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贝特为女友们所举行的茶会长期以来似乎是使我们不断分离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此刻却成为我们相聚的机会。她常常写便条通知我(因我们仍然是新交),而每次的信纸都不一样。有一次,信纸上印着一只蓝色鬈毛狗,下面有一段英文写的幽默文字,后随一个惊叹号;另一次信纸上印着一个船锚,或者是G.S.这两个字母,它们拉得很长,形成长方形占据信纸的整个上部。还有一次,在信纸一角用金色字体印着希尔贝特这个名字,仿佛是她的签名,然后是一个花缀,顶上印着一把打开的黑伞。另一次,这个名字被围在形似中国帽子的花式字体之间,所有的字母都用大写,但你一个字母也认不出来。然而,希尔贝特所拥有的信纸虽然品种繁多,但必有穷尽之时。因此过了几个星期以后,我又见到她第一封信所用的信纸,上面有一个失去光泽的银色印章,戴头盔的骑士及下方的警句。当时我以为信纸是根据某种习俗、按照不同的日期挑选的,现在看来她这样做是好记住哪些信纸她已用过,免得对通讯者——至少对她愿意讨好的人——寄去同样的信纸,即使不得不重复,也得尽量晚一些。希尔贝特请来喝茶的女友,由于上课时间各不相同,这些人刚到,那些人就告辞,我在楼梯上就听见候见室里传出的隐约的话语声,它在我(一想到即将参加的庄严场面,我便激动万分)踏上这一层楼以前便猛然割断了我和往昔生活之间的联系,使我将走进温暖的房间该摘下围巾、看钟点,免得误了回家之类的事忘得精光。楼梯全部是木制的,在当时仿亨利二世风格的某些房屋里常见,而亨利二世风格曾是奥黛特长期追求、但不久即将抛弃的理想。楼梯口有一个牌子写着:“下楼时禁止乘电梯。”在我眼中,这楼梯如此奇妙,以致我对父母说它是斯万先生从远方运来的古物。我如此酷爱真实,即使我知道这个信息是假的,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告诉父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像我一样尊敬斯万家这座显贵的楼梯。这就好比在一位不知名医的天才为何物的愚昧者面前,最好不要承认这位名医治不了鼻炎。况且,我没有任何观察力,往往说不出眼前物品的称呼或类型,只知道它们既然与斯万一家有关,便不同寻常,因此,我并不认为在谈这个楼梯的艺术价值和遥远的产地时我一定在撒谎。不一定是撒谎,但很可能是撒谎,因为父亲打断我时,我脸上发红。他说:“我知道那些房子,我去看过一所,它们的结构都一样,只不过斯万家住的是好几层楼,这都是贝利埃①盖的。”他还说他曾想租一套,后来放弃了,因为设计不太合理,门厅太暗。这是他的话。但是,我的本能告诉我应该为斯万家的魅力和我自己的幸福而牺牲思想,因此,我对父亲的话充耳不闻,我遵从内心的命令,将这个毁灭性思想(即斯万家住的不过是我们原先也可能住进的不足为奇的房子罢了)义无反顾地抛得远远的,正如虔诚的信徒摒弃勒南②所写的《耶稣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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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贝利埃(1843—1911),法国工程师。

②勒南(1823—1892),法国作家,曾著《基督教发源史》,其中《耶稣传》为第一册。

每次去喝茶时,我一级一级地爬上楼梯,来到散发着斯万夫人香水气味的地区。我已失去思维和记忆,仅仅成为条件反射的工具。我仿佛已经看见那威严的巧克力蛋糕,以及它四周那一圈盛小点心的盘子及带图案的灰色缎纹小餐巾,这都是斯万家所特有的规矩。但是这固定不变的一切,有如康德的必然世界,似乎取决于一个最高的自由行动,因为当我们都在希尔贝特的小客厅时,她突然看看钟,说道:

“呀,我的午餐开始消失了,晚餐得等到八点钟。我很想吃点什么。你们看怎么样?”

