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字谦益，号吉甫，生于道光二年正月二十九日（1822年2月20 日），广东花县官禄布村人，是洪秀全的同宗族弟。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是一个具有特殊经历的人物。特别是他在咸丰九年（1859）从香港来到天京以后，向太平天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主张，希望通过改革朝政，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最进步、最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他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笃诚的拜上帝教徒
洪仁玕从小在家乡念书，和洪秀全一样，曾想跻身仕途，屡次赴考不第。后来在家设帐授徒，自修经史。道光二十三年（1843），洪秀全最后一次应考落第，因受《劝世良言》启发，便在家乡创立拜上帝教，自行洗礼。洪仁玕和冯云山是最早加入拜上帝教的人。他和洪秀全一起，着手在他们的族人、亲戚中传教。随后，洪秀全到莲花塘教书，“在未离本村之前，叮嘱仁玕细心研究新教道，并宣传于其家及族人”。然而传教本身很快就和传统势力发生冲突，被人斥之为“疯狂愚蠢”之事。洪仁玕本人因为信拜上帝教受到其兄殴打，其兄甚至撕破他的衣服，要把他逐出家门。但是，洪仁玕没有向旧势力妥协，为了表示他对皇上帝信仰的笃诚，便将他所在私塾中的孔子牌位拆除，并说：“我是不是老师呢？孔夫子死了许久怎能再教人呢？”在当时敢于这样旗帜鲜明地反对孔子，是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大无畏精神的。
第二年正月灯节，这是花县有名的传统佳节，在这一天，人们照例要用各种形式来向菩萨献诚。本村父老要洪仁玕和洪秀全写歌颂偶像的诗词和对联。洪仁玕和洪秀全严加拒绝并宣传自己是“尊上帝诫条”行事的，因而大受乡间士绅指责，激怒了旧传统势力。加上由于洪仁玕和洪秀全因撤除孔子和文昌牌位，学生惊散，乡绅便借此解除他们的“教席”。洪秀全被迫远适他乡去传教。洪仁玕则因年纪较小，受到家人的阻拦，没能和洪秀全、冯云山同行。但他在本村也呆不下去了，只好跑到清远去教书，并就地传教。无奈收效甚微，几年之间接受他洗礼的教徒才有五六十人。单纯的宗教活动，群众并不热心。洪仁玕和洪秀全以为是教义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所以，洪秀全在广西传教半途而废，回粤后便潜心著作《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重新解释教义的书。在这期间，洪仁玕和洪秀全过往很密切，经常和洪秀全一起探讨真道教义。他自己说在和洪秀全交往中知道了不少道理，对洪秀全更加崇拜。当然，洪仁玕的一些思想自然也注入洪秀全的这些著作中。
不过，洪仁玕和洪秀全一样，他们想通过这些教义，大力发展拜上帝教的信徒，希望通过建立拜上帝教，达到“以教治道”的目的，纠正当时那种“世道乖离，人心浇薄”的社会风气。但是，新教义的编制，是否就能顺利发展拜上帝教，洪仁玕和洪秀全都没有把握。他们想成为一名正式的传教士，以便合法地开馆传教，发展教徒。于是，在道光二十七年二月（1847年3月），洪仁玕与洪秀全一起到广州，在美籍传教士罗孝全处“研究真道”，罗孝全后来曾经回忆说，洪秀全和洪仁玕“来到广州我的住处，寻求宗教原理”。“我教导他们学习基督教教义和关于圣经的知识”。
离开广州之后不久，洪仁玕回到花县，曾在家乡学习一段医术，后来又到清远教书。由于冯云山在广西紫荆山创立拜上帝教，把发展拜上帝教和农民起义最终推翻清皇朝的目的结合起来，拜上帝教在广西得到很大发展。洪仁玕对广西传来的消息，大受鼓舞。洪仁玕没能到紫荆山，没能够参加太平天国革命准备阶段的工作，也没有能够加入太平天国起义的行列，但在思想上，他是十分向往和积极支持金田起义的，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后曾派江隆昌到花县迎接洪、冯族人及亲友。洪仁玕立即响应，亲自率领“五十多人，或为洪、冯族人，或为友人，一同西上，迨抵浔州时，乃闻悉太平军已弃营他去，……不得已乃中途折回”。咸丰二年正月（1852 年3月），洪秀全再次派江隆昌来粤召亲友入桂。当时清地方当局对洪、冯家族实行镇压，挖坟、烧屋无所不为。在江隆昌的主持下，洪仁玕等积极支持，决定在清远的谷岭发动起义，响应太平天国革命。但由于事先缺乏准备，又没有足够的军需，起义没有成功，江隆昌阵亡，不少人被捕。洪仁玕也被擒获，将解官治死罪，幸而他机灵，当晚自解绳索，连同一起被捕的10多人逃入山中，藏匿在山洞中。一连几天，饥寒交迫，历尽艰险才找到一个亲戚家，这个亲戚怕事，竟要将仁玕押送清地方当局投案，幸得一位父老挺身相助，才得以脱险。
