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父王益，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历任州、县官，天禧五年（1021）任临江军（今江西樟树西南）判官时，王安石出生于官舍。王益于宝元二年（1039）死于江宁府通判任上，故江宁为王安石第二故乡。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进士及第，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其时文坛领袖欧阳修不仅积极创导古文（散文），还与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等人对传统的儒学“汉学”进行革新，是创导新儒学“宋学”的先行者，“自欧阳子（修）出，天下争自濯磨”。王安石在扬州的此后数年中，致力于学术研究，蔡卞称：“自先王泽竭，士习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王）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著《（淮南）杂说》数万言，其言与孟轲相上下”，开始了“宋学”三大学派中，最早形成为学派的“新学”学派的创建活动。
庆历七年（1047）初，王安石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当年即出巡视水利修建情况，“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而余遂归云”。他在任时期，“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又曾“贷谷与民，以激奔竞之风，俾新陈相易，邑民便之”。这些措施，可说是为以后进行变法改革积累了实际经验，也是新法中农田水利法与青苗法的先导。历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嘉祐元年（1056）归朝任群牧判官时，声名已著。欧阳修早年创导古文后，名家辈出，王安石是早期追随者之一。翰林学士欧阳修于同年七、八月间，向朝廷推荐人才时，对王安石作了全面评价： “太常博士（寄禄官称）、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极其称许王安石的学问文章。次年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以古文录取进士，“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其中苏轼、苏辙即是首批以古文考取进士者之一。被后世称为“古文运动”的文学改革，终于取得胜利。王安石也被后世列入以韩愈、欧阳修为核心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嘉祐三年（1058）十月，王安石历任常州知州、江南东路提点刑狱之后，归朝任财政机构三司中管理国家财政收支的主要属官度支判官，使他得以进一步了解到当时国家财政的实际情况，于是针对当时弊端，向宋仁宗上了著名的万言《言事书》，极陈当世之务。他全面阐述改革的思想，要求及早进行改革。但是，既没有被宋仁宗采纳，也没有引起执政大臣的重视。
嘉祐六年（1061），王安石任知制诰（属舍人院），参与起草一般诏制（外制）。后又兼纠察在京刑狱，纠察首都开封府及三司、三衙（殿前、马军、步军司）等机构，判处徒刑以上误判的案件，并对死刑犯进行录问。嘉祐七年（1062），发生有人饲养的斗鹑（鹌鹑），其同伴想要，在主人不给的情况下强行拿走，主人追到时踢了一脚，导致偷者死亡事件。开封府判鹑主人死刑，王安石复审后认为：“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乃强携以去，乃盗也；此追而殴之，乃捕盗也，（盗）虽死，当勿论。（开封）府司失入平人为死罪。”开封府不服，后经审刑院、大理寺复议，以开封府所判死刑为是。王安石即因复审失误而被认为有罪，宋仁宗下诏“放罪”，不予追究。按惯例王安石要到殿门谢恩，王安石认为自己按律复审，没有错，不肯去谢恩，“执政以其名重，释不问”。这是王安石首次要求依法审案的事件，虽然失败，但王安石要求依法办事、依律审案的思想，贯彻了他后来整个执政时期，对推进与确立封建法治，具有重大意义。十月，王安石改兼同勾当三班院，参与考核、除授低级武官。
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去世，英宗即位。同年八月，王安石母亲去世，归葬于江宁，王安石辞官守丧，一面进行学术研究，同时聚徒讲学，传播他的学术观点。治平元年（1064），阐述了他学术观点：“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并且叹息道：“呜呼；道之不一久矣。”期望他创导的道德性命之理有助于“道一”。
