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维新改革而献身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通眉生、寥天一阁主等，湖南浏阳人。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1865年3月10日）生于北京宣武城南烂眠胡同。谭嗣同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其父继洵（字敬甫），官至湖北巡抚。他幼年随父在京读书，师从浏阳学者欧阳中鹄。欧阳甚为推崇王船山的学术和气节，嗣同后来亦十分敬仰王船山，当受其影响。
光绪二年（1876）北京发生流疫，谭嗣同被染，昏死三日，后又苏醒，所以取号复生。在这次流疫中，他母亲和姐姐、哥哥等相继染疾而逝。其母死后，谭嗣同备受庶母虐待，亦遭其父歧视，心灵上受到极大创痛，后来他曾追述：“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他憎恨封建伦理，勇于为理想献身等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与他早年的遭遇不无关系。
谭嗣同早年就在京城结交了专以“锄强扶弱为事”的义侠王五（世称大刀王五，名正谊，回族），向他学习拳击和剑术，后来“于文事之暇，喜欢技击，会骑马，会舞剑”，即由此奠定了基础。王五虽为正统的封建士大夫所不屑，谭嗣同却与之始终保持了密切的友谊。王五那种桀骜不驯，英勇慷慨，以及对世俗的反抗精神，对谭嗣同当然也有影响。
光绪三年（1877），其父由京官外放，补授甘肃巩秦阶道。此后谭嗣同曾多次来往并居住于其父兰州任所，继续读书求学。他还常与父亲的役属奔驰于西北原野，穿山爬岭，踏沙涉水，打野生充饥，吃雪块解渴。晚间则架起帐篷，点起篝火，斗酒纵横，奏琴高歌。这种豪放不羁的生活与勇敢坚毅的精神，促使其喜“为驰骋不羁之文”，好“讲霸王经世之略”。
谭嗣同作为一个封建达官之子，其父迫切期望他通过科举道路，步入当时的统治集团。而就其个人说来，要施展自己的“经世之略”，也难以抛弃科举之道。因此，他从光绪十年起至二十年止，10 年之间，曾往来南北各地，主要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不料，却屡屡败北。但由此，往来南北各地，遍观社会风土，广览“形势胜迹”，又目睹哀鸿遍野，灾民流离之状，大大加深了他对社会的了解，对下层苦难群众的同情，不禁产生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廓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誓志做一些有利于振兴祖国的事业，因自号“壮飞”。
光绪二十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者，又于次年和日本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愤慨，康有为联合各省赴京应试举人，发动了有名的“公车上书”，揭开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深重的民族灾难，使谭嗣同受到极大刺激，以致悲愤高歌：“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爱国主义激情促使他的思想起了急剧变化，他在给其密友唐才常的信中说：“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他追悔自己“三十年前之精力，弊于所谓考据辞章，垂垂尽矣，勉于世，无一当焉”，痛感到再不能抱残守阙，决心弃旧图新，走维新变法的道路。此间，他写了一系列论文，阐发其维新变法的观点和主张，脚踏实地地开始具体的改革活动，从“开风气”、“育人材”出发，联合有识之士，从本县、本省着手，筹办和创立算学格致馆、《湘学报》、时务学堂等。
正当谭嗣同积极地在湖南、湖北等地从事维新活动之际，他的父亲却为之捐资取得候补知府的官衔，且一再催促其到南京候补。为此，他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离开武昌，北游访学。他先到了上海，访见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看到了万年化石、爱克斯光照相，还购买了一批西书，引起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再到天津，看到那里的机厂、轮船、船坞、火车、铁桥、电线、炮台，还参观了唐山的煤矿和漠河的金矿，认为“无一不规模宏远，至精至当”，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向往。在天津，他还加入了当地民间的秘密结社组织——在理教。继而，又到了北京，谒见了帝党要员翁同龢。
七月，谭嗣同到南京候补，在官场往来答拜中，他深察官场的黑暗与腐败。此间，他与精通佛学的杨文会“时相往还”，潜心研究佛学。同时，又到上海与梁启超、汪康年、吴雁舟等相交往。梁向他介绍了其师康有为的思想，使正在追求新知识的谭嗣同对康十分钦佩；梁启超也向康有为称赞谭嗣同“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公子之中，此为最矣”。和梁启超的结识，使谭嗣同在官场的“空寂”中找到知音。因于这段时间，他多次往来南京、上海，一方面从事维新活动；另一方面与梁启超研讨学问，探讨变法理论，着手撰写其代表性著作《仁学》。
当维新变法运动日益发展起来之后，热心于维新事业的黄遵宪、徐仁铸、江标等先后到湖南任职，湖南巡抚陈宝箴也“一意振兴新学”。加之，当地的维新之士唐才常、毕永年、易鼐、樊锥等，也迫切盼望谭嗣同回湖南共谋维新事业。因此，谭嗣同应陈宝箴之邀，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毅然弃官，回归湖南，全身心地参加筹划湖南的维新之举：兴矿务、建铁路、创学会、办报纸，使湖南的维新活动大大向前推进。此间，谭嗣同尤为致力于《湘报》、时务学堂、南学会。如为《湘报》撰写《湘报后叙》近20篇文章，竭力使《湘报》成为维新事业的喉舌，为变法革新、提倡民权制造舆论。再如南学会成立后，谭嗣同亲任主讲，每到会“必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畅论当时中国情势之危急，激发听讲者的爱国主义热忱。当时，在南学会听讲的毕永年深有感受地说：“闻复生先生讲义，声情激越，洵足兴顽起懦。”谭嗣同期望通过南学会等阵地，“群湖南者智湖南，又以智湖南者智中国。”尔后，湖南各地的学会，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正由于谭嗣同等人的努力，使湖南的新学、新政广为推行，风气大变。曾有人评论说：“全省风气大开，君（指谭嗣同）之功居多。”
