈益迫切。1905年7月，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等七十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把分散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小团体的成员陆续加入进来。8月中旬，孙中山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同月20日（七月二十四），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
同盟会的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民族主义，矛头主要指向出卖中华民族权益、实行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满洲贵族，也包含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内容。民权主义要求通过国民革命，建立民国政府，国民一律平等；总统由国民公选，议会由民选议员组成；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民生主义，其主要内容为平均地权，即核定地主土地的现价，将来经济发展、地价上涨时，现价仍为地主所有，增价部分则收归国有，为国民共享。平均地权的提出，主观上企图避免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对立在中国再现，带有浓厚的主观社会主义色彩，客观上具有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意义。三民主义的缺陷主要是：没有明确的反帝思想。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力图在不和帝国主义发生正面冲突的条件下进行革命。同样，它也没有切实可行的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方案。平均地权企图解决的主要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下的城市土地问题。
代表资产阶级上层政治利益的改良派，不愿意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制度，反对暴力革命。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号召。《民报》创办后即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论战环绕“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等三方面进行，涉及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要不要实行平均地权，革命是否会引起瓜分和内乱等问题。辩论结果，革命派占据上风，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但革命派过分集中了对种族问题的注意，单纯宣传反满，无形中忽略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个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
在进行论战的同时，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见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如1906年12月萍浏醴起义；1907年黄冈、惠州七女湖、安庆、防城、泸州、成都、镇南关起义；1908年钦州、河口、安庆起义。这些起义大多以会党为主力。1910年同盟会南方支部改变方针，组织了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宣统三年三月）黄兴领导了广州起义（见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几次起义都失败了，使同盟会的精华遭到重大损失，但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
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同步发展的，是多达千余次的自发的群众斗争，主要内容为抗捐抗租、罢工罢市、抢米骚动和反对教会压迫等。这些斗争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同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参加并领导了收回路矿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1904年，鄂、湘、粤三省人民发动过反对清政府出卖粤汉路建筑权的斗争。1905年，为反对美国统治集团虐待华工，由上海总商会倡导，二十一个通商口岸的商会响应，掀起了全国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运动中提出了“伸国权而保商利”的口号，表明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自觉大为提高。此后各地收回利权运动逐渐进入**。1907年，山西、山东、四川人民为保卫矿权，分别成立了保晋公司、保矿会和江合公司；江浙人民要求自办苏杭甬铁路。1908～1910年间，安徽、河南、云南等省人民继续掀起保矿斗争。
为了消弭革命，拉拢资产阶级，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1905年 7月，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9月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9、10月，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允许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选举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等部分权利。上层资产阶级从中看到了希望。他们纷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宪政筹备会、宪政公会、粤商自治会等立宪团体，从事君主立宪活动，准备参预政权。他们被称为立宪派。康有为、梁启超也分别在海外成立国民宪政会、政闻社，准备回国参加政治活动。但是，满洲亲贵们关心的是“皇位永固”，对立宪并不热衷。