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日本
邹容，谱名桂文，曾改名绍陶，字蔚丹，或书为威丹、味丹，留学日本时改名邹容，四川巴县人。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父邹子璠，经商致富，期望儿子通过科举博取功名，在仕途上平步青云。
光绪十七年（1891），邹容随大哥蕴丹入私塾发蒙。十一二岁的时候，他就已熟读《四书》、《五经》，能诵读《史记》、《汉书》等名著。此时，正当维新运动高涨之时，邹容逐渐接触到以推介“新学”、“西学”为主的书刊。他于是开始接受另一种启蒙教育，并因此而在一定程度上萌发了蔑视封建文化、科举制度的感性认识，觉察到清朝统治的腐败，对中国面临的遭受帝国主义瓜分的险境也深感忧虑。这样，邹容的思想和志趣，就完全和父亲的期待相左，新旧冲突，很快就在父子之间爆发。
满12岁那年（光绪二十三年），邹容奉父命偕大哥应巴县童子试。刚进头场，就因为试题很生僻，他当即同主考官顶撞起来，于是愤而罢考离去。回到家里，他遭到了父亲的责打。但邹容并不服气，倔强地向父亲申辩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愿入。衰世功名，得之又有何用？”事后，邹子璠虽迫令儿子进入重庆经学书院继续接受儒学经典的教育，但邹容仍不就范，在书院“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攻击程朱及清儒学说，尤体无完肤”。因此，被书院开除。
次年，戊戌维新运动遭到扼杀。谭嗣同等“六君子”伏尸都门的讯息传到四川。邹容不胜愤慨，在谭嗣同的遗像前题诗悼唁：“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帷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这时，邹容还算不上成年人。
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川省首次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在成都举办考试。邹容要求前往应考。邹子璠感到无法使儿子流连在科举的道路上，于是允诺他去一试，其目的在于让他留学回来获得朝廷赐予举人、进士的功名，仍旧跻入官场。因为，清皇朝业已下诏“变法”，盛传已有授予留学生功名官职的措施。是年六月，邹容冒着盛暑从重庆步行到成都参加考试。试后获录取，由主持此次考试的候补知府李立元领着晋见四川总督奎俊。奎俊“勉励数语，旋命归渝治行装，于八月中旬同往日本”。可是，就在临行之前，邹容被某些顽固分子诬为“聪颖而不端谨”，予以除名。但邹容毫不气馁，怀着渴望摆脱传统桎梏，探索新知的心情，在父亲面前犯颜力争，要求自费留日。当年深秋，他从亲戚处借得路费，乘船发自重庆，穿过三峡，顺流东下，到达上海。不久，进入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补习日语。邹子璠旋经亲戚劝说，答应支付留日费用。邹容遂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到达日本。入东京同文书院。
此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有500余人，思想远较国内活跃，其中已有一部分显露了革命的倾向，并开始对改良派的保皇论调加以抨击。邹容到了日本，就将在国内被压抑的思想感情尽情地抒发出来。“凡遇留学生开会，容必争先演说，犀利悲壮，鲜与伦比。”倡言对待清皇朝，“不变法当革，变法亦当革”。他那敏锐的政治嗅觉，激进的反清立场，充沛的爱国热忱，经常见于形色，溢于言表。在留日学界，他很快成为大家所熟知的革命分子。
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邹容将他的革命激情和爱国赤诚凝聚到笔端，全神贯注地撰写《革命军》一书。二月，清廷派到日本管束留学生的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因奸情事被揭露，准备回国。此人多方箝制言论，屡屡迫害学生，为留学界所痛恨。邹容于是偕张继借端发难，于三月初三日（3月31日）约集几个留学生，直入姚的寓所，历数其劣迹，将其辫子剪下，悬挂到中国留学生会馆的正梁上示众。清驻日公使蔡钧闻讯，立即照会日本外务省，要求引渡邹、张二人。为暂时避祸计，邹、张遵友人规劝，离日回国，于三月十九日（4月16日）返抵上海。
邹容惩处姚文甫的前四日（二月二十九日），陈天华偕刘揆一、仇亮、杨昌济等湘籍留学生到达东京。