咸丰二年三月（1852 年4月），洪仁玕逃到香港，住在瑞典传教士韩山文处，积极宣传太平天国革命，曾口述由韩山文写成《洪秀全来历》一文。但是，洪仁玕因生活困难，又向往革命，几个月后，他离港回到广东，隐匿在东莞一个朋友家里。次年十月（1853年11月），洪仁玕再度来到香港，学习研究西方先进理论和文化。
学习西方文化
洪仁玕这次来港起初虽仍然是出于生活所逼，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想仍然撞击着他的心灵。当他口述由韩山文写成《太平天国起义记》一文之后，便又回到上海，希望得到外国军舰的援助从上海到南京，但外国人不肯。当时正遇上海小刀会起义，洪仁玕决心先投小刀会，然后找机会到南京，无奈小刀会首领不相信他是洪秀全的族弟，而没有收留他。不得已，洪仁玕于是年冬，再次回到香港。他决心在香港学习西方文化，以便将来回去辅助洪秀全。
洪仁玕这次来香港，韩山文已经去世。他只好受聘于伦敦浸会，为外国传教士教授中文，兼习天文历法。由于他作风端正，学习认真，颇受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敬重。洪仁玕学习西方文化，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博览所能涉猎到的西方著述，当时香港和南洋出版许多报刊，介绍西方各国和当地的情况，以此为媒介，洪仁玕了解到不少西方各国的经济、政治、地理、历史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一些传教士来到中国，都致力于译述外国书籍，如《大英国志》、《地理全志》、《联邦志略》（即美国史）以及一些科学技术方面的著作。这些书籍，凡是洪仁玕能拿到的，他都进行认真学习；二是洪仁玕广泛接触外国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大多是些有学问有主张的知识分子，洪仁玕自然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这一次洪仁玕在香港住了4 年多，通过对各国的政治、历史、地理有关书籍的认真研究和考察，他认识到西方国家有许多可取之处，值得仿效。他认为，如果洪秀全能采用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来管理中国，中国是会富强起来的。因此，他在香港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文化。他曾经遍览了英国传教士里雅各的藏书，对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较深刻的了解，这在当时中国人当中确实是少有的。洪仁玕在香港几年，曾多次想到天京辅助洪秀全，均未成功。这种急欲向洪秀全献策的心情表明他对中国和西方各国已经有相当的了解。他认为只有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和政治制度，才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唯一通途；他如果继续留在香港，就不会有所作为，只有把学到的东西和太平天国政权结合起来，才能发挥重大的作用。咸丰八年五月（1858年6月），洪仁玕由陆路经广东入江西，曾一度走入清军蔡康业营地，正遇蔡部和太平军杨辅清部作战，清军大败，洪仁玕趁机弃行李而逃离清营。之后，洪仁玕又辗转走湖北黄梅，一直到咸丰九年三月（1859年4月）才来到天京。
发展资本主义的宏伟计划
洪仁玕到达天京，正是太平天国用人之际。洪秀全经受了韦昌辉叛乱和石达开出走的事件后，力挽狂澜，自任军师，又选拔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一批年轻将领出来辅政，使紧张的局势刚刚缓和。但是，由于天京叛乱所造成的恶果并没有消除，“人心改变，政事不一”，一些新提拔起来的将领，虽有“奋兴之志”，却无精诚合作之心，不少人“各守疆土，招兵固宠”，追求个人爵位和功名，“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人心涣散，太平天国极需重振朝纲。洪仁玕的到来，使洪秀全“格外欢喜”，他对洪仁玕出来辅国，寄极大的希望。不到一月，洪仁玕就被封为干天福，几天后，又升为干天义，加九门主将衔，接着又封洪仁玕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膺以总理太平天国军政大权的重任。
洪仁玕的这种恩遇，并非寻常之事，他没有参加过太平天国的艰苦创业，在一些人看来是无功受禄。对此，朝中大臣“均有不服之色”。当洪秀全知道诸将不服时，“就传令到教堂齐集众官”，令洪仁玕登台受印，下令“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洪仁玕受命之时，当众重申杨秀清秉政时的各项制度，“又把从前案件批评榜示”，在“万人之前，谈论无错”。这就博得大部分朝臣的信服，称他是“文曲星”。洪仁玕认为朝臣的不服是意料中的事，所以，他一再声明，他来天京“非图爵禄之荣”，只是想向朝廷献策，来达到报效天国的目的。当洪秀全任命他当军师时，他“屡辞未获恩准”。当然，洪仁玕并不是真的辞而不干，而是因“诸将不服”，不得不辞。在辞而未准之后，就表示要“竭力效忠，以报知遇之恩”。
