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成是嘉庆十八年（1813）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天理教起义的重要领导者。这次起义虽然仅仅坚持了三个多月，但却给清统治者造成极大的震惊。嘉庆帝为此下了“罪己诏”，惊呼这次起义“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思及此，实不忍再言矣！”
李文成，河南滑县东北五里谢家庄人，约生于乾隆中期，他生活的时代，“康乾盛世”已近尾声。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虽然失败，但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依然未得到任何缓和。嘉庆时期，直、鲁、豫三省官吏几乎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暴，占有数百、上千、成万亩土地的地主到处皆有，这些地主利用种种特权，拖欠钱粮，地方官吏就伺机将亏空加在广大农民的头上，敲诈勒索，中饱私囊。所以天理教发展教民时，“所言皆系地方文武贪酷不仁等弊”。
嘉庆十六年至十八年，直、鲁、豫三省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广大农民“皆以草根树皮?口度日。经过官道，两旁柳叶采食殆尽”。但是，地方官吏和地主阶级却趁机向农民催科派差，更加重了农民的灾难。广大农民“思乱者众”。世代以泥水匠、木工为业的李文成和京畿大兴县人林清、河南滑县人冯克善，在三省农民中组织天理教，以进行反清的武装斗争。
天理教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明末清初，白莲教在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下，逐渐转向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和兵士中传教收徒，发展力量，形成了很多支派。在京畿和直隶、山东、河南，就有荣华会、红阳教、白阳教、大乘教和八卦教等。
大约在嘉庆十年前后，李文成加入了河南南阳人梁健忠领导的震卦教。由于他很有才能，将“教中事有条理不当者”，“厘次剖析，众推服之无异词”，成为滑、浚一带震卦教的实际领袖。滑、浚一带的震卦教，均称为“东方震宫王老爷门下”，“王老爷”即王中，是震卦教教主，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被清政府杀害。其后，李文成被徒众奉为“当日震卦王卦主转生”，并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李文成在滑、浚一带传教收徒时大力宣传：“造反事成之后，将教内的人加封官职，给予地亩。所有入教的就有送粮食自数石至十数石，大钱自数百文至数千文不等。每钱百文，许地一顷。粮食数石，许给官职。”“每钱百文，许地一顷”，李文成以土地为号召，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信奉天理教，更加踊跃地加入反清斗争。李文成以土地为号召，说明他确实考虑到，在起义成功后剥夺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次冲击，它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河南的农民“相从者众”，“于号簿内按名登记”者，“共计男妇大小三千八百余名”，这些人日后成为天理教起义的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冯克善和林清也在积极传教收徒。冯克善在山东收了德州宋跃隆父子和滑县牛亮臣（后成为天理教起义的军师）的儿子牛文成、浚县李大成等人为徒，依靠他们发展离卦教，自任教主。林清自嘉庆初年起传教收徒，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统一了京畿地区的白阳教、红阳教、大乘教、荣华会、坎卦教，并将这个统一的教派定名为白阳教，这是林清为应“白洋（阳）劫”而取的带有反清政治目的的秘密宗教的名称。白莲教系统的各教派信奉“无生老母”。