陈天华，原名显宿，字星台、过庭，号思黄，湖南新化县人。生于光绪元年（1875）。父陈善，是一个贫寒的乡村塾师。陈天华5岁随父读书。嗣以家贫，被迫“废学营小卖自给以求学”。喜读历史书籍和传奇小说，尤其爱好民间传唱的话本弹词。稍长，清朝官场暴戾贪墨的景象，广大劳动人民啼饥号寒、备受荼毒的境况，经常激起陈天华的愤慨，从而使他对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深表景仰。故“少时即以光复汉族为念，遇乡人之称颂胡、曾、左、彭功业者，辄鄙弃不顾，而有愧色”。
光绪二十一年（1895）前后，陈天华随父徙居新化县城，仍以营小贩糊口。嗣得族人周济，入资江书院求学。他深感读书机会难得，越发勤奋努力，把“书院里的一部二十四史，整日整夜，细心研读”。二十三年，维新变法运动急剧高涨，湖南因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倡导，更称一时之盛。影响所及，新化县进步人士也相继进行维新活动，以开风气。二十四年闰三月，若干士绅上禀请禁幼女缠足，陈天华以童生名义参与其事。当时，新化县仿时务学堂例在县城设实学堂，聘请的教习也都倾向于维新。陈天华考入实学堂肄业。
二十五年（1899），陈天华偕父亲以及残废的长兄同在县城廪保公所教小学生，同时在实学堂作通学生。次年春，他得友人资助，到长沙入岳麓书院就读。盛夏时，因父丧返乡，忧伤过甚，又染痢疾，仅免于死。二十七年（1901），“入省中求实书院，以文章名。莅湘某令，欲妻之，君毅然却之曰：‘天下方多故，安能再以儿女情累我乎！国不安，吾不娶”。
光绪二十八年（1902），湖南巡抚俞廉三令举办咨送出洋游学和咨送京师大学堂的考选事宜，规定凡在岳麓、城南、求实等各书院肄业者，择优录送；当年壬寅科乡试落榜后，可调卷评阅，以定是否录送；各县、府、道也可保送少量名额。陈天华由长宝道以新化监生名义保送，经考核，调入省城师范馆。旋以留学生尚有余额，因而陈天华、肖仲祁、袁宗翰、成凤韶等得补为官费游学师范生。翌年初，湖南省官费、自费留学生50人领咨启行，二月二十二日（3月20日）由上海乘日轮博爱丸号东渡，二十九日抵达东京。陈天华入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
这时，“拒俄”运动大起。邹容刚返上海，陈天华乍到东京，都积极投身于这个炽热的反帝爱国运动中。
《革命军》和“苏报案”
邹容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中旬返抵上海，就读于爱国学社。当时，学问文章已负时誉的章太炎在学社任教，他同邹容交往几次，就发现这个年近弱冠的青年才思敏锐，胆识超群，于是结为忘年交，并邀约章士钊、张继四人结盟，以“排满”革命相勖勉。
清末，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以及新式学堂的兴办和留学风气的大盛，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的羁绊，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愿望，在上海表现得日益明显；偕同这一新的经济和新的政治力量迅速成长的新式知识分子，也纷纷汇集上海。于是，新旧冲突，新兴力量反抗封建桎梏的斗争，都渐次以“学界风潮”的形式滋生踵接。爱国学社就是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南洋公学退学风潮的产物。因此，学社里的政治空气异常活跃，师生们经常在上海著名的张园集会，演讲时事。这类引人瞩目的社会动态，也推动了一些报刊的政治态度的转变。上海一份创刊于光绪二十二年名为《苏报》的日报，就反映了这种现象。二十八年冬，它增辟“学界风潮”专栏，销路大为改观。翌年初，《苏报》主持人陈范与爱国学社订约，由章太炎、蔡元培等轮流撰稿，销售量更有所增长。
二十九年（1903）三月，传闻广西巡抚王之春将借法兵平定该省会党起事，东京留日学生即致电爱国学社及中国教育会，盼相互响应，亟起抵制。二十八日（4月25日），上海爱国人士在张园开“拒法”大会。不旋踵，又传来俄国违约不履行第二期撤兵协议，妄图独占东三省权利的消息。上海人士又于四月初一日（4月27日）会于张园，通电“拒俄”。初三日，为抗议侵略暴行，留日学生议决组织“拒俄义勇队”。初四日，上海千余人又在张园集会，蔡元培当场宣读东京留学生电文，群情益愤。爱国学社师生旋即仿东京留学生的作法，组织义勇队（嗣亦改称军国民教育会），计96人，分8个小队，朝夕操练。安徽、湖北、江西等省省会学堂的学生相继仿效。 “拒俄”运动迅猛发展。