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英宗去世，太子赵顼（宋神宗）即位。宋神宗在即位前为淮阳郡王、颍王时，韩维任王府记室参军；立为皇太子后，韩维又任太子庶子，每逢赵顼称许他的说法时，韩维说：“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又推荐王安石代替他任太子庶子，赵顼对王安石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位后，随即命王安石就近出任江宁知府。九月，即被召赴京任翰林学士，担负起草重大诏令（内制）。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副相），与知枢密事陈升之（旭）一起，兼领新创设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以之作为推行新法的指导机构，进行以经济改革为重点的变法改革。陈升之于同年十月升任次相（集贤相）后，枢密副使韩绛接替陈升之兼领制置三司条例司。七月，颁行第一个新法“均输法”，采取节省运输费用、降低购价、有计划地调运的原则，既保证了官府支出，又节省了开支。九月，又推出青苗法，是由农户自愿向官府借贷，加息二分或三分，粮食收获后纳税时归还，以免借贷地主、商人的高利贷。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法，用以奖励各地官府、农户开垦荒地、兴修水利。
熙宁三年（1070）五月，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其职权收归中书（宰相府）。十二月，王安石与韩绛同日升任宰相。此前二日，颁布《畿县保甲条例》，在首都开封府的属县试行保甲法，以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分别设保长、大保长、都·副保正，主、客户每户二丁以上抽一人任保丁，每一大保每夜轮差五人巡警，保内实行联坐法，维护地方治安；对保丁进行训练，部分地代替军队，以达到减少军队，节省军费，以后推行于全国。同月，还在开封府属县试行免役法（募役法），向原服差役的农村上三等户征收免役钱，向其他户及原先不服役的官户等减半征收助役钱，免去原先按户等轮流到官府中服的差役（旧役法称差役法），改由官府出钱（以所征免役钱支付）募人服役，以使农户不为差役所困，后也推行于全国。
熙宁四年（1071）二月，王安石提出进行科举改革，不再考诗赋、帖经、墨义等，而专考《五经》与《论语》、《孟子》，以及论、时务策，以求录取有用的人材；并废明经等诸科，改设明法科，专考律令、《刑统》大义及判案。熙宁六年（1073）三月，首次按新规定进行考试时，报考明法科的不多，为了改变士大夫多不习法的状况，又规定除进士前三名外，都要加试法律。次年三月，又进一步规定自第一名以下，都要加试明法科考试的内容后，才能出任官职。还在国子监设立律学。王安石在任执政以后，不仅自己仍坚持依法判案，此次科举及教育改革，即在于要求官员知法，并依法判案、行事。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对中国古代的法律史，曾作了如下著名的论断：“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即是指出古代的法律由汉代的人治，经唐代的人治与法治兼行，到宋朝进入法治时期。而对于宋的法治，陈亮更具体地指出：“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宰天下”，也就是说宋朝的法治时期，实际上起于宋神宗时，而这正是由王安石此次科举改革开始的。尽管封建法治仍存在许多弊端，但正如陈亮所说：“法之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间每以法为恃者，乐其有准绳也”，说明即使弊端百出的法治，也是取决于长官意志的人治所不能企及的。中国封建社会由人治走上法治时期，是社会历史进步的体现。这正是在王安石的创导下开始的。南宋中叶，与陈亮大体同时的著名藏书家晁公武说：“皇朝王安石执政以后，士大夫颇垂意律令”，说明这在宋代是人们的共识。
