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政字德表，河东闻喜人。祖父裴邃，父裴之礼，《南史》都有传。
裴政自幼聪明，见识广博，记忆力强，从事政治很通达，受到当时人们的称赞。仕于梁朝，因军功封为夷陵侯，任给事黄门侍郎。魏国军队围攻荆州，裴政在城外被俘，萧鮞对裴政说：“我是梁武帝的孙子，不能够作为你的君主吗？你何必要为七父殉葬呢？你若是听从我的计谋，就贵宠及于子孙。不然的话，就要身首异处了。”将裴政铐锁起来，送到荆州城下，让他对元帝说：“王僧辩听说台城被攻破，已经自立为帝。王琳孤单力弱，不能再来。”裴政答应下来。既到城下，裴政告诉城中的人说：“大队援兵就要来了。我因为秘密出使被他们俘虏，当粉身碎骨报效国家。”监督的人抽打他的嘴，裴政始终不改口。萧鮞恼怒，命人迅速把他杀掉。蔡大业谏阻说：“杀了他，正是这个人所希望的。如果杀掉他，荆州就不能攻下了。”裴政因而得到释放。适逢江陵被平定，裴政和城中的朝廷官员一同被押送京城。
周文帝闻知裴政忠贞，授予员外散骑侍郎之职，引领入丞相府。命裴政和卢辩根据《周礼》设置六官，一同撰拟朝仪，车马服饰，器物用具，大多遵循古代礼法，革除汉、魏之法，事情一并实行。不久，授刑部下大夫之职，转任少司宪。裴政熟悉史实，又参与制定周朝的刑律。善于饮酒，饮至数斗仍不醉。文簿卷宗堆满几案，析理裁决如流水般迅速，使用刑法宽大公平，没有冤狱和滥杀。因徒犯有死罪，裴政允许其妻子儿子入狱看望，到了冬天将要处决的时候，都说“：裴大夫裁定我死罪，我死了没有什么遗憾的。”裴政又擅长音乐，曾经和长孙绍远议论音乐，事在《绍远传》。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裴政任率更令，加授上仪同三司。诏令与苏威等人共同修订律令。采集魏、晋的刑典，下至齐、梁，沿用变革，刑法轻重，取其折衷。一同撰写的有十几人，凡有疑惑阻滞不通，皆由裴政决断。晋升为散骑常侍，转任左庶子。多有匡正，被称为纯正忠诚。东宫凡是有什么大事，都委托给裴政处置。右庶子刘荣，生性十分专断。当时武职轮流值班，通事舍人赵元恺制作值班名单，名单还没来得及作好。太子再三催促，刘荣让元恺口奏，不必制作名单。元恺上奏，太子问：“名单在哪里？”元恺回答说：“秉承刘荣的命令，不让制作名单。”太子随即诘问刘荣，刘荣便拒不认帐。太子将元恺交给裴政推问。裴政还未来得及上奏，阿谀依附刘荣的人先对太子说：“裴政想陷害刘荣，推问事情不实。”太子召裴政责问，裴政说：“凡是审理案件，必须有两点，一是观察情由，二是依据证据，观察其曲直，以确定是非。臣看刘荣位高任重，即使确实对元恺说了，大概也只是小小的过失，估计也不必否认。再看元恺，受刘荣控制，怎敢用无由头的言语妄自迁累刘荣呢？二人的情由，理由很相似。元恺引左卫率崔..等人作证，崔..的陈说和元恺所说的全部相符。观察情由既然相等，就必须根据证据来定。臣认为刘荣对元恺说的话不假。”太子也不怪罪刘荣，而称赞裴政公平正直。
