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爱不是自私的情欲，而是肉体也要求参预一分的深刻的友谊。他们不相妨碍，各做各的工作。克利斯朵夫的天才，慈悲，人格，都是法朗梭阿士非常重视的。在某些事情上她觉得自己比他年长，因此感到一种母性的快乐。她很抱憾一点不懂他所弹的东西：她不能领会音乐，除非在极难得的时间，才觉得有一股犷野的情绪把她控制了，但那种情绪还不是直接从音乐来的，而是由于她当时感染的热情，由于她和她周围的一切、风景、人物、颜色、声音，都感染到的那股热情。但她在这个莫名其妙的神秘的语言中，同样能感觉到克利斯朵夫的才气。仿佛看着一个伟大的演员讲着外国语做戏，她自己的性灵也被鼓动起来了。至于克利斯朵夫，他创造一件作品的时候，往往把思想与热情都寄托在这个女子身上，看到这些思想与热情比在自己心中更美。跟一个这样女性、这样软弱、这样善心、这样残忍、而有时还有天才的光芒闪耀的灵魂，心心相印的结果，简直有种估计不尽的富藏。她教了他许多关于人生和人的知识，——关于他不大认识而为她清明的目光判断得很尖刻的女人的事。他尤其靠了她而对于戏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她使他深深体味到这个一切艺术中最完美，最其实，最丰满的艺术的精神。他这才知道戏剧是创造梦境的最奇妙的工具；她告诉他不应该为自己一人写作，象他现在这种倾向，——（那是多少艺术家都免不了的，他们学着贝多芬的榜样，不肯“在有灵感的时候为一张该死的提琴写作”。）——可是为了某一个舞台面写作，把自己的思想去适应某几个演员：一个伟大的诗剧作家也不以为羞，不觉得这种办法会把自己变得渺小；因为他知道，倘若幻想是美的，那末实现这幻想当然是伟大的。戏剧象壁画一样是最严格的艺术，——是活的艺术。
法朗俊阿士所表现的这些思想，正和克利斯朵夫的思想符合。他那时在艺术生涯中所到达的阶段，正倾向于一种和人类沟通的集体艺术。法朗梭阿士的经验，使他体会到群众与演员之间的神秘的合作。法朗梭阿士虽然那么现实，毫无自欺其人的幻象，也感觉到那种互相感应的力，把演员和群众联系起来的共鸣的电波，她咂摸到一个演员的声音便是无声无息的千万人的心声。当然，这种感觉是间歇的，极难得的，从来不会在同一出戏同一个段落上再现。其余的时间，只有演员个人的没有灵魂的演技，巧妙而无热情的呆板功夫。但值得重视的就是例外的情形：那时仿佛电光一闪，一刹那间照出了深渊，照出了由一个人来表白而实际是千百万人的共同的灵魂。
大艺术家的责任就在于把这共同灵魂具体表现出来。他的理想应当象希腊古时代的诗人一样，先摆脱了自我，然后把那股吹遍人间的集体的热情放入心中。法朗梭阿士尤其渴望这一点，因为她没法达到这个无我之境，老是要表现自己。——一百五十年以来，个人抒情主义过分的发展，已经到了病态的阶段。一个人想求精神上的伟大，必须多感觉，多控制，说话要简洁，思想要含蓄，绝对不铺张，只用一颦一视，一言半语来表现，不象儿童那样夸大，也不象女人那样流露感情；应当为听了半个字就能领悟的人说话，为男人说话。现代音乐唠叨不已的讲着自己，遇到无论什么人都倾箱倒铺的说心腹话：这是没有廉耻，不登大雅的。那颇象某些病人，津津有味的对旁人讲着自己的病状，把可厌可笑的细节描摹得淋漓尽致。法朗梭阿士虽非音乐家，也感觉到音乐象寄生虫般侵害诗歌的情形是种颓废的征象。克利斯朵夫先是否认，但细细想了想，觉得这说法也许有一部分是对的。根据歌德的诗谱成的第一批德国歌谣是朴素的，准确的；不久，舒伯特就渗入他罗曼蒂克的感伤性；舒曼又加上他小姑娘式的多愁善感；到了胡戈·沃尔夫竟变做一种特别加强的朗诵，毫无含蓄的分析，非把灵魂赤裸裸的暴露不可了。凡是遮盖神秘的心灵的幕都被撕掉了。
克利斯朵夫对这种艺术有点惭愧，觉得自己也感染了。他当然不愿意复古，——（那是荒唐的，违反自然的），——可是他挑出几个把思想表现得特别含蓄，具有集体艺术意识的大师，让自己熏陶一下：他重新浏览亨德尔的作品，——亨德尔因为厌恶德国民族的禁欲主义的宗教，特意把圣乐写成史诗一般，替平民写作品民歌谣。现在的困难是要找出能唤醒现代民众的情绪，象亨德尔时代的圣经那样的题材。今日的欧罗巴没有一部共同的经典了：没有一首诗，没有一节祷祠，没有一种信仰，可以说是属于大众的。这是今日所有的文人，艺术家，思想家的耻辱！为了大众而写作，为了大众而思想的人一个都没有。只有贝多芬留下几页安慰心灵的福音书；但这几页只有音乐家能够读，大多数人是永远听不到的。瓦格纳曾经想在拜罗伊特的山岗上建立一种联合全人类的宗教艺术。但他伟大的心灵已经染上当时的颓废音乐与颓废思想的污点：来到这神圣的高岗上的已非迦里里的渔夫，而是一批法利赛人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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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耶稣少年时代曾在迦里里传道，劝说渔夫：“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法利赛人原为古犹太民族中的一种，后移用为伪君子的同义词。
