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家中，我刚刚度过了老年人的元旦；老年人与年轻人的不同，不仅仅在于他们得不到新年礼物，而是在于他们不再相信新年。新年礼物，我倒是收到一些，但没有那件唯一能使我高兴的礼物——希尔贝特的信。不过，我毕竟还很年轻，我居然给她写了一封信，向她讲述我孤独的热情之梦，希望引起她的共鸣，而衰老的人们的可悲处在于他们根本不会写这种信，因为他们早已知道毫无用处。
我躺下了，街道上一直持续到深夜的节日喧嚣使我无法入睡。我想到所有将在欢乐中度过这一夜的人们，想到拉贝玛的情人或者那一群放荡者，他们一定在演出（即我在海报上看见的当晚的演出）以后去找拉贝玛。这个想法使我在不眠之夜更为激动不安，为了恢复镇静，我想对自己说拉贝玛也许并未想到爱情，但我说不出口，因为她所朗诵的仔细推敲的诗句，显然处处提醒她爱情是多么美妙，而她也深有感受，所以才表演出人所熟知的——但具有新威力和意想不到的柔情——慌乱心情而使观众赞叹不已，其实每位观众对此都有切身体会。我点燃熄灭的蜡烛，好再看看她的面孔。此刻它大概正被男人们亲抚，他们给予她并从她那里得到非凡而模糊的快乐（而我无法阻拦），这个臆想使我产生一种比色情更为残酷的激动，一种思念，它在号声（如同狂欢之夜及其他节日之夜里往往听到的号声）中更显得深沉；号声来自一家小酒店，毫无诗意，因而比“傍晚，在树林深处……”①更为忧郁。此时此刻，希尔贝特的信也许不是我所需要的。在紊乱的生活中人们的种种愿望互相干扰，因此，幸福很少降临在恰恰渴望它的愿望之上。
天气晴朗时，我仍然去香榭丽舍大街。街旁那些精致的粉红色房屋展现在多变而轻盈的天空之下，因为当时水彩画屋览风靡一时。如果我说当时我就认为加布里埃尔②的建筑比四周的建筑更美，而且属于不同时代，那这是撒谎。我那时认为工业大厦，至少特罗卡德罗宫③更具特色，也许更为悠久。我的少年时光浸沉在激荡不定的睡眠之中，因此它在睡眠中所见到的这整个街区都仿佛是梦幻，我从未想到王家街居然有一座十八世纪的建筑。如果我得知路易十四时代的杰作圣马丁门和圣德尼门与这些肮脏街区里最新的建筑属于不同时期，那我会大吃一惊。加布里埃尔的建筑只有一次使我凝视良久，那时夜幕已经降临，圆柱在月光下失去了物质感的轮廓，仿佛是纸板，使我想到轻歌剧《俄耳浦斯游地狱》④中的布景，使我第一次感受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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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诗人维尼（1797—1863）的诗《号角》。
②加布里埃尔（1698—1782）著名建筑师，此处所指的建筑修建于十八世纪下半叶。
③工业大厦是为1855年博览会修建的；特罗卡德罗宫是为1878年博览会修建的，两者皆已拆毁。
④作曲家奥芬巴赫的两幕四场轻歌剧。
希尔贝特一直未回到香榭丽舍大街，而我需要看见她，因为，甚至她的面貌我也记不清了。我们以一种探索的、焦虑的、苛求的态度去看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等待那句使我们对第二天的约会抱有希望或不再抱希望的话语，而在这句话来到以前，我们或同时或轮流地想象欢乐和失望，正因为如此，当我们面对所爱的人时，我们的注意力战战兢兢，无法对她（他）获得一个清晰的形象。这是一种由各种感官同时进行的、但又仅仅是试图通过视力来认识视力以外的东西的活动，它对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千种形式、味道和运动也许过于宽容。的确，当我们不爱某人时，我们往往使她（他）静止。我们所珍爱的模特儿时时在动。我们的记忆中永远只有拍坏了的照片。我的确忘记了希尔贝特的面貌，除了她向我舒展笑颜的那神奇的瞬间——因为我只记得她的微笑。既然见不到那张亲爱的面孔，我便极力回忆，但也枉然，我恼怒地找到两张无用而惊人的面孔，它们精确之极地刻在我的记忆中：管木马的男人和卖麦芽糖的女贩。一个人失去了亲爱者，连在梦中也永远见不到她（他），却接连不断地梦见那么多讨厌鬼，更觉气恼，因为清醒时看见他们就已经难以容忍了。既然没有能力描绘痛苦思念的对象，人们便谴责自己不感觉痛苦。我也如此，既然我想不起希尔贝特的面貌，我几乎相信我忘记了有她这个人，我不再爱她。
