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器
《易。系》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盖道自虚无，始生一气，凝成太极。太极判而阴阳分。天包地外，地处天中。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者，是也。由是，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间名物理气无不罗括而包举。是故，一者奇数也，二者偶数也。奇偶相成，参伍错综，阴阳全而万物备矣。
故物由气生，即器由道出。《老子》云：“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昔轩辕访道于广成，孔子问礼于老氏，虞廷十六字之心传，圣门一贯之秘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有中，人亦同具。秦汉以降，群言淆杂，大抵失中之旨。《大学》云：“止至善。”止此中也。《中庸》云：“得一善则拳拳服膺。”服此中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中国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之大道，而孔子述之以教天下万世者也。
夫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虽《中庸》《周易》已详，要非俗儒所能知，亦非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齐观也。《易》独以形上形下发明之者，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践迹不足以穷神。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缺“考工”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徒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秦汉以还，中原板荡，文物无存，学人莫窥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不知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
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则放卷无具。
昔我夫子不尝曰：“由博返约”乎？夫博者何？西人之所鹜格致诸门，如一切汽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而皆不能无所依据，器是也。约者何？一语已足包性命之原而通天人之故，道是也。今西人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五方俱入中土，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见端也。由是本末具，虚实备，理与数合，物与理融，屈计数百年后，其分歧之教必寝衰，而折入于孔孟之正，趋象数之学。必研精而潜通乎性命之枢纽，直可操券而卜之矣。
《新序》曰：“强必以霸服，霸必以王服”。恭维我皇上，天亶聪明，宅中驭外，守尧舜文武之法，绍危微精一之传。诚使设大小学馆，以育英才，开上下议院，以集众益，精理农商，藉植富国之本，简练水陆，用伐强敌之谋，由强企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于以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规而无难矣。
公举
公举之法，即乡举里选之遗意也。汉代行之，得人称盛。盖士崇秋实，不尚春华；人务经纶，不争词采。而化行俗美，端赖乎此。中国取士以科第，专尚时文，较所举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先器识而后文艺者相去远矣。近代设官之意，惟重杜弊。如此省之人往彼省而筮仕，彼省之人来此省而为官，似欲阴胁其人，使不能赡宗植党以厚施，要结民心；又欲明制其人，使不能泄怨报恩，借公事愉快已意。控驭之法，似为得宜。不知朘剥百姓，贻误地方，呼吁无门，最为下策。
