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革命,亦从新军发起。

早在1906年,中国同盟会福建支部成立,支部长是郑祖荫,总干事为林斯琛。同盟会福建支部创办了机关报《建言报》。

福建新军原是左宗棠旧部湘军改编而成,设誓编陆军第10镇,镇下属2协4标即第19、20协,第37、38、39、40标。其中第19协始终未建立。第10镇统制是孙道仁,孙道仁是名将孙开华之后,是个绔绔子弟。他并未受军事教育,于军事诸多隔膜,只是承袭父职。他的部下重要军官,大多曾经留学日本士官学校,色彩较新。第20协统领许崇智字汝为,1886年出生于广东番禺,入福州船政学堂,后保送日本士官学校。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毕业归国后,历任福建武备学堂教习,总教习,擢新军10镇40标标统,迁20协协统。

同盟会运动新军下层士兵起主要作用的人是彭寿松。彭是湖南长沙人,他的父亲早年以武弁随左宗棠入闽。曾在台湾任武职,后病死在福州。性格豪侠、好用意气的彭寿松早年加入哥老会,曾当过福州缉私局局长,后由林斯琛介绍加入同盟会。他认为革命须靠武力,争取武力必须从军警下手,便建立军警同盟会,运动新军。彭既湘人,又湘军将门之后,且系哥老会中人,故游说较易。军队中的同盟会组织发展很快。

1911年11月1日,林斯琛去武汉、上海联络后回到福州。他同郑祖荫、许崇智以及40标统带林肇民、炮兵营管带萧奇斌等,在南台白泉庵开军事会议,策划起义。虽然新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已转为革命力量,但镇统制孙道仁尚未争取。林斯琛通过英商乾记洋行买办蔡展庞,劝告孙道仁。孙先是犹豫不决,后见省内外形势剧变,才表示赞成革命。

5日晚,郑祖荫、林斯琛、许崇智、彭寿松、孙道仁、刘通等人在一艘停泊在魁岐江面的夹板船上讨论和部署起义,孙道仁即宣誓加入同盟会。

闽省清廷旗人将军对该省新军防范较严,已将药库子弹悉行搬入旗界,新军军士每人只有四五发子弹,难以发难。幸好驻守屏山军械库的员兵多已加入军警特别同盟会,便偷凿墙垣,于6、7两日晚,将子弹秘密运出。

孙道仁于8日发出密令:许崇智为前敌总指挥,彭寿松为先锋队和差遣队指挥,于当晚向于山发起总攻。洋枪队由刘通等率领,保护领事馆区和外侨,并占领银元局、厘税局。

当日晚上,许崇智率队进入于山。于山俯瞰旗营,为必争之地,旗军失此先着,成为困守一隅之局。福州将军朴寿所部八旗捷胜两营,官兵2500人,起义军5000余人,兵力强,地势利。

9日拂晓5时,号炮鸣响,起义军开始进攻。炮兵集中火力轰击福州将军署,满人死伤颇多。中午11时半,清军势不能支,士无斗志,在城上竖起白布降旗,上书:“将军出走,停战议和。”起义军怕他们诈降,置之不理,继续炮击。下午2时,清军又在于山天君殿前门的标杆上,挂一面白布阵旗,上书:“请求停火,愿将全部缴械乞降。”

许崇智见到白旗,即命停火。一个旗营官员,手持粉纸白旗,上书“献械乞降”四字,挑夫随其后,挑着步枪机柄数担。

翌日8时,八旗都统胜恩率领八旗兵1300余人,到南校场指定地点参加受降仪式。每人得银洋一元,遣散。福州将军朴寿在押送途中被起义士兵乱刀砍死。闽浙总督松寿吞金自杀。

彭寿松集合同志,进总督衙,议定组织军政府,众人举孙道仁为都督。都督府设参事委员会,掌管民政,推彭寿松、郑祖荫、林斯琛、刘通等10人为参事员。彭寿松为会长。

都督府成立,13日举行都督就职典礼。郑祖荫代表同盟会授予孙道仁都督印信,文为“中华军政府闽都督之印”。孙道仁接印,张贴就职告示。参事委员会稍后改为政务院,彭寿松为院长,郑祖荫、林斯琛为副院长,许崇智为第1师师长。那些立宪派人士,也参加政府组阁,原谘议局议长高登鲤任民政部部长,副议长刘崇佑任次长;另一名副议长陈之麟任财政部部长,谘议局秘书长林长民任外交部长。