在狂飙乍起的“拒俄”运动中，邹容越加意气奋发，积极参与张园集会和义勇队的操练。四月二十八日（5 月24日），中国教育会在张园开四月月会，邹容作《论改革中国现时大势》的演说，爱国热望，意切情深。同时，他还提出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的倡议，号召全国学生结成大团体。邹容迫切地期望新兴的、最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乘时振作，肩负起反清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正是在这种爱国激情驱使下，邹容写完了《革命军》一书，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持请章太炎修改。章看过后，击节赞赏，认为正是这样直率豪放、通俗的文字，能够发挥广泛的宣传作用，因而不作任何修饰，提笔书写一篇序文，称许《革命军》是“义师先声”。随即由柳亚子等筹集印刷费用，交大同书局排印，于五月初出版发行。
正当《革命军》问世之际，《苏报》因章士钊接充主笔，于五月初六日（6 月1日）宣布“大改良”，言论更趋向激进，“排满”、“仇满”的文词，连篇迭出。初六日刊登《康有为》一文，痛斥康有为力倡保皇、抵拒革命的言行。十四日（9日），刊登《读〈革命军〉》，将该书誉为“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又在“新书介绍”栏评论说，《革命军》“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闰五月初五日（6月29日）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摘登章太炎《驳康有为书》，指斥“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对康有为的保皇谬论痛加批驳。《苏报》迅即成为举国瞩目，独步一时的革命报刊。
五月初，江苏巡抚恩寿即据商约大臣吕海寰的咨文，着上海道向租界当局交涉，捉拿张园集会的倡首诸人，计有蔡元培、章太炎、黄宗仰、吴稚晖等。租界捕房曾几次按名传讯。及《革命军》和《驳康有为书》相继面世，《苏报》连日刊登“排满”文字，清廷即电令两江总督魏光焘、苏抚恩寿查禁爱国学社的活动及《苏报》，饬令“严密查拿，随时惩办”。魏、恩奉旨，即派候补道俞明震到上海，会同上海道袁树勋向各国驻上海领事团交涉，请为首领事在拘票上副署，持票捉人。领事团为了维护租界的特权，答应由租界捕房拘人，交会审公■ 审理，如应判刑，也在租界内执行。闰五月初五日、初六日，《苏报》馆帐房程吉甫和章太炎以及陈范的儿子陈仲彝、办事员钱宝仁等被捕。初七日（7月1日），邹容自投捕房，以与章太炎共患难。蔡元培事前离沪赴青岛，陈范、黄宗仰、吴稚晖等避匿，旋出国远走。随后，领事团徇上海道的请求，于十三日将《苏报》封闭。
闰五月二十一日（7 月15日），会审公■开始审讯。清廷雇请的两名外国律师和章、邹雇请的两名外国律师，在会审公■当堂对簿，二十七日（21日）续审。嗣又在会审公■开“额外公堂”，继续审讯。清廷首先是企图使租界当局应允将章、邹二人引渡到华界，按清律处以极刑，未果；于是退而要求公■判以永远监禁之罪。租界当局并不是对章、邹等有所袒护，而是坚持租界内享有“治外法权”，拒绝按清律判决。故这一案件迁延近1年，至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七日（1904年5月21日）才得以结案，判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监禁2年，罚作苦工。程吉甫等已具保释放。这就是轰动清末的“苏报案”。
清廷本拟藉“苏报案”以兴大狱，杀害章太炎、邹容等一干革命人士，使参与爱国学社、张园集会、拒法抵俄等活动的人们畏惧后退，并遏制《革命军》、《驳康有为书》、《苏报》等反清书刊的流行。因此，它不惜放弃历来矜持的天朝体统，雇请律师，作为原告一方，在上海租界与章、邹公堂对簿。孰料事与愿违，“苏报案”荏苒经年，本身就成了一次持久的反清革命宣传，《驳康有为书》、《革命军》及其他革命书刊，流传更广。
邹容自入狱起，即抱定为革命牺牲的决心。他同章太炎在狱中赋诗明志，互相砥砺。闰五月二十八日，章吟《狱中赠邹容》一首：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宜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即赋《狱中答西狩》相唱和：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充分表现了革命者临危不惧，勇于献身，对前途充满信心的高尚情操和英雄气概。
不幸的是，邹容距出狱只有两个多月，即被折磨致病，于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1905年4月3日）在狱中逝世，年仅20岁。噩耗传出，中国教育会立即为他开追悼会。遗骸由革命志士刘三（季平）冒险运出，安葬于上海华泾乡。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示：邹容“照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恤”。
