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是明代最值得注意的太监。一方面，在他当权期间，制度为之大变，“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另一方面，他执政所包含的内容，比他之前的王振和他之后的魏忠贤都要丰富得多，史家对刘瑾执政也要比对魏忠贤、王振专制更加重视。
“八虎”之首
景泰二年（1451），陕西兴平县一个姓谈的农民家中，生下一个男儿，几年以后，他被净身送入宫中，投靠一刘姓太监，按照当时的习惯，改姓刘，这就是刘瑾。关于刘瑾在孝宗以前的活动，记载甚少。或曰，他在内臣李广引荐下，选入东宫，侍奉皇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武宗。也有说他曾“坐内臣李广奸党充南京海子口军，夤缘起用。乾清宫灾，复发配，又召回佥书”。
在朱厚照的周围，有八个对他有影响的太监，即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和刘瑾。朱厚照即帝位，这些人立即受到重用，称八党或“八虎”。或去高凤，张永改张兴，称“七党”。刘瑾任钟鼓司太监、不久，升为内宫监太监，总督团营。正德元年（1506）六月，提督十二营操练。
“八虎”以游戏引诱武宗，日进鹰犬、歌舞、角觝等，又引导武宗微服出宫，把武宗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这一点很为外朝官僚忌讳和反感。由英国公张懋领衔，五府六部等衙门官联名上疏谏劝武宗，工科给事中陶谐也因灾陈言：“陛下当夙夜恐惧，增修德政，以回天意。奈何视为泛常，倾耳于太监丘聚、魏彬、马永成之流。”陶谐的疏中未专门提到刘瑾，显然，这时刘瑾的权势尚未显赫。
刘瑾的才干高于其他人。王鏊《震泽纪闻》中有两段记载，一段说，刘瑾“不甚识文义，徒利口耳”。一段说，刘瑾“少狡狯，颇识字书，略知古今，特称为利嘴耳”。不甚识文义和颇识字书，有些矛盾，利嘴则是一致的，这是刘瑾的一个特点，在他后来的官场中大有用场。刘瑾的另一个特点是他有强烈的权力欲，“尝慕王振之为人，在孝庙时愤郁不得志，每切齿”。
群臣的弹劾给刘瑾创造了机会。他对其他宦官说：“使瑾入司礼，可使科道结舌，文臣拱手。”他对武宗说：“弘治间，朝权俱为司礼监、内阁所掌，朝廷不过虚名而已。如天下镇守、分守、守备等项内官皆司礼监官举用，大受贿赂。如不信，只将司礼监掌印太监抄了，金银可满三间房屋。若将天下镇守内臣取回，别用一番人，令彼各备银一二万两，进上谢恩，胜赂司礼监。”于是，“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
正德元年十月，宫廷内外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外朝大臣必欲铲除“八虎”。内阁、部院、科道等官纷纷上言，文学名士李梦阳为户部尚书韩文起草的奏疏最为严厉，称“此辈细人，惟知蛊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业，在陛下一身”，如不治罪，“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武宗读到这份奏章以后，“惊泣不食”。外朝官僚得到另一派太监王岳等人支持。武宗派他们与内阁联系，商议处置刘瑾等宦官的办法。