于是她领我们走进客厅,它像伦勃朗画的亚洲庙宇内殿一样阴暗,那里有一个模仿建筑物结构的大蛋糕,它威严、温和、亲切,仿佛出于偶然、随便地耸立在那里,只等希尔贝特心血来潮去摘下它的巧克力雉蝶,拆除那黄褐色的陡峭壁垒,这些陡坡是在烤炉内制造的,仿佛是大流士①宫殿中的支柱。希尔贝特不仅根据自己的饥饿程度来决定是否应该摧毁这个如尼尼微②一般的蛋糕,她还问我饿不饿,一面从倒坍的建筑内取出嵌着鲜红果实的、闪着光泽的、具有东方风格的一大堵墙递给我。她甚至问我我父母什么时候用晚餐,仿佛我还有时间概念,仿佛我那失魂落魄的慌乱并未使饥饿的感觉、晚餐的概念、家庭的形象彻底地从我那空虚的记忆和瘫痪的肠胃中消失似的。不幸的是这种瘫痪只是暂时的。我麻木地吃蛋糕,过一会儿就该进行消化了。不过为时尚早。这时,希尔贝特递给“我的茶”,我不停地喝着,其实一杯茶就足以使我在二十四小时内失眠。因此母亲常说:“真麻烦,这孩子,每次从斯万家回来就生病。”然而,当我在斯万家时,我明白自己喝的是茶吗?即使我明白,我也会照样喝,因为就算我在刹那间恢复了对现在的辨别能力,我也恢复不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将来的预见。我的想象力无法达到遥远的时间—— 只有到那时我才能产生睡觉的念头和睡眠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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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流士,古波斯国王,在位期为公元前521—485,以显赫战功与大兴土木闻名。

②尼尼微,古代小亚细亚王国,后被摧毁。

希尔贝特的女友们并不都处于这种无法作出理智决定的兴奋状态之中。有几位居然不喝茶!希尔贝特用当时十分流行的话说:“当然啦,我的茶不成功!”她将餐桌旁的椅子摆乱,好冲淡庄严的气氛,说道:“我们好像在庆祝婚礼似的,老天爷,这些仆人真蠢!”

她侧身坐在斜靠餐桌的一张X形椅脚的椅子上啃蛋糕。片刻以后,斯万夫人送走客人——她的接待日和希尔贝特的茶会往往是同一天——便快步走了进来。

她有时穿着蓝丝绒,经常穿的是饰有白色花边的黑缎裙衣。她表示诧异(仿佛女儿没有经她同意便可能有这么多小点心)地说:“噫,你们吃得多香呀,看见你们吃蛋糕,连我也馋了。”

“好呀,妈妈,我们请您也来。”希尔贝特回答说。

“哦,不行,宝贝,我的客人会怎么说呢。那儿还有特龙贝夫人、戈达尔夫人、邦当夫人,你知道,亲爱的邦当夫人从来不作短暂的访问,而她刚刚来。这些好人们看见我不回去会怎么说呢?等她们走了,要是没有新客人,我就来和你们聊天(这对我有趣得多)。我想我有权利稍稍安静一下,我已经接待了四十五位客人,而其中竟有四十二人谈到谢罗姆①的画!”接着她又对我说:“您哪天来和希尔贝特喝茶,她会做您喜欢的茶,您在小工作室②里常喝的那种茶。”她一面说,一面走开去招待她的客人。她似乎认为我也意识到我走进这个神秘的世界是寻找什么习惯(即使我喝茶,那能算是有喝茶的习惯吗?至于“工作室”,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她又说:“您什么时候再来?明天?我们给您做toast(烤面包),味道和哥伦贝糕点店的一样。您不来?您真坏。”她自从有了沙龙,便处处模仿维尔迪兰夫人,说话带着娇嗔。不过我既未见识过toast,也未见识过哥伦贝糕点店,所以,她最后的那点许诺并未使我动心。奇怪的是,当她夸奖我家的 nurse(保姆),我最初竟不知道这是指谁,其实大家都用这个词,也许如今在贡布雷仍然通用。我不懂英语,但我不久就明白她是指弗朗索瓦丝。在香榭丽舍大街,我曾担心弗朗索瓦丝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但是我从斯万夫人口中得知,正是由于希尔贝特讲了那么多有关我的nurse的事,斯万夫妇才对我产生好感。 “可以感觉到她对您忠心耿耿,她多么好。”(我立即完全改变了对弗朗索瓦丝的看法。由于反作用,我不再认为身穿雨衣头戴羽饰的家庭教师是非有不可的了。)斯万夫人禁不住议论了几句布拉当夫人,说她确实为人善良,但是她的来访令人畏惧,于是我明白她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对我有利,它丝毫不能改善我在斯万家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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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谢罗姆(1824—1904)法国画家。