邹容以短暂的年华，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自由幸福，建立了不朽的勋绩。
邹容所撰《革命军》风行国内和海外华侨中，销售达110 万册，对鼓动清末革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孙中山看到《革命军》后，赞赏不已，认为“此书感动皆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他对邹容和章太炎身陷牢狱，异常关切。二十九年初冬，他又到檀香山，改组兴中会，建立“中华革命军”，确定“今后同志当自称为军，所以记邹容之功也”。迄1917—1919年期间，孙中山著《建国方略》，还言之谆谆：“《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者大。”在清廷制造的“苏报案”里，邹容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沉毅果敢的胆略，挫败了清廷妄图遏抑革命潮流的企图。经过“苏报案”，清皇朝愈益被人民所憎厌，革命浪潮更澎湃高涨。
《革命军》计7 章2万余言。它开宗明义就以火热的激情，锋利的笔调，谱成了革命的颂歌：“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接着，邹容用许多事例，历数清朝统治者对内暴戾恣雅，荼毒人民，对外卖国求荣，引狼入室的苛政罪行，阐明中国已处于“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强之驱迫”的危险处境，将要落入“十年灭国，百年灭种”的万劫不复的深渊。而当务之急，在于“欲御外侮，先清内患”。这样，人们读了《革命军》，就能获得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必然性、紧迫性的结论。那么，中国所要进行的是什么样的革命呢？邹容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明确地答复：“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欲求一革命之事，以比例乎英、法、美者。”邹容对于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尤为倾慕，着重“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制订了在中国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共和国”的25条纲领，号召人民奋起，“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外来之恶魔”。最后，邹容在《革命军》中以激昂慷慨的口号表述他对祖国、对人民的诚挚热切的祝愿：
“中华共和国万岁！”
“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
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
吴玉章的这首挽诗，公允地评价了邹容和他的《革命军》的历史功勋。
为警醒同胞而蹈海
东京留学界的“拒俄”运动以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三日（1903 年4月29日）开会于锦辉馆伊始。当日到会500余人，一致议决组织“拒俄义勇队”，开赴疆场，与俄国侵略者决一死战。陈天华到日本刚满1月，立即投身于义勇队，加紧操练。同时，他怀着极度愤恨的心情，书写《敬告湖南人》的公开信，号召群起拒俄救亡。义勇队旋改称学生军，又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为宗旨。陈天华自认为“运动员”，愿自备费用返湖南筹措经费，开展活动。嗣因故未成行。
拒俄运动遭到清廷的暴力压制，天华越发愤懑焦急，寝食不安。从当年初夏至仲秋，挥笔撰写《猛回头》、《现世政见之评决》，冀以唤醒国人，奋起反抗侵略，“排满”革命。是年冬，俄国大量增调军队侵入中国东北，国难日亟。陈天华闻讯，“如疾如狂，如孤儿弱女之新丧考妣，奔走徬徨于故旧间，相见无一语，惟紧握友人之手，潸潸然涕泪交横而已”。悲愤至极时，乃啮指作血书，备述亡国惨祸，寄回国内。“革党之名，遂震照一世。”
