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气胜而情偏，犹曰动於天而参於人也。才艺之士，则又溺於文辞，以为观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赖於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无华朴，味之不能无浓淡，势也。华朴争而不能无邪色，浓淡争而不能无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於华朴浓淡之争也。文辞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为竞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为文，未有见其至者。以此为史，岂可与闻古人大体乎？
韩氏愈曰："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仁者情之普，义者气之遂也。程子尝谓："有《关雎》、《麟趾》之意，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则以谓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盖言心术贵於养也。史迁百三十篇，《报任安书》，所谓"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谓"绍名世，正《易传》，本《诗》、《书》《礼》乐之际"，其本旨也。所云发愤著书，不过叙述穷愁，而假以为辞耳。后人泥於发愤之说，遂谓百三十篇，皆为怨诽所激发，王允亦斥其言为谤书。於是后世论文，以史迁为讥谤之能事，以微文为史职之大权，或从羡慕而仿效为之；是直以乱臣贼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笔削，不亦悖乎！今观迁所著书，如《封禅》之惑於鬼神，《平准》之算及商贩，孝武之秕政也。后世观於相如之文，桓宽之论，何尝待史迁而后著哉？《游侠》、《货殖》诸篇，不能无所感慨，贤者好奇，亦洵有之。馀皆经纬古今，折衷六艺，何尝敢於讪上哉？朱子尝言，《离骚》不甚怨君，后人附会有过。吾则以谓史迁未敢谤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轲，怨诽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夫《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於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所遇皆穷，固不能无感慨。而不学无识者流，且谓诽君谤主，不妨尊为文辞之宗焉，大义何由得明，心术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诗》可以兴。"说者以谓兴起好善恶恶之心也。好善恶恶之心，惧其似之而非，故贵平日有所养也。《骚》与《史》，皆深於《诗》者也。言婉多风，皆不背於名教，而梏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