克利斯朵夫对于自己应当做的工作看得很清楚；但他缺少一个诗人，只能靠自己，以音乐为限。而音乐，虽然大家认为是普遍的语言，究竟不是普遍的：应当要拿文字来做一张弓，才能把声音射到大众的心里去。
克利斯朵夫计划写一组以日常生活为根据的交响曲。他假想一阕《家庭交响曲》，可不是理查德·施特劳斯式的，并②不把家庭生活用一幅电影式的图画来表现，并不用一些传统的字母，以音乐的辞藻依着作者的意志来表现各种人物。那是对位学者的迂腐而幼稚的玩艺！……他不预备描写人物或动作，而是要说出每个人都熟悉的，都能在自己心中觅得回声的情感。第一章，表现一对青年夫妇严肃而天真的幸福，温柔的感情，和对于前途的信心。第二章是哭一个亡儿的挽歌。克利斯朵夫表现痛苦的时候竭力避免写实；没有什么个人的面貌，只有一片无边的苦难，——你的，我的，一切人的苦难，也许就是谁都逃不了的命运。因死亡而沮丧的心灵，痛苦的挣扎着，慢慢的振作品来，把它的苦难作为奉献给神明的牺牲。紧接第二章的乐曲，表现心灵继续前进，——是一支意志坚强的《赋格曲》，遒劲的线条与固执的节奏终于把整个的人感染了，把他在斗争与血泪中拖着向前，唱着威武的进行曲，抱着百折不回的信仰。最后一章是描写人生的暮景：第一章开始时的那些主题重新出现，——依然有着动人的信心和温柔的情绪，——可是更成熟了；它们受过了磨练，在痛苦的阴影中浮现出来，戴着光明的冠冕，向天空唱着颂歌，对无穷的生命表示虔敬与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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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德国现代音乐家理查德·施特劳斯作有《家庭交响曲》。
克利斯朵夫也在古书中寻找简单的，有人情味的题目，能够诉之于大众的心灵的。他选择了两个：约瑟与尼奥贝。但克利斯朵夫在这儿遇到了把诗与音乐结合起来的难题。和法朗梭阿士的谈话使他又想起从前和高丽纳商量过的计划，①一种介乎吟咏歌剧与话剧之间的乐剧，——以自由的语言与自由的音乐结合起来的艺术， ——那是今日没有一个艺术家想到的，也是被浸淫于瓦格纳传统的，墨守旧法的批评家非笑的艺术。但这的确是崭新的事业，因为要点并不在追随贝多芬，韦伯，舒曼，比才之后，虽然他们在音乐话剧方面都很有造就；也并不在把某种朗诵配合某种音乐，竭力用颤音为粗俗的群众制造粗俗的效果；而是在于创造一种新的体裁，使歌唱的声音和近于这些声音的乐器结合起来，把音乐的幻想与嗟叹的回声羼和在优美和谐的诗句中间。这样的形式只能适用于某些有限的题材，适用于心灵的某些特殊的时间，适用于亲切的默省的境界：唯有这样才能给人一种诗的韵味。没有一种艺术比这个更含蓄更贵族化了。所以在艺术家们自命不凡而实际全是鄙俗的暴发户时代，这种艺术很少发展的机会。
①参阅卷四：《反抗》。——原注
或许克利斯朵夫也不比别人更适合于这种艺术；他的长处，他的平民式的力，就是极大的障碍。他只能想象到这种艺术，同时靠了法朗梭阿士的助力，作出一些略具雏型的样谱。
他用这种方法把《圣经》上的文字谱成音乐，差不多是逐字谱译，——例如约瑟和他的兄弟们重新相聚的那个不朽的故事，约瑟试过了多少方法以后，才那么感动的，那么轻轻的，说出几句使老年的托尔斯泰为之下泪的话：
“我忍不住了……告诉你们，我是约瑟；父亲还活着吗？我是你们的兄弟，你们失掉了的兄弟……我是约瑟……”①
这个美妙而自由的结合没法持久。他们在一起固然有些生活极丰满的时间，但性格相差太远了。双方性子都很暴躁，时常会发生冲突，可不是为了琐碎无聊的事：因为克利斯朵夫素来敬重法朗梭阿士。而可能很残酷的法朗梭阿士，对于一片好心待她的人也报以一片好心，无论如何不愿意伤害他。并且他们生性都很快活。她常常嘲笑自己，但照旧很痛苦：因为从前的热情始终占据着她的心灵，她还想着她所爱的那个坏蛋；这种割舍不掉的情形使她感到羞辱，更受不了被克利斯朵夫猜疑到这桩心事。
①《旧约》载：约瑟为雅各之子，希伯莱的族长；幼年为兄弟卖往埃及，卒为埃及行政长官，终回希伯莱与父亲兄弟团聚。
克利斯朵夫看见她默不作声，浑身紧张，成天在郁闷中发呆，便奇怪她为什么不快乐。现在她不是已经达到目的，成为众人景仰的大艺术家了吗？……
“是的，”她说，“可怜我不象那般女戏子，没有那种老板娘式的心思，把做戏看成做买卖。这等人一朝爬到相当的地位，嫁了个有钱的布尔乔亚，并且登峰造极，拿到一颗勋章的时候，当然心满意足了。我，我所要的可不止这些。只要一个人不是傻瓜，成名比不成名显得更空虚。这一点你是应该知道的！”
“我知道，”克利斯朵夫说。“啊！天！我小时候理想的光荣绝对不是这样的。那时我对它多么热望！它在我眼里显得多光明！我远远的膜拜它，把它当作神圣的东西；哪知道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可是没关系！你出了名也有一种奇妙的后果，就是能给人好处。”
“什么好处？胜利固然胜利了。可是有什么用？一切还是照旧。戏院，音乐会，还不是跟从前一样？不过是一个新的潮流代替了旧的潮流。他们不了解你，或者是走马看花的瞅你一下；而他们已经心不在焉，想旁的事了……便是你自己，你是不是了解别个艺术家？至少你没有被别个艺术家了解。你最爱的人也和你离得多远！你忘了你和托尔斯泰那回事吗？……”