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不久，光绪帝（即清德宗载湉和实际掌握政权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三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摄政王载沣采取集权措施，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国家大权的政策。汉族军机大臣袁世凯被罢斥，满洲亲贵和汉族官僚地主之间的矛盾加深。1910年，由各省咨议局代表组成的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连续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当第四次请愿活动展开后，清政府以“聚众要挟”为名，实行镇压。请愿活动被迫停止。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发布内阁官制，成立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的“皇族内阁”。立宪派分享政权的希望完全落空。他们对清廷的顽固态度从愤懑发展到绝望，少数人抛弃立宪的幻想，对革命活动开始表示同情。
革命的客观条件日趋成熟，同盟会的领导却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危机。少数同盟会员反对孙中山，一再掀起“倒孙风潮”。1907年，张百祥等在东京组织共进会以联络会党，把同盟会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1910年陶成章、章炳麟等在东京重建光复会，实际放弃同盟会宗旨。1911年 7月，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把武装起义重点转向华中一带，它的成立填补了同盟会的领导空缺，使长江流域的革命力量有所加强，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同盟会领导力量的涣散状态。在革命的主观条件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各地尤其是华中地区一些基层革命团体的深入的组织发动工作和许多革命党人的实际活动，才使革命的爆发成为可能。
革命的爆发：
进入1911年，革命的形势愈益成熟。5月，清政府唯帝国主义之命是从，颁布铁路国有上谕，宣布各省商办干路一律收回，随即同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合同，将从中国人民手中夺得的权利拱手献给了帝国主义。此举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与铁路国有直接相关的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人民强烈反对出卖路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尤为波澜壮阔。至8月，重庆、郫县、江津、温江等各地成立保路同志协会近七十个，会员数十万人，成都召开数万人的保路大会，散发传单，号召罢市罢课、停纳捐税以示抗议。 9月，保路风潮扩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群众暴动接连发生。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逮捕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并枪杀请愿群众数十名，造成流血大惨案。同盟会员龙鸣剑等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转战各地，攻城夺地，猛烈冲击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
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这场运动的迅速发展，引起全国动荡不安，革命党人受到鼓舞，在各省积极准备起义。汉口革命党人主办的《大江报》发表社论，公开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同盟会中部总会看到起义良机已经到来，主张由革命力量充实的武汉方面首先发动，其他有准备的省份同时响应。在清政府全力应付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湖北新军中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等革命团体乘机发动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轰轰烈烈的一幕。
长期以来，武汉革命党人坚持了扎实细致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各界群众特别是新军中聚集了雄厚的革命力量。到起义前夕，驻武汉的一万五千多新军士兵中，已有六千人参加了文学社和共进会。9月下旬革命党人感到形势紧迫，召开文学社、共进会联席会议，决定于10月 6日（中秋节）发动起义，后由于形势瞬息变化，起义推迟。10月 9日（八月十八），在预定起义的那一天，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在汉口装配炸弹时不慎爆炸，湖广总督瑞澂下令闭城搜查，汉口和武昌的起义指挥机关遭到破坏，一些起义的领导人被捕、被杀或避匿。在这种情况下，新军各标营中革命士兵深感形势严重紧急，开始主动行动，起义终于爆发了。10日晚七时左右，武昌城外塘角的辎重营和城内工程第八营几乎同时发动，各标营继起，经一夜苦战，11日晨革命军占领总督署，全城光复，首义成功。汉阳、汉口也先后为革命军占领。11日，起义士兵聚集到湖北咨议局，在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的参与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革命党的领袖们未亲身参加起义，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士兵们对自己掌握政权没有信心，清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在革命士兵的枪口逼迫下做了这个刚建立的湖北军政府的都督。军政府随即发布各种文电，宣布清政府对内专制独裁、对外出卖主权的罪行，号召各省揭竿而起，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而奋斗。11月，湖北军政府公布《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它是全国第一个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拟定的地方宪法。在中央革命政府成立前，这部约法具有国家根本法的性质，对起义各省军政府具有指导作用。这个时期的湖北军政府，虽受到立宪派和封建官僚的阻挠破坏，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制的省级政权。
