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科举，习海军
严复，初名传初，乳名体乾，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晚年号癒壄老人，别号尊疑、尺盦、辅自然斋主人、观我生室主人，别署天演宗哲学家，门人谥为文惠先生。福建侯官（后并入闽县，称为闽侯，今为福州市）人。祖父严秉符是一名医生，父严振先继承祖业。咸丰三年十一月十日（1853年12月10日），严复生于福州南台。咸丰九年（1859），“始就外传”，先后从师数人，中间曾从五叔父严厚甫（光绪年间举人）受业就读。同治二年（1863），严父聘请同邑黄少岩（昌彝）在家设立学馆。黄是“闽之宿儒”，治学以汉宋并重，平时严复跟他学儒家经典，闲时听他讲述宋元明儒学案，因而为学“明汉宋源委，听指日异”。越三年，黄少岩去世，其子孟修（拔贡生）继续设馆。同治五年（1866），严复的父亲病逝，学馆中辍。由于生活困难，严复不得不放弃走科举的“正途”。
同治六年（1867），严复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在后学堂学习驾驶。同治十年（1871），他从船政学堂毕业，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由于他实习认真，成绩优秀，被选派去英国深造。
光绪三年二月（1877 年3月），严复到英国后，先在抱士穆德（Portsmouth）学习，后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GreenwichNaval College）。尽管严复是抱着学习海军知识的目的来到英国的，然而到了英国之后，使他感兴趣的不是西方军事知识与技术，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思想。在英国期间，除了认真学习军事学校规定的高等数学、格致、海军战术、海战公法以及建筑海军炮堡诸学等自然科学和军事技术外，他十分注意接触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和阅读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并曾去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早的法国游历。由于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中西学问同异”，探索中国富强之道， “穷日夕弗休”，因而他的学习往往与其他中国留学生不同，引起了清朝出使大臣郭嵩焘的注意。他每逢假日，辄至使馆，与郭嵩焘论析中西学术和中国富强之道，并论及去英国法庭听狱的收获，说：“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郭嵩焘听了大为惊奇，“引为忘年交”。
走“变今”维新的道路
光绪五年五月（1879 年6月），严复以各科考试成绩“屡列优等”毕业回国，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或称北洋水师学堂），严复被调任水师学堂的总教习（教务长）。光绪十五年（1889）升为会办（副校长）。次年任总办（校长）。严复出于爱国热情，到天津水师学堂后，一心想把学校办好，多培养人才，建设强大的海军，使中国独立富强起来。但官场的腐朽，使他感到办理海军教育无法施展政治抱负，有意退出海军界，另谋发展。他在中法战争至甲午战争前10年间，曾捐监生，参加举人考试，先后于光绪十一年（1885）、光绪十四年、光绪十五年、光绪十九年4次参加乡试，但都未考中。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严峻的现实，令严复清醒，他决然放弃追求个人前途的科举仕途，走上了“变今”维新的道路。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评论历史，针砭时事，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光绪二十二年，赞助梁启超、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同王修植、夏曾佑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竭力鼓吹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西学”，以解救民族危机。在严复的一系列文章中，较重要的有《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四篇政论文。严复在这些政论文中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猛烈地抨击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倡资产阶级民主，提倡新学，主张变法救亡。在《辟韩》中，他抨击封建君主专制说：“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他还进一步揭露这伙“最能欺夺”的“大盗”，是“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有力地鞭挞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揭露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罪恶。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同时，鼓吹“尊民叛君，尊今叛古”，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他说：君主不是天生的“圣人”，天然的统治者，“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只是由于人民终日从事耕、织、工、贾“相生相养”的事，才“择其公且贤者”，立之为君。君主既然是共举出来的，也就有权废除他。他主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君主立宪制度。怎样才能获得民主？他认为“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这样可以使“君与民皆有权”，君与民“共治”，国家就能独立富强，民族危机就可以解救。他还抨击科举制度“牢笼天下”，“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批评八股取士制度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害处，主张废八股，倡西学。他认为中学“好古而忽今”，西学“力今以胜古”。