刘瑾与外朝的联系也起了作用。一说刘瑾“素与李阁老东阳有旧，重其诗文，密以韩文等所劾询之东阳，得其大略”。一说“韩文将率九卿劾刘瑾，疏当首吏部”，吏部尚书焦芳得到消息，即“驰曰瑾”。不论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消息，刘瑾都预感到大祸将临。他率“八虎”跪伏在皇帝前，哭泣说：“非上恩，奴侪磔喂狗矣。”又说：“害奴侪者乃王岳。”武宗问其故，刘瑾说：“岳前掌东厂也，谓谏官诸先生有言第言。而阁议时，岳又独是阁议，此其情何也？”他最后的结论是很重要的：“今在班官敢哗而无忌者，司礼监无人也。有则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外朝官僚认为处置“八虎”已有了七八成把握，而刘瑾的一番话，使武宗作了相反的决断：将王岳等支持阁议的太监贬充南京净军，命刘瑾入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局面一夜间大变。
司礼监的第一号人物是掌印太监李荣，他虽位在刘瑾上，“主画诺而已”。正德三年（1508）六月，李荣被逐出司礼监，据说是在宫中发现的匿名文帖誉李荣而短刘瑾。李荣被逐后，刘瑾自任司礼掌印太监，他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号太监。
刘瑾的地位确立以后，他与“八虎”中其他太监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张永是“八虎”中第二个有影响的人物，他恶刘瑾所为，刘瑾也发觉他不附己，两人渐疏远，至动拳脚。而其他太监有所请求，刘瑾多不应允，马永成、谷大用等皆有怨心。与同党结恶，是刘瑾很快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树 威
正德二年（1507）三月，刘瑾令廷臣跪于金水桥，宣示奸党名单。列入奸党的有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部曹李梦阳等数十人，罪状是“递相交通，彼此穿凿，曲意阿附，遂成党比”。宣示奸党，便把反对派官僚逐出政治舞台；让廷臣跪而听诏，造成他们心理上更大的压抑感，这是刘瑾树立权威的第一个重大措施。
正德三年（1508）六月的一天，因早朝时发现攻击刘瑾的匿名书帖，他刻意追查，令群臣跪于奉天门下。在追查过程中，有三百多人被送至镇抚司究问。翰林院官跪诉：“内监事待翰林官素厚，岂肯如此？”御史表白：“御史等官素知法度，岂敢如此？”刘瑾训斥：“尔每把朝廷事件件坏了，略加处置，就都怨恨。太祖法度，尔等不曾见，岂不闻知？”显然，刘瑾的权威已经树立起来。后来，他听说此书是内臣所为，方释放诸臣回家，但已有数人因日晒干渴、紧张恐怖而死。
宦官专权，总要凭依暴虐行为。刘瑾数兴大狱，众多官员被抄家。他设计使用了大枷，有一百五十斤重，披带者不数日即死。还有另外一些对付官僚的方法。比如用疲劳战术，使六科给事中长时间办事，寅入酉出，达七个时辰。他还规定，京官养病三年不赴部报到，革为民。
正德四年（1509）十月，设内办事厂，又称内行厂，刘瑾自领之。东、西二厂已很跋扈，缉事人员四出，争相用事，致使“远州僻壤，见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转相避匿”。内行厂更加酷烈，市井游食无业之人，如酒保磨工鬻水者，皆逐之四出，寡妇尽令嫁人，停丧未葬者，尽焚弃之，使京师“汹汹几致乱”。内行厂还有一个特殊功能，就是监视东、西二厂，即监视可能对刘瑾形成威胁的另一些大太监。
