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意外，孩子没能进入最后一轮，似乎接下来唯一的选择就是去旁边的菜场小学了。当我说“没事啦，我小时候在乡下，也不算多好的学校，更从没上过课外辅导班，也这么过来了”，妻子忽然爆发了：“你总说你那时，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你懂吗？如果你觉得没事，那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怎么关心过现在对这些资源的争夺有多激烈，都是我在盯着。”说到这里，她竟落下泪来。事后与朋友们谈起，发现男性或许还放任一些（有个朋友笑说，她老公对两个孩子打闹的基本态度是“只要不出人命”），女性却多半放不下。一位女同事直言相告：“我原先的想法也和你差不多，觉得大学总归能上的，但最近才知上海的高中升学率只有60%。而我一位早结婚的同学，孩子今年考高中，跟家长说：实在不想读了，读不上去。”
在外人眼里，往往觉得这些家长在拼命让孩子获得无止境的更好的教育；然而在这些家长自己的意识里，却倾向于认为那是在争取“最基本的”资格，其中隐藏的根本焦虑是：一旦放松下来，也许连大学都上不了，会影响相当长远的人生。正是这种直线型的恐慌预期——幼儿园不好，小学也会不好，基础不好，之后也好不了——使得许多人无法把那根弦松弛下来。虽然他们有时也觉得孩子的生活从小就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周六周日都要上课（所谓的“课外兴趣”，到最后全是为了将来有可能“加分”），也很可怜，像是某种“过度规划的人生”（over-scheduled life），连带着家长也很累，但他们同时又认为这是无奈的，因为人人如此，不跟上不行。这种所谓“拼娃”的心态，也许更恰当的描述是“教育的军备竞赛”——为了预防某种更糟的可能而戮力准备，虽然自己在做准备时苦不堪言，但谁也不肯放松退出。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说句“你们根本没必要焦虑”，就很容易招致这样的指责：如果你没孩子，那么“等你有孩子了就知道了”；如果你有孩子，那么你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你原本就没怎么管，又或者“不知道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假若浮泛地用“快乐童年”或“素质教育”辩驳，也根本没什么说服力，只会被视为未能深知“水有多深”。这种同侪压力（peer pressure）容易造成一种自我封闭的社会舆论环境，认为只要你深切地认识到现实处境和家长的难处，就一定会采取相似的做法，因为你别无选择。就此而言，正反双方其实都没什么解决之道，因而形成一种新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态势——典型的心态就是，那些拼娃的家长几乎个个都无奈地表示：“我也不想这样啊，但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