②原文英语,斯万夫人说话爱夹几个英文字。

如果说我已经带着尊敬和欢乐的战栗探索这个出人意外地向我敞开大门(昔日是关闭的)的仙境的话,那么我的身份仅仅是希尔贝特的朋友。接纳我的王国本身又处于更为神秘的王国之中:斯万夫妇在那里过着超自然的生活。他们在候见厅里与我对面相遇时,与我握握手,然后又走向那个神秘的王国。但是,不久以后我也进入圣殿内部了。例如当希尔贝特不在家而斯万先生或夫人碰巧在家时,他们问谁在按门铃,听见是我便让仆人请我进去谈一谈,希望我在这方面或那方面,这件事或那件事上对他们的女儿施加影响。我回忆起以前写给斯万的那封信,它如此全面、如此具有说服力,而他竟认为不值一复。我不禁感慨起来:思想、推理、心,都没有能力导致任何交谈,没有能力解决任何困难,而生活,在你根本不知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却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困难。我得到希尔贝特的朋友这个新身份,有能力对她产生好影响,因此我享受优待,就好比我与国王的儿子同学,在学校中又一直名列榜首,由于这种偶然性我便可以常去王宫,并且在御座大厅谒见国王。斯万和蔼可亲地让我走进他的书房,仿佛他并不急于处理那许多光荣与体面的工作。他留了我一个小时。我过于激动,因此对他的话根本听不懂,只好结结巴巴地回答,时而胆怯地保持沉默,时而鼓起一瞬即逝的勇气,前言不搭后语地应付。他指给我看他认为会使我感兴趣的艺术品和书籍,虽然我毫不怀疑它们比卢浮宫和国立图书馆的收藏品要精美得多,但是我却看不见它们。如果他的膳食总管此刻让我将表、领带别针、高帮皮鞋都给他,并签署文件承认他为继承人的话,我也会欣然同意的,因为,用一针见血的民间俗语来说:我昏头转向(民间俗语与著名史诗一样,没有留下作者姓名,但与沃尔夫①的理论相反,它确实有过作者,那是些随时可以见到的、富有创造性的谦逊的人,正是他们发明了诸如“往一张脸上贴名字”②之类的说法,而他们自己的姓名却不泄露)。访问在继续,我惊奇的是在这神奇的房子里度过的时光竟然使我一无所获,没有得到任何圆满结果。我之所以失望并不是因为他给我看的杰作有任何缺陷,也不是因为我无法用漫不经心的眼光去端详它们,而是因为我坐在斯万书房中所体验的神奇感觉并非由于事物本身的内在美,而是由于附属于这些事物——它们可能是世上最丑的——之上的特殊感情,忧愁和甜蜜的感情。多年以来我便将感情寄托于这间书房,至今它仍浸透书房的每个角落。与此相仿的是另一件事。一位穿短裤的跟班对我说夫人要见见我,于是我便穿过蜿蜒曲折的走廊小道(那里充满从远处梳洗间不断飘来的珍贵的香气),去到斯万夫人的卧室,三位美丽而庄严的女人,她的第一、第二、第三侍女正微笑着为她梳妆打扮。我在那里停留片刻,自惭形秽,又对她感恩戴德,而这些感受与那一大堆镜子、银刷以及出自她的友人一著名艺术家之手的帕多瓦的圣安托万③雕像或画像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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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沃尔夫(1759—1824)德国哲学家,认为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各时期的史诗汇合而成。

②即记起某人的名字。

③圣安托万(1195—1231),葡萄牙传教士。

斯万夫人回到她的客人那里去,但我们仍听见她谈笑风生,因为即使她面前只有两个人,她也像面对众多“同伴”那样提高嗓门谈话,就像往日在小集团中“女主人”“引导谈话”时那样。人们喜欢——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使用新近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表达法,斯万夫人也不例外,她时而使用丈夫不得不介绍她认识的高雅人士的语言(她模仿他们的矫揉造作,即在修饰人物的形容词前取消冠词或指示代词),时而又使用很俗的语言(例如她一位女友的口头禅“小事一桩”),而且尽量用于她喜欢讲述的故事中(这是她在“小集团”中养成的习惯),然后又说:“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啊!你得承认这故事很美吧!”而这种语言是她通过丈夫从她所不认识的盖尔芒特那里学到的。