裴政喜欢当面揭人短处，而退出后就不再说什么。当时，云定兴多次入东宫侍奉太子，把奇装异服和怪异的器物，进献给后宫，又因为女儿的恩宠，出入宫中，没有节制。裴政多次直言劝谏，太子不采纳。裴政对云定兴说“：公所作所为不合乎礼法。再者，元妃暴死，路人议论纷纷，这对太子不是好名声。但愿公自动引退，不然的话祸将及身。”云定兴大怒，把这些告诉了太子，太子更加疏远裴政。
裴政因此而被贬为襄州总管，妻子儿女没有随他到任，得到的俸禄，都散给了僚属。有人犯了罪，裴政私下里都知道，有的一年到头也不揭发出来，等到屡次犯罪，就借助集会的机会，当着众人把他们喊出来，亲自审理其罪行，有五个人被处死，流放和被罚处劳役的人很多。整个襄州因此惶恐惊惧，令行禁止，称赞裴政神明。自此之后，不修整监狱，几乎没有什么辩争诉讼。死于官任。著有《承贤实录》十卷。等到太子被废，文帝追忆裴政说：“如果让裴政和刘行本还在，共同匡正辅助太子，应该不让太子到这个地步。”
儿子裴南金，任膳部郎，学问所涉，多有文采，以轻财贵义受人赞誉。
李谔字士恢，赵郡人。学问广博，能写文章。仕于齐国，任中书舍人，能言善辩，常常接待应对陈国的使者。周国平定齐国，任天官都上士。李谔见隋文帝有帝王的志向操守，与之结交甚深。文帝为丞相时，待李谔十分亲近，向李谔询问得失。当时，天下屡有战乱，国家财物浪费很多，李谔上《重谷论》来讽谏。文帝采纳了李谔的建议。文帝受禅继位，李谔任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赐爵南和伯。李谔性格梗直方正，明达时务。升任书侍御史。文帝对群臣说“：朕当初任大司马时，常常请求在京城之外任职，李谔陈述十二条计策，苦苦劝阻，不许朕任外职，朕就决意留在朝中。如今这样的事业，全靠李谔的力量。”赐给李谔财物二千段。
李谔见礼教凋零破弊，公卿死亡之后，子孙就将其爱妾侍婢嫁出卖掉，形成了一种风俗。就上书说“：臣听说追慕远风，慎待其终，人们的德行归于淳厚，三年不要改变，才能称之为孝。如今听说大臣之中，有的父祖亡故之后，时间不久，子孙无赖，就将其姬妾，嫁卖出去换取钱财。有一人这样做，就实在有损于风俗教化。妾虽然卑贱，但因亲自承接父祖衣履，应服重孝三年，这是古今惯例。岂能容许立刻脱去孝服，强行傅施粉黛，泣辞于灵牌之前，送付到他人室中？凡是见到这种情况的人，尚且伤心，何况作为人子，岂能忍受这些！还有一些朝廷重臣，职位声望都很高贵，平生交友，情如兄弟。等其亡没之后，就远如路人，早上听说旧友死讯，晚上就规劝其妾，方便时就嫁出去，以得人求聘为限。没有廉耻之心，背弃朋友情义。而且居家处理事务，可以移于官场，既然不能纠匡私欲，怎么能够赞助政务？”文帝观览李谔的上书而嘉奖他。五品以上官员的妻妾不许改嫁，从此开始。
李谔又因当时文章崇尚轻薄，流宕忘返，上书说：
“臣听说古代聪明的帝王教化百姓，必定改变其听到和看到的东西，防止其嗜好和欲望，堵塞其邪恶放荡之心，指示一条淳厚平和的道路。五教六行，是训导百姓的根本；《诗》、《书》、《礼》、《易》，是进入道义的门径。故而能够家家孝顺慈爱，人人知道礼仪谦让，匡正民俗，调理风俗，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有上书献赋，制讠来镌铭的，都用来褒扬德行，述说贤哲，标明勋业，论证事理。只要不是责罚和奖励，就决不是徒劳无功。