用刑树威，在官员中引起极大的恐惧。都察院上审录重囚之本，不合刘瑾意。左都御史屠滽率十三道御史跪于阶下谢罪，听刘瑾斥责，皆叩头不敢仰视。给事中周钥外出勘事，向淮安知府赵俊借贷千金，以便回朝献与刘瑾。赵知府先已答应，既而不贷，周氏计无所出，竟在半途自杀。给事中许无锡以敢言著称，他清核内库时，发现侵匿数十事，他写好奏疏后自杀，命家人于他死后上之。据载，谏官“惧祸者往往自尽”。
在畏惧和讨好两种心理的作用下，各衙门各职官奏事，先将章奏送刘瑾处，具红揭，称红本。然后上通政司，称白本。刘瑾也往往将章奏携回私室，与同党捏写旨意。这一时期对官僚奏议的批答，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刘瑾的执政思想。由于以上种种行为，京师流行“两皇帝”之说，称武宗为坐皇帝或朱皇帝，称刘瑾为站皇帝或刘皇帝。中外官僚多称他为“内相”。他的同党更称他为“小太祖”。
结 党
在打击反对派官僚的同时，刘瑾也在拉拢一批官僚：最早与他结交的焦芳，人品、才干均不足道。他既是行贿者，又是分赃者，“四方赂瑾者，首具三分之一赂芳以转及瑾，亡不如愿”。对于这样一个合作者，刘瑾一直是不满意的。如焦芳想让他的儿子焦黄中中廷试第一，遭到李东阳、王鏊的抵制。他向刘瑾诉说，刘瑾回答：“黄中昨在我家试石榴诗甚拙，顾恨李耶？”
另一个很早与刘瑾结交的官僚刘宇，首先以万金馈赠。刘瑾对他很客气，然而并不满意。刘宇一心想入内阁，刘瑾满足了他，但在他要入阁办事时，刘瑾却说：“尔真欲相耶？此地岂可再入。”正如当时人所评论的：“刘瑾擅权，大臣以贿进，然见其才劣，卒未终任。焦芳、刘宇俱以万金赂入阁，然皆被斥归，其他凡庸九卿报罢者，日不可测。”
刘瑾的做法显然是有其道理的，他要达到专权目的，就不仅要接受形形色色的小人，还必须网罗有才干的人。因此，一旦有了机会，刘瑾就很注意选用那些干练之人。如韩福，在知县、知府、参政任上，均有政绩，任右副都御史时因事下狱，刘瑾素闻其名，立出之，拜户部侍郎。屈直任太仆寺卿，近幸“揽纳请托，百计求中，直力禁之。近幸共谮于权瑾，瑾察得其情，亦雅重之，谮者失气”。后来清理刘瑾党人，有不少如韩福、屈直者。
结交刘瑾较晚，而刘瑾最为信任、欣赏，与之相始终的官僚是张綵。张綵，陕西安定人。马文升、杨一清等一代名臣都很器重他。弘治年间，他曾弹劾辽东镇守等官“乱杀贡夷冒赏”。张綵通过焦芳与刘瑾结识，刘瑾大为敬爱，称为神人。张綵也有许多不好的品行。如好色，为了夺同僚美妾，或者升之官，或者治之罪，都是极恶劣的行径。但与焦芳相比，他不但在才智上远远超出，而且对刘瑾确有积极的影响。
张綵之前，无人敢对刘瑾的行为有所评论，晓以厉害。自“吏部尚书张公采（綵）入朝始敢进言。凡事于顺门讲议，虐政多所中止，然后六部效之，中外之情始通”。张綵进言，在两方面对刘瑾有一些影响：一是劝刘瑾加强对宦官的约束，说：“公左右用事者多骗财坏事。”刘瑾“疏同类”，与张綵有关。二是劝刘瑾惩治贪贿。当时朝觐官员们为讨好刘瑾，往往在京师借贷向刘瑾行贿，时称为京债，回到任所，再靠盘剥小民，或取之府库，加倍偿还。张綵对刘瑾说：“公亦知贿入所自乎？非盗公帑，即剥小民，彼借公名自厚，入公者未十一而怨悉归公，何以谢天下？”刘瑾对张綵此论大以为然，故而采取惩治贪贿的措施。苏州知府鲍■、同知王卺，江西左布政使马龙等贪赃，山东巡按胡节用重金贿赂刘瑾，侍郎张鸾出使福建，敛银二万送刘瑾，给事中欧阳平、御史贝仪、少卿李宣、指挥赵良等，合伙向刘瑾行贿，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张鸾所送银两，还被刘瑾送交承运司。于是，“剥削之弊，一时少息”。张綵指出“利归于私家，怨结于朝廷”的严重性，颇能打动重于专权的刘瑾，这于是也成为他致力于与儒臣交接的基础。