湖南因“大行改革，全省移风”，当地的顽固士绅、守旧党徒对此“疾之特甚”。王先谦、叶德辉等气焰嚣张，或“屡遣人至京参劾”，或直接攻击维新党人“首倡邪说”，“背叛圣教”，“乃无父无君之乱党”，甚至施展种种阴谋手段，“閧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还扬言要杀谭嗣同。张之洞也针对《湘学报》、《湘报》经常发表阐述民主、民权思想的文章，横加指责：“《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至匪人邪士，倡为乱阶”。面对顽固劣绅、达官权贵的破坏和威胁，谭嗣同义无反顾，毫不动摇。在反动势力的打击迫害下，当时时务学堂的教习，有的被解聘，有的因畏惧而离去，同时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对此，谭嗣同毅然表示：“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诏定国是”，明令变法维新。谭嗣同因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荐，被擢为四品军机章京，至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参与维新，时号“军机四卿”。他应诏入京师，天真地认为“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决心“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致力于变法维新。然而，随着维新改革的推进，新旧斗争愈演愈烈。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手无实权的光绪帝感到“朕位几不保”，密诏谭嗣同等设法营救。紧急无策之中，谭嗣同对袁世凯作了错误估计，深夜贸然私访，请其出兵营救。阴险奸诈的袁世凯，虚与应付之后，即叛卖告密。一场宫廷政变终于爆发，光绪帝被废禁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谭嗣同的密友义侠王五愿作保镖，护送其出京。日本公使馆也派人会见谭氏，愿设法保护。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谭嗣同大义凛然地表示：“大丈夫不做事则已，做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并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旋，被执入狱。他在狱中犹题诗于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在刑场上，他不顾监斩官刚毅的拦阻，临终犹自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谭嗣同被杀害，死时，年仅34岁。
谭嗣同的论著主要有：《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石菊影庐笔识》、《兴算学议》、《思纬■■台短书》、《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壮飞楼治事十篇》、《仁学》，以及大量书信与报章论文等。今人辑有《谭嗣同全集》。
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想
谭嗣同作为戊戌维新运动中激进派的代表，其思想中最有积极影响的是他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由于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进一步加深，清朝统治的衰败腐朽也进一步暴露，中国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出现了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在政治思想上的代表人物。谭嗣同的思想，正是作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上的代表登上历史舞台的，同时又是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潮走向**的产物。谭嗣同进步社会思想中最主要、最深刻的内容，是鲜明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封建君主专制与纲常名教的猛烈批判的激进的民主思想。
爱国主义是谭嗣同进步社会政治思想产生的基础和出发点。他之所以走上维新变法道路，就是在甲午战争民族危亡的形势下，为救亡图强而弃旧图新。他在甲午战后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总结回顾过去，深深地探索、思考救国救民的方案。从爱国主义出发，他愤怒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约（指《马关条约》）中通商各条，将兵权利权商务税务一网打尽”；“自古取人之国，无此酷毒者”。为了使国家摆脱奴役地位，谭嗣同主张对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侵略，都必须针锋相对“以相抵御”，而清朝统治者却一味割地赔款，屈膝求和。他们不仅不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反，却将“中国之生死命脉，惟恐不尽授之于人”。谭嗣同还敏锐地看到，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紧逼，“台湾沦为日之版图，东三省又入俄之笼网，广西为法所涎，云南为英所睨。迩者胶州海湾之强取，山东铁路之包办，德又逐逐焉”。中国实在是面临着“瓜分豆剖”的局面，因此，他在南学会的讲演，鼓动性很强：“诸君当知此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仆、当牛马的。诸君诸君！我辈不好自为之，则去当奴仆、当牛马之日不远矣！”他自己正是从爱国主义出发，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积极参加维新变法的实践，探研维新变法的理论，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
谭嗣同从历史的总结与现实的感受中，深深感到，要救国，要维新，必须冲破封建君主专制的牢笼禁锢。他在从事维新变法的实践活动与理论著述中，都对封建君主专制及纲常名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斗争。
谭嗣同对封建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指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他对秦汉以来的封建社会作了鸟瞰式的考察后，概括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二者间的相互关系是“相交相资”，“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也就是说，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是强盗政治；专制主义的文化是奴婢文化。这些分析批判，一定程度上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十分尖锐和深刻。