讲西学之后，就可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提出要救亡，要富强，“则不容不通知外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并且断言“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大声疾呼：“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严复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来反对封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在这一点上超过了康有为。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鲜明地把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同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对立起来，要求人们不要再走老路，必须改弦易辙，另走新路。这就从思想上武装了进步的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使爱国救亡运动有了新的理论基础。
严复除积极宣传变法维新主张外，还积极参与创办新式学校。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担任了新成立的俄文馆总办，亲拟课程，延聘教师。他主持的这所学校，成为我国最早的俄语学校。与此同时，他还协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专讲泰西诸学”，培养维新人才。
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急于选拔新政人才，贵州学政严修建议，除八股取士普通科外，另设特别进士科——经济特科，作为选拔人才的途径。凡是长于内政、外交、理财、军事、科学、工程等人员，仿照博学鸿词科的成例，由大臣推荐考试。光绪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并说：“俟咨送人数汇齐至百人以上，即可奏请定期举行特科。”严复先被顺天府尹胡燏芬推荐参加考试，后由詹事府詹事王锡蕃直接向光绪帝推荐。王锡蕃在奏折中说：“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候选道严复，本船驾驶学生，出洋学习，于西国典章名理之学，俱能探本溯源，精心研究，中学亦通群籍，著述甚富，水师情形，尤其所熟知专习，久在北洋供差，奉公之外，闭户寡合，其立品尤为高卓”，请“量才器使”。光绪帝命严复来京觐见。
严复被光绪帝召见回寓后，将在当年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至十四日（1 月27日至2月4日）《国闻报》连载的《拟上皇帝书》加以修缮，送呈光绪帝。《拟上皇帝书》的中心思想是提出“谋国救时之道”。他说：“今日之积弱，由于外患者十之三，由于内治者十之七也。其在内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变也。”因而“谋国救时之道”，“不外标、本两言而已。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夫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所以他主张未变法前先“治标”，变法后才“治本”。他又提出“治标”三策、“治本”四策。“治标”三策是：（一）“联各国之欢”；（二）“结百姓之心”；（三）“破把持之局”。严复认为：“不联各国之欢，则侮夺之事，纷至沓来，陛下虽变法而不暇；不结百姓之心，则民情离涣，士气衰靡，无以为御侮之资，虽联各国之欢，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则摇手不得，虽欲变法而不能也。”至于“治本”四策，在《拟上皇帝书》中没有具体说明，但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七日（1898年8月23日）《吴汝纶致严复书》中，可知其端倪。书中说：“所示四事，皆救时要政，国势险夷，万法坐敝，条举件论，不可一二尽。又风俗不变，不惟满汉畛域不能浑化，即乡举里选，亦难免贿赂请托、党援倾轧之弊。而土著为吏，善则人地相习，不善则亲故把持，此皆得半之道。”
同年三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号召人们于覆屋漏舟之中，合群以救之，激耻以振之，厉愤气以张之，以保国、保种、保教。严复于四月在《国闻报》上连续发表《有如三保》、《保教余议》等论文，对保教予以批评。他说：惟于“以孔子之道律今人，乃无一事是皈依孔子，以此而云保教，恐孔子有知，不以公等为功臣也”。“孔子虽正，而支那民智未开，与此教不合。虽国家奉此以为国教，而庶民实未归此教也。”但是，严复的万言书还未送到光绪帝面前，慈禧太后就发动了政变。
严复是当时著名的维新人物，政变时却免受株连，主要原因在于他只是在文字上宣传维新思想，不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再加上《国闻报》背后有日本人的支持，慈禧太后、荣禄惧怕日本的干涉，不敢轻易对他下毒手。
翻译西书
严复在积极鼓吹变法维新的同时，决心致力于翻译著述，介绍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和政治学说以“警世”。从光绪二十年（1894）开始，他先后翻译了11部外国著作，约170多万字，其中《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最为有名，人们通称为严译八大名著。
严复译著多是用意译。在译述过程中，常常参照自己的见解，用夹译夹议的方式，或者用按语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所以，他译的书，不能看成一般的译著，在很大程度上应视为他的著作。他对译书要求很严，主张译书要忠于原著，准确地表达原意，文字要清晰流畅优美。这三点要求，他概括为“信、达、雅”三原则。他的翻译，被誉为“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被称为“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康有为称颂他“译才并世数严林”，把他与林纾并称。
严复译书是有所选择的，既不同于洋务派偏重在天文、数学、机械、汽轮制造等科学技术，又不同于林纾主要在文学艺术，而着重在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方面，他又把重点放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经典著作上，尤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政治学等等。他认为只有从这些著作中才能找到西方国家强盛的真正命脉之所在，其他那些都不过是“形下之粗迹”。他把译书与寻找救国道路结合起来，翻译《原富》是为了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翻译《名学》是为了用新的思想方法打破程朱理学的束缚，翻译《法意》是为了反对君主专制主义，倡导君主立宪制度等。在这些译著中，影响最大、最重要的是《天演论》。
