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孟子曰伯夷”至“非尔力也”。
○正义曰：此章指言圣人由力，力有常也；贤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故不可阶，他人丘陵，丘陵犹可逾。所谓小同而大异者也。“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至“薄夫敦”，已说上篇详矣。此言不视恶色，不听恶声者，言伯夷清洁其身，不欲以乱色留於明，奸声留於聪也。於是使闻伯夷之清风者，顽贪之夫莫不变而为廉洁之人，懦弱之夫莫不变而为能有立其刚志也。闻下惠之和风者，莫不变鄙狭而为宽博，变浅薄而为敦厚也。“孔子之去齐”至“孔子也”，言孔子之去齐急速，但渍米不及炊而即行，以其避恶，故如是也；去鲁国，则曰迟迟而不忍行去，此为去父母国之道也。所谓父母国者，孔子所生於鲁国，故为父母之国也。大抵孔子量时适变，其去国可以速则速，故於齐不待炊而行也；可以久而未去则久之，故於鲁国所以迟迟吾行也；可以处此国则处之，故未尝有三年之淹；可以仕於其君则仕之，故有行可、际可、公养之仕也：凡如此者，故曰孔子如是也。“孟子曰”至“非尔力也”，孟子又曰伯夷之行，为圣人之清者也，是其不以物污其己，而成其行於清也；伊尹之行，为圣人之任者也，是其乐於自为，而以天下之重自任也；柳下惠之行，为圣人之和者也，是其不以己异於物，而无有所择也。唯孔子者，独为圣人之时者也，是其所行之行，惟时适变，可以清则清，可以任则任，可以和则和，不特倚於一偏也，故谓之孔子为集其大成、得纯全之行者也。闰集大成，即集伯夷、伊尹、下惠三圣之道，是为大成耳。如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是孔子之清，而不至伯夷一於清也；佛肸召而欲往，是孔子之任，而不至伊尹一於任也；南子见所不见，阳货敬所不敬，是孔子之和，而不至下惠一於和也。然则伯夷、伊尹、下惠，是皆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而孟子亦皆取之为圣者，盖伯夷、伊尹、下惠各承其时之有弊，不得不如是而救也。以孔子观之，又能集此三圣而为大成者也。方伯夷之时，天下多进寡退，而伯夷所以如是洁己不殉。方伊尹之时，天下多退而寡进，而伊尹所以如是而以天下为己任。方下惠之时，天下多洁己而异俗，而下惠所以如是俯身而同众。故伯夷承伊尹之弊而救之清，下惠承伯夷之弊而救之和。孔子又承而集之，遂为大成者。谁谓伯夷、伊尹、下惠救时弊如此，可不谓为圣者耶？虽然，孟子取为三圣，其言又不无意於其间也。言伯夷但圣之清者也，以其取清而言之矣；伊尹但圣之任者也，以其取任而言之矣；下惠但圣之和者也，以其取和而言之矣；孔子之圣则以时也，其时为言，以谓时然则然，无可无不可，故谓之集其大成，又非止於一偏而已。故孟子於下故取金声玉振而喻之也，言集大成者，如金声而玉振之者也。金声者，是其始条理也，言金声始则隆而终则杀者也，如伯夷能清而不能任，伊尹能任而不能和，下惠能和而不能清者也；玉振之者，是其终条理也，言玉振则终始如一而无隆杀者也，如孔子能清、能任、能和者也，所以合金声而玉振之而言也，以其孔子其始如金声之隆，而能清、能任、能和，其终且如玉振无隆杀，又能清而且任、任而且和、和而且清，有始有终，如一者也。然则孟子於此，且合金声玉振之条理而喻归于孔子，是其宜也。然而始条理者，是为智者之事也；终条理者，是为圣人之事也。以智者而譬之，则若人之有巧也’以圣人而譬之，则若人之有力也。如射於百步之外，为远其射至於百步之外，是人之力也；其所以中的者，非人之力也，以其人之巧耳。此譬伯夷、伊尹、下惠但如射於百步之外，能至而不能中；孔子於射能至，又能中者也。盖能至，亦射之善者矣；而能至能中者，又备其善者也；能清、能任、能和，是圣人之善者也；能时，又备其圣人之善者也。此一段则孟子总意而解其始终条理也，而始终条理又解金声玉振者也，金声玉振又喻孔子集三圣之大成者耳。盖条理者，条则有数而不紊，理则有分而不可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