斯万夫人离开了饭厅,她那位刚到家的丈夫又来到我们面前。“希尔贝特,你母亲是一个人在那里吧?”“不,她还有客人,爸爸。”“怎么,还有客人,已经七点钟了!真可怕,可怜她一定累得半死。真可恶(odieux这个字我在家里也常常听见,但O长发音而斯万夫妇则发成短音)。”接着他转身对我说:“您看看,从下午两点钟起一直到现在!加米尔说在四五点钟之间,来了足足十二位客人,不,不是十二位,他说的大概是十四位,不,是十二位,我也糊涂了。我刚进来的时候,看见门口停着那么多车,我忘了是她的接待日,还以为家里在举行什么婚礼呢。我在书房里呆了一会儿,门铃响个不停,闹得我真头疼。她那里客人还多吗?”“不,只两位,”

“是谁?”“戈达尔夫人和邦当夫人。”“啊,公共工程部办公室主任的妻子。”“我知道他丈夫是某个部的职员,但不知道他到底干什么。”希尔贝特用孩子的口吻说。

“怎么,小傻瓜,你这话像两岁孩子说的。你说什么?部里的职员?他可是办公室主任,是那个单位的头头。我的天,我怎么糊涂了,跟你一样心不在焉,他不是办公室主任,他是秘书长。”

“我可不知道。那么说秘书长是很重要的人物了?”希尔贝特回答。她从不放弃任何机会对父母所炫耀的一切表示冷漠(她也许认为,假装不把如此显贵的朋友放在眼里会使这种关系更引人注目)。

“怎么,是不是很重要!”斯万惊呼说。他使用的不是使我疑惑茫然的语气,而是明确清楚的语言:“部长之下就是他!他甚至比部长还重要,因为凡事都要由他经办。而且据说他很有才干,是出类拔萃的第一流人才。他得过荣誉勋位四级勋章。他很有趣味,而且一表人才。”

他的妻子不顾众人反对嫁给了他,因为他是“充满魅力”的人。他蓄着柔软光滑的淡黄色胡须,五官端正,说话时带鼻音,呼吸浊重,戴一只假眼,这一切足以构成罕见而微妙的整体。

“我告诉您,”斯万先生对我说,“这些人进入当今的政府的确是件有趣的事,他们是邦当—谢尼家族中相当典型的、教权主义的、思想狭隘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你那可怜的祖父对老头谢尼很熟悉,至少听说过,见过面。这老头当时很有钱,可是给车夫的小费只是一个苏。还有那位布雷奥一谢尼男爵。总联合公司①的股票暴跌使他们倾家荡产,您那时还太小,不知道这些事。后来,当然啦,他们竭尽全力重振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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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指1876年成立的企业,1882年破产倒闭。

“他有一位外甥女,她总来我们学校上课,比我低一班,有名的‘阿尔贝蒂娜’。她将来一定很fast(放荡),现在模样有点古怪。”

“我女儿什么人都认识,真奇怪。”

“我知道她,并不相识。我只是看见她走过时,这儿有人喊阿尔贝蒂娜,那儿也有人喊阿尔贝蒂娜。不过,我认识邦当夫人,对她也没有好感。”

“你这就完全错了。邦当夫人很讨人喜欢,她漂亮、聪明、而且颇有风趣。我这就去向她问好,打听他丈夫对战争会不会爆发,狄奥多西国王可靠不可靠的看法。他深知诸神的隐秘,对这些事肯定了解的,对吧?”

