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加剧侵华
十九世纪初年，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更加频繁地在中国沿海进行侵略和骚扰活动。英国再次向中国派遣使团，提出包括割地在内的一系列无理要求。清皇朝长期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之对日益增长的外来威胁缺乏本质认识，因而无法制定出一个长远而又行之有效的防御方针。对英国在中国沿海的侵略和骚扰，清廷只是作为突发性事件作出被动的防御性反应。在对英国使团的交涉中，将更加重要的问题弃置不顾而斤斤计较于礼仪的得失，则是清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的劣根性的表现。
自嘉庆朝开始，英国兵船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活动更加猖獗。嘉庆十年（1805），英国护货兵船四艘来到广州海口，并带来英王文书。英王信中表示愿以“兵力帮同缉捕”蔡牵起义军。清政府对英兵船到广州是警惕的。嘉庆帝指示粤督倭什布：必须严密防范，“护货兵船向来必有湾泊处所，总当循照旧规，勿令任意越进为要”。为了加强广东防务，清廷改任那彦成为两广总督。嘉庆帝令那彦成“修明武备，整顿营伍……以慑外夷而靖海疆”。他对英王文书中以“兵力帮同缉捕”蔡牵起义军的提议，明智地给予了拒绝，表示“海洋地面番舶往来，原应内地兵力，实力查缉，焉有借助外藩消除奸匪之理？”嘉庆十三年（1808）九月，英国又藉口帮助澳门葡人抵御法国，将带有炮械火药的兵船四艘停泊于香山县鸡颈洋面，英兵三百名公然于澳门登陆，占据澳门东西炮台。后来，英军见广州无备，竟将兵船驶进广州海口，停泊于黄埔。在广州海面还多次发生英国护货兵船不遵停泊外洋定制，擅自将兵船驶至虎门的事情。清廷对英国兵船在广东沿海的活动是密切关注的。嘉庆帝对英国介入葡、法争端发表声明，称葡人与法人自相争杀，是他们之间的事情，“中国并不过问”，但是，“中国外藩自有一定疆界，试思中国兵船从无远涉外洋，向尔国地方屯扎之事，而尔国兵船辄敢驶进澳门登岸居住，冒昧已极”。他在声明中还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英国介入葡、法争杀的目的，指出：英国帮护葡人也好，效力天朝也好，统统不过是借口，其真实动机“系尔国夷人见西洋人在澳门贸易，趁其微弱之时，意图占据”。清廷为此对心怀叵测的英国侵略者不断发出严厉警告：“即速撤兵开帆”，“若再有延挨，不遵法度，则不但目前停止开舱”，“并当调集大兵前来围捕”。清政府对英国侵略者并非只是虚声恫吓。嘉庆帝在对英军严厉警告的同时，以五百里的特急谕令，告诫粤督吴熊光：“边疆重地，外夷竟敢心存觊觎，不可稍以示弱”，命令他“当密速调派得力将弁，统领水陆官兵整顿预备，一有不遵，竟当统兵剿办，不可畏葸姑息。此事与边务夷情，大有关系。”然而，广东地方官员没有迅速贯彻执行皇上急如星火的防御政策。粤督吴熊光以“英人志在贸易，其兵费出于商税，惟封关足以制其死命，若轻率用兵，彼船炮胜我数倍，战必不敌，而东南沿海将受其害”，主张以封关迫使英军撤退，因而没有立即遵命调将遣兵。嘉庆帝对粤督吴熊光、粤抚孙玉庭的“懦弱不知大体”非常不满，指责他们“唯鳃鳃于数十万税银，往复筹计，其于防备机宜，全未办及”。嘉庆帝为此对他们传谕严饬：“不应如此糊涂懈怠……试思边防重地，任令外夷带兵阑入，占据炮台，视为无关紧要，不知有何事大于此事者？”嘉庆帝怒将一向非常信任的吴熊光褫职，下吏部严议，不久又将其遣戍伊犁，孙玉庭也被革职罢归，以百龄为粤督，百龄遵命贯彻皇上的各项指示。清廷的不妥协态度和各项得力的防范措施，使英国的侵略阴谋不能得逞，英兵船只得“开帆远去”。嘉庆十四年（1809），当这一年的贸易季节来临时，嘉庆帝令百龄“于本年该国货船到时，先期留心侦探，如再敢多带夷兵欲图进口，即行调集官兵相机堵剿”。其后，英国兵船不遵定制停泊外洋，将兵船擅自驶至虎门的事时有发生，清廷不断告诫广东地方官员密切注意，加强防御。嘉庆十九年（1814）十二月，嘉庆帝谕令粤督蒋攸铦：“嗣后所有各国护货兵船仍遵旧制，不许驶近内洋，货船出口亦不许逗留。如敢阑入禁地，即严加驱逐，傥敢抗拒，即行施放枪炮，慑以兵威，使知畏惧”。
清廷在对广东海口的英国兵船、商船加强监督、防范的同时，还加强了对居于中国的商人和传教士等外人的管理。嘉庆十九年二月，清政府批准了粤督蒋攸铦制定的“防闲策”，规定：“严禁民人私为夷人服役”；“洋行不得搭盖夷式房屋”；“铺户不得用夷字店号”；“清查商欠，不得滥保身家浅薄之人承充洋商”；“不准内地民人私往夷管之处”。清廷还对居于京师的外人作了种种限制和规定。当时，在京师充当钦天监监正、监副及内阁充当翻译的外人，总计十一人。嘉庆帝饬令其中四人回国，对留京的七人的行动则加以限制。规定他们不得与旗人相交接；不得私相传教；不得离开京师潜往外地等等。
清廷对英国的警惕和防范，还在对英使团的接待中充分表现出来。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再次向中国派遣了使团。这个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携带一封英王文书，负有与清廷谈判的使命，企图通过谈判使清廷同意英国提出的建立外交关系、开辟天津、浙江为通商口岸、割让浙江沿海岛屿等要求。嘉庆帝对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使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提一系列无理要求之事记忆犹新，英国兵船逐年在广东沿海变本加厉的骚扰活动，更使他对这个使团的来意充满疑虑。因此，阿美士德使团一到北京，嘉庆帝就对他们实行了严密的防范隔离措施，命令护军统领秀宁、格布舍各带章京十员、护军一百名，在英使团城内居住地会同四译馆、城外居住地水湖公馆“昼夜巡查看守。严禁该夷人等擅自出入。不许内地居民私往窥视。如不遵者，即行锁拿，奏交刑部治罪。其赴礼部筵宴时，并著该护军统领，带领章京护军等，严行弹压，用昭整肃”。当阿美士德使团在京等待皇帝接见时，护送英使入京的五艘英船，在没有知会清政府的情况下即启椗离开天津海口南下广东。嘉庆帝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令船只经过之地的地方官员，加强戒备，“不准一人上岸，断不可令其寄椗逗留”。后来，阿美士德使团因拒绝以跪拜礼节觐见嘉庆帝，被驱逐离京。因为阿美士德没有能觐见嘉庆帝，所携英王文书也未能送达皇上，因而嘉庆帝对英使团来华的使命并没有很具体明确地掌握，但他从英使团行踪，已察觉英国欲将天津作为新的贸易口岸的企图。针对英国的这一阴谋，嘉庆帝在给粤督蒋攸铦的指示中说：英人“其意似专欲来天津贸易，以遂其垄断之谋，该督总当设法，将伊国来京之意严行杜绝，使之不萌此念。”