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全国得到了连锁反应，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最先起来响应的是湖南。10月22日，同盟会员焦达峰率湖南新军在长沙城外宣布起义，攻入巡抚衙门，焦达峰被推为湖南军政府都督。月底，湖南立宪派发动兵变，焦达峰被杀，原咨议局议长谭延闿掌握政权，担任都督。与湖南响应的同一天，陕西革命党人率领新军士兵在西安起义，次日占领全城，新军军官、同盟会员张凤翙被推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后改都督），组织陕西军政府。23日，九江新军起义，月底光复南昌，江西军政府建立。29日，太原新军起义，新军标统、同盟会员阎锡山担任山西军政府都督。30日，昆明新军起义，次日攻占督署，参加起义的新军协统蔡锷被推举为云南政府都督。11月3日，同盟会员陈其美、光复会员李燮和发动上海起义，陈其美被举为沪军政府都督。3日夜，贵州新军起义，革命党人杨荩诚被推为都督。 4日晚，杭州新军起义，立宪派汤寿潜为浙江军政府都督。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由于形势所迫，在苏州宣布和平独立，任共和政府都督。7日，广西立宪派宣布和平独立，以前巡抚沈秉瀍为都督。8日，安徽咨议局在安庆宣布和平独立，原巡抚朱家宝为都督。8日晚，福州新军起义，次日占领省城，新军统制孙道仁任福建军政府都督。9日，在各路民军进逼省城的情况下，广州绅商各界在咨议局宣布独立，举两广总督张鸣岐为都督，张逃匿，推同盟会员胡汉民为广东军政府都督。正处在保路同志军活动**中的四川，11月 5日，同盟会员、新军排长夏之时在简阳起义，东进重庆。22日，会合重庆党人张培爵成立蜀军政府，以张为都督。2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表示愿意让出政权，在成都成立四川军政府，以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任都督。
至此，全国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省就有十四个。北方未独立各省，有的地方清王朝统治较强，如直隶、山东、河南；有的远在边陲，革命党势力较弱，如新疆、奉天。那些省份也不平静，革命党仍然组织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的局面是同盟会长期以来积蓄力量、艰苦奋斗的结果。在清政府严酷统治下，同盟会选择了武装起义的方针，坚持不懈，百折不挠。大批同盟会员在各省区深入新军，联络会党，建立分支机构，积极为武装起义准备条件。已独立的省中，九个省是革命党人在省会发动武装起义实现独立的；江苏、广西、安徽、广东、四川五省采取了“和平独立”的形式，这是由于全国已处于革命**之中，当地武装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或接近成熟，立宪派和清朝官僚不得不转变态度，从权应变。所有这些，构成了辛亥革命的全貌。
武昌起义之后，立宪派纷纷表示赞成革命。这一变化，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使得力量对比更有利于革命方面。但是革命派在新政权中很快表现出他们的领导力量和地位的软弱性。他们或将武装起义夺来的政权拱手让给立宪派和旧官僚，或不能对靠“和平独立”建立的政权进行革命改造，以至在各省军政府内，革命派力量日渐削弱，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力量则不断膨胀。
广大人民群众在各省起义过程中表现了高昂的热情。新军士兵、会党群众、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海外华侨、爱国士绅、少数民族都作出了贡献。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沸腾局面。但是，革命党人以“中等社会”自居，不敢采取充分发动群众的方针。不少地区的农民在各地军政府宣布豁免清政府各种苛捐杂税影响下，发动了以抗租为主要内容的斗争，但大都遭到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因而失去了农民这一强大支柱。
辛亥革命年表：
1910年 3月21日 孙中山向黄兴提议再次发动广州起义。
1910年 3月 孙中山在旧金山设美洲同盟总会（又称同盟会美国总支部）。
1910年 3月 长沙发生抢米暴动。
1910年 4月 各省请开国会代表发动第二次请原。
1910年 6月16日 湖北革命党人改群治学社为振武学社。
1910年 9月18日 资政院开院。
1910年 10月3日 《民立报》在上海创刊。
1910年 10月11日 国会请愿代表团发起第二次请愿，分别向资政院和载卫上书。
1910年 10月 清廷发布上谕，将预备立宪期限由九年改为五年。
1910年 11月4日 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会议，布置广州起义。
1911年 1月30日 振武学社更名文学社，举蒋翊武为社长。
1911年 1月 同盟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负责筹划和组织广州起义。
1911年 4月8日 温生才击丝广州将军孚琦，温被捕遇害。
1911年 4月27日 黄兴等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
1911年 5月8日 清廷组成皇族内阁，以庆新王奕为总理大臣。
1911年 5月9日 清廷颁布铁路国有政策。
1911年 5月10日 文学社在武昌小朝街设立机关部。
1911年 5月11日 文学会和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第一次国体联合会议。6月14日和9月14日又先后就两国体联合再三会议协商。
1911年 5月17日 四川保路同志威风成都正式成立。
1911年 7月31日 宋教仁、谭人凤、黄兴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
1911年 7月 汉口《大江报》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亡中团者和平也》二短证。大江报馆被查封，报社主笔詹大悲、何海鸣被捕。
1911年 8月13日 林冠慈、陈敬岳在广州炸伤李准。
1911年 8月 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及附近各州县发动罢市、罢课。