她终于回来了，几乎天天和我一起玩。我每天都希望明天能获得——从她那里获得——新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爱情在日日更新。但突然又有一件事改变了每日下午两点钟我的爱情方式。是斯万先生发现了我写给他女儿的信，还是希尔贝特为了让我多加提防才将早已存在的情况告诉我呢？有一次，我对她说我十分钦佩她的双亲，她露出一种含糊的、有保留的、秘密的神气——在谈到她该做什么、买什么、拜访什么人时，她常常是这种神气——突然说：“你知道，他们可看不上你！”然后像滑溜溜的水精一样（这是她的习惯）大笑起来。她的笑声往往与话语极不协调，象音乐一样在另一平面勾画出另一个看不见的表层。斯万先生和夫人没有要求希尔贝特不再和我玩耍，但他们希望——她认为——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他们不喜欢她和我来往，认为我品德不高尚，对他们的女儿只能产生坏影响。斯万认为我属于那类厚颜无耻的青年。在他的概念中，这种人憎恶自己所爱恋的少女的父母；虽然当面大献殷勤，背后却和她一起嘲笑他们，怂恿她将他们的话当耳边风，而等少女到手以后，甚至不许再与父母见面。与此种形象（最可鄙的人也决不会这样看待自己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心中的感情。我对斯万充满了强烈的感情，我相信，如果他稍有觉察，定会懊悔对我判断失误，仿佛这是一桩错案！我大着胆子将我对他的这番感情写进一封长信，请希尔贝特转交给他。她答应了。可是，唉！出我意料，他竟以为我是一个更大的伪君子。我在十六页信纸中如此真实描述的感情竟受到他的怀疑。我那封热情而真诚的信，如同我对德·诺布瓦先生所讲的热情而真诚的话一样，毫无效果。第二天，希尔贝特将我领到小径上一大丛月桂树后面，那里很僻静，我们每人挑一张椅子坐下，她告诉我她父亲看信时耸肩说：“这一切毫无意义，反而证明我看得准。”我自信动机纯洁、心地善良，因此更为恼怒。我的话居然未触及斯万的荒谬错误的一根毫毛！他当然是错误的、我深信不疑。既然我对自己的慷慨感情的某些不容置疑的特点作了如此精确的描述，而斯万仍然不能立即根据这些特点来辨认我的感情并请求我宽恕他的错误，那么一定是因为他本人从未体验过如此崇高的感情，所以也无法理解别人会有这种感情。
也许仅仅因为斯万知道慷慨只是我们自私的感情在未被分类定名以前所经常采取的内部形式，也许他认为我对他的好感只是我对希尔贝特的爱情的简单效果（及热情的肯定），而我将来的一切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取决于这个爱情，而不取决于由此派生的、我对他的崇拜。我不可能同意他的预言，因为我还不能将我的爱情与自我分开，还不能从实验的角度估计后果。我灰心失望。我得离开希尔贝特片刻，因为弗朗索瓦丝在叫我。我得陪她去那间带有绿色金属网纱的小亭，它很像废置不用的、老巴黎征收入市税的哨亭，不久以前在它的内部修设了英国人称作的盥洗室，而法国人一知半解地追求英国时髦，称它为“瓦泰尔克洛泽”①。我在门廊里等待弗朗索瓦丝，潮湿而陈旧的墙壁散发出清凉的霉味，使我立刻将希尔贝特转达的斯万的话所带来的忧虑抛在脑后，并使我充满了乐趣，这不是那种使我们更不稳定的，难以被我们挽留和驾驭的乐趣，而是一种相反的、我可以信赖的、牢固的乐趣，它美妙、温静、包含丰富而恒久的真实，它未被说明，但确凿无疑。我真希望像往日去盖尔芒特那儿去散步一样，努力探求这种强烈感受的魅力，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去审询这古老的气息，它邀请我深入它未揭示的真实之中，而不要我享受它附加给我的乐趣。