克利斯朵夫曾经写信给托尔斯泰；他对他的著作十分佩服，想把他一个通俗的短篇谱成音乐，请求他的许可，同时把自己的歌集寄给他。托尔斯泰没有答覆，正如舒伯特与柏辽兹把杰作寄给歌德的结果一样。他教人把克利斯朵夫的音乐奏了一遍，完全不懂，非常气恼。他认为贝多芬是颓废的，莎士比亚是江湖派。反之，他倒醉心于虚伪矫饰的小作家，认为《一个侍女的忏悔录》极有基督教精神。
“大人物是用不到我们的，”克利斯朵夫说。“我们应该想到别人。”
“别人？谁？布尔乔亚的群众，那些行尸走肉似的影子吗？为这些人写作，表演吗？为他们而虚度一生，那才惨呢！”
“对！我对他们的看法也和你一样，可并不丧气。他们不见得坏到哪里去！”
“你真是个乐天的德国人！”
“他们也是象我一样的人，为什么不能了解我呢？……而他们不了解我的时候，难道我就为之发愁吗？在这些成千累万的人中间，总有一二个赞成我的……这就得啦，只要一扇天窗就能呼吸到外边的空气……你得想到那些天真的看客，那些少年，那些淳朴的老人，为你悲壮的美把他们从平庸的日子里超度出来的人。你得回想一下你自己小时候的情形！把人家从前给你的好处和快乐转给别人，——哪怕只给一个人也是好的。”
“你以为真的有人会领情吗？我简直不敢相信……那些爱我们的人，其中最优秀的分子是怎样爱我们的？怎样看我们的？连会不会看都成问题。他们用着使我们屈辱的方式赞美我们；他们看到无论哪个江湖派的戏子，还不是感到同样的兴趣！他们把我们归在我们瞧不起的傻子队里。凡是走红的人，在他们眼里都是平等的。”
“可是，的确是最伟大的才能传到后世，成为最伟大的人。”
“那只是距离的作用。你离得越远，山显得越高。山的高度固然是看清楚了，可是你和它离得更远了……而且谁能说这些的确是最伟大的呢？凡是默默无闻的古人，你认得吗？”
“管他！”克利斯朵夫说。“即使连一个人也感觉不到我是怎么样的人，我可还是我。我有我的音乐，我爱它，我相信它；它比一切都更真。”
“在你的艺术里你是自由的，你可以为所欲为。可是我，又怎么办呢？我不得不扮演人家要我扮演的东西，一演再演，演到你心头作恶。美国有些演员把《里奇》或《罗伯特·玛凯尔》上演到一万次，一辈子倒有二十五年搬弄着一个无聊①的角色。我们在法国虽还没到这个做牛马的地步，可是也走上这条路了。可怜的戏剧！群众所能容忍的天才只是极小量的，修正剪裁过的，洒着时行的香水的……一个'时髦的天才'！不教你作呕吗？……浪费的精力不知有多少！你瞧人家怎么对付摩南的？他一辈子有什么东西可演？只有两三个人物是值得久存的：一个奥狄普，一个卜里安克德。其余尽是无聊的东西！可是你想想罢，他可能创造出多伟大多了不起的角色！……在法国以外，情形也不见得更好。人家把杜斯②怎样安排的？她的生命是为了什么消耗的？为了多少无聊的角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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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里奇》为一喜歌剧，故事见华盛顿·欧文短篇名著《里奇大梦》。《罗伯特·玛凯尔》为十九世纪风行一时的喜剧，剧中人罗伯特·玛凯尔为荒淫无耻的小人典型。
②杜斯（１８５９-１９２４）为意大利有名的女演员。
“你真正的任务，是强迫社会接受强有力的艺术品。”
“白费心血，而且不值得。只要这些强有力的作品一上舞台，就会失去诗意，变成谎言。群众的气息把它摧残了。窒息臭秽的城里的群众，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野外，什么叫做大自然，什么叫做健全的诗意；它需要一种象我们的脸一样褪色的诗。——啊！而且……而且……即使会成功的话，也不能充实生命，不能充实我的生命……”
“你还想着他。”
“想谁？”
“那个坏蛋喽。”
“是的。”
“如果你跟那家伙在一起，如果他爱你，你也得承认你决不会快乐，你还是会自寻烦恼的。”
“不错……唉！我自己也弄不明白……过去的生活需要我奋斗的地方太多了，我受的磨折太厉害了，再也恢复不了平静的心境，我心里老是烦恼，骚动……”
“那是你没受过磨折以前早有的。”
“也许是吧……不错，我小时候就有烦恼。”
“那末你究竟要些什么呢？”
“我怎么说得清？我要的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做到的。”
“我知道这种境界，”克利斯朵夫说。“我少年时代也是这样的。”
“可是你已经成人了。我却永远是少年，根本是个不完全的人。”
“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谓幸福，是在于认清一个人的限度而安于这个限度。”
“那对我是不可能了。我已经越出界限。生活逼着我，糟蹋我，把我变成残废了。可是我觉得自己很可能成为一个正常的，又健康又美丽的女子，不至于象那些糊里糊涂的人一样。”
“你还是能够啊。我看你现在多好！”
“告诉我，你把我看做怎么样的人？”
他假定她是在自然与和谐的情形之下发展起来的，非常快乐，爱着人家，也受到人家的爱。她听着心里很舒服，可是过后又说：“现在不可能了。”
