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是采集各种图书的资料，按其反映事物的性质，分类编辑成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类辑各种事物的资料成为一书，具有百科全书性质，一是专辑某一事物的资料。现存的类书，以前者为主。类书汇集了大量资料，可以作为资料书阅览，也可作为工具书以备查检。
《古今图书集成》
清代的类书，以《古今图书集成》最为有名，共一万卷，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是康熙帝玄烨谕命皇三子诚亲王允祉主持编辑的，实际主要编撰人是大学者陈梦雷。陈梦雷勤奋聪颖，未及二十岁便考中进士，授编修，因故含冤发往东北给披甲新满洲为奴，后在玄烨东巡时御前献诗和陈述冤曲，蒙恩召还，命侍允祉读书。陈梦雷于康熙四十年十月开始编辑，历时五年完成，奏呈御览。康熙帝大喜，特赐书名《古今图书集成》，并命儒臣校订。雍正帝继位后将陈梦雷谪戍关外，命尚书蒋廷锡等修订，蒋只作了极少的部分修订工作，于雍正六年刷印六十四部。全书分六编三十二典六千零九部。六编为历象编、方舆编、明伦编（包括皇极、宫闱、人族、人事等八典）、博物编、理学编、经济编。编下为典，典下为部，部下有的亦分项目。每部叙事，依时间顺序，一条一条分述，每条先书资料出处，次书摘录的文字，叙事起于上古，止于康熙。此书既提供了大量清史资料，又汇集了历代有关该事的资料，便于作纵贯研究，很有价值。例如其《方舆编》之《职方典》卷676 的苏州府部嘉定县志载称：“嘉民十室九空，然刁而健讼，其风大半起于田土。夫时值有贵贱，岁月有远近，贱价而添，年近而赎，亦恒情也。乃有田价每亩贵至六七两，岁月远至二三十年者，在时值每亩不及二三两，一种刁徒吓诉求添，动以侵占为名，甚至捏称人命，一词在官，草野愚民其家立破。但使得主不愿添者，止许回赎，则刁风自止，此亦息讼之大端也。”这对研究嘉定土地买卖找价回赎之情，极为可贵。
另外，陈元龙编著《格致镜原》，一百卷，康熙四十三年成书。王初桐辑《奁史》，一百卷，嘉庆初成书，罗列了自上古到清代有关妇女的史料。光绪时席裕福等编《皇朝政典类纂》，五百卷，记述清初开国至光绪间的历史。1916年徐珂编成《清裨类钞》，计有九十二类一万三千五百余条。这些类书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四库全书》
丛书是汇集两种以上著作按一定体例编辑的图籍，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包含各个学科的综合性丛书，一是专类性丛书，或是断代性，专刻一个朝代的著述，或是地域性，合刻一地之人的作品，或为专人，汇集某人的各种著作，或系专门学问，合刻某一学科之书。丛书或录收录之人的全部著作，或加删节，或只收录一小部分，它将零散作品汇于一处，保存了书籍，便于读者阅览，对保存史料起了很好的作用。
清代编撰丛书之风很盛，其最重要的代表作是《四库全书》。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弘历下谕“搜辑古今群书”，以备编辑《四库全书》之用。他在谕中提出对此书的要求及目的是，“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即利用“大清国全盛之势”来编纂历史上罕有的巨型丛书，以衬托国强，并为进一步富国强国提供必不可少的有利条件。他针对《古今图书集成》虽然“兼收并录”，但“因类取裁，势不能悉载全文”之不足，命尽载引录之书全文。乾隆帝特于乾隆三十八年设立“四库馆”，先后委任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舒赫德、皇六子质郡王永瑢等人为总裁，授海内名流学者纪昀、戴震、王念孙、姚鼐等人为纂修、总纂、分校，从人员、经费、条件等方面提供了保证。
实际主持此书工作的是大学者、编修纪昀（后因书编成，晋至尚书）。在皇上亲自关注和编纂人员辛勤工作下，历时九年，编完书稿，又经过检查内容校错补漏和缮写复本，到乾隆五十八年才最后完成，共抄正本七部、副本一部。《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类编排，收图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多达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书籍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几乎囊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被誉为传统文化的总汇和古代典籍的渊薮。然而，由于乾隆帝囿于统治者的成见，在收集和编纂《四库全书》时，对全国书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禁止、销毁和删改，仅被销毁之书即多达三千余种六七万卷，又对古代文献作了较大的破坏，且还制造了一些文字冤狱。
此外还有一些好的丛书，如乾隆时鲍廷博辑鲍志祖续辑的《知不足丛书》，选收唐代至清图书二百零七种。乾隆中吴有兰辑道光中钱熙辅增辑之《艺海珠尘》，收书二百一十七种。嘉庆刻张海鹏辑《借月山房汇钞》，基本上收明清著作一百三十五种。光绪时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三十六帙，专收清人关于中国和外国历史地理、游记、风土记、边疆史地的著作，兼有外国人关于中国及世界各国史地的著述。光绪溥乂辑《皇朝藩属舆地丛书》，收清人边疆史地著作二十一种。
关于丛书的阅读利用，可参看上海图书馆编辑的《中国丛书综录》，著录了古代文献丛书二千七百九十七种，从各方面予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