可就在此刻，小亭子的老板娘，一位满脸脂粉、戴着红棕色假发的老妇对我说话了。弗朗索瓦丝说她“家庭蛮不错”，因为她的女儿嫁给了弗朗索瓦丝所称作的“富家子弟”，他与工人有天壤之别，正如圣西门认为公爵与“出身下层”的人有天壤之别一样。当然，这位老板娘在干这一行以前大概命运多舛，但弗朗索瓦丝肯定说她是侯爵夫人，属于圣费雷奥家族。这位侯爵夫人叫我别呆在凉处，甚至为我打开一扇门说：“您不想进去？这间很干净。不用给钱。”她这样做也许是和古阿施糖果店的小姐一样。每次我们去订东西，她们总是从柜台上的玻璃罩下面取出一块糖递给我，可惜妈妈不许我接受。她也许还像那位卖花的、别有用心的老妇人，当妈妈为“花坛”挑选鲜花时，这位女人一面给我送秋波，一面递我一枝玫瑰花。总之，如果说“侯爵夫人”喜欢男童，向他们打开男人们像狮身人面像一样蹲着的石墓小间的门的话，那么，她在这种慷慨之举中寻求的不是腐蚀的尝试，而是寻求向所爱者乐善好施而不图回报的乐趣，因此，我在她那里从未见过别的主顾，只有一个年老的公园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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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英文Water—Closet的法语发音。
片刻以后，我和弗朗索瓦丝一起向“侯爵夫人”告别，然后我又离开弗朗索瓦丝去找希尔贝特。我发现她正坐在月桂花丛后面的椅子上。这是为了不被她的同伴看见，她们正在玩捉迷藏。我走去坐在她身旁。她将头上的软帽拉得很低，几乎遮住了眼睛，仿佛在“窥视”。我第一次在贡布雷看见她时，她就是这种梦幻的、狡猾的眼神。我问她有没有办法让我和她父亲当面谈谈。她说她曾向父亲提过，但他认为毫无必要。
“拿着，”她接着说，“拿走你的信，我得去找同伴了，既然她们找不到我。”
如果此时此刻，在我尚未拿到信（如此诚恳的信居然未能说服斯万，简直不可思议）以前，斯万突然来到，我也许会看到他的话不幸而言中。希尔贝特在椅子上仰着身子，叫我接信却不递给我，于是我凑近她，我感到她身体的强烈吸引力，我说：
“来，你别让我抢着，看看谁厉害。”
她把信藏在背后，我的手掀起她垂在两肩的发辫，伸到她颈后。她披着垂肩的发辫，也许因为这适合她的年龄，也许因为母亲想延长女儿的童年，好使自己显得年轻。我们搏斗起来，弓着身子。我要把她拉过来，她在抵抗。她那张由于用力而发热的脸颊象樱桃一样又红又圆，她笑着，仿佛我在胳肢她。我将她紧紧夹在两腿之间，好似想攀登一株小树。在这场搏斗之中，我的气喘主要来自肌肉运动和游戏热情，如同因体力消耗而洒出汗珠一样，我洒出了我的乐趣，甚至来不及歇息片刻以品尝它的滋味。我立刻将信抢了过来。于是，希尔贝特和气地对我说：
“你知道，你要是愿意，我们可以再搏斗一会儿。”
也许她朦胧地感到我玩这个游戏有另一层未言明的目的，不过她没有看出我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唯恐她有所觉察（片刻以后她作了一个廉耻心受到冒犯的、收缩而克制的动作，可见我的害怕不无道理），便答应继续玩搏斗，免得她认为我并无其他目的，而信既已抢到手，我便只想安安静静地呆着。
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看出，突然想起，那间带金属网纱的小亭子的凉爽、略带烟炱味的气息使我接近了一个在此以前隐藏的形象，而并未使我看到它或识辨它。这个形象便是阿道夫叔公在贡布雷的那间小房，它也散发同样的潮气。然而对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形象的回忆何以使我如此快乐，我不明白，暂时也不想弄明白。此时，我感到德·诺布瓦先生对我的蔑视的确有理，一来我所认为的作家中的佼佼者在他看来仅仅是“吹笛手”，二来我所感受的真正的激情不是出自某个重要思想，而是出自一种霉味。
