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是清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刚刚从武力取天下转入和平建国时期。他顺应这一形势,大力倡导汉族的传统文化,并率先示范,把自己所学与为政紧密地结合起来,孜孜求治,取得了先辈们所不曾有过的业绩;同时,又把自己造就成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才,这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确属罕见。

康熙帝重视文化,倡导并率先学习各种知识。康熙五十年(1711),有一次,他谈到自己的学习情况:“朕御极五十年,听政之暇,勤览书籍,凡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等书,俱经研究。每儒臣逐日进讲,朕则先为讲解一过,遇有一句可疑,一字未协之处,亦即与诸臣反复讨论,期于义理贯通而后已。”这段话是他对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刻苦学习的生动概括和总结。除了学习中国典籍,他还以“极大的热情”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如几何学、静力学、天文学以及哲学、医学,无所不学。他在西方学者如南怀仁、徐日升等人的指导下,很快掌握了这些知识。他还有兴趣地学习西方乐理,学会使用乐器。西方传教士引入的科学仪器,他都热衷于操作,亲自应用仪器测量高度、距离。在当时,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

当然,在他所学的知识中,他最重视的是儒学,他推崇程氏兄弟和朱熹的理学。他深入研究,不断阐发其微言大义,自成一家之言,成为理学的权威。他组织编纂如《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等书,亲自为序,阐明他的见解。来中国传教的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在细心地观察康熙帝言行之后,认为“他长期研究中国古籍,完全领会了儒教的精神”,称他是中国“儒教的教祖”。

康熙帝崇儒重道,孜孜于圣贤之学,朝野上下,乃至思想文化界纷纷仿效,一时成为风气。深有造诣的经学家、理学家、思想家、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不断涌现出来,他们一系列的成就,标志着封建文化开始攀登上一个新的高峰,显示了空前昌盛的景象。但是,正如作为一个西方人的白晋所指出:“现今中国,人们把道德、哲学视为主要学问,却极端忽视了哲学以外的其它学问。” 这就是说,中国历代统治者包括康熙帝这样杰出的封建帝王在内,从来都把儒学伦理放在第一位,用封建纲常一套思想来维护巩固统治,至于科学技术在他们看来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把它视为“淫巧”而加以排斥。康熙帝热心学习各种知识,包括西方科学知识,是他从一个帝王的立场出发,要使自己成为万民景仰的绝对权威,以驾驭群臣和人民,俯首听命。因此,他在这一点上与历代帝王并无根本不同。他把学到的西方新知识,自己垄断起来,没有指示更没有倡导把它推广到生产实践中去,因而西方传入的科学技术并没有给中国的生产发展带来益处。

康熙帝把自己精心学到的儒家伦理应用于治道,却是取得了完全成功。他不止一次地表示:“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实行,不徒空谈耳。”他学习愈深透,求治之心愈切。同他的学习态度一样,他六十余年如一日,为政毫无懈怠之时,可概括为一是勤,二是实,即勤于政事,讲实际,求实效,不尚空话,饰虚文。

康熙帝去世前,留下遗诏,曾说到他一生的辛苦:“自御极以来……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劳苦’二字所能该(概)括耶!”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深感“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之日”。短短几句话,是他六十一年勤政的写照。从登基之日始,特别是他亲政后,每日“昧爽视事,惟恐有怠政务”。即使有病,“亦勉出听政”,有时半夜来了紧急奏报,必“披衣而起”。每次出巡,不论在何地,也是日日处理政务,他坚持当天的事当天处理完。据白晋亲见,康熙帝“日夜为国操劳”。康熙帝曾对心腹之臣高士奇表露他的苦衷:“朕于政事无论大小,从未草率。每在宫中默坐,即以天下事经营筹画于胸中。”这又反映他勤于思考,处事深思熟虑的严谨作风。

康熙帝为政,主张“见诸实行,不徒空谈”。他自己这样做,要求大小臣属也这样做。他认为,凡事皆在人为,取决于人的主观努力,反对用“天命”一类的“虚文”来掩饰自己的庸碌无为。他承认自己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如其所说:“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惟有“实心行实政而已”。所以,他一生从不许谈论什么“景星”、“庆云”、“芝草” 等祯符祥瑞,他说,这都是“虚文”,“朕所不取”。臣属每逢国家庆典对他称颂、上尊号,祝寿,这些都为康熙帝所拒绝。群臣准备为他庆七十寿辰,这最后一次请求也被他拒绝了。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初七日,康熙帝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旅程,寿六十有九。葬景陵。庙号“圣祖”,尊谥为“仁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