何则？凡人性情，作客者不如桑梓之真挚，况言语殊异，不若同声相应之投机。人地既已生疏，情愿不相联属，休戚无关，肥瘠莫问，充其量也，官见民而生憎，民见官而生畏。名为民之父母，实则民之寇仇。故今之官剥民则无微不至，不计其至再至三也。保民则始终膜视，不闻其兴利除弊也。
夫设官所以安百姓，而非所以危百姓；所以利地方，而非所以害地方。
今乃特设一法，必使易地服官，而利害安危仍不免于参半，且变本加厉，则安在其为善法也？法之善者，必使有安无危，有利无害，众心共惬，人地相宜，可大可久而不可废者，其惟公举之一法乎？
查泰西公举之法，已详于《议院论》内。有一乡公举之人，有一县公举之人，有一府公举之人，有一省公举之人。凡身家清白、有产业若干者，方可举人。
今则无产业有俸糈、而确系土人、身家清白者，亦可举人。其预选举者，须年在二十五岁左右，有产地于国中、品学兼优、操守廉洁者，方得被选。亦有但问其才力能否胜任，不必问其身家殷实者。
考各国选举议员之例，为民主、君民共主等国最重之典章。议员即民间之委员。由县西府，由府而国，而事之利弊、民之好恶，胥藉委员以达之。
为委员者，将出其所学，以济民之困而养民之和。凡军国大政，其权虽决于君上，而度支转饷，其权实操诸庶民。是君民相维，上下一德，皆此例为之。
顾其例偏重于举之之人，则尤为有理。盖必使举人者不限于资格，然后能各供所知；而于所举者必严其限制，然后能杜绝虚声也。至于陪审公正人员亦向择于众百姓中。凡仕宦教读乡勇及不谙文字本有职守者，皆不预其列。虽然公举议员陪审之法甚善，亦由泰西学校多、教育人材之盛所致。
矧其无处不设日报馆，无人不观日报，中外之事，老少咸知。我学校尚未振兴，日报仅有数处，公举议员之法殆未可施诸今日也。
盖议院为集众是，以求一当之地，非聚群嚣以成一哄之场。必民皆智慧，而后所举之员乃贤。议员贤，而后议论措置乃得有真是非。否则，徒滋乱萌。
所谓欲知其利，当知其弊也。
现我国无公举之法，有保举人才一途。惟保举人才之大员必先度自己之器识如何，才猷如何，而后能知他人之器识是否宏通，才猷是否卓越。如其但有保举之权，而于时务一无所知，学识一无所长，则何能知属员之贤否而保荐之？况知人则德，帷帝其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可知以言貌取人者，不失之伪，则失之诬。
世之有才者，未必有德，有德者，未必有才。才德兼优之士必不肯轻易近人，不愿干谒当道，终身伏处草茅，富贵人罕识其面，则又何从而知之？
即或知之，亦得诸耳闻，而非目睹。
若夫奇才异能、专精于天文地理算学格致制造诸学者，皆属艺事，可以考试而定其优劣，此诚显而易见者矣，然亦非督抚所能定。盖督抚未必于以上诸学皆能窥其门径，则又何从辨人之学问深浅哉？况各部堂官，各省督抚，皆由科甲出身，其所识皆门生故吏、世好姻亲，无非名利两途庸俗之人，平日又未暇吐、握发、延揽人材，故昔日所举亦无非奉行故事，苟且塞责而已，从未闻荐一山林隐逸、市井遗贤。岂今无传说孔明侯生景略其人者乎？亦求才者未能虚心，则人才不免裹足，徒为躁进钻营者之资耳。故曰：欲祛官吏弄权躁进钻营夤缘之习，当必自广开学校、教育人材、复行乡举里选之法始。
原君
《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非以逸乐其身。神农憔悴，尧瘦臞，舜黧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圣人之君人也，勤民至矣。
自传贤之局变为世及，后世沿袭，因有攘夺篡弑之害，乃以举国为私产，兆庶为奴隶。推其原故，良由名分太尊，堂廉太远，习惯自然，忘乎天之立君者何为，民之仰望于君者何事也。或藉公而济私，或挟私而废公。为主者既各私其公，为臣者亦各私其私。君若臣皆得各擅其私利，而熙熙攘攘之民遂交受其害而不得复沾其利。然蕴利生孽，不利于民者，终亦不利于君。
昔泰西君主之国亦恐民之有权而不能压制，于是议院不准立，新法不准行。
乃愈压而民愈乱，乃变群民平权之政，而国始敉安。中国权操于上，冠履之辨最严。降及嬴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直欲锢天下之耳目，缚天下之手足，惟所欲为。呜呼，酷矣！然再传而覆，所私之利，拱手让人，子孙且无噍类。