一段时间以来，在某些家庭中，每当客人提到香榭丽舍大街这个名字，母亲们便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气，仿佛站在她们面前的是一位著名的医生，而她们曾多次见他误诊，因此无法再信任他。据说香榭丽舍公园对儿童不吉利，不止一次孩子嗓子疼，出麻疹，许多孩子发烧。妈妈的几位女友见她继续让我去香榭丽舍大惑不解，她们虽然没有对她的母爱表示公开怀疑，但至少对她的轻率感到惋惜。
神经过敏者也许是极少“倾听内心”的人，虽然这和一般的看法相反。他们在自己身上听见许多东西，后来发觉不该大惊小怪，从此便听而不闻。他们的神经系统往往大喊“救命！”仿佛生命垂危，其实仅仅是因为天要下雪或者他们要搬家，久而久之，他们习惯于对警告一概不予理睬，就好比一位奄奄一息的士兵在战斗热情的驱使下，对警告置之不理，继续像健康人一样生活几天。有一天，我带着惯常的种种不适的感觉（我对它们持续的内部循环与对血液循环一样，始终不予理睬），轻快地跑进饭厅，父母已坐在餐桌旁了，于是我也坐下——我像往常一样对自己说，发冷也许并不意味着应该取暖，而是因为受到呵责；不感饥饿表示天要下雨，而并不表示不需进食——可是，当我咽下第一口美味牛排时，一阵恶心和眩晕使我停下来，这是刚刚开始的病痛的焦躁的回答。我用冷冰冰的无动于衷以掩盖和推迟病兆，但疾病却顽固地拒绝食物，使我无法下咽。这时，在同一瞬间，我想到如果别人发现我病了便不会让我出门，这个念头（像伤员的本能一样）给予我勇气，我蹒跚地回到卧室，量出我高烧四十度，然后收拾打扮一下便去香榭丽舍大街。虽然我的肉体表层有气无力、十分虚弱，但我的思想却笑吟吟地催我奔往和追求与希尔贝特玩捉人游戏的甜蜜快乐。一小时以后，我的身体支持不住了，但仍然感到在她身边的幸福，仍然有力量来享受快乐。
一到家，弗朗索瓦丝便对众人说我“身体不舒服”，肯定是得了“冷热病”。并马上请来了医生。医生宣称，“倾向于”肺充血所引起的“极度的”和“病毒性”的高烧，它仅仅是“一把稻草火”，将转化为更“阴险”、更“潜在”的形式。很久以来我感到窒息，外祖母认为我酒精中毒，可是医生不顾她的反对，劝我在快发病时除了服用疏畅呼吸的咖啡因以外，适当喝点啤酒、香槟酒或白兰地酒。他说酒精所引起的“欣慰现象”会防止哮喘发作。因此，为了向外祖母讨酒，我无法隐瞒，而是不得不尽量显示我呼吸困难。每当我感到即将犯病，而对病情又无法预料时，便忧心忡忡，我身体——也许因为太虚弱而无力独自承担疾病的秘密，也许因为害怕别人不知我即将发病而要求做某些力所不及的或者危险的事——使我感到，必须将我的不适精确地告诉外祖母，而这种精确性最后变成一种生理性的需要。每当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一种尚未识辨的症状时，我必须告诉外祖母，否则我的身体会惶惶不安。如果她假装不理睬，那么我的身体会令我坚持到底。有时我走得太远，于是，在那张不再像往日一样能克制自己的、亲爱的面孔上，出现怜惜的表情和痛苦的挛缩。见她如此痛苦，我十分难受，便扑到她怀中，仿佛我的亲吻能够抹去她的痛苦，我的爱能够像我的幸福一样使她欢悦。既然她已确却我如何不适，我便如释重负，我的身体也不再反对我去安慰她。我再三说这种不适并不痛苦，她完全不用可怜我，我向她保证说我是快乐的，我的身体只是想得到它所应该得到的怜惜，只要别人知道它右边疼痛就够了，它并不反对我说这疼痛不算病因而不能构成对我的快乐的障碍，它并不以哲学自炫，哲学与它无缘。在痊愈之前，几乎每天我的窒息都要发作几次。一天晚上，外祖母离开我时我还平安无事，可是她在夜深时又来看我，却见我呼吸急促，她大惊失色地叫道：“啊！我的天，你多受罪呀！”她马上走了出去，大门一阵响动，不久她便拿着刚出去买的白兰地酒进来，因家里没有酒了。很快我便感到轻松。外祖母脸色微红，神情不大自在，目光中流露出疲乏和气馁。
开，让你轻松轻松吧。”她说，并且突然离开我，但我仍然亲吻了她并且感到她那清新的面颊有点湿润，莫非这是她刚才穿越的黑夜空气所留下的湿气？我无从得知。第二天，一直到天黑她才来到我的卧室，据说她白天不得不出门。我觉得她在对我表示冷淡，但我克制自己不去责备她。