斯万以前可不是以这种口吻说话的。但是难道你没见过头脑简单的公主(她与随身男仆私奔,十年以后又想回到上流社会,但感到没人愿意与她来往)自发地像讨厌的老太婆一样说话吗?听见别人谈论一位闻名一时的公爵夫人时,她便急忙说:“她昨天还来看过我哩”,或者“我现在是深居简出了”。因此我们要了解风俗,根本不需要观察,根据心理规律来推断便足够了。

斯万夫妇也属于这种很少有客人来访的反常人物。稍稍有点身分的某人的来访、邀请、甚至简单一句话,对他们来说,都是应该广为宣传的大事。奥黛特举行了一次比较成功的晚宴,不巧的是维尔迪兰夫妇正在伦敦,但这个消息居然通过他们一位共同的朋友而以电报的形式传到海峡彼岸的维尔迪兰夫妇那里。就连奥黛特收到的恭维信或电报,斯万夫妇也一定让众人分享快乐。他们告诉朋友们,并让大家传阅。

因此,斯万的沙龙很像是张贴着电讯新闻的海边旅馆。

此外,有些人不仅像我一样认识社交生活以外的旧斯万,还认识社交生活中,特别是盖尔芒特圈子中(在那里,除了殿下和公爵夫人以外,其他人必须具有头等情趣和魅力,即使是杰出的人物,如果被认为庸俗或令人讨厌,也被排斥出来)的旧斯万,他们要是看到斯万在谈到朋友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含蓄,择友时也不再如此苛求,准会大吃一惊。像邦当夫人如此平庸、如此乖戾的人竟然不使他讨厌?他竟然说她可爱?对盖尔芒特小圈子的回忆似乎应该阻止他这样做,可实际上却促使他这样做。和四分之三的社交圈子不同,盖尔芒特小圈子是具有鉴赏能力的,甚至高雅的鉴赏力,但也有附庸风雅之习气,而它往往使鉴赏力暂时无法发挥。如果涉及的是某位并非为小集团所不可缺少的人物,例如外交部长(有点自命不凡的共和派)或某位饶舌的法兰西学院院士,那么,他会受到鉴赏力的一致否定。斯万很同情德·盖尔芒特夫人,为她不得不与这类人在某大使馆同桌吃饭。任何一位高雅之士也比他们强一千倍,所谓高雅之士是指盖尔芒特圈里的人,他一无所长,只是具有盖尔芒特精神,属于同一宗派。然而,如果某位大公夫人或王族血统公主来德·盖尔芒特夫人家吃饭的话,她会成为这宗派的一员,尽管她并无这个权利,尽管她根本不具备普尔芒特精神。上流社会的人异常天真。既然这位贵族女士并非因可爱而被接待,而她又已经被接待了,于是人们便极力说她可爱。当殿下离去以后,斯万为盖尔芒特夫人解围说:“她毕竟不坏,甚至还不缺乏幽默感。当然,我想她并不掌握《纯粹理性的批判》,但她并不叫人讨大厌。”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公爵夫人回答说,“她刚才稍有胆怯,将来会讨人喜欢的。”“比起那位给您列举二十本书的XJ夫人(饶舌的学院院士的夫人,颇有才华的女士)来,她叫人高兴得多。”“根本没法比”。谈论这些事,诚诚恳恳地谈论这些事,这种能力是斯万从公爵夫人那里学到的,并且保持至今,又用于他本人所接待的客人身上。他尽力去识辨他们身上的品质,而当我们怀着善意的偏见而不是带着挑剔的厌恶情绪去观察人时,人人都具有这些品质。斯万强调邦当夫人的优点正如往日强调帕尔玛公主的优点一样。如果某些贵人进入盖尔芒特小集团不是出于优待,如果人们认真考虑的果真只是情趣和魅力,那帕尔玛公主早被开除了。斯万从前也表现出这种兴趣(只是现在他持久地加以发挥而已),那就是以自己的社交地位去换取在某种情况下对自己更为合适的另一种地位。有种人在观察事物时,没有能力对乍一看来似乎不可分的事物进行分解,因此相信地位与人是连成一体的。其实同一个人,在生活的不同时期,会处于不同等级的社会阶层之中,而这等级并不一定越来越高。每当我们在生活的另一时期与某一阶层来往(或重新来往)并感到备受疼爱时,自然而然地我们便攀附于这个阶层,并在那些人中扎了根。

至于邦当夫人,既然斯万一再提到她,我想他不会反对我将邦当夫人对斯万夫人的拜访告诉我父母。斯万夫人一步一步地结识了谁,父母对此颇感兴趣,但毫无赞赏之意。母亲听见特龙贝夫人的名字时说:

“啊!这可是位新成员,她会领些别人去的。”

接着,妈妈似乎将斯万夫人广为交友的那种简便、迅速和猛烈的方式比作殖民战争说道:

“现在特龙贝归顺了。邻近的部落不久也会投降。”

有一次她在街上遇见了斯万夫人,回家便对我们说:

“斯万夫人处于战争状态。她大概在对马塞诸赛人、僧伽罗人、特龙贝人发动胜利的攻势吧。”

我告诉她在那个拼凑的、人为的环境中我都看见了哪些新来者(她们本属不同的社会圈子,被煞费苦心地吸引到这里来),母亲立刻猜出她们的来处,仿佛这是高价购买的战利品:

“这是去某某家征战的缴获品。”

斯万夫人居然有兴趣吸收戈达尔夫人这位不甚高雅的小市民,父亲不禁愕然。他说:“当然,教授是有地位的人,但我仍然不明白她是怎么想的。”可是,母亲却很明白。她知道,当一个女人走进与原先的生活截然不同的圈子时,会感到愉快,如果她不能让旧友们知道如今的新交是多么体面的人物,这种乐趣会大为减色。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一位见证人钻进美好的新圈子,仿佛一只嗡嗡叫的、见异思迁的昆虫钻进花丛,然后,见证人在每次拜访以后便散布(至少人们希望如此)消息,暗暗播下羡慕和赞赏的种子。戈达尔夫人正适合于这种角色,她是特殊类型的客人,妈妈(她继承外祖父的某种气质)称之为“异乡人,去告诉斯巴达”①型的客人。此外——除了另一个多年以后才为人所知的理由以外——斯万夫人在“接待日”邀请这位和蔼的、稳重的、谦虚的女友,至少不必担心她是叛徒或竞争对手。斯万夫人知道,这位戴着羽饰、拿着名片夹的积极的工蜂,一个下午便能拜访为数众多的市民花萼。斯万夫人了解她的扩散能力,并且,根据对或然率的计算,她有把握让维尔迪兰家的某位常客第三天就得知巴黎地方长官常去斯万夫人家留下名片,或者让维尔迪兰先生本人知道赛马会主席勒奥··普雷萨尼先生常带领她和斯万参加狄奥多西国王的盛会。她认为维尔迪兰夫妇只会获悉这两件对她很光彩的事,仅仅这两件事,因为我们所臆想和追求的光荣往往具有很少几种特殊表现形式,这应归咎于我们的精神缺陷——它没有能力同时想象我们所期望(大致期望)于光荣的一切同步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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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巴达国王莱翁里达斯及三百士兵为阻挡波斯人进攻而全部战死(公元前80年)。在昔日战场的岩石上刻着这句话:”异乡人,去告诉斯巴达,我们为它而死!”