征诸西史，罗马之提挈群豪，拿破仑之鞭笞宇宙，固已囊括欧洲，几成大一统之雄图。惟以兵力压人，不行仁政，或数传覆袭，或及身俘虏。使起数雄于九原而向之，应自悔其用心之大谬也。善夫，太公之言！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又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又曰：“先之劳之。”夫子值东周之衰，世变未极，故为此浑容之语。洎乎孟子，世变将极，上下之情愈离，故其言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曰：“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其悲天悯人，冀世主之一悟，不啻大声疾呼。卒之，举世聋瞆，竟无用者，终成暴秦之祸。伤已！
汉唐以降，虽代有令辟，而要皆创业之始，挟其假仁小惠，笼络天下，以求遂其大欲。守成之主，并此而去之，百计防，维全其权，固其私，为子孙谋，去古人利天下之心愈远而愈失。此所以治乱相寻，无百年而不变。
宋儒误引《春秋》之义，谓：“君虽至不仁，臣民必须受无贰。”呜呼！
信如斯也，则是天下之立君专为鱼肉斯民，而天下兆民胥供一人之用，有是理乎？为君者乐其言便于一己之私，亦从而嘉许之，以布告四海。执持愈坚，缚束愈甚。于是，天下之民气愈遏抑而不能伸，天下之民心愈困穷而无所告。
郁久猝发，若决江河，不横溃四出，尽溃堤防而不止。嗟呼！孰使然哉？
虽然，嬴秦之暴，罗马之强，拿破仑之悍鸷，其残民求逞，倏忽败亡，亦固其所。历代以来，亦有君非甚为昏暴，臣非尽属奸贪，善政亦复屡颁，而天下莫蒙其泽。自奉未闻极侈，而四海已极其财。如人之身外似无病，而脏腑败坏于无形。求其故而不得，则上下不相爱，不相爱而相欺之害也。
何则？君之有民，犹人骨之有肉，体之有肢，动息痛痒，一气相通。若君则晏然于上，漠然于中，其视民之困厄，不啻秦人视越人之肥瘠，谓我万民之主，食租衣税而已。百姓之资愚，其父兄教之；闾阎之生聚，其土地养之；作奸犯科，有司执法惩之。如以天子之尊，日为百姓劬苦，吾何乐为君乎？如是积久而水旱之灾不闻减膳，奇冤之屈鲜照覆盆。皆由此晏然之一念，而成此漠然之全体。此其病在君之不爱民。而民亦于束身免死之外不顾其他。以为兵戎兴败司之者有武员，国社存亡主之者有天意。其由民入仕，莫不曰：官有定价，吾多金则捐之；试有专科，吾能文则取之。必惓惓焉瘁心力以谈经济，奋忠义以济艰难，则九阍既远，莫鉴愚衷，四海殊宽，何难苟免？纵掷吾一人之身命，不足挽气运于将衰。积久而困兽铤险，显聚萑符。外患纷乘，坐资奸利，亦由此冥然之一念而成此恝然之全体。此其病在民之不爱君。二者交弊，转而为交害。此必至之势，无幸免之理也。
难者曰：如子言，苛刻既不可为，清静又不可尚，且为奈何？则曰：无难也。
有道以御之，则病不生；有德以濡之，则习可变。是非君民交泰不可。
欲期交泰，非上下一心不可。欲求一心，非君民公利不可。语云：“风行则草偃，霜落而钟鸣。”感应之机，捷于影响。此其故意毋遽责之民也，责之君而已。使为君者毋日竭天下万民之利以养一人也，而日溥天下之利以养万民。予一人分而给之，总而理之，斯可矣。勤勤恳恳焉，日不及餐，夜不及寐，视天下万民之事皆己之事，视天下万民之身如己之身。尽地利、薄赋税以养之，设学校、择师傅以教之。天下有病民者吾斥之，天下有虐民者吾诛之；天下有爱民者吾亲之，天下有利民者吾显之。必使天下无一饥民，无一寒民，无一愚民，无一莠民。
否，则勤勤恳恳，日忘餐、夜废寝者如故。自能上合天心，下合民心，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克为千秋万世之共主。
故知君人者，欿然视已为天下之人役，适所以永为天下之人主；侈然自为天下之人主，终且求为天下之人役焉而不可得矣。噫！
条约
各国初定通商条约，措辞皆言彼此均沾利益，其实皆利已以损人也。骤观之几莫能辨。惟强与强遇，则熟审两国所获之利益足以相当而后允准，否则不从。
若一强一弱，则利必归强，而害则归弱。甚至有不谙他国强弱之势而误以弱为强、甘受其制，而因受其害者。故洋务不可不明也，而明洋务尤必兼明商务，盖条约中交涉商务者为多。