贵州起义却是另一番气象。起义前有两大组织在活动,一个是自治学社,一个是历史研究会和它的外围组织皇汉公。

自治学社的领导人是张百麟。

张百麟贵州贵阳人,原籍湖南长沙,一名景福,字石麒。1902年,23岁赴日本,肄业于早稻大学法政速成科。次年归国,他父亲给他捐了个通判,并在 1907年上半年考入贵州法政学堂,成为官班的学员。这一年他和钟山玉、黄泽霖等组织了自治学社。张百麟在成立大会上演说:

“我辈对于瓜分警告,不在于痛哭流涕,惟在讲求救亡方法。据不佞愚见,我辈现今保国,当用国民责任说,将来立国,当用国家主体说。故研究结果,首以国民责任为大前提,借以唤起一般人之责任心。即以个人自治为起点,以地方自治为延长线,以国家自治为最终点。”

学社社章规定:“本社名曰自治学社。凡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之学理,皆当次第研究之。同人认定个人自治为单位,务期人人有道德智识,养成善良品性,造就完全人格,以赞助地方自治之实行,达国家自治之希望。”

学社向官府立案,得到批准。

1909年9月,自治学社筹办的《西南日报》出版,张百麟任编辑。扩大了学社的影响,学社社务发展很快,社员逐渐增多。从1907年至1911年五年间,他们派出干部到各县活动。时值清政府宣布筹办地方自治,各县自治学社得以比较顺利地成立起来。贵州全省府、厅、州、县64个,有47个建立了自治学社。全省学社社员达1·4万余人。

自治学社在贵阳已有相当大的势力。1909年,贵州省谘议局成立,有议员39名,自治学社社员却占去33席。自治学社社员谭西庚选为副议长;常驻议员办事处书记长,也是社员周培艺担任。后来议长辞职,谭西庚被补选为议长,朱焯、龚文柱为副议长。整个谘议局全被自治学社控制。

由于形势的发展,自治学社趋于革命。张百麟写信给东京中国同盟会贵州主盟人平刚,表示自治学社愿加入中国同盟会,得到同盟会总部的批准,自治学社加入了同盟会,张百麟为同盟会贵州分会会长。自治学社的势力遍及军、政、学各界。

历史研究会是由贵州陆军小学堂学生席正铭、阎崇阶、江务滋、刘莘园、田子玉等,于1908年4月发起建立的。其会员除陆军小学堂学生外,还有公立中学、优级师范选科等学校少数学生参加。会址设在陆军小学堂内,由席正铭负总责,阎崇阶、刘莘园、田子玉、江务滋及公立中学学生何器之协助。一二个月内,发展会员数十人。

席正铭等考虑:革命要拚命,要流血。学校的学生,对宣传革命,组织革命,虽然能取到较大作用,但毕竟不能希望他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要执干戈与满人决胜负,不能不预筹大批武装斗士和英雄豪杰。他们便决定联络新军。

贵州新军只有常备步兵第1标,标统由镇江人袁义保担任,其余管带、队官、排长,湖北籍占居多数。兵员注重土著,新军头目和士兵,90%以上便都是袍哥阶级。袍哥某些规章习惯俗不可耐,高尚人士尝诋毁他们为下流、自好者,雅不屑为。

历史研究会与新军联络,两全之道,只有自立公口。他们便在贵阳城内王家巷朱勇烈公祠,成立“皇汉公”码头,同新军士兵联系,也兼顾绿营、巡防营、帮会、社会人士的联络。“公口”由席正铭任“大爷”,掌“码头”。席早年在家乡沿河县参加过哥老会,有基础。阎崇阶、朱绍再任正副“钱粮”,刘莘园、江务滋、朱导江任正副“管事”。

他们很快联络了新军中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人,如正目杨树青等。标部的两个密查金渭滨和庄鹏程也被他们联络,金、庄既是贵阳有名的袍哥,又是标统袁义保的耳目,他们转而帮助拉拢贵阳城内外的各个公口,使皇汉公的活动得到蓬勃发展。

席正铭、刘莘园、江务滋等于1909年毕业于陆军小学堂,去武昌陆军中学堂就读,并在那里加入同盟会。席正铭离开贵阳,历史研究会和皇汉公两个组织由阎崇阶、何器之负责。皇汉公公口也由朱勇烈公祠移入陆军小学堂内。有人认为皇汉公的“皇”字含义不明,遂改名为“汇英公”。