在嘉庆时期，清朝在处理中外关系时，仍然固守着传统的闭关锁国政策，对外部事物一概采取盲目排斥态度。嘉庆四年（1799）十一月，嘉庆帝向两广总督吉庆查询广州海口纹银外流的情况。吉庆在复奏中称：“西洋夷商来粤贸易，向系以货易货。或有不敷价值，亦系互用番银，尚无携带纹银出洋之事。惟贩来钟表玻璃等物，以无用易有用，未免稍损元气。若内地不以此等为要物，夷商自无从取巧。”吉庆在复奏中把钟表玻璃视作无用之物，这不是个别人的偏见，反映了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作为立国之本的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认识水平。嘉庆帝在为此颁发的谕旨中，把吉庆的这种思想作了更为淋漓尽致地发挥，说：“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骄情虚饰，粟米布帛，乃天地养人之物，家所必需。至于钟表，不过为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粪土矣。当知此意，勿令外夷巧取，渐希淳朴之俗”。嘉庆帝作为封建帝王，不贵珍奇，不爱玩好，自有可贵之处。然而，将反映时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新事物，采取不分青红皂白、全盘否定、一概排斥的态度，这又不免失之片面。他在接待阿美士德使团时，其防范意识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其中对外使觐见礼节的斤斤计较，将来自国外负有交涉使命的使节称为“贡使”，携带礼品作为“贡物”，以及在给英王文书中充满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傲慢态度，这一切，则不能不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表现。
鸦片贸易和清政府禁毒
鸦片流毒泛滥是嘉庆道光时期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
鸦片流毒在中国泛滥成灾，是西方新老殖民主义者为填充贪得无厌的欲壑而向中国偷运越来越多的鸦片造成的。十六世纪中后期，葡萄牙人开始从他们占据的印度的卧亚和达曼将鸦片贩运到中国。踵其后尘者有西班牙、荷兰。西方殖民主义者还将吸食方法传入中国，为鸦片的大量输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对鸦片毒流推波助澜的是殖民强国英国。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当整个印度半岛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时，英国为了改变中英贸易中所处的不利地位，遂把一个对华大量倾销鸦片的罪恶政策付诸实施。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经过专家依据中国人的口味研制熬炼而成的鸦片，由东印度公司在国家市场上标价拍卖给投机商人，然后再由这些投机商人转卖给鸦片商人，由他们运往中国。英国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的政策，使得鸦片的流入量成倍、成数十倍地增加。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充实了英国和英属印度政府的国库，填满了鸦片商人的私囊。然而，鸦片的泛滥成灾，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社会造成严重危害。鸦片的大量输入造成白银的大量外流，使中国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阻滞了商业的发展，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负担；鸦片流毒严重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和国防力量；鸦片的泛滥腐蚀了整个清皇朝，使其统治力量不断削弱。鸦片贸易的危害逐渐引起清政府的重视，清廷从雍正七年（1729）开始禁烟。这一年，消廷为此制定了一个处罚条例，规定：对兴贩鸦片的人，“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对私开烟馆的人，“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对借鸦片走私而需索计赃的兵役等人，“照枉律治罪”；对疏于纠察的各海口地方文武官员以及没有负起监察责任的各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雍正年间制定的这个条例，给予有关人员的处罚相当严厉。然而，这个条例并没有认真执行，故而“开馆应拟绞律，律例早有明条，而历年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由于煌煌圣谕形同具文，鸦片的买卖、吸食自然是禁而不止。结果是“内地嗜食渐众，贩运者积岁而多”。有鉴于此，乾隆帝再颁禁令，由于“官吏奉行有名无实”，禁令还是一纸空文。在雍正、乾隆两朝，清廷不仅没有实力查禁鸦片，而且各海关仍对由海关公开入口的鸦片征收关税。严格说来，鸦片在当时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禁品。