如果说，刘瑾与张綵等人的关系中，还包含着很大的彼此利用的成份，那么，对文学名士的延揽，似乎就更虔诚了。他对康海的仰慕之情，是其他权势者们很难达到的。康海，陕西武功人，弘治十五年（1502）壬戌科状元。刘瑾认为这是很为陕西人争光的事情，欲招致之。康海在文学上名气很大，且“性刚直”，不肯往。刘瑾要杀李梦阳，康海受托，前往刘瑾处拜谒讲情。刘瑾听到康海至，“倒屣摄衣相迎，留饮坐话久之”，李梦阳由此而保全性命。康海还对刘瑾说：“天有夏必有冬以敛之，有雷霆必有雨泽以濡之。今公威则震矣，而恩未舒，宜思消长之。”刘瑾高兴地说：“真吾兄也，未有以此言告我者。”
刘瑾的乡土观念是很强的，上面提到的数人都是陕西人。应当说，张綵因列入刘瑾党人被杀，康海因列入刘瑾党人被逐，都是很冤枉的，他们是“党争”的牺牲品。
查 盘
查盘包括的范围很广泛。刘瑾执政期间，组织科道官对天下军民府库、钱粮、各边年例银、两淮盐运司革支盐引、都司卫所军器，乃至夫运、柴炭等进行查盘。
查盘首先是打击反对派官僚的一种手段。正德三年（1508）六月，李东阳指出，查盘钱粮，巡抚官等只是督理不严，请宽追赔，或罢斥不用。刘瑾拟旨，谈到督抚等官应负的责任后，突然一转，称：“如钱钺之擅改禄米，张缙、马中锡等之不职，王时中之酷烈，许进之越制选官，刘健、谢迁、韩文之无知叩阍，尤有不能尽举者，不治何为？”这些远远超出了查盘的范围。
刘瑾所推行的查盘，也带有一定的改变吏治目的，因此，查盘在打击反对派官僚的同时也会波及其他官僚，甚至包括刘瑾的亲信，使他们惕厉不已。正德三年正月查盘时，刘宇已任兵部尚书，因前任大同巡抚耗费者多，他深感不安，上疏自陈，请求“少垂优礼，将远年巡抚任内事听与开释”。刘宇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这里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瑾对各边年例银的查盘。
年例银是朝廷每年分解各边的银两，包括食盐开中改折的部分和朝廷对边费的贴补，数量相当大，且有急剧增长的趋势。如正德元年（1506），宣府和大同在五万两年例银之外，又分别送银六十一万两和四十万两，辽东在十五万两年例银之外，又送银三十三万四千两。
正德三年（1508）三月，户部安排送各边年例银，“诏不许。谓各边既设屯田，又有各司府岁输粮草，天顺以前初无户部送银之例，其例始于成化二年（1466）。盖或因警报，或以旱潦，事变相仍，行权宜接济之术耳。而其后遂为岁额，且屡告缺乏，得无盗取浪费之弊耶？”两个月后，刘瑾奏请查盘各边年例银用度：“弘治十五年（1502）至正德三年，预解过辽东、大同、宣府、宁夏、甘肃、榆林各边年例银并奏讨银两共五百四万六千七百五十三两有奇，乞差给事中、御史分行稽核籴买粮料草束用若干，折放过若干，见存若干，有侵盗浪费诸弊，从实参奏。”
边饷边银屡告缺乏有许多原因。刘瑾认为，“各边粮草缺乏，马匹罢（疲）惫，皆由官不得人。”他还说，巡抚总理等官，“既治边无方，以致浥烂糠秕百有余万”，等到事发，则“全罪仓官小民”。官僚失职造成的损失确实惊人。正德二年（1507）十二月，给事中安奎等奏：宁夏大河口驿新旧草烂十四万三千三百束有奇，典守者捏称浥烂成灰。正德三年（1508）八月，礼科给事中曹大显等奏：查盘延绥等处仓库，粮料浥烂糠秕者三万六千余石，布匹浥烂者三万三千三百二十余匹。九月，给事中蒋金等奏：查盘建昌松潘等仓，侵盗浥烂者计万余石。