以回涅槃境地的“真空家乡”为最终目的，并鼓吹“两宗、三际”说。“两宗”指世界上存在着明、暗两种相互斗争的势力。“三际”指白莲教义把世界分为三个时期：青阳（过去）、红阳（现在）、白阳（未来）。“无生老母”在三个时期分别派燃灯佛、释迦佛、弥勒佛统治人类世界。其中“红阳”时期，黑暗势力占了上风，形成了“大患”，招致“恐怖大劫”即“白阳劫”的来临，弥勒佛随之降生，领导人们驱走黑暗，赢得光明。显然，这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预言。能够吸引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群众参加反清斗争。
之后，林清又提出了“八卦总该归一”的口号，以图联络直、鲁、豫三省的八卦教，进一步扩大势力，并且在嘉庆十六年亲自到滑县会见了李文成和冯克善。
出于推翻清朝统治的共同愿望，林清即与李文成、冯克善结为刎颈之交，倡言李文成为八卦教主，使当地习教者深信不疑。接着，林、李合伙夺了梁健忠的卦主职位，由李正式继任震卦教主。他们一起还确定了震卦在八卦各卦中的地位：“震卦为七卦之首，各听约束，其后兼理九宫，统领八卦。”文成即“奉清为十字归一。于是，八卦九宫，林李共掌”。至此，李文成和林清初步实现了“八卦归一”的目标。他们在这次会见中还利用“星象示变”，规定了起义日期。原来，这年八月，“慧星出西北方”，李文成认为，“星射紫微垣，主兵象”，从而推算出起义日期“应在酉之年，戌之月，寅之日，午之时，故以（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时起事”。这种以两年前的天象决定两年后的起义日期，而不以阶级斗争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为依据的做法，显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这样，起义还处在准备阶段时期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嘉庆十八年七月，李文成、林清、冯克善在河南滑县附近的道口召开了起义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决定：起义时的“明号是‘奉天开道’，暗号是‘得胜’两字，约定九月十五日动手造反，各带徒弟于本县起事”，并要求林清占据直隶，李文成攻克河南，冯克善夺取山东，然后，李、冯等人率领各自徒弟“半月内到京”，与林清会合，共同赶走清朝皇帝。难怪嘉庆帝大骂这次起义“其心总在北京图谋社稷，与从前三省（白莲教）迥不相同，险恶肆逆，异乎寻常”。这说明李文成、林清等人领导的天理教起义，一开始就抱有夺取政权、彻底推翻清皇朝的政治目的。李文成在这次会上还对未来的“大明天顺”政权作出了组织安排：李文成为天王、于克敬为地王、冯学礼为人王，林清为“文圣人”，冯克善为“武圣人”，辅佐李文成管理天下。这样，在反对清朝统治这一共同斗争目标指引下，李文成和林清、冯克善将其三股势力，即京畿地区的白阳教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以震、离二卦为核心的八卦教联合起来，并将这一组织定名为“天理教”。接着，李文成又任命了天理教八个卦的教首，他们是：离卦王王道隆，艮卦王刘宗顺，震卦王宋克俊即宋老秀，乾卦王寿光德，坤卦王冯相林，巽卦王王修治，兑卦王刘国明，坎卦王尹老德，他死后，其子尹振继任。
由于李文成的旗子上确实写有“大明天顺”的字样，因此，过去国内外一些学者据此将这次起义看作是“一种民族主义运动”。
清朝是一个以满族贵族占支配地位的封建政权，统一中国以后，仍在推行民族歧视与压迫的政策。因此，汉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也就很难平息。但是，由于受阶级与历史的局限，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认识民族压迫的阶级实质，而将清朝的民族压迫视为本身苦难的主要根源。这就必然要借用恢复“大明”的旗号进行反清斗争。