鸦片是在嘉庆朝才真正成为禁品的。对于已逐渐成为社会公害的鸦片流毒，嘉庆帝主张严厉加以禁止。清廷不仅为此制定了更为严厉的禁烟条例，而且实力推行。嘉庆十五年（1810）三月，北京广宁门巡役查获身藏鸦片烟六盒入城的杨姓烟贩，嘉庆帝令将烟贩交刑部严审办理。清廷根据当时“购食者颇多，奸商牟利贩卖，接踵而来”的严重情况，令步军统领、五城御史，与专理税务的崇文门有关官员协同配合，于京城各门禁严密访查，“一有缉获，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为了正本清源，嘉庆帝令于闽粤出产之地，由闽粤督抚“关差查禁，断其来源”。要求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各督抚认真查察，“嗣后海船有夹带鸦片烟者，立行查拿，按律惩办。如委员胥吏有卖放情弊，均予以重惩。傥竟透入内地货卖，一经发觉，著穷究来从何处？买自何人？不得以买自不识姓名商船，搪塞蒙混。当将失察卖放之监督及委员吏役人等一并惩办不贷”。嘉庆帝的严厉警告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各处海关照样私纵偷越，有的海关甚至私征鸦片烟税银以肥私囊。嘉庆十八年（1813）七月，清廷再次重申禁令，指出：“鸦片烟一项，由外洋流入内地，蛊惑人心，戕害生命，其祸与鸩毒无异”，必须严加禁止。清廷在这一年制定、颁布了对吸食鸦片烟者的处罚条例，规定：侍卫官员买食鸦片烟者，革职杖一百，枷号二个月；军民人等杖一百，枷号一个月；供役内廷的太监，如有违禁故犯，立行查拿，枷号二个月，发往黑龙江给该处官员为奴。嘉庆帝再次严饬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各关，严加巡缉，如查有奸民私贩鸦片烟，冒禁过关，一经拿获，将鸦片烟立时抛弃入海，奸商按律治罪。对于敢于阳奉阴违，并私收税课的管关监督，嘉庆帝责成该省督抚，实力查参，将该督先行革职，由驿具奏，从重惩治。清廷在打击内地贩卖吸食的同时，开始采取措施，杜绝鸦片的输入。嘉庆十四年（1809），嘉庆帝令广州“公行必须具结保证他们所承保的每艘船在到达黄埔时，船上没有装载鸦片”。嘉庆二十年（1815），清廷决定，在“西洋货船至澳门时”，“应按船查验，杜绝来源”。清廷加强了在广州海口的查禁，英、美等国鸦片商人将装载鸦片的船只改泊澳门。当时，窃据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允许英船每年运鸦片五千箱入澳门。葡萄牙当局每年因而获得10万两关税。澳门一时成为输入中国内地鸦片的集散地。葡萄牙当局对运入澳门鸦片数量的限制和对鸦片征收关税，使英国鸦片商人大为不满。其后，外国商人遂于正当货物中夹带鸦片，于广州黄埔港夹带私售。鸦片市场一度又从澳门转移到了黄埔。因此，清廷在嘉庆朝实行的“禁止从外洋输入鸦片”的政策，没有能杜绝鸦片的输入，鸦片以“夹带私售”的形式越来越多地涌进国内。
面对鸦片流入日益增多的情况，道光帝即位后对禁烟更为重视。从道光元年（1821）至道光十九年（1839），是清代真正实行禁烟的时期。
道光元年，清廷采取源流并治的方针，禁止鸦片从海口的输入和在内地的销售。为了清源，清廷规定：“凡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忍，加等治罪。”为了扼流，清廷作出了对“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的新规定。在这些新政策颁布后，清廷实力加以推行。道光帝指示广东地方当局封锁了黄埔和澳门的鸦片市场；令将四艘夹带鸦片烟的外国船只驱逐回国，并永远不准它们再来广州；摘掉了对外商夹带鸦片故意隐瞒的广州十三行总商任敦元的三品顶戴；令广州地方当局将居于澳门的鸦片贩卖大户叶恒树加以法办。
道光元年采取的这些措施，并没有收到明显效果，鸦片的输入量仍然是与日俱增。道光帝在分析其原因时认为：“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总由地方官查拿不力所致。”有见于此，清廷采取措施，打击惩治徇隐自肥、敷衍失察的官员。道光三年（1823）八月，清廷制定了失察鸦片烟条例。规定：“嗣后如有洋船夹带鸦片烟进口，并奸民私种罂粟煎熬烟膏，开设烟馆，文职地方官及巡查委员，如能自行拿获究办，免其议处，其有得规放纵者，仍照旧例革职。若止系失于觉察，按其鸦片多寡，一百斤以上者，该管大员罚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者，降一级留任；五千斤以上者，降一级调用。武职失察处分，亦照文职画一办理。”失察鸦片烟条例是制定出来了，但它对各级官员的警戒作用是微乎其微的，鸦片仍然还是畅通无阻地通过各海口、关隘流入内地。
道光十年（1830），道光帝根据江南道监察御史邵正笏不仅要严禁贩卖鸦片还要严禁内地种植鸦片的提议，在全国进行了种卖鸦片情况的调查。道光帝令各地官方在对所管辖地区鸦片的种卖情况查证确实后，加以惩治。为了使各地的惩治有所遵循，这一年十二月，清廷颁布了严禁种卖鸦片章程。规定：“嗣后内地奸民人等有种卖煎熬鸦片烟者，即照兴贩鸦片烟之例，为首发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地保受贿故纵者，照首犯一体治罪，赃重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其知情容隐，虽未受贿，亦照为从例问拟。所种烟苗拔毁，田地入官。”清廷还令各地官员在对管辖区域鸦片种卖情况调查确实之后，还要就如何严禁所在地种卖鸦片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妥议章程具奏”。清政府的命令发布后，不少省份立即行动起来，督抚大员纷纷派员赴乡稽查，并把所在地种卖鸦片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清廷根据各地陆续汇集上来的情况，颁发一道道命令，令各地实力禁止种卖鸦片。
从道光十年（1830）二月开始，至道光十二年（1832）二月止，在两年时间里，计有广东、福建、陕西、安徽、湖南、云南、贵州、四川、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先后向皇上就各省鸦片的种卖情况以及各地已经实行和准备实行的各项禁烟措施作了报告，道光帝根据各省报告中提供的情况作了一系列非常具体的指示。清廷提出的各项禁烟措施，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沿海到内地到少数民族聚居地；从鸦片的走私入口到贩卖种植吸食到鸦片烟具的制造；从官员到衙役兵丁到民人，无不包含在内。且实行奖惩并举、源流并治的方针。清政府的这些措施，如果能被真正付诸实施，鸦片毒流将会被遏止。然而，实际上道光帝这些包罗万象、疏而不漏的禁烟措施，由于外国侵略者的蓄意破坏和腐朽的封建贪污政治而付诸东流。