充血的毛病早已痊愈，但我继续感到窒息，这是什原因呢？于是父母请来了戈达尔教授。对这种情况下被请的医生来说，仅仅有学问是不够的。他面对的症状可能属于三四种不同的疾病，最终要靠他的嗅觉和眼力来判断是哪一种病，虽然表象几乎相同。这种神秘的天赋并不意味着在别的方面具有超群的智力。一个喜欢最拙劣的绘画、最拙劣的音乐、没有任何精神追求的、俗不可耐的人也完全可以具有这个天赋。就我的情况而言，他所观察到的具体症状可能有多种起因：神经性痉挛、刚刚开始的肺结核、哮喘、伴以肾功能不全的肠道毒素性呼吸困难、慢性支气管炎，或者由这其中好几个因素构成的综合症，对付神经性痉挛的办法是别把它当回事，而对付肺结核则必须精细从事，采取过度饮食疗法，而过度饮食对哮喘之类的关节性疾病十分不利，对肠道毒素性呼吸困难则极端危险，而肠道毒素性呼吸困难所要求的饮食对肺结核病人来说又是致命的。然而，戈达尔只犹豫片刻便以不容反驳的口气宣布处方：“大泻强泻。几天以内只能喝奶。禁肉。禁酒。”母亲喃喃说我急需滋补，我已经相当神经质了，这种大泻和饮食会使我垮掉的。戈达尔的眼神焦虑不安，仿佛害怕误了火车，我看出来他在自问刚才的话是否过于出自他温顺的天性，他的努力回顾刚才是否忘记戴上冰冷的面具（仿佛人们寻找镜子来看看是否忘了打领带）。他心存疑虑，想稍加弥补，便粗声粗气地说：“我一向不重复处方。给我一支笔。只能喝牛奶。等我们解决了呼吸困难和失眠以后，你可以喝汤，我不反对再吃点土豆泥，不过一直要喝奶，喝奶。这会使你高兴的，既然现在西班牙最时髦，啊莱！啊莱！①（他的学生很熟悉这个文字游戏，因为每次当他在医院里嘱咐心脏病人或肝病人以牛奶为主食时，他总是这样说。）然后你可以逐渐恢复正常生活。不过，只要再出现咳嗽和窒息，你就再来一遍：“泻药，洗肠、卧床、牛奶。”他冷冷听着母亲最后的反对意见，不予理睬，不屑于解释为什么采取这种疗法便告辞而去。父母认为这种疗法不仅治不了我的病，而且无谓地大伤我的元气，因此不让我试用。当然他们尽量不让教授知道没有按他的话去做，而且，为了万无一失，凡是可能与教授相遇的社交场所，他们一概不去。后来，我的病情日趋严重，他们才决定不折不扣地执行戈达尔的处方。三天以后，我便不再气喘，不再咳嗽，呼吸也通畅了。于是我们明白，戈达尔看出我的主要病因是中毒（虽然他后来说，他认为我也有哮喘，特别是有点“疯颠”）。他冲洗我的肝和肾，使我的支气管畅通无阻，从而使我恢复呼吸、睡眠和精力。于是我们明白这个傻瓜是一位了不起的医生。我终于起床了。但是他们不再让我去香榭丽舍大街玩耍，据说那里空气不好。我认为这只是不让我见到斯万小姐的借口，所以我强迫自己时时刻刻念着希尔贝特的名字，就像是被俘者努力保持母语，以免忘记他们将永远不能重见的祖国。母亲有时用手摸着我的额头说：
“怎么，小儿子不再把烦恼告诉妈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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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西班牙语，斗牛时高呼的“加油”，按谐音为法语的“喝奶”，此为同音异意的文字游戏。
弗朗索瓦丝每天走近我时说：“瞧瞧先生的气色！您没照镜子吧，像死人！”如果我只是得了感冒，弗朗索瓦丝也会摆出同样哀怜的面孔。这种忧伤更多地由于她的“等级”，而并非由于我的病情。当时我分辨不出弗朗索瓦丝的这种悲观是痛苦还是满足，我暂时认为它具有社会性及职业性。
