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这个时机终于来到了。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亥时，皇太极“暴逝”于沈阳清宁宫。由于他的突然死去，未对身后之事作任何安排，所以王公大臣在哀痛背后，正迅速酝酿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
这时候，代善的两红旗势力已经遭到削弱，他本人年过花甲，早已不问朝政。其诸子中最有才干的岳讬和萨哈廉年轻时已过世，剩下硕讬也不为代善所喜，满达海初露头角，还没有什么发言权。第三代的阿达礼和旗主罗洛浑颇不甘为人后，但崇德年间却屡遭皇太极压抑。由此看来，两红旗老的老，小的小，已丧失竞争优势。但以代善的资历、两个红旗的实力，其态度所向却能左右事态的发展。皇太极生前集权的种种努力和满族社会日益的封建化，自然也使皇太极长子豪格参加到竞争中来。从利害关系而论，两黄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继位，以继续保持两旗的优越地位。他们认为，豪格军功多，才能较高，天聪六年已晋升为和硕贝勒，崇德元年晋肃亲王，掌户部事，与几位叔辈平起平坐。皇太极在世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势力，但同时又保持着一定实力，又把正蓝旗夺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实力远远强于其他旗。因此，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拥戴豪格继位。另一个竞争者便是多尔衮。他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说，身后两白旗和勇猛善战的两个兄弟则是坚强的后盾，而且，正红旗、正蓝旗和正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还有一个人也不容忽视，他就是镶蓝旗主济尔哈朗。虽然他不大可能参与竞争，但他的向背却对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响，无论他倾向哪一方，都会使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
平心而论，皇太极遗留下的空位，只有三个人具备继承的资格：代善、豪格、多尔衮。但实际上竞争最激烈的是后两人。就这两人来说，豪格居长子地位，实力略强，这不仅因为他据有三旗，而且由于代善和济尔哈朗已经感到多尔衮的咄咄逼人，从而准备投豪格的票了。
果然，皇太极死后不久，双方就开始积极活动，进而由幕后转为公开。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等议立豪格，密谋良久，并找到济尔哈朗，谋求他的支持。而两白旗的阿济格和多铎也找到多尔衮，表示支持他即位，并告诉他不用害怕两黄旗大臣。双方活动频繁，气氛日益紧张，首先提出立豪格的图尔格下令其亲兵弓上弦、刀出鞘，护住家门，以防万一。
是年八月十四日，诸王大臣在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个问题是否能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八旗的安危和清皇朝的未来。两黄旗大臣已经迫不及待，他们一方面派人剑拔弩张，包围了崇政殿；另一方面手扶剑柄，闯入大殿，率先倡言立皇子，但被多尔衮以不合规矩喝退。这时，阿济格和多铎接着出来劝多尔衮即位，但多尔衮观察形势，没有立即答应。多铎转而又提代善为候选人，代善则以“年老体衰”为由力辞，既提出多尔衮，又提出豪格，意见模棱两可。豪格见自己不能顺利被通过，便以退席相威胁。两黄旗大臣也纷纷离座，按剑向前，表示：“如若不立皇帝之子，我们宁可死，从先帝于地下！”代善见有火并之势，连忙退出，阿济格也随他而去。多尔衮见此情形，感到立自己为帝已不可能，迅速提出他的意见，主张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他自己和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待其年长后归政。这一建议，大出众人所料。立了皇子，两黄旗大臣的嘴就被堵上了，豪格心中不快，却又说不出口。多尔衮以退为进，自己让了一步，但作为辅政王，也是实际掌权者。济尔哈朗没想到自己也沾了光，当然不会反对。代善只求大局安稳，个人本无争位之念，对此方案也不表示异议。这样，这个妥协方案就为各方所接受了，但由此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却对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政局起着巨大影响。
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为帝，曾被某些骚人墨客扯到他与其母庄妃的“风流韵事”上。实际上，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一是由于他年甫六龄，易于控制，而排除了豪格，因而也排除了叶布舒、硕塞诸皇子；二是由于其母永福宫庄妃深得皇太极之宠，地位较高，选其子为帝更易为诸大臣所接受，甚至可以说是符合先帝的心愿。当然，麟趾宫贵妃的名号虽高于庄妃，但她的实际地位并不高，所以她才两岁的幼子博穆博果尔也不可能被选中。同时，辅政王的人选也代表了各方势力的均衡。既然黄、白二旗是主要竞争对手，福临即位便已代表了两黄和正蓝旗的利益，多尔衮出任辅政则是必然之事。但他一人上台恐怕也得不到对手的同意，所以便拉上济尔哈朗。在对方看来，这是抑制多尔衮的中间派，在多尔衮想来，此人又比较好对付。而对下层臣民而言，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是皇太极晚年最信任、最重用的人，许多政务都由他们二人带头处理，所以对他们出任摄政也并不感意外。