从道光十二年开始，英国商船避开清廷规定的对外贸易口岸广州，擅自驶入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洋面，以“求市为名，实质图贩鸦片”。清廷对这些闯进江、浙、山东洋面的外国船只，一方面严令沿海各督抚将其驱逐出境，“以肃洋面而杜私贩”，一方面令沿海各督抚“出示晓谕沿海居民，毋许与之交接。如有内地奸民，及不肖将弁，冀图获利，私与勾结，即严行惩办”。清廷对北上英商船只的驱逐，不仅没有使福建、江苏、浙江、山东洋面的英船绝迹，反而由于“沿海地方文武各官，不知认真查察，遇有洋船往来，一报了之”，“复有内地奸民，驾船接济，彼此获利”等原因，竟使“洋船之来日多”。特别是到道光十四年（1834），英国议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更使英国对华的鸦片贸易进入空前活跃时期。
道光十四年，英国政府派遣律劳卑来华。律劳卑负有英政府外交部赋予的重要使命。其中包括：推广英国的商业活动到广州以外的地方；在中国沿海寻找几处一旦中英发生敌对行动、英国海军可以安全活动的地方；扩大鸦片走私等等。律劳卑于道光十四年六月九日到达澳门。八天后，律劳卑未经清廷许可径入广州居住商馆。律劳卑又违反清廷关于中外交涉俱通过行商的规定，撇开行商直接致信两广总督卢坤。卢坤遣人反复晓谕，律劳卑有意“违抗不遵”。卢坤令“封舱”，企图迫其就范。清廷赞同卢坤断绝中英贸易的做法，道光帝同时指示卢坤于“省城内外及澳门一带，大屿山炮台等处，务须密派弁兵，加意巡逻，不动声色，镇静防范”。律劳卑则以武力相对抗。八月初五日，英兵船两艘，闯进珠江口。当海口炮台各弁兵对英兵船开炮拦截时，英兵船边开炮边闯关越隘，直驶至离广东省城仅六十里的黄埔。道光帝获卢坤奏报后，责令卢坤加强广东战备。由于广东地方当局防备森严，加之“封舱”使英商利益受损，律劳卑在尚不具备进一步发动武装进攻的实力时，退回了澳门，闯入广东内河的两艘英国兵船也退出了虎门海口。律劳卑事件后，清廷加强了广东海口对鸦片的防堵。道光令卢坤严饬舟师，在各国商船回帆之后，查明如有在洋趸私船只，即调集水师，大加兵威，严行驱逐；饬令该管将弁派拨巡船，常川巡查，一切民疍艇只，均不许拢近洋船私相交易，以杜接济；责成内河营县派拨巡船，在各海口及一切通海港汊，分定段落，昼夜轮流巡缉；令洋商传谕英商互相查察，如有一船偷漏，即将众船一概不准贸易，使其彼此自相稽察。
清廷对沿海北上英商船的驱逐，对律劳卑武装挑衅的回击以及对广东海口防堵的加强，这一切努力，依然没有能遏止鸦片毒流。道光帝即位后十多年严禁的结果，只是使鸦片由公开、半公开的贩运变为完全的走私，外国鸦片烟商人与中国内地烟贩之间的关系也由公开、半公开的陆上交易变为水上交易。外国鸦片烟商在虎门附近的伶仃洋面上，设立了专储鸦片的趸船，载运鸦片的外商船只，将鸦片卸上趸船，然后装运合法商品及少许鸦片样品入口。口内那些“勾通土棍，以开设钱店为名，其实暗中包售烟土”的“大窑口”不法奸商，凭样与外商议价、付款，获得领取提单，然后凭提单到趸船取货，再雇用名为“快蟹”、“扒龙”的船只，将鸦片运进口内，分发分立各地的“小窑口”进行分销。成千成万箱的鸦片正是通过这样一条严密畅通的渠道流向全国。
道光十四年（1834），英国政府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后，对华鸦片贸易向私人企业开放。解除了束缚的英国商人争先恐后地拥向中国，干起了当时在对华贸易中赚钱最多的鸦片走私勾当，从而开始了英国私人企业对华疯狂的鸦片走私阶段。在这以后的几年中，英国鸦片商人不仅在广东沿海偷运走私鸦片，还将偷运走私的范围由广东扩大到东南沿海，甚至深入到中国北部沿海。为了适应大规模偷运走私的需要，英国鸦片商人还建立起专营鸦片走私的船队，并配制了武器，使鸦片由偷运发展为公开的强运。英国私人企业对华猖狂的鸦片走私获得的巨大利益，令其他国家的私人企业眼红，他们竞相加入鸦片走私的行列。鸦片，形成一股斩不断、遏不住的毒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进中国，汹涌泛滥成灾。
鸦片的泛滥，还与“胥役包庇，关津卖放”密切相关。清政府各级官员，尤其是各海口文武官员将弁，不少人徇私枉法，从鸦片的偷运走私中获取大量贿赂。这种情况在广东尤为严重。当时广东的情形是：“水师有费，巡船有费，营汛有费，差保有费，窑口有费，自总督衙门以及关口司事者，无不有费”。收受了贿赂的文武官员、水师将弁“得赃纵放”、“放私入口”。有的甚至以查禁鸦片为名，将查获的鸦片“私卖分赃”，“变卖分肥”。官员将弁的贪污受贿直接破坏了清政府颁布制定的各项禁令，还给外国鸦片烟商人破坏中国禁烟以口实。这一切，使道光帝即位后十余年间的所有禁烟努力都归于失败。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的走私、贩运已形成了这样一种规模：鸦片趸船揽储于外洋，快蟹、扒龙飞棹走私，大小窑口潜藏于内地，贩烟者穿行于里巷僻乡，吸食者遍布城乡各地和社会各阶层，自官府缙绅至工商优隶、绿营兵丁以及妇女、僧尼、道士，“吸食者几遍天下。”
道光十四年前后，清廷实行的严禁鸦片的政策面临严峻的考验。当时，在鸦片流毒屡禁不止、例禁愈严、输入愈多、吸食者愈众、纹银外流愈多的情况下，清统治集团内部弛鸦片之禁的议论逐渐抬头。曾任浙江乍浦同知的广东顺德人何太青罢归回籍后，首先向他的同年好友、时任广东按察使的许乃济兜售弛禁理论，声称“纹银易烟出者，不可数计，必先罢例禁，听民间得自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值廉，销流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则竟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实中国利病枢机。”何太青的弛禁论深深打动了许乃济。许乃济据此就教于“号多闻、留心世务”的嘉应名士吴兰修。吴兰修深以为然，决定作《弭害论》对何太青的理论作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吴兰修认为：“为今之计，亦惟权害之轻重而已。