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时期,在引进和吸收西方近代地质、地理和气象学思想的基础上,中国的新地学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早在16 世纪末(明末),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来华,许多西方地学著作、思想和方法,已经开始在我国传播。但是由于清朝实行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使这一传入的发展极为缓慢,而且只对中国极少数的有识之士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入侵和“洋务运动”的兴起,西方地学知识再次大规模传入我国,加之我国一些知识分子的积极学习、引进,使西方地质、地理和气象学的思想、体系在我国的影响不断扩大,并且逐渐取代我国古代传统地学,成为中国地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1840—1919年,是中国地理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时期。一方面,中国传统舆地之学仍焕发着余辉,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成果;另一方面,西方地理学知识的大规模传入,使新地理学开始萌发和建立。

中国近代传统地理学的主要成就

1840—1911年,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在整体上处于缓慢或停滞发展时期。但是,以为现实服务为宗旨的地理学,仍取得了累累硕果。

1.方志的兴盛。

作为中国古代地学著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方志,在清代进入鼎盛时期。其成书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分布区域之广,均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同时,在编撰实践中,方志学逐渐发展起来。

发轫于西晋的地理总志,历经几代的发展逐渐走向成熟。官修全国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经3次修撰,终于在1842年完成。这部560卷的巨著,体例严谨、考核精详,并集图、表、志于一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编撰最好的全国地理总志。

2.地理考证的发达。

清乾嘉时期形成的以考据见长的地理学派,至清末民初得到继续的发展,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

清末民初从事《水经注》研究的学者颇多,其中较著名的学者和代表作为:王先谦(1842—1917)以30年之功于1892年完成的《合校水经注》一书;杨守敬(1835—1915)和弟子熊会贞(1859—1936)集清代《水经注》之大成于1904年完成《水经注疏》40卷初稿及《水经注疏要删》等书。

清代以地理考证著称的大家丁谦(1843—1919)首次对我国历史上边疆和域外地理著作29种进行全面和系统的考释。其研究成果由浙江图书馆于1915年出版,书名《蓬莱轩舆地丛书》(又称《浙江图书馆丛书》),分2集共69卷。

3.大型历史地图集问世。

1911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艰辛努力,杨守敬和弟子熊会贞编绘的大型历史地图集《历代舆地图》全部刻成。它共358卷,分45个图组,装订成34册。此图集前为《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概略表示历史疆域大势;后为《历代舆地图》,自春秋至明代,以朝代为序安排图幅,表示其统治势力的范围、行政区划、山川等。这一图集,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绘制技术较以前图集更科学和精确。它是当时最完整的大型历史地图集,是中国古代舆地学最重要成就之一。

4.边疆世界地理研究的繁荣。

鸦片战争后,由于边患日益严重,一些爱国学者痛感边疆和世界地理知识的贫乏,因而开始积极调查和研究边疆世界地理,撰写了大量的边疆域外世界地理著作。

曹廷杰(1850 —1926)是清末第一个对东北地区的边疆史地进行全面调查和研究的学者。1883、1885、1895年,他曾三赴吉林任职。其间,十分注意边务。 1885年,他完成《东北边防辑要》2卷,系统汇辑和研究了东北古代战守险要、边界沿革等方面的文献。同年十二月,他又完成《西伯利东偏纪要》,记述这一地区的地理险要、道路出入、兵数多寡以及与边防有关的军事遗迹等。1887年出版的《东三省舆地图说》汇集了他关于东北史地的学术札记。这一时期,关于东北边疆地理的比较重要的著作还有何秋涛的《朔方备乘》(1858年)、宋小濂的《北徼纪游》(1890年)、吴禄贞等的《延吉边务报告》(1908年)等等。张穆(1805—1849)著、何秋涛校补的《蒙古游牧记》16卷于1867年刊印,书中较详细地记录了内、外蒙古的地域、沿革、事迹等。姚莹(1785—1852)特别注意英国对西藏的觊觎,在对西藏进行了考察后,著《康酋纪行》,对西藏的地理、人文、气候、民俗等作了记载。