洪仁玕就这样登上了太平天国的历史舞台，总理朝纲，他决心要在太平天国的地区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他很快就向天王条陈《资政新篇》，随后又颁行《立法制諠谕》、《钦定军次实录》、《钦定英杰归真》等书，详细阐述了他改造太平天国政权的主张。当然，在这些著作中，尤以《资政新篇》最完整、最全面地揭示了他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主张。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是有重要价值的：
第一，革新政治，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性质的天国。《资政新篇》一开头就说：“照得治国必先立政，而为政必有取资。本军师恭膺圣命，总理朝纲，爰综政治大略，编成《资政新篇》一则。”这个说明十分重要。洪仁玕把“立政”放在第一条。而所谓“新篇”，“新”就在于区别旧的纲领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早期的纲领，带有极大的空想性，早已名存实亡。而《资政新篇》正是针对着当时国内外的形势，有纲领有措施地提出了“治国”、“立政”和“取资”的方案。
革新政治，首先必须从中央进行整顿。中央没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强有力的行政权力机构，励精图治也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当时中央领导集团各有一心，甚至“各有散意”。一些军事将领则“各守疆土，招兵固宠”。官员之中结党营私的更是屡见不鲜。因此，洪仁玕提出“禁朋党之弊”，他指出：“朝廷封官设将，乃以护国卫民、除奸保良者也。倘有结盟联党之事，是下有自固之术，私有倚恃之端，外为假公济私之举，内藏弱本强末之弊。为兵者行此，而为将之军法难行；为臣者行此，而为君之权谋下夺。”洪仁玕还规定，对那些“越队求荣”，“私镌伪铸”印章的，或“私与官职”的，“当律以大辟，私受官职者亦正典刑”。想从根本上杜绝各级将领随意拉拢亲信、封官给禄的现象。显然，他希望建立一个仿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政府，他不赞成事无大小都由天王一人裁决，而是主张发挥中央行政机关的作用，建议天王“更立一无情面之谏议在侧，以辅圣聪不逮”。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主张政府官员要接受群众监督，设立新闻纸和意见箱。对行为不轨的官员及时进行揭露，这样就可以使“奸者股慄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希望把太平天国政权改造成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
第二，建立法制，以法制来巩固国家政权。洪仁玕在《立法制諠諠谕》中指出：“国家以法制为先，法制以遵行为要，能遵行而后有法制，有法制而后有国家，此千秋不易之大经”。把立法看成是整顿国家的当务之急。在《资政新篇》的“法法类”中认为，如果政府规定的法律都是以法法之之法，多是遵五美、摒四恶之法，诚能上下凛遵，则刑具可免矣。至于那些不遵法的“顽民”，则用刑法来处治他。因此，《资政新篇》又有“刑刑类”之规定。洪仁玕的立法思想，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主张以“教化”为主，他认为应该是“治人心恶之未形者，制于萌念之始”。太平天国的刑法过于残酷，如辱骂官长、夫妻同宿、饮酒、赌博等都属“斩首不留”；在刑法中，除杀头外，还有点天灯、五马分尸等酷刑；而所谓违犯“天法”，被冤杀、错杀的也在所不少。因此，洪仁玕又提出“勿杀”的主张，这是根据第六天条的“不杀人害人”的原则提出来的。对此，洪仁玕作了如下说明：“盖谓天父有赏罚于来生，人无生杀于今世，然天王为天父所命以主理世人，下有不法，上可无刑。是知遵刑者非人杀之，是彼自缚以求天父罚之耳。虽然，为人上者，不可不亲身教导之也。”行文很清楚，“勿杀”是以教化为前提的。“勿杀”之后，有“大罪宜死者”一条，说明洪仁玕并不主张不杀那些罪大恶极的坏人和敌对分子。
洪仁玕的立法，是针对当时社会和政权内部的弊端而定的。但侧重于整饬国家机关，对各级干部严明赏罚，以扭转队伍中的涣散局面。他主张对官吏要抓赏罚，即“器使群材、赏罚严明”。他认为，“器使则人无乱法，严明则人皆服法，无乱而服，则效命取胜之根也”。他还提倡官员要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守法行为来教化部下，主张“奉行者亲身以倡之，真心以践之，则上风下革，上行下效矣”。