自一人言之，则鸦片重而银轻，合天下言之，则鸦片轻而银重”。吴兰修因此主张：“嗣后请饬外夷照旧纳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内地种者勿论。至夷船出口，止准带光面洋银，其内地戳印等银，照纹银例，一体严禁。”吴兰修的《弭害论》被送给了两广总督卢坤、广东巡抚祁塡。卢坤、祁塡“见而心折”。吴兰修大受鼓舞，立即约其同事熊景星、仪克中“各著论以与为辅”。卢坤企图以弛禁论来影响皇上，因此在上折时，以“粤中私议”作为附片将各种弛禁理论呈奏给道光。道光帝不为所动，将其置之一旁，“但令沿旧禁加严而已”。尽管如此，道光帝对这种与严禁政策背道而驰的弛禁主张未加指斥的暧昧态度，无疑给了持弛禁主张的官员以希望和鼓励。此后，弛禁论仍在一部分廷臣中私相鼓吹。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卿许乃济作为其代表，以《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上奏，公开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弛禁主张。许乃济认为：“乾隆以前，鸦片入关纳税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等货，今以功令森严，不敢公然易货，皆用银私售”，遂使白银“有出而无入”，“岁耗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对鸦片的严禁，还使“胥役棍徒之所藉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更有内河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鸦片为名，乘机抢劫”，以至“报案纷纷”、“栽赃讹诈之案，尤所在多有”。严禁吸食，则反而使“食者愈众，几遍天下”。严禁内地栽种，“夷人益得居奇，而利薮全归外洋矣”。在许乃济看来，鸦片的输入之所以越来越多，白银的外流之所以日益严重，吸食者之所以愈来愈众，“皆起自严禁以后”。据此，许乃济提出弛禁方案。这个方案要点有三：一是“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为防止白银外流，外商货物“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二是“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职从公，或储才备用，不得任令沾染恶习，致蹈废时失业之愆”，“如有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请立予斥革，免其罪名”，“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三是“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许乃济的弛禁方案，其前提因果是非不分，其方法矛盾百出。若将许乃济的弛禁方案付诸实施，其后果只能是鸦片进一步泛滥。然而，许乃济在弛禁方案中虚构的 “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的前景，对包括道光帝在内的一些人具有诱惑力。以致道光帝在看了许乃济的奏折后，不仅未加指斥，反而立即传谕军机大臣，令将许乃济之折抄给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塡、粤海关监督文祥等“会同妥议具奏”。这使清统治集团中和社会其他阶层中因鸦片而获利的官员、商贩欣喜若狂。广东十三行洋商迫不及待地向邓廷桢提出了弛鸦片之禁的更为具体的方案。对弛禁主张最感兴趣的还要数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义律立即将中国政府在鸦片问题上的新动向报告了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义律在报告中兴高采烈地预言：“许乃济弛禁论的直接影响，将要刺激印度的鸦片种植”。义律预计：“采纳许乃济奏请的折中方案的这种正式的、最后的命令，将在一个月或六个星期内到达此间”。在各省督抚中，身居烟毒渊薮之地的广东地方官员竟也为许乃济的弛禁论张目助阵。两广总督邓廷桢认为：“鸦片流传内地，以致纹银日耗，今欲力塞弊源，惟杜绝纹银出洋最为要著”。他因而主张：“弛禁变通办理，仍循旧制征税，系为因时制宜起见”，“应请旨准照原奏”。邓廷桢还与祁塡、文祥拟订弛禁具体章程九条入奏，称许乃济之疏“胪陈时弊，均属实在情形”，如果许乃济之请能获得批准，“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广东地方大员对弛禁论毫无保留的支持态度，使广东贩食之徒无不欢欣鼓舞。邓廷桢等为弛禁论大张其目的奏折被大量传布，还被英人刊登在他们在广州办的报纸上。
然而，许乃济的弛禁论，除了得到广东大员们的公开支持而外，“举朝无继言者”。大部分官员对许乃济的弛禁论持反对态度，批驳许乃济弛禁论的奏折纷纷上达朝廷。其中礼部侍郎朱樽、兵部给事中许球、江南御史袁玉麟的三份奏折，对弛禁论的批驳尤为淋漓尽致。朱樽等严禁派官员批驳了弛禁论者弛鸦片之禁、只要在中外贸易中坚持以货易货即可防止纹银偷漏的谬论，指出：中国当时可供兑换的货物主要是茶叶一宗，“茶叶不足，将复易之银”，纹银的偷漏如何能禁？严禁派官员又批驳弛禁论者宽内地种植罂粟之禁、久之以土烟代替洋烟、洋烟将不禁而自绝的谬论：“今食之者多，而择食求精者，又必以洋烟为美也”，事实上，当时内地种植罂粟已复不少，“即如云南一属，种罂粟者漫山遍野，鸦片之出产，宗（总）亦必不下数千箱”，然而，洋烟输入如故，白银之外流亦“不见减于昔日”。弛禁论者只禁官弁、士子、兵丁吸食、民间贩卖吸食一概勿论的谬论，更被严禁派官员批驳得体无完肤。他们在折奏中指出：“以天下人数计之，官弁、士、兵不过十分之一，而民居其九。……今之食鸦片者，大凡起于官员之幕友家丁，延及市廛游民，而弁兵、士子亦渐禁（染）其习，所不食者，乡里之愚民居多耳。若独禁员弁士兵而许民间贩卖吸食，是以食者纵之得食，而未食者导之使食。”另外，“员弁士兵非生而为员、为弁、为士、为兵也，其初，大抵平民也”，“民与吸食，则兵（员）弁兵丁又何能而禁？”可见弛禁论者禁员弁士兵而不禁民间吸食之说，不过是“曲折之词，所谓掩耳盗铃者也”。更为可贵的是，朱樽等严禁派官员对鸦片危害、对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实质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朱樽指出：“鸦片流毒，访（妨）财害小，殊（诛）民害大。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民贫尚可变□，民弱无可救药。”英国“初以鸦片入关，即有削弱中原之念”。 “其船窜入闽、浙、江南、山东、天津、奉天各海口，诚不知是何居心？”严禁派官员在对弛禁论痛加批驳后，请求道光令地方官重申禁令，同时，“严备各省海口”，防患于未然。