熙宁四年十月，本着王安石在二月初进行科举改革时所说的“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扩建太学校舍，并进行教育改革，在太学开始实行“三舍法”，从优秀太学生中直接选拔官员。熙宁五年三月，又在首都实行市易法，后推行于杭州、广州、扬州等主要城市，由官府收购滞销货物，商贩以财产抵押向官府赊购货物以贩卖，用以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防止物价暴跌暴涨。同年五月，又在开封府属县推行保甲养马法：次年推行于北方诸路，由民户自愿养马，每户一或二匹，由官府供马或给钱买马，每匹免除部分折变缘纳钱十四贯四百文的优惠，以解决军马缺乏问题。同年八月，又实行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以肥瘠分为五等纳税，以农户实际拥有亩数负担赋税，以解决农户卖田后仍负担田税，以及富户隐瞒田产偷税问题。为了改革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形成军队战斗力低下的状况，熙宁元年六月，曾“以京东武卫六十二指挥，分差主兵管（官）勾抽训练，此时已有置将规模”。熙宁七年九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颁布了“将兵法”。
熙宁六年八月，首都开封府又实行免行法，各工商行户出免行役钱后，不再向官府无偿提供物品或服劳役。王安石急风暴雨般地不断推出改革的新法，遭到了大地主、大商人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广泛反抗。次年四月，适逢久旱，太皇太后（仁宗皇后）曹氏和皇太后（英宗皇后）高氏，依据他们亲属反映实行免行法的不实情况，安上门监官郑侠又绘“逃荒者图”，并称：“旱由（王）安石，去安石，天必雨”，两太后“见上，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曰王安石乱天下”，其他守旧派官员也都把久旱归罪于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王安石受到巨大压力而不得不自请辞相，于是推荐韩绛为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以使新法能继续施行。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但韩绛很快发现吕惠卿乘机打击王安石，想取代王安石，于是向宋神宗建议重新起用王安石。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出任首相（昭文相）。熙宁六年三月，为了解决太学生的教科书问题，在国子监内设立修撰经义所。王安石自撰《周礼义》、王雱与吕惠卿参与修撰《诗义》、《书义》，并由王安石通改定稿。对“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这是最早对《五经》进行新的解释，所以当时“天下号曰‘新义’”，合称《三经新义》，熙宁八年六月，修撰完成，颁于太学，用作统一思想的教科书。《三经新义》的撰成，标志着王安石创立的新儒学学派的完成，相对旧儒学“汉学”而言，被称为“新学”，新儒学史称“宋学”，是思想意识革新的产物，而“新学派”又是宋学中的第一个形成的学派，王安石后封荆国公，因而称“荆公新学”。熙宁八年八月，韩绛因议论不合辞相，出任许州知州。吕惠卿也与王安石貌合神离，十月，出任陈州知州。
正当王安石变法改革受到守旧派的攻击，内部分裂之际，熙宁八年九月，交阯（今越南北部）开始进扰宋朝广南西路边境；利用因宋朝改革引起守旧派不满，到处张贴榜文，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济”。在交阯先后攻占廉州（今广西合浦）、钦州（今属广西）等地的形势下，同年十二月，王安石亲自草拟讨伐安南（交阯）的诏书。熙宁九年二月，宋军开始反击；十二月，宋军攻抵富良江（今红河）北岸，后在交阯求和的要求下退兵。
就在宋军开始反击战争进行不久，王安石的爱子王雱于同年六月病死，本已有病的王安石，悲伤不已，精神受到巨大打击，又再请求辞相。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的过程中，一些改革派官员置新法中民户自愿原则于不顾，强制推行新法，虚报成绩，互相攻击，争权夺利，乃至贪污腐化也不断发生，给守旧派攻击王安石以种种借口；加上宋神宗对于改革也已有了自己的设想，对王安石的改革意见也不像改革之初那样言听计从，王安石辞相的意志坚决，宋神宗也想由自己直接主持改革，于是在反击交阯战争尚未结束的当年十月，王安石罢相，以领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的使相衔出任判江宁府。但王安石回江宁后却并不赴任，而是多次请辞使相衔及判江宁府职事，领宫观闲差以养病。熙宁十年六月，被免去判江宁府职衔，仍以使相衔，充集禧观使，在江宁府居住养病。元丰元年，在王安石坚请下罢去使相衔后，另加观文殿大学士衔。后加封舒国公，元丰三年改封荆国公。王安石自领宫观闲差后，在养病的同时继续行学术研究，除撰写《字说》外，对颁行的《三经新义》进行校阅，元丰三年八月，将发现的错字及删改文字奏报朝廷改正。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去世，年仅10岁的赵煦即位，是为哲宗，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政局发生急剧变化。同年五月，守旧派首领司马光出任执政，次年又升任左相，而改革派官员纷纷下台。看到守旧派不分青红皂白地废除及将要废除所有新法，改革成果被毁于一旦，本已有病的王安石忧心如焚。同年四月，终于一病不起，享年 66岁。有《王文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及后人辑《周官（礼）新义》等传世。