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值得注意。这就是，人们从明朝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的历史事实，认识到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偶像，真命天子也并非总由一家世代相承。这种社会意识又决定了在农民的反清斗争中，“复明”的政治色彩必然地相当淡薄。天理教起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天理教和白莲教一样，崇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八字真诀，它也打着弥勒佛旗号，但实际上，却对“无生老母”和弥勒佛并不过分崇信。在天理教徒的眼里，弥勒佛的作用是和林清本人联系在一起的，林清就是指路的 “佛”；他们也不用虚无缥缈的“牛八”（“朱”字的分写）充当精神领袖，而是用《三佛应劫统观通书》里“十八子明道”的话比附李文成，李遂号“严霜十八子”，自称“李自成转世”。这表明李文成、林清等人是把明末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作为自己理想中的英雄人物，即把李自成作为自己的战斗旗帜。他们显然是要发扬李自成反明斗争的革命传统，继承他的革命事业，不仅要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要建立农民政权。事实也正是这样。李文成在传教中谆谆告诫他的教徒说：“汝曹善自用功。一劫能造万劫之苦，一劫也能修万劫之福。这是李文成借用宗教语言，鼓励天理教徒起而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由此看来，天理教起义的实质是一次以推翻清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为宗旨的农民革命运动。
嘉庆十八年9月 15日，林清派了一百名左右的天理教徒攻打紫禁城，由于众寡悬殊，当天失败。林清为叛徒出卖，于9月17日被捕，后被清政府杀害。在林清攻打紫禁城之前，李文成亲自领导了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天理教起义。起义范围大致又可分为三个小地区。河南的滑、浚二县，这里是起义的中心，也是起义主力所在。
道口会议之后，李文成一方面把会议决定内容通知他的八卦王，令他们把各自的几千徒众集合好，按原约定，于九月十五日准时起义，然后半月内到京和林清会合。为夺取起义成功，他指令天理教首领牛亮臣在滑县大伾山加紧打造军器。不料，此事为滑县知县强克捷侦知。嘉庆十八年九月初二日，强克捷逮捕了李文成、牛亮臣，并将李文成“刑断其胫”。冯克善、宋元成和八卦王等人激于一时的义愤，决定提前起义。他们来不及通知在北京地区的林清变更起义日期，便于九月初六日夜晚，集合滑县的天理教徒，里应外合，一举攻下县城，救出李文成、牛亮臣。强克捷仓皇逃至封邱，在其上司逼迫下自缢。他的家属和滑城官吏三十余人全部被起义军处死。
起义军占据滑城之后，李文成即在城内扎下大营，建立政权，称“天王”，又“开帅府，设羽帐”，帐后树“大明天顺李真主”的大旗，以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秦学曾为提调兵马总先锋，并在北门外挂有“招军旗”，积极吸收穷苦百姓加入起义队伍。接着，起义军攻占了道口、桃源，与附近的滑城形成犄角之势。九月初八日，李文成又派于克敬北攻浚县。
应该指出，李文成等占据滑城是战略上的重大失策。从清政府查获的“逆产”数目看，直、鲁、豫三省内李文成、牛亮臣等人拥有的土地总数在六百六十顷、房屋在一千一百间以上。农民起义军固有的恋土怀乡观念，不愿远离故土，促使他们坐守孤城。
起义者占据滑城后，李文成由于伤重需要治疗，领导起义军的任务都由牛亮臣、宋元成承担，其他将领轻易见不到他。因此，起义军在行动上也就未能形成统一的领导，甚至有些起义军战士在附近地区抢劫当铺、衣物而无人过问，而牛亮臣等人却纷纷带头将自己的家口搬进滑城，更加恋城不走，严重地拖住了起义军战略转移的后腿。天理教是秘密宗教，而秘密宗教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传教时带有地区性，离开了自己的活动范围就无所作为。
李文成和起义军坐守滑城，正符合清统治者的愿望。正如礼亲王昭梿说：“贼初起时，余告当事者，即忧其四出奔突，难以追逐。后闻其据城自守，已知其无能为，”因为“孤城致毙，此兵法所最忌者”。事实果如所料，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底，滑城起义军在清军四面包围下全部被消灭。