“那末你应当象老亨德尔双目失明的时候那样对自己说，
他又在琴上弹给她听。她把他拥抱了，拥抱她亲爱的疯癫的乐天主义者。他给她安慰；她可给他苦恼，至少是怕要使他苦恼。她常常象发病一样的受到绝望的侵袭，又没法瞒着他；爱情使她变得软弱了。夜里，两人躺在床上，她悄悄的熬着痛苦的时候，他猜到了，要求这个似近而实远的朋友把压着她的重担分一些给他；于是她忍不住了，扑在他怀里，一边哭着一边说出心里的话；克利斯朵夫整夜的安慰她，很有耐性，一点都不生气。可是日子一久，这种无穷尽的烦恼势必要打击他。法朗梭阿士唯恐他传染到自己的骚乱。她太爱他了，决不能让他为了自己受苦。有人请她到美国去登台；她答应了，借此强迫自己动身。她和他分手，使他心里非常屈辱。而她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可叹两个人竟不能使彼此幸福！
“可怜的朋友，”她又悲哀又温柔的笑着说。“咱们真不高明！将来我们永远没有这样美妙的机会，永远找不到这样的友谊的了。可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咱们太蠢了！……”
他们互相望着，垂头丧气，难过到极点，为了免得哭而笑着，拥抱着，分别了，眼中含着泪。他们从来没象分别的时候那么相爱。
她动身以后，他又回到他的老伙伴——艺术中去……噢！群星密布，天上是一片和气！……
隔不多时，克利斯朵夫接到雅葛丽纳的一封信。她写信给他，这还不过是第三次；信中的语气和她以往的大不相同。她表示因为不再见到他而非常遗憾，很亲热的要他去，倘若他不愿意使两位爱他的朋友伤心的话。克利斯朵夫快活极了，但并不奇怪。他早就料到，雅葛丽纳对待他的不公平的态度不会永远继续下去的。他喜欢念着老祖父的一句取笑的话：
“女人早晚必有些心地善良的时间，只要你耐性等待。”
因此他就回到奥里维那边去，他们见到他表示非常快慰。雅葛丽纳特别殷勤，把她素来刻薄的口吻也藏起去了，绝口不说足以伤害克利斯朵夫的话，她关切他的工作，很有见识的谈到一些严肃的问题。克利斯朵夫以为她改变了。其实她的改变仅仅是为讨他喜欢。雅葛丽纳听人提起克利斯朵失和时髦女戏子的恋爱，——那是已经传遍巴黎的新闻，——不禁对克利斯朵夫有了好奇心，另眼相看了。她这一回久别重逢之下，觉得他果然比从前可爱得多，连他的缺点也不无魅力。她发现克利斯朵夫有天才，应当教他爱上自己才好。
青年夫妇的生活情况并没好转，甚至更坏。雅葛丽纳烦闷得要死……女人是多么孤独啊！除了孩子以外，什么都牵不住她；而孩子也不足以永远牵住她：因为倘若她不但是个女人，而且是个十足地道的女性，有着丰富的灵魂而对生活苛求的话，她就天生的需要做许多事情，而那是没有人家帮忙，不能单独完成的！……男人可没有这样孤独，哪怕在最孤独的时候也不到女人那个地步。他心里的自言自语就足够点缀他的沙漠；而倘若他和另外一个人一起孤独的话，他就更加能适应，因为他更不注意孤独，而老是自言自语了。他想不到自己若无起事的在沙漠中自个儿说话，使身边的女人觉得她的静默更惨酷，她的沙漠更可怕，因为对于她，一切的语言都已经死了，爱情也不能使它再生了。他没注意到这一点；他不象女人一样把整个生活孤注一掷的放在爱情上面，他还关切着旁的事……但谁去关切女人们的生活和无穷的欲望呢？这些亿兆的生灵，怀着一股热烈的力量，自从有人类起，四千年来老是毫无结果的燃烧着，把自己奉献给两个偶像：爱情与母性，——而母性这个崇高的起局，对千千万万的女人还靳而不与，对另一部分的女子不过是充实了她们几年的生命……
雅葛丽纳在失望中煎熬。她有时感到的恐怖，好比有把刀直刺她的心窝。她想：
“我为什么活着呢？我为什么要生在世界上呢？”
这样她就悲痛到极点。
“天哪！我要死了！天哪！我要死了！”
这个念头常常在夜里跟她缠绕不休。她梦见自己说着：“今年是一八八九年。”
“不，”有人回答她，“是一九○九年。”
她想到实际的年龄比自己想象的大了二十岁，非常难过。
“生命快完了，我还没有生活过！我这二十年是怎么过的？我把自己的生命怎么搞的？”
她梦见自己变了四个小姑娘，住在同一间房里，分床睡着。四个都是同样的身材，同样的脸，一个八岁，一个十五岁，一个二十岁，一个三十岁。三个都染了时疫死了。第四个在镜子里照着，突然害怕起来；她看到自己的鼻子瘦下去了，脸拉长了……她也要死了，——一切都完了……
“……我把自己的生命怎么搞的？……”
她流着泪醒来；噩梦并不因白天的来到而消失，白天就是噩梦。她把她的生命怎么搞的？谁把它糟蹋了的？……她开始恨奥里维了，拿他当做无邪的共谋犯—— （无邪也不相干，反正是害了人！）——当做压迫她的盲目的规律的共谋犯。事后她后悔，因为她心是好的；但她太痛苦了；而那个压迫她生命的人物虽则也在痛苦，她仍禁不住要使他更痛苦，作为报复。过后她更难过，厌恶自己；她觉得如果没法救出自己，那她还要增加人家的痛苦。而这救出自己的方法，她就在周围摸索寻找，好比一个淹在水里的人，不管什么都要抓住；她试着去关切一些事情，一件作品，一个人物，好让她拿来变做自己的事，自己的作品，自己的人物。她勉强再去做些文化工作，学外国语，写一评论文，一个短篇，从事于绘画，作曲……可是没用：她第一天就灰心了。觉得太难了。而且“书啊，艺术品啊，算什么呢？我还不知道是否爱它们，不知道它们究竟存在不存在……”——有些日子，她非常兴奋的和奥里维有说有笑，似乎对他所说的很热心，她想法教自己麻醉……只是徒然：突然之间兴致没有了，心凉了，她只得躲起来，没有眼泪，没有喘息，只是垂头丧气。——她侵蚀奥里维的工作已经有几分成功。他变得怀疑，倾向于浮华了。但她并不满意，觉得他和自己一样软弱。两人几乎每天晚上都出门；她在巴黎各处交际场中厮混。谁也没想到，她那含讥带讽而精神老是紧张的笑容下面，藏着悲痛欲绝的苦闷。她找一个能够爱她，支持她，不让她掉入深渊的人……可是找不到。她无可奈何的呼吁，毫无回响。只有一平静默。