斯万夫人只是在所谓“官界”中获得成功。高雅女士不与她来往,但这并不是因为她那里有共和派名流。在我年幼时,凡属于保守社会的一切均成为社交风尚,因此,一个有名望的沙龙是决不接待共和分子的。对这种沙龙的人来说,永远不可能接待“机会主义者”,更不用说可怕的“激进分子”了,而这种不可能性将像油灯和公共马车一样永世长存。然而,社会好似一个万花筒,它有时转动,将曾被认为一成不变的因素连续进行新的排列,从而构成新的图景。在我初领圣体的那年以前,高雅的犹太女士便已出入社交场合从而使正统派的女士们吃惊。万花筒中的新布局产生于哲学家称作的标准所发生的变化。后来,在我开始拜访斯万夫人家以后不久,德雷福斯事件产生了一个新标准,于是万花筒再一次将其中彩色的菱形小块翻倒过来。凡属犹太人的一切都落到万花筒的底部,连高雅女士也不例外,而取而代之的是无名的民族主义者。当时,在巴黎最负盛名的沙龙是一位极端天主教徒——奥地利亲王的沙龙。如果发生的不是德雷福斯事件,而是对德战争,那么,万花筒会朝相反的方向转动,犹太人会表现爱国热忱而使众人吃惊,他们会保持自己的地位,那样一来,就再没有人愿意去拜访奥地利亲王,甚至没有人承认去拜访过。虽然如此,每当社会暂时处于静止状态时,生活于其中的人总是认为不可能再发生任何变化,正如他们看到电话问世,便认为不可能再出现飞机,与此同时,新闻界的哲学家们对前一时期进行抨击,他们不但批评前一时期中人们的乐趣,斥之为腐朽已极,甚至还抨击艺术家和哲学家的作品,斥之为毫无价值,仿佛它们与附庸风雅、轻浮浅薄的各种表现形式密不可分。唯一不变的似乎是每次人们都说“法国发生了一点变化”。我初去斯万夫人家时,德雷福斯事件尚未爆发,某些犹太显贵还很有权势,而其中最大的是鲁弗斯·以色列爵士,他的妻子以色列夫人是斯万的姨母。她本人并没有外甥那样高雅的社会交往,外甥也并不喜欢她,从未认真与她联络感情,虽然他很可能是她的继承人。然而,在斯万的亲戚当中,只有这位姨母意识到斯万的社交地位,而其他人在这方面与我们一样(长期地)一无所知。在家族中,当一个成员跻身于上流社会时——他以为这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但在十年以后,他会看到在和他同时成长的青年中,以不同的方式和理由完成这个现象者大有人在——他在四周画出一圈黑暗区域terraincognita①,居住其中的人对它了如指掌,而未得其门而入者虽然从它旁边走过,却不觉察它的存在,还以为是一片黑暗,一片虚无。既然没有任何通迅社将斯万的社会交往通知他的亲戚,因此,他们在饭桌上(当然在可怕的婚事以前)谈到斯万时,往往露出屈尊的微笑,讲述他们如何“高尚地”利用星期日去探望“夏尔表亲”,而且把他看作心怀嫉妒的穷亲戚,借用巴尔扎克小说的标题,风趣地称他为“傻表亲”②。鲁弗斯· 以色列夫人与众人不同,她很明白与斯万慷慨交往的是些什么人,而且十分眼红。她丈夫的家族与罗特希尔德家族一样有钱,而且好几代以来便为奥尔良王公们经营事务。以色列夫人既然腰缠万贯,当然很有影响,并且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劝阻她认识的人接待奥黛特,只有一个人偷偷地违背了她,那就是德·马桑特伯爵夫人。那天奥黛特去拜访德·马桑特夫人,不巧以色列夫人几乎同时到来。德·马桑特夫人如坐针毡。这种人什么都做得出来,所以她竟然背信弃义地不和奥黛特说一句话,奥黛特自然不再将入侵向前推进了,何况这个阶层决非她希望被接纳的阶层。圣日耳曼区对奥黛特丝毫不感兴趣,仍旧将她看作与有产者完全不同的、毫无修养的轻佻女人(有产者精通家谱中的每个细节,而且,既然现实生活并未向他们提供贵族亲友,他们便如饥似渴地阅读回忆录)。另一方面,斯万似乎继续是情人,在他看来,这位往日情妇的一切特点似乎仍然可爱或者无伤大雅,因为我常常听见他妻子说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话,而他却无意纠正(也许是因为对她尚有柔情,也许是对此掉以轻心,或者懒于帮她提高修养)。这也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单纯。在贡布雷,我们曾长期被他的单纯所蒙蔽,而且就在现在,虽然他继续结交体面人物(至少为他自己着想),却不愿他们在他妻子的沙龙的谈话中占有重要地位,何况对他来说,他们的重要性确实大为减少,因为他生活的重心已经转移。总之,奥黛特在社交方面十分无知。当人们先提到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后提到她表亲德·盖尔芒特公主时,她竟然说:“噫,这些人是王公,那么说他们晋升了。”如果有谁在谈到夏尔特尔公爵时用“亲王”一词,她马上纠正说:“是公爵,他是夏尔特尔公爵,不是亲王。”关于巴黎伯爵的儿子德·奥尔良公爵,她说:“真古怪,儿子的爵位比父亲高。”作为英国迷,她又接着说:“这些royalties(王族)真叫人糊涂。”有人问她盖尔芒特家族是哪省人,她回答说:“埃纳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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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文:未知地域。

②小说《贝姨》法文为CousineBette,Bete与Bette同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