1911年 9月7日 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蒲殿俊、罗纶等，枪杀请愿群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1911年 9月24日 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大会在武昌召开，讨论通过“起义计划”。
1911年 9月25日 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调配炸药，不慎引爆。蒋翊武等在武昌小朝街机关部决定当夜起义。
1911年 10月10日 凌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就义。晚，武昌起义爆发，经过一夜激战，起义军占领武昌全城。
1911年 10月11日 湖北军政府成立，举清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是日晚，汉阳，汉口驻军起义。
1911年 10月12日 辛亥革命历史照片（20张）清廷谕令荫昌、萨镇冰率水陆两前赴鄂镇压起义。
1911年 10月12日 孙中山在美国获悉武昌起义，“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而后归国。
1911年 10月14日 清廷下韶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对武昌起义的“剿抚事宜”。
1911年 10月18日 驻汉口各外国领事馆宣告“严守中立”。到同月22日驶抵武汉江面的英、德、美等国军舰达二十艘。
1911年 10月18日 民军进攻汉口刘家庙。阳夏战争开始。
1911年 10月22日 长沙起义，成立湖南军政府，举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
1911年 10月22日 西安起义。27日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以张夙为大统续。
1911年 10月23日 九江起义。次日成立九江军政分府。
1911年 10月25日 李沛基炸死新任广州将军凤山。
1911年 10月27日 黄兴、宋教仁等从上海乘轮抵武昌，黄旋赴汉口前线督战。
1911年 10月28日 湘军第1协王隆中部率领首批援鄂军1700多人出师援鄂
1911年 10月28日 王部于11月4日开抵武昌。后另有甘兴典等部湘军援鄂。
1911年 10月29日 太原 邹容和革命军起义，成立山西军政府，举阎锡山为都督。
1911年 10月30日 昆明“重九”起义。11月3日成立云南军政府，举蔡锷为都督。
1911年 10月30日 载丰以宣统帝名义下诏“罪己”，并开放党禁，赦免党人。
1911年 10月31日 南昌起义。11月1日成立江西军政府，举吴介璋为都督。
1911年 10月31日 湖南发生兵变，焦达峰、陈作新被杀，谭延闿继任都督。
1911年 11月1日 清军攻占汉口，民军退守汉阳、武昌。
1911年 11月1日 皇族内阁辞职。清廷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1911年 11月3日 都督黎元洪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黄兴等随即往汉阳设战时总司令部。
1911年 11月3日 贵阳起义。次日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以杨盖诚为都督；另设枢密院，以张百麟为院长。
1911年 11月3日 陈其美、李燮和等发动上海起义。6日成立沪军都督府，举陈其美为都督。
1911年 11月3日 河南革命党人数十人被捕遇害，计划于次日发动的开封起义流产。
1911年 11月4日 杭州起义。7日成立浙江军政府，以汤寿潜为都督。
1911年 11月5日 苏州和平光复，成立江苏都督府，巡抚程德全改称都督。
1911年 11月5日 吴禄贞在山西娘子关与阎锡山等会晤，议组燕晋联军，准备举兵直捣北京。
1911年 11月7日 广西宣布独立，改抚署为军政府，以巡抚沈秉为都督。
1911年 11月7日 吴禄贞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于石家庄。
1911年 11月7日 安徽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推巡抚朱家宝为都督。
1911年 11月8日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洪都督电起义各省，请派代表到武昌会议组织临时政府。
1911年 11月9日 广东独立，推两广总督张鸣岐为都督；因张逃，复推胡汉民为都督。
1911年 11月9日 福州起义。11改督署为福建都督府，推孙道仁为都督。
1911年 11月9日 苏、渐都督联电沪督，倡议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沪督陈其美随即于13日通电各省，请派代表赴沪筹组临时政府。
1911年 11月11日 袁世凯派蔡廷斡、刘承恩等人武昌诱和。
1911年 11月11日 海容、海琛、海筹等舰自汉口前线下驶九江，宣告反正。
1911年 11月12日 奉天国民保安会成立，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被举为会长。16、17日吉林、黑龙江国民保安会相继成立。
1911年 11月12日 镜清、保民等十余舰在镇江起义。
1911年 11月13日 袁世凯在北京就内阁总理职。
1911年 11月13日 山东宣布独立，以巡抚孙宝琦为都督。
1911年 11月13日 孙于同月24日宣布取消独立。浙江、江苏、镇江、福建、山东、湖南、上海七处代表在沪集合，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1911年 11月16日 黄兴指挥民军自汉阳反攻汉口，次日败退汉阳。
1911年 11月22日 重庆宣告独立，成立蜀军政府，以张培爵为都督。
1911年 11月24日 江浙联军会攻南京。
1911年 11月26日 入川鄂军在资州起义，杀端方，回师湖北。
1911年 11月27日 成都和平独立，宣告四川地方自治，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以咨询局议长蒲殿俊为都督。
1911年 11月27日 黎元洪电各省都督，告以汉阳失守，请速派兵来援。
1911年 11月28日 各省代表会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开第一次会议，议决临时政府成立以前，由鄂军政府代行中央军政府职权。
1911年 12月1日 鄂军政府与袁世凯签订停战协议。
1911年 12月2日 江浙联军攻克南京。
1911年 12月2日 各省代表会正式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1911年 12月3日 各省代表会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