她绝对不爱克利斯朵夫；她受不了他粗鲁的举止，令人难堪的爽直，尤其是他的淡漠无情。她绝对不爱他；但她感到他至少是强者，——是死亡上面的一块岩石。她想依附这块岩石，依附这个身在水中而头在水外的人，要不然就把他拖下水去……
而且，单使丈夫跟他的朋友分离还嫌不够，她得把那些朋友从他手里抢过来。最老实的女子有时也有一种本能逼她们尽量的，甚至于过分的施展她们的威力。这样滥用威力的结果，她们的弱点才显出力量。倘若是一个自私的，傲慢的女人，那末她会觉得窃取丈夫的朋友的友谊有种不可告人的乐趣。事情挺容易：只要丢几个眼风就够了。不管那男的老实不老实，他难得不上钩的；朋友尽管知己，尽管能够避免行动，但思想上总是已经欺骗了他的朋友。那朋友要是发觉的话，双方的交谊就完了：彼此都用另一副眼光相看了。——玩这种危险手段的女子，往往至此为止，不再有进一步的行动：她把两个友谊破裂的男人一起抓在手里，任意摆布。
克利斯朵夫注意到雅葛丽纳的亲热，毫不惊奇。他一朝对一个人抱着好感的时候，自有一种天真的倾向，认为人家一定也会毫无作用的爱他。所以看着雅葛丽纳那么殷勤，他也表示一样的殷勤，觉得她非常可爱，跟她玩得很痛快。结果他对她观感太好了，差不多要认为奥里维的不能幸福是由于奥里维自己的笨拙。
他陪着他们坐汽车去作几天短期旅行。朗依哀家在普高涅乡下有一所老屋子，仅仅为了它是老家的纪念物而保存着，平时不大去住的：克利斯朵夫就在那儿作客。屋子孤零零的位于葡萄园与森林中间；内部已经破旧，窗子也关不严；到处有股霉烂的，阴凉的，被太阳晒热的树脂味。和雅葛丽纳一起过了几天之后，克利斯朵夫渐渐的感到一种甜蜜的情绪，可是精神并不骚动；他看着她，听着她，拂触到那美丽的身体，呼吸到她的气息，颇有一种无邪的，可是也带点儿肉感的快乐。奥里维稍微担着心，一声不出。他毫无猜疑的意思，但心里模模糊糊的觉得不安，而又不敢承认。他认为自己不应该这样揪心，便故意让他们常常单独在一块。雅葛丽纳看到他的心事，觉得很感动，想和他说：“喂，朋友，别难过罢。我爱的还是你啊。”
可是她并不说：他们三个人听让自己去冒险：克利斯朵夫是一无猜疑，雅葛丽纳是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欲望，也就存着弄到哪儿算哪儿的心；唯独奥里维一个人有着先见之明，有着预感，但为了自尊心和爱情，不愿意去想。然而意志缄默的时候，本能就要说话了；心不在这儿的时候，肉体就要自由行动了。
一天晚上，吃过晚饭，大家觉得夜景美极了，——没有月亮，满天星斗，——都想到园中去溜溜。奥里维和克利斯朵夫已经走出屋子。雅葛丽纳上楼去拿一条围巾，好久不下来。最讨厌女人行动迟缓的克利斯朵夫，进屋去找她。——（近来他不知不觉当了丈夫的角色）。——他听见她在那边来了。但他进去的那间屋子，百叶窗统统关了，什么都瞧不见。“喂！来罢，老是收拾不完的太太，”克利斯朵夫嘻嘻哈哈的嚷着。“你把镜子照个不停，不怕把镜子照坏吗？”
她不回答，停住了脚步。克利斯朵夫觉得她已经在屋子里，可是站着不动。
“你在哪儿啊？”他问。
她还是不作声。克利斯朵夫也不说话了，只在暗中摸索；突然他感到一阵骚动，心儿乱跳，也停了下来，听见雅葛丽纳的呼吸就在身边。他又走了一步，又停住了。他知道她就在近旁，但他不愿意再向前。静默了几秒钟。突然之间，两只手抓住了他的手，把他拉着，一张嘴贴在了他的嘴上。他把她紧紧搂着。大家没有一句话，一动也不动。——然后嘴巴离开了，彼此挣脱了。雅葛丽纳走出屋子。克利斯朵夫气吁吁的跟着她，两腿索索的发抖。他靠着墙站了一会，让全身奔腾的血平静下去。终于他追上了他们。雅葛丽纳若无其事的和奥里维说着话。他们走在前面，和他相隔几步。克利斯朵夫垂头丧气的跟着。奥里维停下来等他。克利斯朵夫也跟着停下。奥里维亲热的叫他。克利斯朵夫只是不答。奥里维知道朋友的脾气和那种死不开口的脾性，也就不坚持而继续和雅葛丽纳望前走了。克利斯朵夫木头人似的随在后面，隔着十来步，象条狗一样。他们停下，他也停下。他们走，他也走。大家在园中绕了一转，进去了。克利斯朵夫上楼去关在自己房里：不点灯，不睡觉，不思想。到了半夜，他倦极了，把手和脑袋靠在桌上；睡着了。过了一小时，他醒过来，点起蜡烛，性急慌忙的把纸张杂物都收起来，整好了衣箱，倒在床上直睡到天亮。然后他带着行李下楼，动身了。大家整天等着他，找他。雅葛丽纳面上装做很冷淡，心里又气又恼，用一种侮辱的讥讽的神气，故意检点她的银票。直到第二天晚上，奥里维方始接到克利斯朵夫一封信：
好朋友，别怪我象疯子一般的走了。我是疯子，你也知道的。有什么办法呢？我就是我。谢谢你亲切的相待。那真是太好了。可是你瞧，我从来不能和别人一平生活。也许我根本不配生活。我只能躲在一边，远远的爱着别人，这样比较妥当。要从近处看人，我会厌恶他们。而这是我不愿意的。我愿意爱别人，爱你们。噢！我多愿意使你们幸福。要是我能够使你们，——使你幸福，我肯牺牲我自己所能有的幸福！……但这是不允许的。一个人只能为别人引路，不能代替他们走路。各人应当救出自己。救你罢！救你们罢！我多爱你！——耶南太太前起代致意。