第三，在经济上提出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宏伟方案。主张在太平天国占领区进行经济改革，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有“兴宝藏”、“兴邮亭”几项。中心是发展现代化交通，开办现代化工业。这些倡导不仅有内容，而且有具体措施。如兴车马之利，他认为交通工具以“利便轻捷为妙”，谁能造出如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火轮车，一日夜可行七八千里者，“准自专其利”，鼓励发明创造；而“兴舟楫之利”，则提倡“坚固轻便捷巧”，不论用火用气用力用风，“任乎智者自创，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其利”；办邮政的目的是“通朝廷文书”，设书信馆“以通各色家信”。在“兴器皿技艺”一条中，他主张凡是“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而在“兴宝藏”一条，则明确提出：“凡金、银、铜、铁、锡、煤、盐、琥珀、蚝壳、玻璃、美石等货，有民探出者，……准其招民探取。”
另外，在“兴银行”一条，主张有“百万家财者”可申请开办银行，印发纸币。也可由“三四富民共请立，或一人请立，均无不可”，“此举大利于商贾士民”。
上面这些主张，是明显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蓝图，是任何封建思想家所无法提出来的。它和《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内容是不同的。《天朝田亩制度》主张废除一切私有财产，而《资政新篇》则主张发展资本主义，鼓励财产私有。后者是符合时代潮流的纲领，前者是一个空想的乌托邦的纲领，不能等同而论。
第四，推行进步的文化政策，提倡“文以纪实”。他来到天京，发现太平天国文风很坏，广泛流行着“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现象。一些文人的文章，不论“简短长篇，无非空言假话；下僚之禀贴面陈，俱是谗言赞誉”。因此，《资政新篇》明确规定，一切文件“只须写实，勿着一字浮文”。他把文风的好坏看成关系到官员是否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工作的问题。洪仁玕指出：“文艺虽微，实关品学，一字一句之末，要必绝乎邪说淫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阐发于新天新地之大观。”
文字是宣传政策主张的工具，文风和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因此，洪仁玕十分注重文风，他特地给合朝内外官员士人下了一道《戒浮文巧言谕》，规定：“照得文以纪实，浮文在所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理由是这些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更当朴实明晓，不得稍有激刺、挑唆、反间，故意令人惊奇危惧之笔”。若使人“听之不聪，即将贻误非浅，可见用浮文者不惟无益于事，而且有害于事”，后期太平天国的文风有所改进，跟洪仁玕的这些提倡是分不开的。
第五，在外交政策上，洪仁玕主张平等互利，主张积极和先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由于封建皇朝长期闭关自守的影响，洪秀全、杨秀清在和外国人打交道时都曾以“天国老大”自居，把外国和太平天国的往来看成是“臣服” 关系。《资政新篇》在“柔远人之法”中，严肃地指出，那种所谓“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等一切轻污文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并非“经纶实际”。他认为，这些傲慢的语言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无补于事。
洪仁玕主张和先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在如下两个方面他的思想主张是突出的：一是建立正常通商贸易关系，而这种通商必须是平等的。他认为，“外洋鸦片烟甚为中国害”，主张“遇其航来之路，或于外洋入口之烟，不准过关。走私者杀无赦”。通过正当贸易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二是准许外国“技艺精巧”的技术人员到中国来传授技艺，实际上是一种早期的技术引进思想。他批驳那种良莠不分，排斥一切外国人的做法。他提出一面允许外国人以技艺来“教导我民”；一面制订“一定章程，一定礼法”加以限制约束。这些外国人在华活动就只能是“为国献策”，而不是“毁谤国法”。洪仁玕想通过发展资本主义达到与“番人并雄”的目的，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尽管由于太平天国的形势所然，《资政新篇》未能实现。但他的方案提出之后，洪秀全都是加以支持的，多处批了“钦定此策是也”、“此策是也”的字样。洪仁玕的这些主张，虽被李秀成认为是不屑一读，但陈玉成却加以赞赏。资产阶级改良派容闳认为“洪仁玕对外面世界的了解比其他诸王要多，甚至比洪秀全还要多”。容闳还向洪仁玕提出7条经济改革的建议，洪仁玕也是加以赞同的，但因当时处于战争年代，加上守旧势力的掣肘，未能实现。但这并不影响洪仁玕的光辉思想作为向西方学习真理的重要里程碑而载入史册。