朱樽等严禁派官员对弛禁论有理有据的批驳，制止了皇上因“言者不一，或请量为变通，或请仍严例禁”而产生的犹豫和动摇，坚定了道光帝禁烟的决心。清廷重申禁令，朝廷内无人再敢公开鼓吹弛禁论，原来赞同弛禁的两广总督邓廷桢也放弃了弛禁主张，于广东海口实力查禁鸦片。
从道光十七年（1837）六月开始，清廷采取措施，在全国严厉实行禁烟，清廷一面令广东地方大员“加意整顿，严饬各该文武员弁，于关隘紧要地方，往来巡查，严密购缉，有犯必惩，久而勿懈，务使中国财力，不致为外洋所耗。”同时要求沿海各督抚、海口各监督，在广东查拿甚紧之时，严饬所属文武员弁，“统于沿海要隘处所，随时随地，认真稽查。遇有出洋快蟹等船，务当实力巡查”，“嗣后如该督抚等，仍视为具文，并不实力查办，必当从严惩处”。道光帝的警告对沿海各省督抚多少是起了一些作用的。有些省份开始行动起来。湖南地方当局在与广东接壤的衡、永、郴、桂等州先后缉获广东烟贩九起，人犯二十余名，鸦片烟三千余两。山海关副都统祥厚拿获夹带鸦片烟人犯四名。道光十八年（1838）年初，在道光帝严惩已被拿获的鸦片烟贩的指示下，广州地方当局将在广州开设鸦片烟馆长达五年的郭亚平处绞。
清廷明确地重申禁令，并实力推行禁烟，使一个时期内弥漫舆论界的弛禁论销声匿迹，一些地方官员在道光帝的严令和督促下，也纷纷采取切实措施，查禁鸦片。禁烟效果立即显现出来。由于广东地方当局认真采取禁烟措施，大力搜捕私船，当地的走私船只几乎绝迹。在广东，鸦片销不出去，外国鸦片烟商人只好用船把鸦片运到沿海各地去销售。但沿海一带中国水师船只也戒备森严，一艘鸦片走私船被击沉，其余的走私船只好退回伶仃洋面。外国鸦片烟商人“连一箱烟土都没有卖出去”。这种情况使外国鸦片烟商人大为懊恼。英国大鸦片烟商人查顿悲叹：由于中国官吏的密切注意，鸦片市场一天不如一天了。另一个英国大鸦片烟商人马地臣也称：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中（指1837年），我们的鸦片市场起了一次彻底的革命，现在看不见走私船的活动了。
中国禁烟取得的实际成效，使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和鸦片烟商人的利益受到沉重打击。为了保护鸦片贸易，英国政府派遣的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决定出面干涉。义律一面寻求武力作后盾，一面要求与清廷进行交涉。英国鸦片烟商人则组织大批单桅、双桅纵帆式快船，变本加厉地在广东及沿海各地进行鸦片走私的罪恶活动，他们甚至在走私船上公开挂上英国国旗，从珠江口到广州明目张胆地贩卖鸦片。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和鸦片烟商人的破坏，再加上清统治集团中仍有为数不少的地方官员疲玩失责，视朝廷禁令为具文，致使鸦片流毒问题仍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种情况使清统治集团中那些因鸦片流毒屡禁不止而深为忧虑的官员不得不继续寻求根治之策。道光十八年（1838）闰四月初十日，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帝提出严禁之策。
黄爵滋在《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中，痛陈鸦片危害，指出：十数年间，鸦片泛滥成灾，耗银数千万两之巨，“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如果这种情况再不加制止，“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黄爵滋在折奏中分析了过去实行的各项禁烟措施，认为皆非禁烟良策。黄爵滋认定，鸦片不是不能禁，关键在于如何禁。他认为：“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败，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黄爵滋因此主张：“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他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若一年之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其不能指出兴贩者，罪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黄爵滋还请帝勅谕各省督抚严切晓谕，“广传戒烟药方，毋得逾限吸食”。同时“严饬各府州县清查保甲，预先晓谕居民，定于一年后，取具五家邻右互结。仍有犯者，准令举发，给予优奖。傥有容隐，一经查出，本犯照新例处死外，互结之人，照例治罪。至如通都大邑，五方杂处，往来客商，去留无定，邻右难于查察。责成铺店，如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窝藏匪类治罪。现任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是以奉法之人，甘为犯法之事，应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孙不准考试。”