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之民三十受田，六十归田，公私一体。自李悝开阡陌，商鞅尽地力，并田之井者而弁髦之，于是豪强者出，大者跨州邑，小者连闾里，而弱户窭夫至无立锥之地，使民曾不得羹藜而饭糗。其弊生于不均，不均生于无制，其势然也。
国朝名臣如王叔英，览盈亏之理，欲行限田；丘文庄请以田相配，制为一定之法；罗文庄又欲移江、浙间民以耕汉、沔旷土。夫即三言，参之古制，酌之今条，则田不可井也，而屯田寓兵，是亦兵农合一之意；内地不可井也，而经界秦、陇，是亦制驭夷狄之机。
至于均田、限田，行于创业之初甚易，行于今日甚难；移南耕北，免其征科之税甚易，急于催科甚难。何也？自古足边，率先屯田。方今内地民力已疲，边镇军储日匮，盖公私俱困矣。如陕西三边，延袤数千里，国初因田硗瘠，赋税不给，抛荒者听令开垦，永不起科，故塞下充实。已而计亩征粮，差赋繁重，加以虏酋之警，水旱之灾，收获既歉，征输愈急，所以民日转徙，田日荒芜也。及今不大布宽恤，尽免积逋，使人无畏忌，尽力开垦，则边境之忧，日甚一日，孰知底止哉！余以为元系抛荒者，得永不起科，（亻系）近年抛荒者，待十年之后，方行起科。则边境之兵，可以转弱为强，岂非驭夷一大机也？
若夫内地之民，不特汉、沔多旷土。余尝出守庐阳，巡行阡陌，劝民开垦，而流移还集。又尝往来淮、凤，一望皆红蓼白茅，大抵多不耕之地。间有耕者，又苦天泽不时，非旱即涝。盖雨多则横潦弥漫，无处归束；无雨则任其焦萎，救济无资。饥馑频仍，窘迫流徙，地广人稀，坐此故也。且此地界达萧、砀、汝、颍，自昔多盗，为逋逃之薮，积久不无隐忧。世皇中叶，曾专设屯田都御史王玑。时值大水，功不及施，辄复报罢。余督漕时，亦奏荐州守姚篚持节颍上，专理开荒，议亦未行。至铨部，始得奏请添设佥事一员，劝农淮、凤，然不久又议罢矣。夫得人以专任其事，而假之岁月，不责近功，则招来江北之流民，以辟江北之旷土，力耕可自足也，又奚必移江、浙之闲民哉！惟得薄赋缓征。如《禹贡》之冀州，乃可行耳。若欲以限田，令富民惟营产于其县，而越州跨邑者夺之，则豪强之兼并者势难追夺；欲以均田，令一丁无过百亩，而少逾者即加之税，则狡狯之欺隐者势难清查。孰若开垦之不扰民而事易集也。夫以荒芜萑苇之区，而为耕获菑畲之地，以闲旷弃置之土，而为生人养命之场，此非有损于上以益下，害于国以利民也。而当事者不加之意，岂知公家之急，忘私家之恤，知国储匮乏可忧，而闾阎悬罄为无足忧耶？余以取盈于官，不若藏富于民。有若之言，可思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