李文成派兵攻打浚县，同样也是个战略上的错误。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嘉庆帝一听到滑县起义的消息迅即调军围剿，已使起义军处于敌强我弱的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李文成不倾其全力围攻浚县，而是挥戈东进，把分散在直鲁豫三省各地的起义队伍统一起来，做到进可联成一片，退有牢固的后方可守，是完全能够壮大自己的力量，粉碎清军的围剿的。但是，李文成等人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占据滑城之后强攻浚县，二十多天的阵地战使起义军伤亡惨重，于克敬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十月初，当清军统帅那彦成率军从四面八方向滑、浚一带集结时，起义军被迫撤回滑城，这样就丧失了向外发展的大好时机，加速了起义军的失败。
在其他地区，如直隶南部的开州、东明、长垣，这里的起义队伍分散行动，每支队伍不过几百人。虽然其中一支曾攻入长垣县，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巩固已得到的胜利。
在山东，地处西南的曹县、定陶、金乡等县，这里的起义是在李文成的徒弟朱成贵的领导下，攻克了定陶、曹县。
总的来说，起义一度迅猛发展。仅长垣至滑县交界的二、三十里之处，起义军的营寨“联络十余里不绝，众不下十数万，旌旗蔽日，声势锐甚”。
直、鲁、豫三省起义的消息一传到北京，嘉庆帝立即派直隶总督温承惠为钦差大臣，带兵由北堵截，命河南巡抚高杞紧防西南两路，“勿使渡河南窜，亦勿令窜入（太行）山谷”。不久，嘉庆帝又令大同镇总兵张绩“前往山外扼要处所驻扎”，徐州镇总兵沈洪带兵“迅速由东南迎头北上，正可并力兜围”，两江总督百龄带兵驻扎徐州，防止起义军向江南逃跑。九月十七日，嘉庆帝又调陕甘总督那彦成任钦差大臣，“总统军务”，同时把能征善战的固原提督杨遇春和清军官兵约二万余人调到河南。此后不久，又派托津为监军，驻守直隶开州督战。这样，温承惠在北，同兴在东，高杞在南，杨遇春在西，逐渐形成了对起义军的严密军事包围圈。
从九月下旬，清军开始向直鲁两省的起义军发动进攻。十月上旬，清军先后攻下了山东起义军的主要据点定陶、扈家集和曹县。与此同时，各地官吏勾结地主编查保甲，选乡勇，办团练，坚壁清野，配合官军将分散在山东各地的许多小股起义军击破。在直隶的开州、东明、长垣，由于起义队伍过于分散，又不懂得集中兵力对付敌人，结果从十月初至十一月初，在清军三次攻势之下，丢失一个又一个据点。至此，山东、直隶地区的起义军主力基本被消灭，余部大多退往滑、浚一带。起义军的地盘就只剩下河南滑城、道口、桃源三个据点，双方最后的决战即将开始。
形势对起义军来说是十分严重的。李文成觉察到“官兵势重，抵敌不住”，决定派冯克善往山东德州去约他的徒弟们“前来接应”。
还在十月九日，杨遇春等即“驰至道口”，先后剿灭了道口附近的新镇、丁栾集等地的起义军。十月二十一日，道口的起义军分两路主动进攻杨遇春的军营，双方酣战达五时之久。冯克善在激战中突围，奔往山东，寻求救兵。十一月十九日，他在河北献县不幸被捕，后解京处死。
冯克善出走山东后，清军于十月二十七日，分七路攻下道口，进剿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滑城。
正当滑城岌岌可危之际，十月三十日晚，兑卦教首刘国明潜入滑城，与李文成等人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还不知道他们作出了哪些决定，但从当时直鲁一带仍有少量分散的起义军在活动的事实来看，他们显然把解救滑城危急的希望寄托在直鲁豫起义军的支援上。为了保存起义火种，以便继续斗争，起义军的领导集团决定由刘国明护送李文成出走山东，而留牛亮臣等人坚守滑城。
当夜三更，李文成在刘国明等人护卫下，坐着大车，秘密地来到了滑城附近的南湖。第二天，他们率一千多人从南湖出发。尽管此时天理教起义已经面临最后覆败的危局，但是这支队伍沿途经过的地方，还是有许多贫苦群众参加进来，使起义军的人数猛增至四千余人。