阎崇阶于1911年从陆军小学堂毕业,去武昌陆军中学堂升学,江务滋因病从武昌退学,转回贵阳,被陆军小学堂总办派为助教,历史研究会和汇英公便由江务滋、肖道生、莫纪莹等主持,新军方面由谭梦芝、康俊武、张伯西、庄鹏程、金渭滨负责,文学校仍由何器之负责。

武昌首义消息传到贵阳,张百麟召集会议,作紧急部署,先成立10人委员会,总揽起义计划,以张百麟、黄泽霖、胡刚等人为委员,委员会下设三个委员会:一、军事委员会,以张百麟为委员长;二、民政委员会,以周培艺为委员长;三、交涉委员会,以谭西庚为委员长。召集会党、联络学界、军界、警界,同陆军小学、新军联系,准备起义。

张百麟去标统袁义保家,道:“如各省纷纷起义,贵州恐亦不免。只有负重望的人出来领导,则地方少糜烂。为达到贵州和平独立,愿推义保为都督,如湖北黎元洪故事。”

袁义保以为贵州贫困,独立后军饷将断,军政两费,支用繁多,无法应付,辞不愿就。双方约定各不泄露而散。11月3日晚,自治学社决心发难,发出动员令。

陆军小学堂总办姜若望下令收缴学生枪枝入库,学生们跃跃欲试,伺机而起。

贵州巡抚沈瑜庆调动外地巡防营来省,防范陆军小学堂和新军,并加调最反动的兴义黄草坝团防营刘显世营来省城,10天就可到达。

陆军小学堂江务滋等得到消息,议定11月10日前后发难。11月3日是星期日,陆军小学堂200多名学生放假,纷纷出校到新军营内活动。中午回校后,众人喜形于色。晚上自习时,三三两两在讲堂上或自习室内谈论起义之事,不料被值星学长毛凤岗察听,令学生肖道生、莫纪莹、雷世魁等,到值星官室内拍桌怒骂。肖道生说出实情,并劝导毛凤岗参加起义。

毛凤岗即跑出向总办姜若望报告。

江务滋等觉得此时纵欲罢手,也不可能,随即决定乘校中没有官长机会,立即行动,破库取枪,于是全体学生直冲库门,各自拿枪在手,但子弹一粒也没有。学生们便磨利了刺刀。准备战斗,并推江务滋、肖道生、雷世魁分赴城内和南厂新军告急求援。

姜若望和队长阮俊斋赶到学校,被学生看守起来。清军巡防营胡锦棠部把陆军小学堂包围起来。

江务滋来到南厂新军1标营中告急道:“陆军小学同学已于晚间8时发动起义,现在被巡防营胡锦棠部包围,情势危急,特来请求新军兄弟们火速援救。”全标骚动。

标统袁义保赶来,集合全体官兵训话:“军人以绝对服从为天职,……”

他的话还未说完,杨树清在队伍中朝天开了一枪,并喊道:“我们不能再‘绝对’了!”队伍顿时哗变。

标教练官杨荩诚站出来表示支持陆军小学学生,他口述命令,分派各营任务。

杨荩诚是四川秀山县人,秀山与贵州的松桃县为邻。他初进武备堂,后被保送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贵州供职。初任营务处帮办,后调任陆军小学堂总办,兼任新军教练官,职位相当于副标统。他为人忠厚老成,思想进步,对陆军小学学生和新军士兵,爱护备至,受到学生和士兵们爱戴,众人服从他的指挥。于是,队官赵德全立即率部出发,将包围陆军小学堂的胡锦棠部监视起来。

新军前哨向胡锦棠部逼近,胡部被迫撤离。杨荩诚命令赵德全部立即入城,直捣大兴寺军械库,夺得800余枪支、子弹多箱。枪支和子弹分别配给驻马棚街的新军徒手队和陆军小学堂学生。这时已是4日拂晓。

杨荩诚率陆军小学堂学生和新军部队,由大南门入城,直趋谘议局。

贵州巡抚沈瑜庆得知新军哗变,便打电话询问,接话人谎称袁义保已被起义部队枪毙,南厂新军营内尚在混乱之中。

沈瑜庆惊慌地下令:

“炮兵向新军营地和陆军小学堂两处轰击。”

炮兵队回答:“所有炮闩已被人盗走,尚在追查。”

沈瑜庆又令抚署卫队加强防守。卫队管带彭尔坤表示:“若土匪妄动,则卫兵持枪配弹准备以待久矣,若谘议局与学生及军人起义,卫兵已共表同情,不能战也。”