先是，黄兴于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不久，亦自认为运动员，于五月间返国。初秋，回到长沙，着手筹组革命团体。陈天华应邀回国，于九月间到达长沙参加商议成立华兴会。他“日与下等社会谈论种国大事，虽目不识丁者，闻之皆泣下。所著《猛回头》及《现世政见之评决》风行于世，湘赣间尤甚。三户之市，稍识字者，即朗读《猛回头》。至有小学校之丱角少年，募资广刷，其感化力之深类者。……此时所芸，多散见于《俚语报》中”。因此，湘中反动官绅借端罗织，查封《俚语报》，准备陷害陈天华。经友好催促，陈天华于三十年暮春再次东渡，入东京政法大学，又著《警世钟》一书。六七月间，终因爱国情炽，深虑瓜分豆剖的横祸已迫近眉睫，因而又不辞跋涉，回到祖国。
时华兴会已联络洪江会首领马福益，确定乘十月间慈禧太后70 “万寿”，长沙文武官员聚于皇殿行礼时，一举炸毙，发动起义；马福益率洪江会众分五路响应。陈天华返湘，即由黄兴派往江西，游说防营统帅廖名缙届时发难。随后由江西吉安转到醴陵，会同刘揆一等前往浏阳普迹市，藉开牛马交易集市的机会，举行授予马福益少将仪式，发给枪械、马匹。九月中旬，计谋泄露，黄兴、刘揆一等先后脱险逃出湖南。天华“独正襟危坐待捕，曰：‘事不成，国灭种亡，等死耳，何用生为？’逾日，友人劝以他往，留身有待，始从容束装”，间道逃江宁，得冯蚀寰等资助，再一次去日本。适在日本的葛谦、仇亮、刘道一、张秀钟等组织新华会，以“推倒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民国”为宗旨，因钦仰陈天华的为人，遂邀约入会。
陈天华因苦心策划反清革命遭受挫折，一度心情抑郁。经原华兴会会员徐佛苏、罗杰介绍，与梁启超有所往来，颇受梁的影响。光绪三十一年初，陈天华在留学界散发一份《救亡意见书》，建议由留学生选派代表归国，向清廷请愿，立即颁行立宪，以救危亡。当他正准备返国上书时，事为宋教仁所知。宋于是约同黄兴，恳切劝告陈天华摆脱保皇派的诱惑，对清廷勿存幻想。陈天华这才消释了请愿的念头，同梁启超等改良派人士疏远起来。
三十一年夏，孙中山又一次来到日本，在留学生当中展开建立联合的革命团体的活动。六月二十六日（7 月28日），宋教仁、陈天华等在《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同孙中山会面。陈天华谈到去年华兴会起事的大略情况。孙中山则详尽地阐明了各省革命团体、革命同志结成大团的必要。次日，华兴会领导人聚谈于黄兴寓所，商决加入孙中山所倡议的联合团体问题。陈天华主张华兴会作为一个团体加入。黄兴建议形式上加入，精神上仍保留华兴会。刘揆一则认为可不加入。由于意见不一致，最后是以“个人自由”为据。二十八日（7月30日），陈天华出席了孙中山召集的同盟会筹备会，被推举偕同黄兴、宋教仁、马君武等8人起草会章。七月十三日（8月13日），由黄兴、宋教仁等发起的欢迎孙中山大会在东京举行，到会1300余人，盛况空前。陈天华撰写一篇《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刊于《民报》第一号），对孙中山的远大理想、恢宏抱负、爱国赤诚和革命业绩备加推崇，断言孙中山“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在《民报》第一号上，陈天华还发表了《论中国宜改制民主政体》、《中国革命史论》两篇政论文，《怪哉上海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丑哉金邦平》、《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等三篇时评，还有一篇《周君辛铄事略》。同盟会成立伊始，陈天华就以踔励奋发的姿态，出现在宣传阵地的前沿。他的文章清新流畅，激情洋溢，感人至深，被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
该年夏秋间，日本报刊披露日本政府行将颁布“清韩学生取缔规则”的消息。中国留日学生群情愤激，认为日本政府将中国置于它的保护国同列，实属不堪忍受，要求清廷驻日公使杨枢向日本外务省提出质询。外务省答称并无其事。实际上，这是日本政府正在策划的一个侵略阴谋，事过两个月，它就暴露出来了。