十一月初四日，李文成等来到长垣、东明一带。这时，他们不仅受到清军托津部的围追堵截，而且适逢四川提督奉调带兵赴滑县围剿起义军，经过东明，“因恐贼匪东窜，即在东明县属郝士连村扎营”。李文成感到，往山东之路已走不通，于是当机立断，拐大弯往封邱、延津、阳武、新乡、辉县、林县一带转移，并到达距直隶边界不远的林县临淇镇，又意图与直隶起义军会合。但是，他们再一次受到清军的围追堵截，进退无路，被迫从林县临淇镇来到辉县北部的侯兆川，占领了这里的险要据点司寨。
司寨背山临川，沟深墙固，内有民房三百楹，砖石作墙，纵横高耸，又有碉楼十余座，巍然屹立，坚不可破。李文成刚扎下营寨，清将杨芳即统兵占据了司寨北面的咽喉之地白虎岗。十一月十八日，李文成派二千起义军进攻白虎岗。清军开始时怯战，不肯向前。杨芳亲斩两名清兵后，众皆“股栗”，被迫一窝蜂扑上前。双方血战数个时辰，起义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山岗河水。
十一月二十日平明，清军向司寨发动了猛攻。寨内的几百名起义军战士，在李文成、刘国明的领导下，绕着围墙，从早晨坚守到傍晚，并不断用板门砖木堵塞被清军毁坏的寨墙。当清军攻进寨内之后，他们又据险掷石，与清军展开了短兵巷战。日暮时，清军仍未能占据全寨，最后使用了放火焚烧的恶毒手段。
这时，清军发现李文成藏在一座碉楼里，杨芳率众登楼，妄想活捉李文成以邀功。在这最后时刻，李文成等虽然势孤力单，依然悉力抵抗。刘国明出其不意地持刀跃出，连杀两名清兵后牺牲。此时，杨芳趾高气扬地声称：“有能擒李文成来献者，受上赏。文成若投出，余贼皆免死。”但是，李文成和所有的起义战士都丝毫不为所动，在凶狠的敌人面前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碉楼上的李文成神色坚毅，炯炯有神的目光像利剑似地射向敌人，高呼：“李文成在此，欲杀即杀，断不肯降！”最后举火壮烈自焚。剩下的起义军战士群相拥抱，让烈火吞没了自己的身躯，充分显示了他们为推翻清朝统治而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
司寨陷落后，三省边界起义军又在滑城作殊死的战斗。
还在十月下旬，当清军统帅那彦成等率军进攻道口、围困滑城，起义军面临危急之际，他们已做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他们把道口屯粮运往城内，“足支一载”，“尽够食用”，陆续凑集不少火药、鸟枪、刀和其他守城器械，清除清军奸细，使城内“无敢内应”，训练士卒，加强军事力量。
十一月初，李文成离开滑城后，城内军民遵照他的指令，继续加紧备战，铸了四门炮和许多支大鸟枪，又从地下刨出六百斤硝磺制造弹药，天理教各卦王分守四门。清军这时也在城外建立炮台，掘地道，准备攻城，同时又故意将林清首级悬挂帐外，以瓦解起义军军心。但是，起义军无人理睬，坚持战斗。他们不断抛下断碑巨石，压塌清军地道，使潜藏在内的清军毙命。
十二月初十日，清军点燃了地道内的炸药，将西南和南面的城墙各轰坍了一大段。起义军“枪石如雨”，痛击进犯的清军。有一名起义战士轻蔑地向敌人喊道：“欲破我城，须精兵二十万！”“官兵射之，中其左臂，拔矢以射官军，官军又射之，贼以手接矢，左右驰突。”充分表现了起义军战士不怕牺牲，誓与清军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由于众寡悬殊，清军攻入了滑城。接着，城内的街头巷尾，到处展开了白刃搏斗。起义军在一片火海中顽强地奋战，直至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滑城保卫战中，起义军中的女英雄、李文成的妻子张氏表现得十分英勇。她在李文成出走后，不仅参加了保卫滑城的指挥工作，运筹帷幄，而且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白天和起义战士登城防守，夜晚则率兵“潜出烧炮台、劫营，无夜不扰”。直到滑城被攻破的前一天晚上，张氏还由“数千（起义军）拥护出城，扑卡数次”。城破时，牛亮臣等人劝其“诡作被难妇女出城。张氏曰：‘城亡与亡，不死者非英雄。’”于是，她和年仅十二岁的女儿挥刀巷战，击杀多名清兵，力竭后母女俩一同自缢，实践了李文成在反清斗争中的誓言。
李文成和林清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天理教起义，虽然历时三个月就失败了，但却极大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