壮烈殉国浩气长存
《资政新篇》和《立法制諠谕》的提出，表明洪仁諠的抱负，他希望太平天国政权能通过改革变得更有活力。但是，当时的形势使他的抱负不能付之实现。不过，他作为太平天国的忠诚战士，仍然时刻在为太平天国的事业忘我奋斗。
洪仁玕不是一名行伍军人，但凭他的渊博知识，对敌对我知己知彼，在许多方面显露出他的军事才能。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部署第二次破江南大营，洪仁玕认为：“此时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围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必获捷报也。”因此他同意李秀成“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破京围获得成功。破江南大营之后，洪仁玕主张东征苏、常、上海。他说：“为今之计，自天京而论，北距川、陕，西距长城，南距云、贵、两粤，俱有五六千里之遥，惟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正如英人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所说的，“太平军自起义以来，就想占有一个海口，以便可以和外国通商，并得到武器和军用品的供应”。洪仁玕希望攻克上海之后，即购买火轮装备太平军，然后“沿长江上取，另发一枝，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枚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从这个军事部署看，虽然由于对侵略者可能助清守城甚至出面狙击太平军估计不足，但军事部署还是统筹大局的，是有一定的战略眼光的。上海没有攻下，当时安庆告急，洪仁玕立即又部署围武汉以救安庆的计划。他把安庆、武汉这两个上游阵地看得很重。他说：“夫长江者古号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省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这个见解也是有独到之处的，但围武汉救安庆的计划由于陈玉成到黄州后没有挥兵进攻武汉造成军事上失误，也由于李秀成配合不力而贻误战机，武汉没有攻克，安庆保卫战处于十分危急阶段。
正当陈玉成和清军在安庆城外激战之时，洪仁玕奉命到皖南和林绍璋、吴如孝筹兵，并率部两万余人前来救援。但这支部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洪仁玕有筹划之力，却无指挥作战的实践经验，救援部队指挥权借重老将林绍璋，而林绍璋又是早年湘潭失军酿成大祸的将领，生性怯弱又摆老资格，根本不听陈玉成的指挥。陈玉成在安庆大营《致章王林绍璋书》中曾指责林绍璋说：“殿下之兵，一战未开，即行自退，如误大事是殿下一人所误也。”陈玉成批评林绍璋是“轻举妄动，自惑军心”。在这种情况下，洪仁玕两次救安庆都未能奏效。安庆失守后，洪仁玕十分痛心，他说：“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洪秀全不分青红皂白，因安庆失守革了洪仁玕的职，由正军师降为副军师。大约在这前后，洪仁玕掌理的外交大权也被剥夺了。据说是因为和外国传教士关系过于密切，洪秀全不高兴，才不让他掌理外交的。
洪仁玕在天京的实际掌权时间并不太长，安庆失守被革职后，他虽然回到天京，但由于军事形势日下，也很难左右朝政了。天京失守的前一年十一月，洪仁玕便奉旨出京催兵催粮。天京陷落时，洪仁玕在湖州，幼主洪福瑱逃到湖州，洪仁玕就担负起卫护幼主的任务。他认为湖州势孤“恐难建都立业”，主张到江西联络侍王李世贤所部，然后北渡河南与陈得才部汇合，以图振作。但是，当他到江西时，李世贤早走赣南，洪仁玕、幼天王势单力薄兵败被俘。他履行了他早在咸丰十年（1860）的誓言：“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坚贞不屈，决心效法文天祥，“至于得失生死，付之于天”。临刑之前，曾写绝命诗一首，其中写道：“英雄正气存，有如虹辉煌；思量今与昔，忿然挺胸膛”；“一言临别赠，流露壮思飞；我国祚虽斩，有日必复生”，坚信革命事业最终要获得胜利。洪仁玕最后为清廷所杀，被杀前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