魏源(1794 —1856)和徐继畬(1796—1873)是清代积极编写世界地理著作作者中最杰出的人物。魏源的好友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时,曾组织译员翻译了英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等书,编译成中国最早的世界地理译著《四洲志》。林则徐离粤时,将多年收集到的资料和《四洲志》初稿交给魏源。魏源以此书为基础,大加增补,于1842年出版50卷本的《海国图志》。此后二次再加增补,于1848年出版60卷本,1852年出版100卷本。这部图文并茂的巨著,记述了当时世界地理范围几近所有已知世界,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名著之一。书中所附84幅地图,可以组成一册世界地理地图集。此书对我国近代的“洋务运动”和维新活动,都起了重要的启迪作用。它还传入日、朝、英、俄等国,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其中在日本流传最广、刊本最多,对明治维新运动有较大的影响。徐继畬久驻闽广,悉心收集世界各国的资料,编撰成10卷本的《瀛环志略》于1848年出版。此书较全面地介绍了当时世界各国的疆界、位置、山脉、河流、地形、气候、物产、风俗、人种和历史等,并附地图40幅,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名著之一。

1897年,清代王锡祺(1855—1913)编汇的中国古代最大的地理丛书之一《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出版。此书收录600余位中外地理学家的论文近1500篇,其中边疆和世界地理占有很大的篇幅。

近代地理学的萌芽

鸦片战争以后,作为了解世界的首要对象和手段的地理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以崭新的面貌出现。首先,地理学不再是历史的附庸,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次,它逐渐摆脱古代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体系,开始走向近代科学地理学的道路。

1.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播。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地理学知识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传入我国:

一是来华的外国人,其中不乏知名人士(详见地质部分)。他们的工作对西方人研究中国有较大的帮助,但是对1919年以前中国地理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不大。

二是赴国外任公职和观光的中国人。这其中的不少有识之士,在国外时留心观察和记录国外的风土人情,归国后编撰旅行记,扩大了国人的地理视野和加深了他们对世界地理的认识。如中国近代著名学者黄遵宪(1848 —1905)先后出任日、美等多国外交官,他于1887完成了40卷的《日本国志》一书。1897年,湖南新学书局出版《游记汇刊》,收集十九世纪末编撰的域外旅行记16种共计21卷,其中包括邹代钧的《西征纪程》、李凤苞的《使德日记》、曾纪泽的《出使英法日记》和黄懋材的《印度札记》等。

三是留学人员。他们是1911 年以前西方地理学知识传入中国的中坚力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大批出国留学的人员中有不少人主攻地理学。他们中的不少人在留学期间就开始翻译地理学著作,向国人介绍西方的地理学知识和理论。1900—1911年,中国出版的大量地理学译著中多数都是留学生翻译的。这些地理学译著有几个特点:(1)几乎都是适应初中水平读者的普及性著作;(2)以日文译著为主;(3)区域地理著作所占比重较大。这一时期出版的地理学译著的最大缺陷是没有一本近代西方地理学的代表作问世。

2.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启蒙者邹代钧。

邹代钧(1854 —1908)受祖父和叔父的影响,自幼爱好舆地之学。成年后,通晓历代疆域沿革和江河迁徙,尤精于测绘地图。1886年,他随刘瑞英出使英俄,行程“海道二万九千四百四十里”,“陆程二千四百八十里”(邹代钩《西征纪程》)。在国外期间,邹代钧潜心学习和研究西方测绘地图新法。1889年,他带着欧美各国地理图籍多种回国。归国后不久,邹代钧先后撰写《上会典馆书》和《湖北测绘地图章程》,较为详细地介绍西方测绘地图的新方法、新仪器等。甲午战争后,他又在武昌创立译图公会(后改称“舆地学社”、“舆地学会”),积资编译中外名图,以推进地理学的发展。此会是中国地理学方面的最早组织。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邹代钧主持实测和编绘了大量地图,并设法刊印。这些绘制精细、印刷精美的地图成为当时地图中的精品。此外,邹代钧还撰写了大量的世界各国地理志和边防地理著作。

3.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张相文。

张相文(1866—1933),字蔚西,号沌谷,江苏泗阳人。甲午战争时期,他经常阅读地图了解战局,从此开始研究地理学。他在认真学习研究我国地理著作的同时,积极学习和吸收西方近代地理学知识,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创立了我国近代地理学。