对吸食鸦片者罪以死论，这还是发言盈廷的历年条奏中的第一次，道光帝立即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一场关于禁烟政策的大讨论在清统治集团内展开。从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起，至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公布，在这一年时间里，各有关指定官员纷纷遵命发表意见。综观一年的讨论情况，在朝廷大员中已没有人公开主张对鸦片实行弛禁，严禁鸦片至少在表面上已成为这些大员们一致的意见。但是，赞成黄爵滋对吸食者罪以死论的官员为数甚少，反对者却是大多数。反对者有的打着“圣朝宽大不事峻法严刑”的旗号，反对对吸食者论以死罪；有的以“清其流、扼其源”的理由，主张重治囤贩。两江总督陶澍是黄爵滋的支持者之一。他认为：“黄爵滋所陈重治吸食罪以死论之奏，实出于万不得已之苦心，而为救时之急务也。”湖广总督林则徐也成为黄爵滋强有力的支持者。他在给道光帝的复奏中指出：“鸦片流毒于中国，纹银潜耗于外洋，凡在臣工，谁不切齿！”“今鸦片之贻害于内地，如病人经络之间久为外邪缠绕，常药既不足以胜病，则攻破之峻，亦有时不能不用也。”“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夫鸦片非难于革瘾，而难于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当朝廷大员们就黄爵滋奏折各抒己见时，清廷按照过去制定的惩治律例，在全国实行禁烟。道光十八年（1838）七月十九日，道光帝令将于京师拿获的吸食鸦片的官员革职，并将贩卖人等交刑部审讯，七月二十一日，又谕令两广总督邓廷桢随时惩治广东将备弁丁内吸食鸦片烟者，以重海疆，以精武备。七月二十八日，他根据有关报告提供的天津洋船夹带鸦片、铺户代为囤积分销的情况，告诫直隶总督琦善：天津为海口要隘，奸商囤积兴贩，势所不免，现当整顿之时，尤当扼其要害以清弊源。道光帝令琦善委派明干妥员，严密查拿，按律惩办。这一天，清政府还明令嘉奖了在湖北汉阳厉行禁烟的知县郭觐宸。道光十八年九月，清政府为在全国推行禁烟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九月十七日，道光帝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一并会议研究各直省将军、督抚的禁烟意见。九月十九日，皇帝严令各直省将军、督抚“振刷精神，力祛积习”，“趁此整顿之时，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紧查拿，毋得稍为松劲”。“其贩运、开馆等犯，固应从重惩办，即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著一体查拿，分别办理”。同一天，又下令将赴尼僧庙内吸食鸦片烟的庄亲王奕窦、辅国公溥喜分别革去其王爵、公爵衔。九月二十二日，道光帝以“冒昧渎陈，殊属纰缪”的罪名，给予公开主张弛禁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即行休致”的惩处，明确宣布：“鸦片流毒内地，官民煽惑，传染日深。前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弛禁，朕即以为不得政体。本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禁，当降旨饬令直省将军督抚各议章程。……朕于此事深加痛恨，必欲尽绝根株，毋贻远患”。道光帝的这个声明，使清廷严禁鸦片的政策进一步明朗化，对全国各地的禁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直隶总督琦善于天津大沽一带洋船上，拿获鸦片烟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两，是清廷严禁政策的重要成果。九月二十三日，道光帝下谕宣召湖广总督林则徐进京商议禁烟事宜。他对林则徐的宣召，除了因为林则徐曾上折支持黄爵滋的严禁主张而外，更重要的是林则徐在其两湖辖区大力推行禁烟，成绩斐然，使两湖地区的禁烟明显走在全国前头。当时，两湖地区在短短两个月中，即缴获大量烟土、烟具。仅在汉阳县就缴获烟土一万二千余两。汉阳、江夏两县收缴烟枪一千二百六十四杆。武昌、汉口收缴烟枪七百余杆。湖南省收缴烟枪二千三百余杆。林则徐的厉行禁烟，使违法奸徒“莫不魄悸魂惊，不特开馆兴贩之徒闻风远飏，并吸食者亦恐性命莫保，相率改图”。另外，林则徐在禁烟中是主张宽猛兼施的，他在严禁时千方百计搜罗中药配方，为吸食积久者配制戒烟药丸，服食后效果很好，“有积瘾三十年，日吸一两，而居然断去者，断后颜面发胖，筋力复强”。林则徐曾将两湖禁烟的实际成效及时向道光帝作了报告，充满信心地指出：“民情非不畏法，习俗大可转移，全赖功令之森严，姑免众心之涣弛”。
“臣等察看舆情，并非不可挽救，是以乘机谕戒，宽猛兼施。呈缴者姑许自新，隐匿者力加搜捕，不追既往，严儆将来。”林则徐在八月初上给道光帝的一个奏折中对鸦片泛滥造成的严重危害所作的深刻分析，则使道光帝进一步坚定了严禁鸦片务尽根株的决心。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中，向道光帝剖析力陈：“法之轻重，以弊之轻重为衡，盖因时制宜，非得已也。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慄！”道光帝决心严禁鸦片，并寄厚望于林则徐，宣召其入京，欲与之商议禁烟事宜。
十一月初十日，林则徐抵达北京。道光帝多次召见林则徐，不久，他颁给林则徐钦差大臣关防，令其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为了防止外国鸦片烟商人武力破坏禁烟，道光帝还授予林则徐兵部尚书衔和节制广东水师的权力，指示林则徐对广东省“窑口，快蟹以及开设烟馆、贩卖、吸食种种弊窦，必应随时随地尽绝根株”。