我国昔与外国所立条约，受害甚深，事事悉为人所掣肘。同治八年，总署与英法更修条约，各节所论“洋货入内地税单”一事，只能保单内所开之货由通商口岸至单内所指之地，沿途免征税厘。若已到单内所指之地后，该货即与无单之货无异。“厘捐”一事，中国既为自主之国，其如何征收，应听自便，如他国前来干预阻碍，实不能谓之公允。“管辖”一事，条约内不归管辖之条，非准由洋人将华民应遵之章任意违背。至于领事官既有审鞫之权，则应委派实受官员充当此职，不应以商人代充。“均沾”一节，此国情沾彼国所得之益，则应同彼国所遵之章。“教务”一节，中国界内只有中国官可以管理中国百姓，而中国百姓入教与否，均应遵守中国法纪。
按总署所论五端，事属平常。乃如进口各物，凡有夺我民生计者，不准免税，而彼不计也。烟酒害我民者也，即使重征其税，彼应无辞，而今不然也。我国之货到彼国则任彼国重征，我国之人到彼国则任彼抽税。较之日本与外国更修条约，诚有天渊之隔。而彼尚云：“万难照允。”往来辩论，久无成说。诚如崔星使所论： “两强相遇，其国势稍有等差，即其存心隐有区别。如果彼则不得不让利于彼，而归害于我。一时让而时时如斯，一事让而事事如斯。以后他国立约，亦以此心相待，而立约遂无平允之日。”
盖泰西各国不讳言利，所以竞竞相持者，恐利源之耗于外国而欲自保其利源也。入口免税之物皆本国所急需，故以此招徕，非有所加惠于他国也。
若酒若烟，非民生之所示以养者，则重其税，使食之者寡，则亦自保其利源也。今外国所来杂物，为行船行旅所需者，如美之麦面，岁至中国数十万包，概不征税。烟酒两项，在外国且加以极重之税，而今亦免之，则藉口于食用所必需者也。而美廷则于中国之白米、药材、衣服……凡入美国口者，其征税过于成本。
类此者甚多。不平之事令人气塞！已于《交涉》《税则》篇中论之详矣。
尝闻西人云：通商交涉之事胶扰虽多，一言以蔽之，曰：“抵制而已’。
通商之约，必曰两国均益。今益于人而损于我，则我亦以损人益我者报之。
其人如愿，则我以抵制者，增我国所收于人之税；其人如不愿，则我亦以抵制者，裁彼国所收于我之税。必使持平，方不至朘我而肥彼也。各国交涉无时不有者，我国宜加意也。
近阅崔星使所译去年西报，纪日本下议院呈递日廷奏章所陈条约四端，确中亚洲之弊，今录之，以备参考。
其略云：为请旨议改条约四端，以图振兴、收利权事。窃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至十九年大权旁落，外侮沓来，遂致有城下之盟，立此不公条约。
藩王逞雄海内，强邻逼迫境中。明治初年，是以有兵戎之举。所可惜者，前与外国所立不公之约未能改换耳。
查我国有自主之权，凡外人，庇宇下，自应归我管辖。税务亦应在我权衡，今为条约所限，不可措手，殊失国威。臣等每一思维，欷歔欲绝。外人在我国旅居，不隶我国治下，只受彼国公使领事所辖，一如在日本；然我日人往彼国，何以须遵彼之管束？至税务又格于条约，不得我行我法。我国货物至彼入口则任彼重税。是我有权，彼则夺之；是彼重征，我则依之。此我商务技艺之难以振兴，国库之所以日削者，职是故也。虽皇上深宫劼毖，励精图治，亦未由振发矣。推其初与外国订约，不深虑于日后，而苟安于目前。
想当日秉钧大员未深谙外国情形，率尔立约，致有此掣肘之患。臣等请嗣后遇换约之期，宜为弥缝补苴之计。所有牵掣我国之款，亟图更改。谨将议就四端，为我皇上陈之。
一、请外人在日本居住者，必须由日国管辖。二、税务如何征收，皆系我朝自立主意，外国不得预闻，条约不能限制。三、有约之国通商口岸，我国均沾其利，不得畸轻畸重。四、我国政治，外人不得干预。以上四款，伏求皇上睿智如神，俯加俞允，他年条约更换之期，望将四款增入云。
闻日本均与各国商允矣。按中国受病之重，岂止四款？亦望我国变法自强，亟宜尽力修改，以保利源。国体幸甚！生民幸甚！
崔星使日记云：中美两国税，则美收中国入口米税每包二角二分，每年五十万包，计税银已百余万两，而美之面粉入中国口者，竟不纳税。我之油，彼按成本抽税百之廿五，而煤油入中国，按成本仅纳百之五。丝绸，美收百之五十，美之绸布入中国仍纳百之五。两相比较，已少收十之九。烟酒，美收税极重，而中国不收税。外国药材，如屈臣氏、德记各号，分布各省，每年所售出之药计已数百万两，一概无税，而中国药材仅供华人所用者，其数甚微，金山入口收税极重。
中国入口衣服烟酒蜜饯，始以为洋人自用，不纳税；今则各洋行出售，亦无税。中国之衣入金山口者，无不纳税，且华人附体之衣过五层者，仍纳税。何其锱铢必较，一至于斯！雅片一物，美国计两收税银一两，中国仿之，则每年收税有一万万两矣！
昔年风气未开，通商条约粗具，所定各货税，则我国大受其损，岂可因仍隐忍，虚与委蛇？是宜由各海关聘深明各国税章、灼知洋货价值之人，并由商务大臣通饬商务局董，各将税则详细考究，何者我亏？何者彼利？何者应加？何者应改？一一核定，草本呈上，总署集议酌定。俟届修约之期，照会各国，指明应改条约，彼此各派洞明商务之使臣，会议妥订，以期彼此有益，而交谊可以永久。