封建专制主义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特征是君主独裁专制。对于君主专制的弊端，谭嗣同也予以尖锐揭露。他指出君主把天下作为囊橐中之私产，他们“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盘乐怠傲，骄奢而淫杀”，而且“供一身之不足，又滥纵其百官，又欲传之世世万代子孙”。专制君主几乎是封建社会中一切罪恶的渊薮。谭嗣同谴责专制君主是“独夫民贼”。君主既是“独夫民贼”，那么“彼君主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这些揭露批判，实质上是对君主专制的大胆否定，为其先辈和同时代的思想家所不及。
针对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种种倒行逆施，往往打着“君权神授”的招牌作为挡箭牌和护身符，谭嗣同吸收、利用了王夫之、黄宗羲的民主思想，以及西方民约论的社会政治思想，论证了君的产生，以及君与臣民之间的关系。他详细论证了君的最早出现与举、废，悉听民意，并非君权神授。在君主专制的淫威笼罩一切的时代，谭嗣同敢于否定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剥落罩在君主脑门上的神光圣圈，无疑有进步历史意义。
对于维护封建专制的纲常名教，谭嗣同的批判尤为深刻有力。他说：“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又说：“君臣之祸极，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倡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惨祸烈毒的纲常名教，不但压制了人们的自由言论，也禁锢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心灵。
在批判揭露封建专制与纲常名教的基础上，谭嗣同大声疾呼：要冲决封建君主之网罗，冲决封建伦常之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词章之网罗，冲决天命之网罗，总之，网罗重重，都要速其冲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冲破封建专制制度及其在各方面的束缚。因此，谭嗣同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誉为“冲决网罗”的反封建斗士。
谭嗣同作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上的代表，自然要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争权力。他从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中得出结论：“中国所以不可为者，由上权太重，民权尽失”；主张“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称赞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学说，认为“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倡民主之义”。
谭嗣同还赞美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认为机器、轮船、铁路、电线、矿山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与封建主义落后的生产技术和工具相比，“一世所成就，可胜数十世”。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谭嗣同建议“尽开所有之矿以裕富强之民”，广开财源，奋兴商务。这些思想主张，都是想要以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代替落后的封建主义的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
谭嗣同还把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直接与反清革命结合起来。他指出“《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他还指名道姓地揭露乾隆帝，“观《南巡录》所载淫掠无赖，与隋煬、明武不少异”。他甚至痛骂整个满族贵族为“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反之，对于奋起反抗的太平天国革命，深表赞扬和同情，他说：“洪杨之徒，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并驳斥封建统治者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诬蔑和诽谤，根据调查的事实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从谭嗣同对太平天国与湘军泾渭分明的不同评价，他对奋起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太平天国以同情赞扬；而对于死心塌地的效忠于清朝封建统治的湘军进行公开的鞭笞和揭露，再联系到他曾表示：“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表明他已萌生推翻清朝统治的民主革命思想。谭嗣同还曾热烈赞扬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遍地球，以洩万民之恨”，洋溢着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向往。这些都表明，谭嗣同正在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转化。梁启超曾评论谭嗣同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
然而，具有反清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谭嗣同，在政治实践上却参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倡导的变法改良活动，并在变法过程中殉难。这种矛盾现象，正是谭嗣同思想矛盾的反映。谭嗣同毕竟是个由改良派向革命派过渡的人物。他的思想中，充满了革命与改良、激进与缓变的矛盾。这些都反映了谭嗣同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性和软弱性，正是这种矛盾性、软弱性的一面，造成了谭嗣同的历史悲剧。
谭嗣同固然在戊戌政变中殉难，但我们却不能像康、梁那样把他的死简单地视之为是为“酬圣主”而殉节。从谭嗣同一贯的思想与行动看，他的死既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绝不只是为“酬圣主”而殉节。他的死既体现了他思想上的激进色彩，也是他那勇于献身思想的升华。
复杂多变的哲学思想