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地处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自己也向权力的顶峰迈进了一步。随后，统治集团处理了反对这种新格局的艾度礼、硕讬、阿达礼、豪格及其下属，稳固了新的统治。多尔衮的这一方案，在客观上避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基本一致。当然，他这一提案，是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之后才提出来的，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的逼人形势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并非是他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具有极广阔的胸襟。
就在八旗贵族因为内部矛盾争吵不休的时候，明朝后院起火。这年十一月，李自成农民军攻破潼关，占领了西安，然后分兵攻打汉中、榆林、甘肃，在年底以前已据有西北全境，以及河南中、西部和湖广的数十府县。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转战湘赣鄂数省，亦给明廷以重创。而在关外，多尔衮一待政权稳固，并于九月派济尔哈朗和阿济格等率军出征，攻克明朝关外据点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割断宁远与山海关的联系。明朝内外交困，已经无力抵御。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李自成农民军和清军一南一北，都距明朝政治中心北京数百里之遥，究竟谁能逐鹿得手呢？
公元1644年春，历史的天平开始向农民军倾斜。三月中，农民军便包围了北京城。多尔衮虽然试图与农民军协同作战，但并没有什么结果，直到明朝崇祯帝急诏宁远守将吴三桂回师勤王，才知道一块肥肉已落入他人之口。但是，历史的偶然性使吴三桂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在山海关首先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由唐通接管了山海关，然后率兵朝见李自成。但他走到玉田时，得知自己的私人利益遭到损害，便“翻然复走山海关”，击走唐通，背叛了李自。至此，历史的天平又开始向清方偏倒。
这时候，清廷已经意识到实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遗志的时机到了。四月初四日，即吴三桂刚刚叛归山海关之时，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认为“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主张立即出兵进取中原。他提出，“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抢掠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即不仅在战略上改变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战术上也要招揽民心。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并在得到北京为农民军攻破的确报之后，“急聚兵马而行”，与农民军争夺天下！
四月初十日，“吴三桂移檄至京，近京一路尽传”。李自成此时方知事态的严重，于十三日亲率部队往山海关讨吴，但仍带有招降他的侥幸心理，行军速度亦颇迟缓，十九日前后才兵临关城之下。在此期间，吴三桂已派出使者向清军求援，使者于十五日便见到了多尔衮，向他递交了吴三桂的信函，表示如清兵支援，则“将裂土以酬”。还不是投降的意思。多尔衮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他非常谨慎，一方面召集大臣谋士们商议，一方面派人回沈阳调兵，再一方面故意延缓进军速度，逼迫吴三桂以降清的条件就范。由于事态紧急，吴三桂只得答应多尔衮的要求，清清军尽快入关，因为二十一日清军还距关十里，而关内炮声隆隆，喊杀阵阵，农民军已经开始攻城了。
多尔衮非常了解吴三桂的窘境，因此长时间地作壁上观，在李自成即将攻下东西罗城和北翼城，吴三桂几次派人又亲自杀出重围向他求救的情况下，估计双方实力已大损，这才发兵进入山海关。在与农民军的决战中，他又使吴军首先上阵，在双方精疲力竭之际再令八旗军冲击，结果农民军战败，迅速退回北京。可以说，在山海关以西发生的这次著名战役前后，多尔衮充分利用了汉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挟制了吴三桂，使他不得不充当清军入主中原的马前卒。
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慌忙退出北京，撤到山陕一带休整力量，以图再举。多尔衮则乘胜占领了北京，接受明朝遗老们的拥戴。从此，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