“下及后代，风俗教化渐渐衰落。魏国的三祖，更加崇尚文词，忽略君主的大道理，喜好雕虫小技。下面的人跟从上面的人，就像影随形响应声一样，争相显示文采，于是就形成一种风俗。江左齐、梁，这种弊病更为厉害，不论贵贱贤愚，只是务求吟诗咏赋。于是又丢掉了理而保存了异端，追逐虚无微末，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超不出月亮露珠这些形象，积案盈箱，只是风和云之类的景物。世俗用这些比较高下，朝廷要根据这些选拔官员。功名利禄之路既然已经开通，爱好崇尚之情就更加笃实。于是，闾里老少，贵游子弟，还不知道天干地支，就先撰写五言诗。至于羲皇、舜、禹的典章，伊尹、傅说、周公、孔子的学说，就不再关心，何曾听得进去！把高傲放诞看作清高虚无，把抒发情感作为勋业功绩，指责儒者的品德操行是古朴笨拙的，借助词赋而成为人格高尚的人。所以，文章日见繁多，政治日益混乱，确实是因为放弃了大圣的楷模，造成了把无用的当作有用的局面。丢弃根本，追逐末节，遍布整个华夏境内，互相学习效法，时间越久就越加盛行。
“大隋承受天命，圣道始兴，罢黜浮艳的文词，遏止华丽的伪饰。不是胸藏经典，怀抱朴质，志存于道，心依于仁，就不能成为官员，侧身官吏之列。开皇四年 (584)，颁诏于天下，公私文章翰墨，都应据实而录。这一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交付有司追究其罪。自此以后，公卿大臣都明白了正道，没有人不仰慕古代典籍，放弃华艳绮糜，选择古代帝王的好典章，行大道于当世。
“如今听说边远州县，依然继承那种凋敝的世风，选择官吏，举荐人才，不遵循法典规则。宗族同党称赞其孝顺，乡里归于仁爱，要学习就一定学习古代典籍，交往而不随随便便的人，就被摒斥在门外，不加录用；学习不依据古人，追逐世俗，随从时议，写轻薄浮艳的文章，结交朋党而追求名誉的人，就选拔为官吏，举荐到朝廷。大概是因为县令、刺史不推行风化教育，还夹杂私情，心里没有公道。臣既然忝居宪司，就应尽纠察之职。如果听到风声就弹劾，恐怕要有很多人触犯刑律。请求勒令有司，广泛加以搜求寻访，如有这样的人，就陈述情状送达宪台。”
李谔又因为做官的人喜好自高自大，再次上书陈说其弊端，请求加以纠罪贬黜，以惩戒风范。文帝把李谔前后的奏章颁布天下，四海之内都趋于风教，深刻地革除了弊端。李谔任职数年，务求存其大体，不崇尚威严刚猛，因此没有刚正的美誉，而是心存匡谬纠正的志向。
邳公苏威认为临近官道的店家，乃是求利之人，从事的行业卑污杂乱，不合乎重农的道理，于是就奏请减少，将店家遣归家乡务农。有人愿意依旧开店，就在他们所在的州县，附录于城市的户籍，仍然命令他们拆去原来的店铺，远离官道，限期办理。时逢寒冬，没有人敢于诉说。李谔因出使别的地方，见到他们这样，认为农民和工人各有其业，各自依附所安之业，行旅中的店铺和集市上的酒楼，自古以来就不一样，就是附属于城市户籍，在道理上也行不通。况且，临道店铺是行旅的依托，岂能容许一朝废除？拆除临道店铺，白白劳动扰乱百姓，不合于事理。就擅专裁决，令一切依旧。出使回京到了朝堂，然后才奏知文帝，文帝认为他处理得很好，说：“体察国家的大臣，应当这样。”