沈瑜庆见大势已去,便派巡警道贺国昌、劝业道王玉麟为代表,找谘议局议长谭西庚和自治学社领导人张百麟谈判。双方商定由沈瑜庆通饬全省文武官员,宣布辞职,交政于民。民军保护官吏及眷属生命财产;库储、卷宗及一切公用房屋器具悉数移交,不得损坏、隐匿或遗失;教民、教堂、教士及外人生命财产,由民军负责保护。

沈瑜庆交出巡抚印信后,离开贵阳,经汉口去上海。

谭西庚、张百麟以谘议局名义,召集各界开会,商定成立军政府事宜,会上推选杨荩诚为都督,队官赵德全为副都督。又决定成立枢密院,张百麟为院长,贵州城内第一巨富、宪政派任可澄为副院长,周培艺为行政总理。

贵州省军政府各机构的权力和分工,与其他各省不同。各省都督总管全省军政、民政事宜。贵州军政府组织大纲却规定:都督专管军事;行政总理主办民政;枢密院策划军事,指导民政。11月7日,军政府将谘议局改为立法院,谭西庚为院长、朱焯为副院长。

新军和陆军小学堂在起义中起了决定作用,但在成立军政府时,只得到了权力有限的都督职位,无力影响局势发展。在独立后,反而显得无所作为,变得无声无息,被自治学社派和宪政预备会派排挤。

宪政预备会议派则由与官场互通声气的名士名绅组成,主张接近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最有影响的人物是何可澄、唐尔镛、于德楷、华之鸿等。

起义前,自治学社派与宪政预备会派为争夺谘议局席位相斗,宪政预备会派失败,在谘议局内只得到了几个席位。

军政府成立后,内部矛盾与倾轧随之而起,杨荩诚与枢密院、立法院时生摩擦,而赵德全不能同杨荩诚融洽合作,且受宪政会挑拨,摩擦遂愈扩愈大。张百麟又与赵德全策划锄杨。

杨荩诚终是老实之人,不善政治斗争,表示亟欲求去之意,众人以杨既愿退,遂决定以第2标第3标共编1混成协,由杨率领援鄂,都督名义仍旧,赵德全代行都督职权。第1标已由叶占魁率领援川,杨荩诚又带去两标援鄂,贵州军队全部离境,陆军小学堂学生也有一批学生随之赴外地,省内革命军事力量顿见空虚。

自治、宪政两派的矛盾又速上升。宪政派没有兵力,自治派在新军中的基础也很薄弱。张百麟便以黄泽霖为五路总统,广招游民,组织哥老会。新成立的哥老会,月必数起,开山堂时必迎一次帅印,敲锣打鼓,会员多穿戏装,头扎包巾,两缕头发分挂两耳,身披鹤衫,腰配刀剑,招摇过市。这些人品质复杂,在城里估买估卖,抢劫居民。弄得人心惶惶,居民不敢出街买物,夜里不敢脱衣而睡。

宪政派见自治派势力日增,便窃窃自危,也照搬自治派的办法,开公口,以陈钟岳为正龙头,陈廷芬为副龙头,组织斌汉公,与自治派对抗。

那些未离境的新军士兵在混乱中到都督府大闹,声言他们的官长杨、赵都当了都督,只是他们没有着落,要求解决他们的问题,都督府无奈,便成立军官团,凡士兵都升为官长,承认他们按月照官长支薪。于是军官突然增加了数百名,每日无所事事,租房子,娶太太,盛极一时。而哥老会丢拐子,作高揖,行见面礼随处可见。

贵阳城内乌烟瘴气之时,宪政派头子任可澄、封建团练头子刘显世同云南个旧锡务公司总经理戴戡密议,让戴戡回滇策动滇军唐继尧部,以借道贵州北伐为名,入贵阳。

1912年3月1日,五路总统、自治派领导人黄泽霖,被宪政派出金收买的叛兵所杀。

云南军政府军政部次长唐继尧于次日率部突然进入贵阳,大肆屠杀。张百麟、赵德全外逃。滇军对自治学社骨干按名册捕杀,已投降的黔军1700人被押赴螺丝山,用机关枪扫射,尸骸成丘,血流成河。赵德全也被唐继尧派人捕杀。

唐继尧随即接任贵州都督,戴戡、任可澄为参赞,刘显世为军务部长。贵州落入唐继尧和贵州宪政派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