克利斯朵夫
“耶南太太”抿着嘴唇，念完了信，带着轻蔑的笑容冷冷的说：“那末听他的劝告。救救你自己罢。”
奥里维伸出手去想收回信来，雅葛丽纳却把信纸搓成一团，摔在地下；两颗眼泪在眼眶中涌了上来。奥思维抓着她的手，慌慌张张的问：“你怎么啦？”
“别管我！”她愤愤的叫着。
她出去了，在门口又嚷了一声：“你们这批自私的家伙！”
克利斯朵夫终于把《大日报》方面的保护人变成了仇敌。那是早在意料之中的。克利斯朵夫天生有那种为歌德所称扬的“不知感激”的德性：
“不愿意表示感激的脾气是难得的，只有一般出众的人物才会有。他们出身于最贫寒的阶级，到处不得不接受人家的帮忙；而那些恩德差不多老是被施恩的人的鄙俗毒害了……”
克利斯朵夫认为不能为了人家的援助而降低自己的人格，也不能放弃自由，那跟降低人格并无分别。他要给人好处，决不自居为希望收利息的债主，而是把好处整个的送人的。他的恩主们的见解可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受恩必报是天经地义，所以克利斯朵夫不肯在报馆主办的一个含有广告性质的游艺会中，替一支荒谬的颂歌写音乐，在他们眼中简直是起有此理。他们暗示克利斯朵夫说他行为不对。克利斯朵夫置之不理。不久他还很不客气的否认报纸所宣传的他的主张，使那些恩主们愈加老羞成怒。
于是报纸开始用各种武器攻击他了。人们又搬出一些血口喷人的古老的武器，那是一切低能的人用来攻击一切创造者而从来杀不死一个人的，可是对于所有的糊涂蛋，的确百发百中，极有效果。他们指控克利斯朵夫的罪名是剽窃。他们割裂他的作品，取出其中的一段，再从一些无名作家的曲子里取出一段来化装一番，证明他偷了别人的灵感，说他想扼杀年轻的艺术家。这一套要是出之于一般以狂吠为职业的人，出之于爬在大人物肩上喊着“我比你更伟大”的下贱的批评家，倒还罢了；可是有才气的人也要互相倾轧，竭力教对方受不了。他们完全不知道：世界之大尽够他们安安静静的各做各的工作，而各人为了发展自己的才具已经需要拚命的奋斗了。
德国有些嫉妒的艺术家常常把武器供给克利斯朵夫的敌人，必要的时候还能发明些武器。这种人在法国也有的是。音乐刊物上的国家主义者——其中不少是外国人，——指出克利斯朵夫出身的种族，也算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克利斯朵夫的名片已经不小；就因为他走红，连那些毫无成见的人看了也恼了，——其余的更不必说。在音乐会听众里面，此刻有一批上流人物和前进杂志的作家热烈拥护克利斯朵夫，不问他写什么，总一致叫好，说在他以前简直没有音乐。有几个人解释他的作品，发见其中有哲学意义，使克利斯朵夫听了吃惊。又有几个从中看到一种音乐革命，说是对于传统的攻击，不知克利斯朵夫正敬重传统。他尽管分辩也没用。大家会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他们这样的佩服他就等于佩服他们自己。所以报纸上对克利斯朵夫的攻击，使他音乐界的同业非常痛快，因为他们相信那虚构的 “谎言”是事实而表示愤慨。其实他们不爱他的音乐也用不着这些理由；自己并无思想可以表现，但照着呆板的方式把思想表现得非常流利的大多数人，一朝看到克利斯朵夫思想丰富，而凭着创造的想象力（表面上不免有点儿杂乱）表现得有些笨拙的时候，当然要恼怒了。一般当书记的家伙，只知道所谓风格便是文社学会里的公式，只消把思想放进去，象烹饪时把食物放入模子一样：所以他们一再指责克利斯朵夫不会写作。至于他最好的一批朋友，不想了解他的，或是因为老老实实的爱他（因为他使他们幸福）而真能了解他的，都是在社会上没有发言权的无名的听众。唯一能够替克利斯朵夫作强有力的答复的奥里维，和他分离了，似乎把他忘了。于是克利斯朵夫同时落在他的敌人和他的崇拜者手里；这两种人作着竞争，看谁把他损害得更厉害。他厌恶之余，绝对不加声辩。有一回他在一份大报上读到一个为大众的愚昧与宽纵所造成的艺术界权威，——一个僭越的批评家对他的宣判，他耸耸肩说：
“好罢，你批判我罢。我也批判你。一百年以后看你们投降不投降！”
可是眼前到处是对他的毁谤；而群众照例是有一句信一句，对于最荒谬最卑鄙的控诉都信以为真。
克利斯朵夫仿佛觉得自己的处境还不够困难，居然挑了这个时期跟他的出版家反目。其实他没有什么可以抱怨哀区脱的，他依次印行他的新作，跟他的交易也很诚实。固然，这种诚实并不能使他不订立对克利斯朵夫不利的契约；但这些契约他是遵守的，只嫌遵守得太严格。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出乎意外的发见他的七重奏被改为四重奏，一支普通的钢琴曲被改为——而且改得很笨拙——四手的钢琴曲，事先都没通知他。他便跑去见哀区脱，把这些违法的乐谱丢在他面前，问：“你知道这个吗？”
“当然知道。”
“你意然敢……竟然敢私自窜改我的作品，不经我的许可！……”
“什么许可？”哀区脱静静的说。“你的作品是属于我的。”
“也是属于我的！”
“不是的，”哀区脱语气很温和的说。