《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英国生物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选译的，原篇名叫《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用文言文意译了它的主要内容，并附加了自己的许多见解，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1897 年12月）开始在《国闻报》上陆续发表。次年三月正式出版。《天演论》的基本思想是阐述达尔文的进化观点，认为生物不是自古不变，而是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发展变化的。所谓“物竞”，就是生物之间“生存竞争”，优种战胜劣种，强种战胜弱种。所谓“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自然淘汰。就是说，生物的进化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过程中发展变化的。在严复看来，《天演论》最主要的意义在于“质力杂糅，相剂为变”。他反复宣传和强调这种“变”的观点，并利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向中国人民敲起了祖国危亡的警钟，大声疾呼：要顺应“天演”的规律，改革现状，变法维新，才能避免危亡之祸，否则，就会在“生存竞争”和“天然选择”中，被“优胜劣败之公列”所淘汰。严复以生物的“自然竞争”、“适者生存”来代替社会的阶级斗争，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但在当时的中国，即将被列强瓜分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一方面号召学习西方，“与天争胜”，“自强保种”，对唤起人民的觉醒，振奋民族的精神，变法自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起了启蒙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打击了那些高唱“夷夏之辨”的封建顽固分子，揭露了他们愚昧腐朽的真面目，确有振聋发聩之作用。所以，《天演论》一发表，震动全国，“风行海内”。它给处于“学问饥荒”环境中的思想界，输送了新鲜的食粮，使人们禁锢的思想，为之一振。康有为读到这部译稿后，推崇严复所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并在《孔子改制考》中吸取了进化论的观点。如梁启超所说：“（康有为）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梁启超根据严复介绍的进化论，在《时务报》上大做文章，许多爱国志士纷纷以进化论为武器，要求改弦更张，另谋新路。人们和学校纷纷用“竞存”、“适者”、“演存”、“进化”、“进步”之类的词汇命名，一时成为时尚。
《天演论》的发表，不仅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而且对行将到来的革命起了极大的影响。正如革命派所指出的那样“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
反对民主革命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严复离开天津，避居上海。其间，曾参与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并被推选为副会长。此外，他还开名学会，讲演名学（逻辑学）。从此，他脱离了海军界，离开了工作20多年的水师学堂。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严复被开平矿务局总办张冀邀去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这个局是在英国控制下的所谓“中外合办”企业。严复担任该局总办期间，“名为总办，其实一无所办，一切理财用人大权，都在洋人手里”。后来他自己说：“此来徒为五百番（银元）月入耳，其是非乐也。”
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准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李希圣为京师大学堂附设编译书局总纂、严复为编译书局总办。严复担任编译书局总办后，与吴汝纶同处京师，过从甚密，朝夕研讨新旧学问。光绪三十年（1904），严复辞去编译书局总办职务，回到上海。
光绪三十年（1904）冬，发生了开平矿业局诉讼事件，严复被邀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交涉。次年，孙中山由美洲到达英国，获悉严复在伦敦，想争取他参加民主革命，特意去拜访了他。二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严复认为：“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也就是说，严复坚持“渐进”的观点，认为应从教育着手；孙中山主张“急进”，认为应立即进行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由于双方之间的观点、立场相距甚远，因而未能联合。
严复回国后，恰逢马相伯在上海筹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他在积极协助马相伯筹办学校的同时，应友人的邀请在上海青年会作了8次政治学讲演。他的讲演稿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政治讲义》。在讲演中，严复以政治同历史的关系及社会的演变来宣传他的“渐变论”，抵制行将到来的民主革命。
严复协助马相伯创建复旦公学后，第一任校长为马相伯。光绪三十二年（1906）马去日本考察，由严复接替，成为第二任校长，但他仅接任几个月就辞职了。严复辞去校长职务后，又被安徽巡抚恩铭聘去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他在学校又大讲“立宪之君”，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恩铭被刺，才离开这个学校。期间他曾去北京一次，被外务部尚书唐绍仪任命为游学生毕业考试同考官，共录取了陈锦涛、颜惠庆等十三人，分别赐予进士和举人出身。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1905 年12月），清廷增设学部，任命荣庆为尚书，主持学政。光绪三十四年（1908），严复被荣庆聘为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宣统元年四月（1909年5月）又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宣统元年十二月七日（1910年1月17日），清廷赐予他文科进士出身。