(1)编著出版了我国第一批地理教科书。

张相文一生主要以教书为职业。他早在1899 年就开始在南洋公学教授地理课,此后又在天津北洋女子高等学校和北京大学从事地理教育。在地理教学中,他吸收西方地理学知识,结合我国特点,编著了我国第一批地理教科书,如1901年初刊的《初等地理教科书》(上海南洋公学)、《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上海兰陵社)和1908年初刊的《地文学》(上海文明书局)。我国有教科书始于地理学,“教科书”一词由此创立。前两书的发行量达200万册以上,影响极大。《地文学》一书则是国人自编的较早的一部自然地理学著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相文在书中首先增加了生物界一编,将无机自然界与有机自然界联系起来,这是中国近代地理学上的一个重要进展。

(2)创立中国地学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

为推动中国现代地学的发展,张相文积极筹建地学学术组织。1909 年9月28日,在天津河北第一蒙养院召开了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大会。张相文当选首任会长。该会以全面研究地学,坚持爱国进步,谋求救国救民为宗旨。它拥有一批著名的学者,并聘请了外国名誉会员。学会在困难的环境中坚持各种活动,是民国初期中国地理学最重要的组织之一。中国地学会的成立促进了中国舆地之学向近代地理学的转化。

(3)创办我国第一个地学学术期刊——《地学杂志》。

中国地学会成立之后,张相文就决定要编辑出版学会会刊。1910 年2月,《地学杂志》第1期出版。开始为月刊,后来因经费不足出版周期时常变化,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被迫停刊。28年间,共出版181期,刊载论文 1500多篇,各种地图大约140幅。《地学杂志》早期刊登的论文偏重自然地理学和地质学,后期侧重人文地理学。这些文章以新的观点论述地学事物的成因及其发展变化,突破我国传统舆地学单纯记述地理现象的旧框架。该刊既是中国最早出版的科学期刊,又是中国最早传播新地学的刊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地学的发展。

地质学

1840—1919年,中国地质学经历了引进西方近代地质学和综述外国人的地质调查结果两个阶段后,终于建立和发展起来。

外国地质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

西方地质科学传入中国,始于十九世纪中期。一些传教士在编写书刊中,已涉及到一些地质学知识。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Muirhead,1822 —1900)首次将地质科学知识较全面地介绍给国人。他的以中文撰写的《地理全志》下编(上海墨海书馆,1854年)卷一为“地质论”,这是近代意义的 “地质”在中文文献中首次出现,并沿用至今。书中还分层叙述了地层,并附有一张地质年代表。

至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地质学开始较为系统地传入中国。晚清最重要的译书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就出版了多部地质矿物学译著:初刊于1872 年由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口译、华蘅芳笔述的《金石识别》12卷译自英国代那的《矿物学手册》(J.D.Daina,Manual of Mineralogy),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西方地质学译著;初刊于1873年,亦由玛、华二氏翻译的《地学浅释》译自英国雷侠儿的《地质学纲要》(C.Lyell,Elements of Geology),首次完整、系统、详尽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地质学的基本知识和主要内容。此外,该馆还先后出版了舒高第与郑昌棪合译的《链石编》、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与徐寿合译的《宝石兴焉》、傅兰雅与应祖锡合译的《银矿指南》、傅兰雅与潘松合译的《求矿物指南》和王汝译《相地探金石法》等译著,对西方地质学在中国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一时期,译著多是国人与外国人合作完成,术语的翻译多较蹩脚。

至本世纪初,国人始大量独立翻译外国地质学著作,其译著的水平亦有较大的提高。1900—1911年,中国有几十种地质学译著出版。这些译著主要是地质学教材,且多译自日文著作。它们对在中国普及地质学知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外国人在华的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

1840年后,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不同身份和目的的地学家蜂拥来华,进行探险和资源考察,并撰写了一批报告和专著。这些从总体上说是为列强侵略中国服务的考察和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地学的发展。下面仅记述其中较为重要的几个人及其贡献:

美国庞佩利(R.Pumpelly,1837 —1923)是第一位在中国进行地质考察的地质学家。1863—1865年,他先后考察了东北、华北和长江下游一带。1866年,发表他的考察报告《1862—1865年在中国、蒙古、日本的地质调查》。他发现了黄陵背斜,提出了“震旦上升系”的概念,并首次综合中国地质史。他的学生维理士(Bailey Willis,1857—1949)于1903—1904年来华考察,回国后发表的名著《在中国的研究》(1907—1913)在中国地层划分及构造地质学方面有一定影响。

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P.S.von Richthofen,1833—1905)先后二次(1860,1868—1871)来华,足迹遍及十几个省市区,归后发表5卷本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1877—1912)。他提出的中国黄土风成说以及他对中国地质构造和主要地层的论述,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清末民初时,俄国地理学会多次组织考察团来华考察。其中普热瓦尔斯基(H.M.,1839 —1888)于1866—1885年4次来华考察了乌苏里流域、蒙古、华北、新疆、西藏等地,是最早而影响较大的亚洲中部的地理考察者。归国后陆续发表了 6卷本的考察报告。奥勃鲁契夫(B.A.,1863—1956)于1892—1895年4次来华考察,回国后发表了多部著作,其中提出了中国黄土风成说。

日本人的考察主要在东北。本世纪初,他们先后成立了“满洲产业调查会”、“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矿产部地质课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等机构专门从事东北地区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A.Hedin,1865—1952)也是来华考察学者中比较著名的一位。1885—1930年间,他先后6次在我国考察,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回国后发表许多著作。

中国地质科学的建立

1.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章鸿钊。

章鸿钊(1877 —1951)字演群,浙江湖州人。1904年以第一名考取上海南洋公学东文学院。不久赴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师从日本著名的地质学家小藤文次郎。 1911年夏学成回国,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的地质学讲师,是中国高等学府中第一位教授地质课程的中国教师。翌年,任地质科科长。此后又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中国地质学会第一任会长。

章鸿钊深感地质事业与祖国建设关系重大,一直积极、热情地宣传和介绍地质科学,并制定计划、培养人材、发表论著,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中国地质事业。早在日本学习期间,他就翻译日本井上喜之助所作《世界各国之地质调查》一文(《地学杂志》1910 年第3、4期),向国内介绍世界各国地质调查事业的概况。1911年,他出任地质科长后,即草拟公文下达各省征调地质专门人材、地质参考品、各省舆图和矿山区域图说,并发表《调查地质咨文》。同年,他又发表《中华地质调查私议》一文,论述中国地质在世界中所占地位、我国地质调查的时机和调查计划,并附有地质讲习所章程等,为中国近代地质事业制订了一幅发展蓝图。此后,他又与丁文江、翁文灏合作,共同开创了中国近代地质事业。

2.地质教育事业的创办。

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首批官办的新式学校中,有不少已设置了有关地质学方面的课程,如京师同文馆(1862 年)开设了以矿物学为主的“金石”课,福建船政学堂则已列有地质学的课目。1889年,广东水师学堂始设矿学堂,此后以矿业服务为主旨的矿务学堂在各类学校不断创办。1902年颁布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和1903年颁布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均将地质学列为必修课程之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立志振兴中国地质矿产事业的有识之士陆续赴国外学习。邝荣光是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的成员之一,是中国最早留学学习地矿的学生之一。1901年,王宠佑(1879—1958)赴美学习采矿和地质,1904年获硕士学位。此后留学生陆续回国,为中国地质教育事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1909年,中国最早的高等地质教育机构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格致科内创立——地质学门。但是直到1913年只有2个学生毕业。此后因学生太少而停办,直到1917年方恢复,并改称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由曾留学美国的何杰(1888—1979)任系主任,留学德国的王烈(1887—1957)任教授,1920年孙云铸(1895—1979)等8人毕业。此后该系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地质教育机构之一。

1913年10月,北洋政府工商部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地质研究所,先后由1911年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丁文江(1887—1936,同年11月离职)、章鸿钊任所长。这个研究所实际上是一个培养地质专业人材的学校,是民国初期最重要的地质教育机构。其教师多数是兼职的,只有毕业于比利时鲁文大学的翁文灏博士一名专职教员。这所3年制的学校,招收了30名学生。他们在学习基础课的同时,还系统地学习了有关地质学方面的知识,并且进行了十余次的野外地质调研。1916年7月,举行了毕业典礼,共有22名学生参加,其中18名拿到了毕业证书。这些毕业生多数进入地质调查所工作。与此同时,学校宣告结束。这所开办仅3年的学校,却在中国地质事业发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在1922年成立的中国地质学会的26名创立会员中有10名出自这所学校。而且其中多数成为中国地质界颇有影响的骨干。