有一天，邮递员来过以后，母亲将一封信放在我床上。我将信拆开，漫不经心，因为它里面不可能有唯一能使我快乐的签名——希尔贝特的签名，我和她除了在香榭丽舍大街见面以外没有任何来往。在信纸的下方有一个银色印章，里面是一位戴着头盔的骑士以及下面排成圆形的格言Previamrectam①信中的字体粗大，每一句话似乎都用了加强号，因为“t”字母上的横道不是划在中间，而是划在上面，等于在上一行对应的字下面划了一道。在信的下方我看到的正是希尔贝特的签名。不过，既然我认为在我收到的信中不可能有她的签名，我不相信我的眼睛，也未感到欣喜。霎时间，这个签名使我周围的一切失去真实性。这个难以思议的签名以令人目眩的速度与我的床、壁炉、墙壁玩四角游戏。我眼前的一切摇晃起来，仿佛我从马背上跌落下来，我在思考莫非存在另一种生活，它与我们所熟悉的生活迥然不同、甚至恰恰相反，但它却是真实的，当它突然向我显现时，我满心犹豫，仿佛雕刻家的《末日审判》中那些站在天堂门口的死而复生的人一样。信里说：“亲爱的朋友：听说你曾得了重病，并且不再来香榭丽舍了。我也不去那里，因为那里有许多病人。我的女友们每星期一和星期五来我家喝茶。妈妈让我告诉你，欢迎你病好以后来，我们可以在家里继续在香榭丽舍大街有趣的谈话。再见，亲爱的朋友，但愿你的父母能允许你常来我家喝茶。谨致问候。希尔贝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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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文，意即：正直无欺。
在阅读这封信时，我的神经系统以奇妙的敏捷性接收了信息，即我遇见了喜事。然而我的心灵，即我本人——主要的当事人——并不知晓。幸福，通过希尔贝特获得幸福，这是我一直向往的、纯粹属于思想性的事，正如莱奥纳尔说绘画是Cosamentale①。满篇是字的信纸不能马上被思想吸收。然而当我读完信以后，我想到它，它便成为我遐想的对象，成为Cosameatle，我爱不释手，每隔五分钟就得再读一遍，再亲吻一次。于是，我认识了我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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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大利语。意即：思想性的事。莱奥纳尔即达·芬奇（1452—1519）。
生活里充满了这种爱恋者永远可以指望的奇迹。这次奇迹也可能是母亲人为地制造的，她见我最近以来感到生活索然无味，便托人请希尔贝特给我写信。我记起我头几次海水浴。那时我讨厌海水，因为我喘不过气来，母亲为了引起我对潜水的兴趣，便悄悄地让我的游泳老师将异常美丽的贝壳盒和珊瑚枝放在水底，让我以为是我发现它们的。何况，在生活中，在各种不同的生活情况中，凡涉及爱情的事最好不必试图理解，因为它们时而严峻无情，时而出人意料，仿佛遵循神奇的法则，而非理性的法则。一位亿万富翁——虽然有钱，但人很可爱——被与他同居的、貌不出众的穷女人所抛弃，他在绝望之际，施展金钱的全部威力和人世间一切影响以求她回心转意，但白费力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好不要用逻辑来解释他的情妇为什么顽固不化，而应认为他命中注定要受到这个打击，命中注定要死于心病。情人们往往必须与障碍搏斗，他们那由于痛苦而变得极度兴奋的想象力猜测障碍在哪里，而障碍有时仅仅在于他们无法使之回心转意的女人身上的某个特殊个性，在于她的愚蠢，在于他们所不认识的某些人对她所施加的影响或她所感到的恐惧，在于她暂时对生活所要求的乐趣，而这种乐趣是情人本人或情人的财富所无法给予的。总之，情人无法了解这些障碍的性质，因为女人玩弄手腕向他隐瞒，也因为他的判断力受到爱情的蒙骗而无法进行准确评价。这些障碍好比是肿瘤，医生终于使它消退，但并不了解起因。和肿瘤一样，障碍始终神秘莫测，但却是暂时的。不过，一般说来，它们持续的时间比爱情长。既然爱情并非一种无私的激情，那么，在爱情减退以后，情人们也就不再思考为什么那位曾被自己爱过的、贫穷和轻浮的女人竟然长时间地、顽固地拒绝他的供养费。
在爱情问题上，奥秘使我们看不到灾难的起因，也使我们无法理解突如其来的圆满结局（例如希尔贝特的信所带来的结局）。对这种类型的感情而言，任何满足往往只是使痛苦换一个地方，因此只能称为貌似圆满的结局，而并无真正的圆满结局可言。有时，我们得到暂时的喘息，于是在一段时间内便产生了痊愈的幻觉。