1911年 12月4日 留沪各省代表开共和联合会大会，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并推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
1911年 12月4日 各省代表会议决议和条款四条，以伍廷芳为代表与袁世凯议和。
1911年 12月5日 清廷授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袁次日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议和。
1911年 12月7日 海军开代表会，公举程壁光为海军总司令。海军全部反正。
1911年 12月12日 十四省代表齐集南京开会。
1911年 12月17日 各省代表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
1911年 12月18日 “南北和谈”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议事厅开始举行。
1911年 12月20日 六国驻沪总领事照会南、北和谈代表速定和议。
1911年 12月25日 孙中山归国抵上海。
1911年 12月25日 各省代表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会在南京开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1年 12月29日 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达成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协议。
1911年 12月29日 袁世凯拒绝接受“南北和谈”商订的国民会议召集办法。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袁世凯准唐绍仪辞职，并电告伍廷芳以后直接电商南北和谈事宜。
1912年 1月2日 直隶滦州新军起义。
1912年 1月2日 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
革命的胜利与失败：
革命的胜利发展使清政府极为震惊，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显得手足失措。不久以前受到清政府排斥，在彰德韬晦的袁世凯在北洋军中有深厚的潜势力。由于南方新军纷纷倒向革命一边，北洋军是清政府唯一可以使用的军事力量。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对袁世凯也寄予厚望。尤其重要的是，袁世凯还得到帝国主义的有力支持。10月27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指挥湖北军事的全权。11月 1日，清军攻陷汉口。同日，摄政王载沣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交出全部军政大权，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袁世凯懂得，单靠武力是镇压不了革命党人的。他在南下督师时，或屡函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或派出代表到武昌，提出在实行君主立宪的条件下同革命党人“和平了结”。黎元洪和黄兴、宋教仁等过高估计了袁世凯的力量和自身的困难，急于取得廉价的胜利，他们企图利用袁世凯和清朝贵族之间的矛盾，以大总统的位置动员他倒戈，把最终推倒清朝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11月27日，汉阳为清军攻陷。帝国主义看到时机成熟，出面斡旋停战。12月1日，在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葛福撮合下，双方议订停战三日。此后又拟定《续停战条款》，规定双方派出代表讨论大局。停战是辛亥革命从武装斗争走向政治妥协的一个重要转折；而同意谈判，则打开了政治解决南北冲突的大门。12月18日，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和革命军政府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开始和谈。
中外反动派的营垒因袁世凯的出山得到加强。革命方面却群龙无首，妥协倾向日增。独立的各省形成了两个中心：武昌集团以黎元洪为首，上海集团以陈其美为首。双方都力争筹建临时政府的主动权。11月下旬，各省代表议决承认武昌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督执行中央政务。接着十四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筹备成立中央临时政府。12月 2日，江浙联军经过十天的奋战，攻克清两江总督、江南提督盘踞的南京。于是代表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随即自武汉齐集南京。25日，同盟会总理孙中山自海外归来，对革命派内部的妥协倾向进行了斗争，但他无力改变总的趋势。29日，十七省代表会议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诞生。1月2日，通电改用阳历。 3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确定临时政府组成人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28日，又成立南京临时参议院。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这个政府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三种政治势力。革命派在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立宪派和旧官僚担任内政、实业、交通等部总长，拥有相当实力。在作为立法机关的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员占大多数，也有不少参议员是立宪派人士。独立各省的军政府多数为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操纵，南京临时政府和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对它们事实上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革命派自身的弱点也更多地暴露出来。