克利斯朵夫跳起来：“怎么，我的作品会不属于我的？”
“你把它们卖掉了。”
“你这是跟我开玩笑了！我卖给你的是纸。你要拿它去赚钱，尽管去赚罢。但写在纸上的是我的血，是属于我的。”
“你什么都卖给我了。以初版每份三十生丁计算，我已经预付你三百法郎，作为你卖绝的代价。在这种条件之下，你把作品的全部权利都让给我了，没有任何限制，也没有任何保留。”
“连毁掉它的权利也在内吗？”
哀区脱耸耸肩，按了铃，对一个职员说：“把克拉夫脱先生的案卷给拿来。”
他静静的把契约条文念给克利斯朵夫听，那是当时克利斯朵夫并没看过一遍就签了字的，——也是依照音乐出版家普通契约的规则订的：——“哀区脱君取得作家全部的权利，由哀区脱独家出版，发行，镌版，印刷，翻译，出租，出售，在音乐会，咖啡店音乐会，舞场，戏院等处演奏，加以修正，改削，以便适合任何乐器，或增加歌辞，或更换题目，或……均由哀区脱君自由处理，与任何人无涉……”
“你瞧，”他说，“我还是极客气的呢。”
“不错，”克利斯朵夫说，“我得谢谢你。你还可以把我的七重奏改成咖啡店音乐会里的小调呢。”
他不作声了，狼狈不堪的把手捧着头，再三说：“我把灵魂出卖了。”
“放心罢，”哀区脱带着讥讽的口气，“我决不滥用我的权利。”
“你们的共和国竟允许有这种交易吗？你们说人是自由的。实际上你们却是在拍卖思想。”
“你已经取得了代价，”哀区脱回答。
“是的，三十生丁，”克利斯朵夫说。“拿回去罢。”
他在袋里掏着，想拿出三百法郎来还给哀区脱，可是拿不出。哀区脱微微笑着，带着轻蔑的神气。这笑容使克利斯朵夫愈加有气。
“我要我的作品，”他说，“我向你赎回来。”
“你没有赎回的权利，”哀区脱回答。“可是我素来不愿意勉强人，只要能赔偿我的损失，我答应你赎回。”
“好罢，就是为此而要把我自己卖掉也行。”
哀区脱在半个月以后提出的条件，他毫不争论的接受了。他发了傻劲，决意收回全部作品的出版权，代价是比他从前的收入多出五十倍，虽然这赔偿的数目不能说夸张：因为那是哀区脱根据实际的利润精密计算出来的。克利斯朵夫一时没法偿付，而这也早在哀区脱意料之中。他并不想打击克利斯朵夫，认为以艺术家而论，以一个普通人的人格而论，他比任何青年音乐家都值得重视；但他要给克利斯朵夫一个教训：他绝对不容许人家干涉他权利以内的行动。并且那些契约的规则不是他定的，而是当时通行的；所以他觉得很公平。此外他还真心相信，那些条文对作家的好处并不亚于对出版家，出版家更懂得推广作品的方法，不象作家那样拘泥着一些感情问题，——这种顾虑不用说是很高尚的，但究竟和他真正的利益背道而驰。他决意要教克利斯朵夫成功，可是要照他的方式，要克利斯朵夫完全听他摆布才行。他要使克利斯朵夫感觉到，不要他帮忙也没这么容易。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协定：如果六个月以内克利斯朵夫不能赔偿损失，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就完全归哀区脱所有。显而易见，在那个期限之内，克利斯朵夫连这笔款子的四分之一都不见得能凑起来。
可是他一味固执，把多么可纪念的屋子退租了，另外租了一所便宜的，卖掉了好多东西，——他很奇怪的发觉竟没有一件值钱的，——借着债，求助于好心的莫克，不幸他那时期病交加，闹着关节炎，没法出门。他又去找别的出版家，条件到处都和哀区脱的一样不公平，有的甚至还不愿意接受。
那时正碰上音乐刊物对他攻击最猛烈的时期。巴黎某一份大报对他特别凶狠，一个不署名的编辑拿他当做该打的孩子：没有一星期不在“回声”栏内写些诬蔑的文字把他形容得非常可笑。另外一个音乐批评家再来跟那位不露面的同事唱双簧：任何细微的借口都可以使他发泄一下残暴的兽性。这还不过是第一战役：他预告过几天再来一个彻底的歼灭战。他们不慌不忙，知道任何确凿的指控对群众的效果还不及反复不已的讽示，便象猫儿耍弄耗子一样的耍弄克利斯朵夫，把每篇文字寄给他。他虽抱着鄙夷不屑的态度，也不免因之痛苦。然而他始终缄默，不去答复那些侮辱，——（即使他要答复，也不一定能够），——只固执着为了无益的、过分夸大的自尊心，跟他的出版家奋斗。他为此损失了时间，精力，金钱，同时又损失了他唯一的武器，因为他意气用事，不愿意让哀区脱再为他的音乐作宣传。
突然，一切改变了。报上预告的文字始终没发表。对群众的讽示也静默下来。攻击忽然停止了。不但如此：两三星期以后，那份日报的批评家还借着偶然的机会写了几行赞美的文字，似乎证实他们已经讲和了。莱比锡一个有名的出版商有信要求承印他的作品，契约的条件对作者很有利。一封盖有奥国大使馆印章的恭维信，向克利斯朵夫表示很愿意在使馆的庆祝会中演奏他的曲子。克利斯朵夫所赏识的夜莺也被请去演奏。这样以后，夜莺立刻被德意两国侨居巴黎的贵族邀请。有一回克利斯朵夫也不能不出席这一类的音乐会，居然受到大使热烈的招待。可是只谈了几句话，他就知道这位主人并不懂得音乐，对他的作品茫无所知。那末这种突如其来的好感是从何而来的呢？似乎有一个人在暗中照拂他，替他排除障碍，替他开路。克利斯朵夫探问之下，大使提到克利斯朵夫的两位朋友，说裴莱尼伯爵和伯爵夫人对他非常钦佩。克利斯朵夫连这两个姓氏都没听到过；而在他到使馆去的那晚，也没机会见到他们。他并不一定要认识他们。这个时其他对所有的人都觉得厌恶，对朋友也象对敌人一样的不信任。他认为友和敌都同样靠不住，只要吹过一阵风，他们就会改变的；我们不应当依赖他们，而应当象那位十七世纪的名人所说的：