3.地质管理和科研、调查机构的创建。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务司下设立地质科,由从日本回国的章鸿钊任科长。这是我国政府机关中最早的地质机构。1913年1月,政府北迁后,地质科改由工商部矿政司管辖,章鸿钊辞去科长之职,由丁文江接任。当时科里仅有一个科员、两个佥事,而且都不是学地质的。丁文江上任后就与矿政司长张轶欧商量,并呈工商部批准,改地质科为地质调查所。 1916年1月,地质调查所一度改名地质调查局,张轶欧兼局长。同年10月,仍改回原名,所长仍为丁文江(1921年离职),所址设在北京西城区丰盛胡同 3号。同年分配到所工作的地质研究所的毕业生极大地加强了其科研力量。1919年,该所先后创办《地质汇报》和《地质专报》两种不定期刊物,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地质学学术刊物。这个所是民国时期历史最悠久的中央级地质科研和调查机构。

4.地质研究的主要成果。

二十世纪初,留学生在积极学习和吸收西方近代地质学理论的同时,开始以这些新的思想和方法调查和研究中国地质,并在较短的时间里开创了中国地质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03年8月,中国著名作家、当时在日本学习地质学的鲁迅(1881—1936)以“索子”为名,在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月刊第8期上以文言文发表题为《中国地质略论》的文章。这是中国第一篇以近代地质学理论研究中国地质的论文。1906年7月,他与同学顾琅(生卒年不详,1902年赴日本留学)合编的《中国矿产志》(内附《中国地质矿产全图》)由上海普及书局出版。这是国人首次以地质科学为依据对本国矿产所作的初步概括。

1910年,留学归来、时任直隶全省矿政调查局总勘矿师的邝荣光,先后在《地学杂志》上发表了3种在中国近代地质学上有重要开创性的图版:第一种《直隶地质图》(1∶250万)发表在创刊号上。这张彩色图中的大部分内容是作者实地踏勘的结果。它虽然简单、粗糙,却是国人自编的第一幅地质图。第二种《直隶矿产图》发表在第2号上。它标明了中国煤、铁、铜、铅、银、金的产地。第三种《直隶石层古迹图》发表在第3—4号上。它印出三叶虫、石芦叶、鱼鳞树、凤尾草、蛤、螺、珊瑚和沙谷棕树8种化石。其绘画相当精美,是国人自己采集、自己绘画、自己初步鉴定的化石,也是中国人的第一幅古生物图版。

1911年,章鸿钊以《浙江杭属一带地质》论文获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理学学士。此文是中国地质学者系统研究中国地质的开端,可惜未公开出版。

1912年,翁文灏(1889—1971)以《勒辛地区的含石英玢岩研究》一文获比利时鲁文大学的博士学位。翌年,这篇被列为最优等的论文在鲁文大学地质专刊上发表。这是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发表的第一篇博士论文。

1913年底,丁文江邀德国人梭格尔等人赴正太铁路沿线作地质调查。这是地质调查所成立后的第一次野外调查,是国人进行系统的野外地质调研和地质填图的开端。其考察报告《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刊登在1914年出版的《农商工报》第1卷第1期上,是国人以中文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报告。1914年夏,他又独行滇东、滇北200余日,成为国人开展边远地区大规模地质调研的第一人。

1916年,翁文灏等人编写的地质研究所野外实习的成果《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一书由京华印书局出版。这是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本区域地质专著。

1917年6月,丁文江在英国《远东时报》上发表《中国的煤矿》一文,是国人撰写的第一篇关于中国矿产资源的论文。1919年,翁文灏在《地质专报》乙种第1号发表270页的巨著《中国矿产志图》,首次对中国矿产资源进行系统的论述。书中所附1:600百万的《中国地质约测图》,是国人自编的第一张全国地质图。

1918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的李四光(1889—1971)完成硕士论文《中国地质大纲》,1921年在英国《地质学杂志》上发表。此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地质的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