一方面是负担过重，朝廷不堪支付，一方面是官员失职，造成巨大浪费。刘瑾把查盘当作一件大事，不时举行，并用经济制裁的手段惩治官员。在查盘中被劾官员，开始多被逮下狱，后来改为追赔罚米，赔银多至干两，罚米多至千石。他们中有一些是无辜者，另有一些当治罪而未治罪者，而相当一部分被治罪的官僚确为失职。罚米很引起官僚们的不安和反感，但对后一部分官僚来说，要他们分担朝廷的经济压力，有其合理之处。
清 丈
刘瑾对清丈土地的自觉意识或许不如查盘，其意义却要更大。从正德元年十月刘瑾开始把持朝政以后，屡有清丈土地的记载。
正德二年（1507）十一月，命户部侍郎王佐等踏勘徐保所进皇庄田四千三百余顷，量出余地给无田民种之，如例起科。
正德二年十一月，敕守臣踏勘汝府获（嘉）、辉（县）二县三桥坡田地，共一百三十一顷余，赐该府者七十顷。其余为退滩无粮地，只以原赏地与之。
正德二年十二月，命巡按直隶御史赵斌清理大同无粮地，得五千九百五十九顷余，清理宣府原设听拨屯田地四百五十三顷余，失额并无粮余地二千零十八顷，照数造册，备考。同月，命司礼监太监王高金、户部员外郎冯颙查勘泾王奏请土地，赐王为业者二百零五顷，其余各类土地一千七百余顷，难以给赐。锦衣卫逮系有关人员至京究问（后仍以其中无粮地七百余顷赐之）。
正德三年（1508）二月，户科给事中段豸查勘山东活碱地官民地一千二百七十八顷余，可办纳存留以备常赋，死碱官民地六百三十九顷余，可折纳布钞以宽民力。
正德三年四月，命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张或清理宁夏等卫屯地，新增四干四百余顷，户部议，有抛荒者，亟召人佃种。
正德三年五月，命监察御史李瑛清查甘州等十二卫古浪等三所屯田，清出膏腴田三千余顷，除补原额之数外，尚有一千余顷，拨军壮余丁承种。
正德三年六月，山东巡按周熊查山东屯田，比永乐年间多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余顷。户部议，已清田粮行各卫征纳。
正德四年（1509）二月，派户部主事李思仁核实张允于弘治初所献徽府河南鹿邑、直隶毫州田土，得地六千一百九十余顷，起税二万四千余石，以二千石给徽王，其他输河南有司。
从这些处置来看，刘瑾清丈土地，是为了查革隐漏，增加税地，以保证“租税不失原额”。值得注意的是，正德三年三月以后，即议革罢年例银之后，刘瑾把注意力转到对屯田的清丈。这不是偶然的。刘瑾把年例银和屯政联系在一起加以考虑，看到了屯政败坏和年例银日益增加之间的逻辑关系，因而，在革罢年例银之后，才特别重视清丈屯田。
正德四年七月以前，清丈屯田还是局部的现象，到八月，开始对屯田进行全面的丈量：派户部侍郎韩福赴辽东、兵部侍郎胡汝砺赴宣府、大理寺丞杨武赴大同、通政司左通政丛兰赴延绥、大理寺少卿周东赴宁夏、尚宝寺卿吴世忠赴蓟州、兵科给事中高淓赴沧州。这与成、弘年间清理丈田“止于腹里”的状况相比，无疑是大为改观。不但范围扩大，而且用法严厉。高淓丈沧州等地草场屯地，劾治不职官员六十一人，其中包括他的父亲高铨。史称“淓畏瑾，遂并劾其父，士论薄之”。对此事的是非姑且不论，但官员自劾其父，足见当时清丈法令之严。
在对屯田的全面清丈中，除了继续强调以前提出的基本规定，还统一规定了限制内外镇守官占田的数额，即所谓“养廉田”。正德四年闰九月，户部提出裁减内外镇守等官田，诏曰：“内外镇守官，朝廷重托，俱准以水旱地各十顷，副总兵半之；分守、监枪、游击各旱地十顷，守备半之，免其征税。其余愿自佃种者，照例起科，多余田地拨与空闲舍余人等承种佃种，明立文册。敢有奏讨并吞并者，科道官查记重罚之。”清丈过的免征地，四面立石作为标记，“严禁移换侵占”。可见，“限田”的规定确曾一度认真执行过，也收到了一定的实效。十二月，甘肃巡抚王宪核实卫所屯田，保留下一组很有价值的数字。