原来，清廷鉴于留日学生中革命分子急剧增多，曾强烈要求日本方面实行取缔办法。夏秋间日本报刊披露的消息就具有试探意味，并向清廷示意，日本将会应允此项要求。适日俄战争结束，订立《日俄朴茨茅斯条约》，日本攫取了俄国在中国东北长春以南的各项侵略权益。接着，日本政府派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前来北京谈判，迫使清廷承诺日俄之间上述侵略权益转让为有效。就在小村寿太郎来华之际，日本政府文部省于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六日（1905年11月2日）发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即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对中国留学生的集会、结社、言论、通信等横加限制、取缔。其用意显然是允诺清廷的要求，以利于小村寿太郎在谈判桌上施加压力。故《取缔规则》中主旨尤在于阻禁和迫害中国留学生的革命宣传和活动，这一点，文部省次官木场在谈到《取缔规则》时就直言不讳地承认：“留学生之中，属于革命派者甚多，这次文部省颁布的规则，将使他们蒙受一大打击，殆无疑义。”所以，《取缔规则》的发布，并不是一般地取缔留学生的“性行不良”，而是旨在打击中国留学生的反清革命活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是藉此作为一个条件，以诱胁清廷在即将举行的“会议东三省事宜”中作出更多的让步。
多数中国留学生当然也看出了文部省发布《取缔规则》的意图，对日本和清朝双方政府这桩卑鄙的交易深表愤慨，于是群起奔走呼号，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取缔规则》的运动。日本各报竟肆意讥嘲，指为“乌合之众”。1905年12月7日《朝日新闻》发表一报道称：
东京市内各校之清国留学生八千六百余人集体停课……此盖由于清国留日学生对文部省命令之解释过于褊狭而生不满，以及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性情所促成，惟其团结之力则颇为薄弱。
事件初起时，陈天华虽异常愤慨，但又怕留学界不能团结一致，所以对罢课抗议尚心存犹豫。及至见8000 余留学生竟能同心协力地实行罢课，而日本报章却肆行诽谤，他不禁又惊又惧：惊的是留学生果真能团结一致；惧的是罢课难于持久不懈，以致证实了日本报道的谰言蜚语。为此，他忧心如焚，愤恚难消。及至十一月十一日（12月7日）读到《朝日新闻》的恶意攻讦，就更感到无法忍受，痛不欲生，遂于晚间伏案疾书，写下了一份悲壮凄怆的《绝命辞》，情深意切地激励学生界坚持一心，贯彻始终，做到“坚忍奉公，力学爱国”，使日本报章的种种诬陷伎俩不能得逞。在《绝命辞》里，陈天华还告诫国人，决不能相信改良派的说教，“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他又谆谆规劝人们不要听从那些亲日的主张，“彼以日本为可亲，则请观朝鲜！”次日晨，他将《绝命辞》挂号寄留学生会馆杨度收，随即到大森海岸投海自尽。噩耗传出，留学生群聚会馆前，《绝命辞》“一人宣读之，听者数千百人，皆泣下不能仰”。留学界同声哀悼，罢学返国者，络绎不绝。
陈天华在《绝命辞》里劝告人们：“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他声明，主要是对日本报章侮为“放纵卑劣”极为愤慨，“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又称：“中国去亡之期，极少须有十年，与其死于十年之后，曷若于今日死之，使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力，亟兴国家，则中国或可以不亡。”因此，陈天华的投海，不能认为是意志薄弱，灰心丧志，而是以一死来警醒同胞，“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无疑，誉为蹈海英雄，陈天华是当之无愧的。
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一日（1906 年5月23日），陈天华的灵柩运返长沙。革命党人禹之谟、陈家影、宁调元等首倡将陈的灵柩与在上海投江的姚宏业的灵柩一同葬于长沙岳麓山，遭到官方阻挠，于是发动各学堂学生群起抗争。初七日（29日）长沙全城学生出动，护送陈、姚的灵柩，首尾绵延十多里，哀歌动地，鞭炮震天，分从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渡江。 “适值夏日，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观之，全山为之缟素。”“公葬陈姚”的事件，成为一次震惊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
陈天华的著作，大部分通俗易懂，激情洋溢，悲壮感人。而蕴蓄在他的著作里最为昂扬生动的内容，又首推强烈的反帝爱国主张。听听他在《猛回头》里一段怵目惊心的唱词吧：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