宣统二年（1910），清廷成立预备立宪机构资政院，严复“以硕学通儒”的名义，被“钦选”为资政院议员。同年十一月，清廷设立海军部，由于严复在海军工作多年，特授予他海军协都统衔。宣统三年（1911），清廷又特授予他海军部一等参谋官等职务。
严复从戊戌维新变法失败以后，到辛亥革命前13 年间，他虽表示“罢政归第”，不涉足政治，一心一意从事翻译著述，但并没有完全脱离清廷，相反，在清廷担任的职务比戊戌变法失败前更多。这时严复的思想不仅没有随时代的前进而进步，反而日益趋于保守。在《译〈群学肄言〉自序》中这样写道：“窃念近者吾国，以世变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将于此食其报。而浅谫剽疾之士，不悟其所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其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他一方面批评改良派，“攘臂疾走”，“旦暮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一方面攻击革命派，“搪撞号呼”，“盲进破坏”，从一个进步的思想家走向保守的营垒。
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结束了清朝26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严复虽然对清朝统治不满，但又认为“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可富强之可跂乎。”又说：“吾国形势程度习惯，于共和实无一合。”
保守复旧的落伍者
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严复被任命为署理北京大学校长。11月，他辞去校长职务。在辞职前的9月，还被北洋政府海军部编译处聘为总纂，辞职后又被袁世凯任命为总统府顾问。
1913年9月，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10月6日，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宝座后，感到国会是他搞专制独裁的障碍，竭力攻击国会的存在，是使“政权无由集中”，“不宜统一国家”，“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 1914年1月10日，下令解散国会，以“中央政治会议”来代替。但是，中央政治会议来历不明，不合乎法律手续，于是又制造一个“约法会议”。约法会议如同中央政治会议一样，是袁世凯一手操纵的御用工具。1月26日，严复被举为约法会议的议员。3月18日，会议正式成立，议员们按照袁世凯的旨意，炮制了一部专制独裁的《中华民国约法》，使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按《中华民国约法》规定：袁世凯政权的立法机构是立法院，同时设立一个被总统咨询的参政院。立法院议员由选举产生，参政院参政由总统简任。但即使由袁世凯一手包办选举的立法院，也始终未成立，一直由参政院代行职权。严复又被袁世凯简任为参政院参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严复将外国报纸上关于战争的新闻和文章，译成中文送给袁世凯备览。1915年5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当他知悉袁世凯有想当皇帝的意图时，就苦心相劝：“吾固知中国民智卑卑，号为民主而专制之政不得不阴行其中，但政体改变，已四年矣，袁公既有其实，何必再居其名。且此时欲复旧制，直同三峡之水，已滔滔流为荆、扬之江，今欲挽之，使之在山，为事实上所不可能，必欲为之，徒滋纠纷”，“于袁氏有大不利也”。但袁世凯还是执迷不悟。1915年8月23日筹安会宣布成立时，严复与杨度、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6人被列为“筹安会六君子”。而列名筹安会，是杨度等强加给严复的，公诸报端也未取得他的同意。虽然，严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未赞一词”，但这并不表明他认清了时代的潮流，反对帝制，赞成共和。相反，他仍然坚持君主立宪制度，只是反对操之过急，“窃意当时，假使政府绝无函电致诸各省，选政彼此一听民意自由，将赞成者，必亦过半。然后光明正大，择期登极，彼反对者，既无所借口，东西邻国亦将何以责言。释此不图，岂非大错”，结果，“欲速不达”，“弄巧成拙”。
在辛亥革命后，严复不仅在政治上倒退到顽固坚持复辟君主，反对民主，而且在文化思想上由主张学习西方蜕变成提倡尊孔读经和维护封建道统。1913 年，他同马其昶、夏曾佑、姚永概、林纾、吴芝瑛、梁启超等200余人发起组织孔教会，并以他为首领。孔教会成立后，他在《庸言报》上发表《孔教会序》，同年又在中央教育会发表《读经当积极提倡》的演说，以后又写《导扬中华民国精神议》，鼓吹尊孔读经，倡导忠孝节义，维护封建道统。他说：“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这样，由一个热心倡导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积极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的革新者，变成了主张复古的落伍者。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各阶级各阶层都在作各自的表演。严复完全抛弃了宣传西学、提倡新学、追求光明与进步的革新精神，以维护旧思想、旧传统、旧观念的姿态出现，放言无忌，竭力反对“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他说：“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就是说，学生起来进行爱国运动，是徒劳的，无济于事的。他还辱骂攻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支持学生运动是：“人格虽高，然于世事，往往如庄生所云，‘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偏喜新理，而不识其时之未至，则人虽良士，亦与汪精卫、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诸公同归于神经病一流而已，于世事不但无补，且有害也。”
严复晚年患有哮喘病，久治无效。1921年10月28日，这位名噪一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