谭嗣同既是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又是长于思辨的哲学家。《仁学》是谭嗣同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他本人在叙述其思想渊源时说：“凡为仁学者，于佛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这里开列的书目和人物，既有属于唯物主义，也有属于唯心主义；既有自然科学，也有宗教神学；既有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也有中国传统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将彼此对立的思想熔于一炉，势必使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带有矛盾、复杂的特征。
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矛盾性、复杂性，表现在哲学体系的各个方面。他所运用的哲学概念，既有中国哲学特有的传统概念如“仁”、“性”、“理”、“气”、“道”、“器”等，又有佛学的“唯识”、“法界”、“性海”，还有西方传来的“以太”、“原质”，乃至他个人造出来的“心力”等等。他在运用这些概念时，有时有明确的质的规定性，有时却又含糊不清。即以其两个主要概念“以太”和“仁”为例：“以太”一般说来基本上是一个物质性的概念，是一种微粒子性的东西，如说：“剖其质点一小分，以至于无，察其为何物所凝结，曰惟 ‘以太’”；“更小之又小以至于无，其中莫不有微生物，浮寄于空气之中，曰惟‘以太’”。谭嗣同还说：“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筦络，而充满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臭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法界由是生，虚空由是立，众生由是出。”这里所讲的“以太”显然是一个物质性的概念，而且是万事万物的本源。但在另外的情况下，他却又说：“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甚至说：“以太者，亦唯识之相分，谓无以太可也。”这里，“以太”又为精神性的“心力”所规定所支配，不过是心力的幻想和假借而已，或者是用以作为注释佛教的粗陋工具，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显然，“以太”又成为精神的从属品。“仁”也是谭嗣同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把这个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伦理学范畴，抽象提升为客观世界的规律。关于“仁”和“以太”的关系，通常情况下，谭嗣同讲得很明确：“夫仁，以太之用”，“其显于用也，孔谓之‘仁’”，“佛谓之‘性海’”，“耶谓之‘灵魂’”。就是说物质性的“以太”是规律性的“仁”的体，而“仁”则是“以太”的用，“以太”是本源的，第一性的，“仁”则是派生的，第二性的。“仁”和“以太”的关系，类似于中国古代哲学中“道”和“器”的关系，这当然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有时谭嗣同却又把“仁”抬到“以太”之上，认为“仁”比“以太”更为根本，“仁”是本源，是第一性的，“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又表现了唯心主义的观点。在认识论上，谭嗣同的思想也表现出尖锐的矛盾，他一方面认为“耳目之所构接，口鼻之所接受，手足之所持循，无往而非实者”，认为感观认识的对象，都是客观实在。他还看到人的认识的相对性和客观真理的不可穷尽，强调“学当以格致为真际”，这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观点。但他却由强调认识的相对性，怀疑以致否认感性认识，认为“仅凭我所有之五（指五种感观），以妄度无量无边，而臆断其有无，奚可者”，况且“眼有帘焉，形入而绘其影，由帘达脑而觉为见，则见者见眼帘之影耳，其真形实万古不能见也”。他看到感观认识的局限，走向否认感观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可靠性、可能性，并进而陷入神秘主义，提出：“不以眼见，不以耳闻，不以鼻嗅，不以舌尝，不以身触，乃至不以心思，转业识而成智慧，然后‘一多相容’、‘三世一时’之真理乃日见乎前。”竟连理性认识也否认了，企图以神秘的“智慧”，在冥蒙中达到对真理的“顿悟”，陷入了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泥坑。在谭嗣同哲学体系中也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承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天阳也，未尝无阴；地阴也，未尝无阳。阳阴一气也，天地可离而二乎？”。他还认为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体貌颜色，日日代变，晨起而观，人无一日同也。……则日日生者，实日日死也。天曰生生，性曰存存。继继承承，运以不停”，又说：“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所谓新理、新事必更有新于此者。”谭嗣同还认识到事物的发展变化是通过对立面的矛盾斗争向前推进的，他说：“有好恶，于是有攻取；有攻取，于是有异同；有异同，于是有分合，有生克”。他还认为大、小；长、短；多、寡；生、死；真、幻；彼、此；庸、奇等矛盾对立的方面，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但是，他不承认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夸大了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否认了质的相对稳定性，不承认相对之中有绝对，如说：“何幻非真？何真非幻？”“何奇非庸？何庸非奇？”“无彼复无此？此即彼，彼即此焉”；又说：“何以有大？比例于我小而得之；何以有小？比例于我大而得之。然则但有我见，世间果无大小矣！多寡长短久暂，亦复如是。”这就又走向了形而上学的相对主义诡辩论。梁启超曾评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
虽然，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从思想来源，到哲学概念的运用，以及其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无不充满矛盾，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学问饥荒”的时代，他的思想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激励作用。有的早期民主革命者在回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时就说：“我们在最初，都是看了《仁学》一类的书，才起来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