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
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
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
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
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
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分？
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
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面对如此危如累卵的处境，陈天华并不感到气馁，而是豪迈沉毅地号召人们奋起反抗。他在《警世钟》里写道：
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我所最亲爱的同胞，我所最亲爱的同胞，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杀！杀！杀！
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危急之秋，这种豪言壮语，是何等的扣人心弦，令人血涌肺张啊！
在陈天华的著作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也是很警世醒目的。他把清皇朝称作“洋人的朝廷”，而且严肃地指出：“中国早已是各国的了！那些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洋人全不要费力，要怎么样，只要下一个号令，满洲政府就立刻奉行。……故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因他不要你勤王，你从何处勤哩？”他也如同孙中山、章太炎、邹容一样，把民主革命看作顺天应人，符合历史进化规律的运动，认为“质而言之，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因此，在他的著述里，也充满着讴歌民主，盛赞共和，期待步武泰西革命的文词，宣称“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会主持其事；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所以，他在《绝命辞》里又谆谆相嘱：“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斯时也，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
由于陈天华“所著咸用白话文或通俗文，务使舆夫走卒皆能读之了解，故其文字小册散播于长江沿岸各省，最为盛行，较之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革命军》，有过之无不及。……其中以《猛回头》、《警世钟》二种为效力至伟”。尤其在湖北新军里，流传最广，“各兵士每每读《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即奉为至宝，秘藏不露，思想言论，渐渐改良。有时退伍，散至民间，则用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而文学堂之青年，亦时以偷看《猛回头》为乐”。清廷也早有察觉，故广张文网，严行查禁，但却事与愿违。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浙江金华龙华会员曹阿狗公开演唱《猛回头》，被劣绅告发。金华知府嵩连将曹惨杀，“广出告示，严禁逆书《猛回头》，阅者杀不赦，以曹阿狗为例。然此告示一出，而索观此逆书之人转多，于是革命之风潮乃又加紧一度矣”。
辛亥革命时期两个卓越的革命宣传家——邹容和陈天华，虽然因尽瘁革命大业而过早地舍身成仁，没有亲身参与推翻清廷、创立共和国的决战，但辛亥决战的伟大胜利，是与他们屹立于宣传阵地的前沿，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地唤起民众，激励民众投身于这次决战的劳绩分不开的。他们前驱先路，号角警钟的殊勋，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丰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