绍圣元年（1094），配享神宗庙庭，后追谥“文”。崇宁三年（1104），配享孔庙，政和三年（1113），追封为舒王。靖康元年（1126），降配享为从祀孔庙。建炎三年（1129），罢配享神宗庙廷。绍兴四年（1134），罢舒王封号。淳祐元年（1241），罢从祀孔庙。这些变化，反映了王安石身后及所创立“新学”学派的政治学术地位演变的情况。“新学”自熙宁时开始形成“宋学”中最早，也是最大的学派，元祐时虽被禁止，由于“宋学”的二程理学派、苏氏蜀学派还是相当小的学派，在学术界影响不大，王安石新学派的地位因而在实质上并没有改变。二程理学派在南宋绍兴初年，虽受到秦桧、赵鼎先后倡导，绍兴末年又为宋高宗所推崇，却仍未形成气候，新学派虽也受到打击，但仍是最大的学派。宋孝宗以后，理学派地位迅速上升，但直到理宗中叶，王安石的新学派地位虽逐渐下降，但在三大学派中，地位仍高于蜀学派而与理学派大体相当。只是在南宋危亡在即的理宗后期，理学派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后，新学派在被迫处于“邪说”地位后才消沉。
吕惠卿
吕惠卿（1032 —1111），字吉甫，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嘉祐二年（1057）进士，历任州、军幕职官，后任三司检法官、集贤院校勘等职。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进行变法改革，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为改革的领导机构，执政王安石、陈升之兼领（后改韩绛），吕惠卿任检详文字，参与草拟新法及有关奏章，成为王安石的得力助手。熙宁三年五月，制置三司条例司废罢，并其职权于中书，新法改由原是闲司的司农寺推行，吕惠卿改任同判司农寺。后因服父丧免职。熙宁五年十月，丧服除，任天章阁侍讲、修起居注，成为宋神宗带有顾问性的人物，又兼任管勾国子监，主管教育事务。十二月兼同检正中书五房公事，成为监察中书（政府）办事机构的长官；数日后兼知制诰，参与起草普通诏令（外制）。次年正月，兼任权同知贡举，与曾布等主持科举改革后的首次科举考试。三月，王安石主持训释太学教科书《诗》、《书》、《周礼》，吕惠卿与王雱在国子监“直讲月轮两员供本经口义二卷”，作为重要参考资料的基础上，参与修撰《诗》、《书》二经经义（熙宁八年六月在经王安石通改定稿后颁布）。五月，已任知制诰兼侍讲的吕惠卿兼权知谏院；六月，任新设的负责制造军器的军器监长官。七年正月，临时出任河北东路察访使，视察改革的进展情况；二月，又兼任负责实施改革的司农寺长官，三月，升任翰林学士，吕惠卿当时是王安石最信任的改革派成员，所以当四月间王安石不得已而辞去宰相（独相）时，除推荐支持改革的故相韩绛为宰相（独相）接替自己外，即是推荐吕惠卿任副相（参知政事），以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继续推行新法，“时号（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吕惠卿在王安石下野之初，确曾担心改革因此受到守旧派更猛烈的攻击，而尽力维护改革进程。但野心膨胀的吕惠卿已不满足于在王安石领导下作为改革派的主将，而是乘王安石下野之机，创立新法，作为取代王安石的阶梯。当年七月，认为旧五等丁产簿不实，“惟使民自供手实，许人纠告”，重造新的五等丁产薄，以解决免役钱不均的问题，称为手实法。但因财产计算过细，不断引起邻里纠纷，“民不胜其困”。又将民户自愿请贷的青苗法，变成通过保甲系统强制发放青苗贷款，“使结甲赴官，不遗一人”，以致“上下骚动”。吕惠卿任用亲信，打击其他改革派成员，“凡可以害王氏（安石）者无不为”。“又欲给田募役以破役法，……朝廷纲纪几于烦紊，天下之人复思荆公（王安石）”，宰相韩绛于是建议宋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为相。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复相；十月，吕惠卿罢政出任陈州知州。王安石随即罢废“手实法”，青苗法也恢复自愿原则。吕惠卿后历任地方州、府长官，元祐时连遭贬降，哲宗亲政后及徽宗时再次出任地方长官。政和元年（1111），以观文殿学士领宫观致仕，同年死，终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