“上帝给了我朋友；又把他们收回去了。他们把我遗弃。我也把他们丢了，从此只字不提。”
自从他那天离开了奥里维的屋子，奥里维再没消息给他；他们之间似乎一切都完了。克利斯朵夫不想再交新朋友，以为裴莱尼伯爵夫妇也是那些自称为他的朋友的时髦人物，所以完全不想跟他们见面，倒反有心躲避他们。
不但如此，他还想躲避整个的巴黎。他需要在亲切而孤独的环境中隐遁几个星期。啊！要是他能够到故乡去静修几天的话，——只要几天就行了！这种思想慢慢的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欲望。他要再见他的莱茵，他的天空，埋着他的亡人的土地。他非要重见一次不可。但那是有被捕的危险的：从他亡命以来，通缉令始终没撤销。可是他觉得，为了要回去，哪怕只是回去一天，他什么傻事都会做出来的。
幸而他和一个新的保护人提到这个心愿。德国使馆有个青年随员，在某次演奏他作品的晚会中遇到他，说他的祖国对于一个象他那样的音乐家一定是很得意的，克利斯朵夫很心酸的回答：“不错，祖国为了我得意极了，甚至于让我死在国门外面而不许我进去。”
年轻的外交官要他把原因解释了。过了几天，他去找克利斯朵夫，对他说：
“上面有人关切你。一个地位极高的人物，有权使那个通缉令暂时不生效力的人，知道了你的情形，很表同情。我不知道你的音乐怎么会使他喜欢的；因为—— （我们之间不妨老实说）——他趣味并不高明，但是个聪明人，心很好。他此刻虽不能马上撤销你的通缉，但倘若你想回去两天，看看你的家属的话，地方当局可以装聋作哑。这儿是一张护照。你到的时候跟离开的时候教人家验一验。诸事小心，别引起人家的注意。”
克利斯朵夫又见到了一次故乡。依照人家答应的期限，他耽了两天，只跟乡土和埋在乡土里的人叙了一番旧话。他看到了母亲的坟。草长得很长，但鲜花是新近供上的；父亲跟祖父肩并肩的长眠着。他坐在他们脚下。墓背后便是围墙，高头是一株长在墙外凹陷的路上的栗树的树荫。从矮墙上望过去，可以看到金黄色的庄稼，温暖的风在上面吹起一阵柔波，太阳照着懒洋洋的土地；鹌鹑在麦田里叫，柏树在墓园上面簌簌的响。克利斯朵夫自个儿在那里出神，心非常安静：双手抱着膝盖坐着，背靠着墙垣，望着天。他把眼睛闭了一会。啊，一切多单纯！他仿佛就在自己家里，和亲人在一块儿。他和他们挨得很近，手握着手。这样的过了几小时。傍晚，沙子起的走道上忽然有脚步的声音。守墓的人走过，对坐在地下的克利斯朵夫望了望。克利斯朵夫问那些花是谁供的。那人回答说是普伊农庄上的主妇，每年总得上这儿来一二次。
“是洛金吗？”克利斯朵夫问。
他们就此攀谈起来。
“你是儿子吗？”园丁问他。
“她有三个儿子呢，”克利斯朵夫回答。
“我说的是汉堡的那一个。其余两个都没出息。”
克利斯朵夫的头微微望后仰着，一动不动，不作声了。太阳下山了。
“我要关门了，”园丁说。
克利斯朵夫站起来，和他在墓园中绕了一转。园丁带他去看他住的地方。克利斯朵夫在那里停了一会，看看死者的留名。啊，多少熟人的名字都在这儿了！老于莱，——于莱的女婿，——还有他童年的伴侣，和他玩耍的小姑娘，——最后有一个名字使他心中一动：阿达！……大家都得到安息了……
晚霞如带，铺在平静的天边。克利斯朵夫走出墓园，在田野里溜达了好久。星都亮起来了……
第二天他又去，在老地方消磨了一个下午。但上一天那种恬静的心境变得活跃了。心中唱着一支无愁无虑的快乐的颂歌，他坐在墓栏上把那支歌用铅笔记上小册子。一天又这样的过去了。他觉得自己在当年的小房间里工作，妈妈就在隔壁。写完了歌，要动身的时候，——已经走了几步，——他忽然改变主意，回来把小册子藏在草里。天上滴滴答答的下了几点雨。克利斯朵夫想道：
“不久那就得化为泥土。好罢！……我这是给你一个人的，不是给别人的。”
他又看到了河，看到了熟悉的市街：情形跟从前大不同了。城门口，在废弃的濠沟的走道上，有个小小的皂角树林，他以前看着种起来的，现在占了很大的地方，把老树都挤塞了。沿着特·克里赫家花园的围墙走去，他还认得那根界碑，小时候爬在上面眺望园子的；他不胜奇怪的发见：那条街，那道墙，那个花园，都变得狭小了。在铁门前面，他停了一会，等到继续望前走的时候，恰好有辆车经过；他无意中抬起头来，看见一个鲜艳的，肥胖的，得意扬扬的少妇，好奇的在车中打量他。接着她惊讶的叫了一声，做了个手势教车子停下，喊道：“是克拉夫脱先生吗？”
他停住了脚步。
她笑着说：“我是弥娜呀……”
他迎上前去，心里差不多象初次遇到她的时候一样的①慌乱。和她一起有位高大秃顶，胡须望上翘起的，志得意满的男子，她介绍说是“法官洪·勃龙罢哈先生，”——她的丈夫。她要克利斯朵夫到她家里去。他想法推辞。但弥娜一味嚷着：“不，不，一定要来，还得在我们家吃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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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卷二：《清晨》。——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