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郑君亦不能无过焉。马、班父子传业，终身史官，固无论矣。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前后一十九年，书局自随，自辟僚属；所与讨论，又皆一时名流；故能裁成绝业，为世宗师。郑君区区一身，僻处寒陋，独犯马、班以来所不敢为者而为之，立论高远，实不副名，又不幸而与马端临之《文献通考》，并称於时，而《通考》之疏陋，转不如是之甚。末学肤受，本无定识，从而抑扬其间，妄相拟议，遂与比类纂辑之业，同年而语，而衡短论长，岑楼寸木且有不敌之势焉，岂不诬哉？
○答客问上
癸巳在杭州，闻戴徵君震与吴处士颖芳谈次，痛诋郑君《通志》，其言绝可怪笑，以谓不足深辨，置弗论也。其后学者，颇有訾謷。因假某君叙说，辨明著述源流。自谓习俗浮议，颇有摧陷廓清之功。然其文上溯马、班，下辨《通考》，皆史家要旨，不尽为《通志》发也。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诘难，因作《答客问》三篇。
客有见章子《续通志叙书后》者，问於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轻议，则既闻命矣。先生之辨也，文繁而不可杀，其推论所及，进退古人，多不与世之尚论者同科，岂故为抑扬，以佐其辨欤？抑先生别有说欤？夫学者皆称二十二史，著录之家，皆取马、班而下，至於元、明而上，区为正史一门矣。今先生独谓唐人整齐晋、隋故事，亦名其书为一史，而学者误承流别，不复辨正其体焉。岂晋、隋而下，不得名为一史欤？观其表志成规，纪传定体，与马、班诸史，未始有殊。开局设监，集众修书，亦时势使然耳。求於其实，则一例也。今云学者误承流别，敢问晋、隋而下，其所以与陈、范而上，截然分部者安在？
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下，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於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陈、范以来，律以《春秋》之旨，则不敢谓无失矣。然其心裁别识，家学具存，纵使反唇相议，至谓迁书退处士而进奸雄，固书排忠节而饰主阙，要其离合变化，义无旁出，自足名家学而符经旨；初不尽如后代纂类之业，相与效子莫之执中，求乡愿之无刺，侈然自谓超迁轶固也。若夫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综核前代，纂辑比类，以存一代之旧物，是则所谓整齐故事之业也。开局设监，集众修书，正当用其义例，守其绳墨，以待后人之论定则可矣，岂所语於专门著作之伦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