然必当讲求于平日，非可取用于临时。若平日绝不讲求，临时任通商大臣，派一二亲信私人订立，则遗漏挂误之处必多，一经修定，后悔何及！
将年复一年，坐受亏耗，利权不可为矣。
教养
太古之世，浑浑噩噩。民生其间，穴居野处，饮血茹毛，饥起倦息，安熙无为，不异禽兽。迨世代叠累，而人民滋息。境内之物不足供，则必迁地就食。弋猎为粮，先从其易者取之。至易者尽，则难取者亦必思设法以致之。
由是而智巧出矣。举凡手足之力所不及，必用法以助之。兽之猛者用金革以杀之，鸟之飞者用弓矢以射之，鱼之潜者用网罟以罗之。其金革、弓矢、网罟之器，愈制而愈精，愈用而愈密。则少者愚者必不如老者智者焉。于是，老者智者必授其精巧之法于少者愚者，以为觅食之具矣。此教养之道所由兆基于蓁莽之世也。
及其后生齿日繁，物类渐少，猎食不易，奔驰艰苦，时则有智者出焉，因天地生息之理而教民以稼穑畜牧之事。诸事兴则民日取给而有余。遂无弋猎奔逐之劳，少迁徙流离之苦。始得族聚而群居，日渐积而成国。由此人事日增，交际日广。有圣者起，为之开物成务，为之草创经营。衣食、官室、人伦、政治日臻美备。此又教养之道所由著于草昧初开之世也。然则，教养之端由来尚矣。
我中国文明开寰宇之先。唐虞之时已臻盛治。迄乎三代，文化尤隆。设学校以教士，授井田以养民。其时庶物咸熙，人怀帝德，猗欤盛哉！夫天生民，以教养托之于君，故有国家天下者，其责无过于教养。降及春秋，群雄竞伯，人各自私，生民涂炭，教养之道荡然无余。然而去古未远，遗风尚在。
教养虽失于君师，而民间尤能自教自养也。
暴秦崛兴，焚书坑儒，务愚黔首。明季制艺之科，专图锢蔽天下之人材，后世因之，则民之自教自养亦有所扰累矣。迨至蚩蚩失教，其不复等于禽兽者几希。
为之俑者，初以天下之多事，皆豪杰为之也，遂谓天下人可愚不可智，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庶我之大业可世守。故凡能开人聪明，启人知识之事，悉欲抑而屏之。
此三代以下人材不世出，民生所以日促也。悲乎！
横览环球各邦，其国运之隆替，莫不系乎人材，而人材之盛衰，莫不关乎教化。其教养有道者，勃然以兴；教养失道者，忽然以亡。试观英德法美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有所教。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校之中，使通国之人童而习之。各就性质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设有专师，循循指导。虽理至幽微，事至奥妙，皆能有法以晓喻之，有器以窥测之。其所教由浅而深，自简及繁。
故人之灵明日启，智慧日积。而人材济济，国势以强也。
是故人材众则百事兴。举凡机器制造，轮船火车，皆巧夺天工，日新月盛。
而农政商务亦日增，新法日为推广。市无游民，廛皆食力。如是则士得教而民有养。甚至疲癃残疾贫老孤婴，亦皆有院以周恤之，无一夫不得其所。
此教养有道，而英法德美诸邦勃然隆盛也。
又观印度、安南、缅甸、暹罗诸国，上失教养之方，下无奋兴之士，繁法严刑，横征暴敛，无异虐秦。贿赂公行，买官鬻爵，奸恶诈伪，上下相蒙。
加之河渠不治，田畴日芜，士无所学，民多好闲。农工废业，商贾乏资，百姓流离，盗贼遍野。此其教养失道，国势陵替，而先后沦亡，如出一辙也。
谚曰：“前车之覆，后车之戒。”我中国教养之道自三代以后渺矣。无闻政治，民风江河日下。方今时事日非，国势益促，外有强邻环视，内有伏莽堪虞。
倘仍因循苟且，粉饰欺蒙，而不上下一心，力为图治，亟行教养，则他日之事岂忍言哉！
夫以上古游猎之时，耕牧之世，犹尚教养，况于今日地球之中已患人满，弋猎固无以为粮，而耕牧犹虞不给，教养讵可废乎？故西人广求格致以为教养之方。
盖世界由弋猎变而为耕牧，耕牧变而为格致。此固世运之迁移，而天地自然之理也。顾格致为何？穷天地之化机，阐万物凶理，以人事补天工，役天工于人事。
能明其理，以一人而养千万人可，以一人而养亿兆人亦无不可。
我中国生齿四万万人民，甲于五大洲。子此元元，可不亟图教养之方哉？
今日之计，宜变制艺之科，兴格致之学，多设学校，广植人材，遍兴工艺厂，收养穷民，开诚布公，与民更始。庶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复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