林则徐于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二十三日离京南下，奔赴广东。在林则徐奉召赴京和林则徐离京赴广东期间，在清政府的严令督促下，禁烟运动已在全国全面推开，并取得可观的战果。在直隶，琦善在天津海口拿获鸦片十三万多两；在广西寻州府起获烟土四千余两，梧州府共获烟土烟膏三万八千余两、烟枪一千余杆；在盛京起获烟土二千四百余两；在广东破获私开窑口案件一百四十一起、拿获人犯三百四十五名，收缴烟枪一万零一百五十八杆；在云南先后缉获烟土烟膏二万二千两、铲去罂粟花苗一千三百六十余亩。尽管这些缉获的烟土、烟膏、烟具、人犯以及铲毁的罂粟花苗与实际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预示着长期以来清政府的禁烟已从徒托空名而开始变为全国性的实际行动，它也预示着更广泛更深入的禁烟运动即将开始。
随着钦差大臣林则徐的到达广州，广东很快成为全国禁烟运动的中心。林则徐不负皇上重托，在奔赴广东的途中即开列缉获要犯名单，责成广东有关官员采取行动。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十九日，林则徐抵达广州，征尘未洗，立即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他与广东文武官员、朋友、同乡晤谈，了解广东鸦片流毒情况，他造访熟知海防形势的人士，规划广东防务；他召募洋行买办等懂西语、知西事的人员“借以探访夷情”；他微服私访，深入了解民隐、民情。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之后，林则徐决定以断绝鸦片来源为首务。断绝鸦片来源必须将趸船鸦片消除净尽，然而趸船停泊外洋，即使派遣水师船只缉拿，于洪涛巨浪之中，缉拿未必有把握。林则徐、邓廷桢等断定，外国鸦片烟商大多数当时仍滞留广州，迫令他们交出趸船上的鸦片是事半而功倍的良策。二月初四日，林则徐会同邓廷桢、怡良，在钦差行辕传见十三洋行商人，令他们传谕外国鸦片烟商，责令外国鸦片烟商将趸船所储鸦片尽数缴出，并填写英、汉两种文字的甘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林则徐在谕令中宣布自己的禁毒决心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道光帝对林则徐的禁烟决心深为赞许，称誉林则徐“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还指示林则徐，应于各国船只出入经由要道的广东海口水陆交严，“务使外海夷船，不得驶进口门，妄生觊觎，内地匪船，不敢潜赴外洋私行勾结……要期除恶务尽”。林则徐得到道光帝全力支持，信心倍增，采取有力措施，终于迫使外国鸦片烟商缴出鸦片二百多万斤。林则徐遵照道光帝谕令，将缴获的鸦片于广州虎门太平镇当众销毁，向外国侵略者显示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禁毒决心。
在林则徐于广东主持禁烟、销烟期间，清廷于五月初四日批准了五大臣会议提出的查禁鸦片烟章程三十九条。这个钦定的严禁鸦片烟条例规定：沿海奸徒，开设窑口，勾通外人，囤积鸦片，首犯拟斩枭，为从同谋及接引护送之犯，并知情受雇船户，拟绞监候。该管官知情故纵者，革职，失察者分别议处；沿海员弁兵丁受贿故纵，拟绞立决，知情徇纵，俱发往新疆，官弁充当苦差，兵丁为奴；失察者员弁分别议处，兵丁杖徒；开设烟馆，首犯拟绞立决，从犯及知情租屋者，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兵役包庇与犯同罪，有赃计赃，准枉法从重论，失察之该管官，分别议处；栽种罂粟，制造烟土，及贩烟至五百两，或兴贩多次者，首犯拟绞监候，为从发极边烟瘴充军；吸烟人犯均予限一年六个月，限满不知悛改，无论官民概拟绞监候；在官人役，并官亲、幕友等，一年六个月内，在署吸烟者，照平民加一等治罪；职官吸烟在一年六个月内者，发新疆充当苦差；职官因吸烟发往新疆者，概不准各城大臣因事保奏；宗室觉罗吸烟者发往盛京，严加管束。如系职官及王公，均革职革爵，发往盛京永不叙用。如犯在一年六个月限满后者，照新定章程加重，拟绞监候；官兵查拿鸦片烟，遇有大伙拒捕者，准放鸟枪，格杀勿论。……道光帝将这个章程颁发各省，令各省遵行。并谕令内阁，将其“纂入则例，永远遵行。”道光帝阐述颁发《钦定严禁鸦片烟章程》的宗旨说：“朕惟姑息非所以爱民，明刑即所以弼教。鸦片来自外洋，日甚一日，兼以内地栽种罂粟，影射渔利，军民人等，受其毒者，始则被人引诱，继乃习为泛常。甚至荡产戕生，罔知悛改，关系于人心风俗者甚巨。若不及早查禁，永杜弊源，则传染日深，其害伊于胡底？”“朕欲为天下除此祸患，不惮再三训诫，特议刑章，以期易俗移风，还谆返朴。”道光借《钦定严禁鸦片烟章程》颁布之机，再次告诫朝廷大员：现在虽将海贩、窑口、吸食者定以死罪，立限严惩，对外除此而外的“种种流弊，尤应随时随地实力稽查，历久不懈，庶几根株净尽，力挽浇风”，如有“讳饰不办者，立即据实严参，从重治罪。傥仍意存玩泄，视条教为具文，或畏难苟安，或始勤终怠，则是甘心玩法，自丧天良。朕言出法随，决不宽贷！”
《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是清代百余年间颁布的所有禁令中最严厉最周密的禁令，对兴贩、栽种、吸食者罪以死论，在职官员、宗室觉罗王公皆不能免，且照常人加等治罪，这充分说明清政府企图一举永除积习、尽绝鸦片流毒的决心，这对全国当时正在开展的禁烟运动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清廷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开展的禁烟运动，取得显著成绩。当时广州鸦片市场已完全停顿，没有一艘走私船能够往来行驶。诚然，在全国各地，禁烟措施在贯彻实行的程度上有很大差异。有些省份因一些官员的迁延观望、因循塞责而收效甚微。然而，清廷当时是极力企图在全国推动禁烟的。今天，当我们在评论清廷的禁烟时，固然应该指出，清廷的禁烟无非是为了维护清皇朝的封建统治，即便如此，清廷的厉行禁烟，于国于民都是有利的，因而不失为一项有积极意义的举措。英国人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一书中，给中国的禁烟销烟以这样的评价：“鸦片是在最彻底的手段下被销毁了……在世界史中，一个非基督教的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唯一的一个实例。全部事务的处理，在人类历史上也必将永远是一个最为卓越的事件。”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