弗朗索瓦丝不相信那是希尔贝特的名字，因为字母G十分花哨，倚在后面省略去一点的字母i之上，看上去像字母A，而最后的音节拉得很长，形成锯齿状的花缀。如果一定要对信中所表达的、并使我满心欢喜的这种友好态度寻找逻辑解释的话，那么也许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这次生病（相反，我原来以为它会使我在斯万一家的思想中永远失宠）。在这以前不久，布洛克曾来看我，当时戈达尔教授正在我的卧室里（我们采用了他的饮食治疗法，便又将他请了回来）。看完病以后，戈达尔没有走，被父母挽留下来吃饭，这时布洛克走进我的卧室。我们正在聊天，布洛克说他头天晚上曾和一位女士共餐，此人与斯万夫人过从甚密。他听说斯万夫人很喜欢我，我很想说他一定弄错了，而且告诉他我并未结识斯万夫人，从未和她说过话，以澄清事实，正如我当初为了问心无愧，为了不被斯万夫人当作说谎者而对德·诺布瓦先生讲的那番话一样，然而我没有勇气纠正布洛克的错误，我明白他是故意的，他之所以臆造斯万夫人所不可能说的话正是为了表明他曾和斯万夫人的女友共同进餐（他认为这很体面，但这是虚构的）。当初，德·诺布瓦先生听说我不认识斯万夫人并且希望认识她，便拿定主意在她面前绝口不提我，而戈达尔则相反，他从布洛克的话中得知斯万夫人熟悉我并赞赏我，便打定主意下次见到她时（他是她的私人医生）要告诉她我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我们常有来往。这些话对我毫无益处，却能为他脸上增光，正是出于双重原因，他决定一有机会见到奥黛特时便将谈到我。
于是我结识了那套房子。斯万夫人所用的香水的气味一直弥漫在楼梯上，但芳香更主要来自希尔贝特的生活所散发的特殊而痛苦的魅力。无情的看门人变成慈悲为怀的欧墨尼德斯①。当我问他能否上楼时，他总是欣然地掀掀帽子，表示答应我的祈求。从外面看，窗户好似一种明亮、冷淡和浮浅的目光（正如斯万夫妇的眼神）将我与并非为我准备的室内珍宝隔开。在风和日丽的季节，我和希尔贝特整个下午呆在她的房间里，有时我亲手开窗换换空气。每逢她母亲的接待日，我们甚至可以俯在窗口观看客人们到来。他们下车时往往仰起头向我招招手，把我当作女主人的某位侄子。在这种时刻，希尔贝特的发辫碰着我的脸颊。这些十分纤细（既自然又超自然）的、富有艺术性曲线的发丝，在我看来，简直是举世无双的、用天堂的青草做成的作品。最小一段发辫都值得我当天国之草供奉起来。但是我不敢有此奢望，我只想得到一张照片，它会比达·芬奇所画的小花的复制照片珍贵百倍！为了得到这样一张照片，我对斯万家的朋友、甚至对摄影师卑躬屈膝，但我并未弄到手，反而招惹了一些讨厌的人。
希尔贝特的父母曾长期不允许我和她见面，而现在——我走进那阴暗的候见厅，在那里时时可能与他们相遇；如果与往日人们在凡尔赛尔宫觐见国王相比，这种等待更为可怕，更为急切。我在那里撞上了一个像圣经中的烛台②一般的、有七个分枝的巨大衣帽架，接着便糊里糊涂地向坐在木箱上的身穿灰色长袍的仆人致敬，因为在阴暗中我把他当作了斯万夫人——每当我去时，他们两人中的一位从那里过，便微笑着（而无丝毫不快）和我握手，并且说：“您近来可好？（他们说这句话时，从不将字母t作联诵，所以，你们可以想象，我一回家便快活地做这种取消联诵的练习）希尔贝特知道您来了吗？好，你们自己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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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欧墨尼德斯，希腊悲剧《俄瑞斯忒斯》中的复仇神，后变成慈悲神。
②指圣经启示录中七个金烛台（代表七个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