如果不考虑水旱田的区别，据上表统计，漏税的土地，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查出这个数字意味着内外镇守等官的损失有多么巨大。宁夏之变中，武臣多从朱寘鐇反，是合乎逻辑的。
在作出限田规定的同时，还针对勋戚庄田采取了措施。兵部左侍郎胡汝砺奏报，对“查出地土宜照例起科，革去管庄人役。各家愿自种者听，不愿者拨与附近空闲舍余种纳，还量定地利厚薄以定则例，依顷亩粮数以立案册”。
半年以后，吴世忠提出另一项建议：“东胜、兴州等卫所屯田，多占种盗卖者，田租拖欠终年，积弊已久，若一一置之于法，人情未免不堪。除官豪占种及知情典买不首者依律究问外，其余情不得已者量为处分，田仍给主，价亦免追。若本主无力，另给附近军民屯种。如买主不系官豪，情愿纳粮者听。惟在租税不失原数耳。”
提出这一更为灵活、变通的规定，显然是考虑到韩福在辽东“所行过刻”，以致激起兵变的教训。
以“溢额为功”，是对清丈的最常见的批评。刘瑾清丈亦遭此议，如说周东清丈宁夏屯田，“希瑾意”，以五十亩为一顷。此外，还有人批评刘瑾以清丈为名敛银收贿。也是这个周东，“亩敛银为瑾贿”。但这些都不足以说明刘瑾清丈的性质。刘瑾清丈，特别是清丈屯田，是朝廷和官豪人家争夺土地的斗争，以官豪为主要的打击对象。刘瑾清丈形成了很大的声势，可以说，它是张居正度田以前最重要的一次清丈活动，意义重大。以宦官而主持这一重大举动，尤为难得。
凌迟处死
正德五年（1510）四月，宁夏发生了安化王朱寘璠反叛事件。朱寘鐇原认为，“若推我为主，以诛瑾为名，必成大事”。他以反刘瑾起兵，得到许多武臣的拥戴。事变产生的第一个结果，是朝廷停止了清丈屯田等行动，将各处原差丈量地土官员撤回。这实际上宣布了刘瑾政策的失败。
寘鐇之变也最后决定了刘瑾的命运。五月，朝廷以泾阳伯神英为总兵，右都御史杨一清为提督，太监张永总督军务，率兵讨寘鐇。师方出，寘鐇已被擒。回师路上，杨一清要张永利用奏捷的机会，揭发刘瑾的奸恶，张永本来与刘瑾有矛盾，听了杨一清的鼓动，奋然曰：“老奴何惜余年不以报主哉！”
八月甲午日（9 月13日），刘瑾安排这天给他的哥哥、都督刘景祥出丧，而把张永献俘安排在第二天。但张永甲午日便入宫，待刘瑾退后，张永取出寘鐇起兵的檄文献上，并陈奏刘瑾不法事。太监马永成亦出言相助。武宗有所悟，即日行动，亲自逮拿刘瑾。两人相见，“武宗骂曰：‘奴欲反耶？’拳之、蹴之，永成等佯劝解，遂谋送内狱。”武宗开始没有杀刘瑾的念头，只是把他降为奉御，谪居凤阳。对瑾也安然处之，说：“犹不失富太监也。”直到武宗亲自到了刘瑾宅府，抄没金银宝货不可胜计，另有伪穿宫牙牌、衣甲丁弩及玉玺等违禁物品，确信刘瑾确有反状，才下决心处死刘瑾。
大臣于午门外会审，刘瑾尚有余威，刑部尚书畏惧，噤不能出一语。其他公卿旁列，亦稍稍退却。刘瑾声称：“满朝公卿皆出我门，谁敢问我者！”驸马蔡震说：“震国戚，何赖于汝！”命官校上前批刘瑾颊，边批边问他为什么私藏甲胄，刘瑾回答：“以卫上。”蔡震又问，为什么藏之私宅，刘瑾语塞。
刘瑾被处以极刑，凌迟三日而死。按照规定，要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第一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每下一刀吆喝一声，可说极为残酷，仇家于行刑之日，以一钱易一脔，得则生食之。这一年，刘瑾刚好六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