后来，李谔因为年纪大了，出京任通州刺史，甚有德政，人们都心悦诚服。卒于官任。
鲍宏字润身，东海剡人。父亲鲍机，因才能学问而知名。仕于梁朝，官至书侍御史。
鲍宏七岁时死了父亲，由兄长泉之爱护抚育。年满十二岁，就能作文章，曾经奉和湘东王萧绎诗，萧绎嗟叹赞赏不已，引荐为中记室。多次升迁至通直散骑常侍。江陵被平定，归顺周朝，周明帝待他很有礼仪，任命为麟趾殿学士。多次升迁至遂伯下大夫。和杜子晖出使陈国，谋划讨伐齐国。陈国就出兵渡江侵略齐国，周武帝曾经向鲍宏询问夺取齐国的策略，鲍宏认为：“先皇以往攻齐，从洛阳出兵，他们有防备，每次都不能取胜。按照臣的计谋，进兵汾、潞，直袭晋阳，出其不意，才是上策。”周武帝听从鲍宏的建议。等到齐国被平定，任命鲍宏为小御正，赐爵平遥县伯，加授仪同。
隋文帝为丞相时，鲍宏奉命出使山南。适逢王谦在蜀举兵反叛，鲍宏路经潼州，被王谦的部将达奚..抓获，强行送往成都，鲍宏终于不能屈服。王谦失败后，鲍宏被迅速传入京城。文帝嘉奖鲍宏宁死不屈，赐给他金带。文帝受禅即位，加授鲍宏为开府，晋封爵位为公。历任利、邛二州刺史，任满回京。当时有一个名叫尉义臣的人，其父尉迟崇不跟从尉迟迥造反，后来在与突厥军队作战中战死。文帝嘉奖他，准备赐给他姓刘金氏，向群臣询问。鲍宏说：“当初项伯不同于项羽，汉高祖赐其姓刘；秦贞的父亲能为国死难，魏武帝赐其姓曹。请求把皇族之姓赐予尉义臣。”文帝说“：好。”因此就赐义臣姓杨。
后来又授任为均州刺史，因生眼病免官。死于家中。
当初，周武帝敕令鲍宏修撰《皇室谱》一部，分作《帝绪》、《疏属》、《赐姓》三篇。有文集十卷行于世。
柳彧字幼文，河东解人。世代居于襄阳。父柳仲礼，《南史》中有传。梁国被战败后，柳仲礼被周国俘虏，又在河东安下家。
柳彧少年时喜爱学习，对经史多有涉猎。周大冢宰宇文护用为中外府记室，过了很久，出任宁州总管掾。周武帝亲自执政， 柳彧到朝中请求应试。武帝认为柳彧非同寻常，任命为司武中士。转任郑县令。平定齐国之后，武帝奖赏跟从征伐的官员，留守京城的人没有奖赏。 柳彧上表说：“如今刚刚得到太平，有功者必定要得赏赐，赏赐应该分明，酬谢勋绩，报答功劳，务必要有所本。攻破城池，出自陛下谋划，斩敌将拔敌旗，必定出自陛下的神略，就像披坚执锐，征伐辛劳一样。至于镇守安抚国家，在宫中守卫，担任警戒，也是重要的。都是秉承已定的计划，不只是自己的能力。留守京师和跟从征伐，事情是一样的，功劳必须相等。”于是留守京城的人都一同加官晋级。
隋文帝受禅继位， 柳彧历任尚书虞部、屯田二侍郎。按照当时的制度，三品以上的官员，门外皆竖有戟槊。左仆射高赹的儿子高弘德，封爵应国公，申行牒文，请求在门外竖立戟槊。 柳彧在申请文书上批道：“仆射之子没有另外居处，父亲的戟槊已竖立在门外，尊贵有超出卑贱的道理，儿子有回避父亲的礼仪，岂能容许门外已经设置，内房又设立呢？”此事终于没有实行。高赹听到后，赞叹佩服。后来升任书侍御史，立于朝堂，神色端正，百官十分敬重畏惧。文帝嘉奖其刚直，对他说：“大丈夫应当建立功名于世，不能与世沉浮。”赏赐给 柳彧钱十万，米一百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