章炳麟宣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就是这种弱点的一种反映。革命党的一些上层分子由于思想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害怕革命深入引起社会动乱，或者热衷于争权夺利，和立宪派、旧官僚一起组成政治团体，如章炳麟、张謇、程德全等组成中华民国联合会，孙武、黎元洪组成民社，对同盟会和孙中山施加压力。孙中山的许多正确主张都遭到反对。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感到大总统的位置难于到手，立即撤销和议代表，造成谈判破裂的形势，迫使革命势力妥协。帝国主义列强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且制造外国干涉的空气。北京公使团决定将中国各海关净存税款汇解上海，分存于汇丰、德华、华俄道胜等外国银行。这批偿还外债后本可动用的税款节余（即“关余”）因此被冻结。身任两淮盐政总理的临时政府实业部长张謇，坚决反对孙中山“挪用”盐税。临时政府可能得到的财源被堵死，只能向日本、美国、德国、俄国的财团接洽贷款，大多没有结果，陷入极为竭蹶的境地。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孙中山被迫退让。1月22日，孙中山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即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加紧逼迫清帝退位。2月12日，清朝皇帝终于接受中华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正式退位。这样，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垮台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也随之结束。
2月13日，袁世凯向临时政府正式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孙中山辞职时提出定都南京、新总统须到南京就职和必须遵守《临时约法》等三个条件，想以此对袁世凯加些限制。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实力在北方，拒绝南下就职。孙中山派蔡元培为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表面上装腔作势，表示欢迎，暗地里却指使亲信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制造兵变；帝国主义也乘机调兵入京，制造紧张空气，以支持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再次退让。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按照三权分立原则，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有请愿、选举、被选举等项权利。这个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25日，唐绍仪到南京接收临时政府，组织新内阁。该内阁中内政、陆军、海军、财政、外交等部均由袁世凯的亲信或拥护者担任，同盟会只分配到教育、农林、工商等几个点缀性的席位。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和该院迁往北京。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失败了。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辛亥革命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大敌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缺乏必要的决心和勇气，也缺乏相应的力量。这个阶级的激进的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出现至武昌起义，只不过是十来年的经历，各方面都还不够成熟。思想上，救亡排满的宣传淹没了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宣传，对帝国主义存在着惧怕心理；组织上，同盟会未能成为一个坚强统一的司令部和战斗队；军事上，缺乏一支由自己掌握的有觉悟的部队；政治上，对立宪派和旧官僚丧失警惕；阶级关系上，未能发动农民，形成强有力的民主革命大军。历史证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有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却无力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历史证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结合，是扼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从此深入人心。中国人民长期以来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作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革命影响：
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思想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经济影响
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
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有限的。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却未受根本性冲击。因为主导各地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地方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这反而更加巩固了他们原有的地位。虽然革命党的一些主要领袖如孙中山等人出身平民，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在辛亥革命后的生存条件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方令传统上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