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那些曾经鄙视应试教育，发誓要给自己孩子一个“快乐童年”的人，在真正为人父母之后，也发现自己不得不悄悄妥协，开始和孩子一起学起奥数来。他们会发现，只要自己对孩子的未来有所期许，开始考虑学区房、幼升小、小升初以及长远的成才规划，那么周围朋友的建议、网上的相关论坛以及微信群里家长的讨论，几乎全是类似的路数。概而言之，培养孩子就像准备一场战争，一步也马虎不得。
说实话我原先是对此颇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的。在我看来，这些焦虑完全是不必要的，理由很充分：现在社会已大大多元化，成才的路径很多；大学升学率远比我们当年高得多（去年全国普通本专科招生738万，而1995年我上大学时仅106万，相当于同龄人中只有5%能上大学），到十年后孩子长大，只要不是太笨，恐怕上个大学总不是难事；尤为重要的是，从我自己周围的经历看，高学历、好大学、好专业，都不足以确保一个人未来的生活就是平顺的，甚至都未必保证你事业发展得好、赚的钱多（更别说取决于相当多其它因素的“幸福”了）——我们大学同班同学千差万别的遭际就是明证。身为两个男孩的父亲，我曾开玩笑说：“两个孩子有一个成才就够了——实在不行，哪怕他们去开出租车也不错啊。”值得庆幸的是，我在家里一直有个关键的同盟：老婆在这些方面持有和我相当一致的看法，我们对如何教育子女并无分歧。
直到今年老大临近幼儿园毕业，我才开始感觉到家里的气氛发生了变化。由于我们前几年都是散养，除了滑冰、围棋等“玩”的课程外，几乎没让孩子去上什么“有用”的课程，加上学区也一般，我渐渐感受到了老婆的焦虑在扩散。虽然也有一些朋友开玩笑说：“你们还需要拼娃？你们自己的基因就够强大了啦。”但大体上，在准备幼升小的过程中，她所听到的几乎每家都是早有准备，有些人甚至惊讶地脱口而出：“你们怎么都没准备过？”俨然我们是失职而应受责备的家长，而这又加重了她的心理负担。那时我们一度还曾想让孩子报考上海实验小学试试，也做了点准备让他去上些考前辅导，但去了才知道竞争有多激烈：3000个孩子报名，第一轮简历就筛掉一大半（没错，幼儿园孩子也要准备简历），剩下的1200个孩子去参加考试，在90分钟内要答299道题（平均每18秒要答一题，许多人都没做完），竞争120个名额。
不必意外，孩子没能进入最后一轮，似乎接下来唯一的选择就是去旁边的菜场小学了。当我说“没事啦，我小时候在乡下，也不算多好的学校，更从没上过课外辅导班，也这么过来了”，妻子忽然爆发了：“你总说你那时，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你懂吗？如果你觉得没事，那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怎么关心过现在对这些资源的争夺有多激烈，都是我在盯着。”说到这里，她竟落下泪来。事后与朋友们谈起，发现男性或许还放任一些（有个朋友笑说，她老公对两个孩子打闹的基本态度是“只要不出人命”），女性却多半放不下。一位女同事直言相告：“我原先的想法也和你差不多，觉得大学总归能上的，但最近才知上海的高中升学率只有60%。而我一位早结婚的同学，孩子今年考高中，跟家长说：实在不想读了，读不上去。”
在外人眼里，往往觉得这些家长在拼命让孩子获得无止境的更好的教育；然而在这些家长自己的意识里，却倾向于认为那是在争取“最基本的”资格，其中隐藏的根本焦虑是：一旦放松下来，也许连大学都上不了，会影响相当长远的人生。正是这种直线型的恐慌预期——幼儿园不好，小学也会不好，基础不好，之后也好不了——使得许多人无法把那根弦松弛下来。虽然他们有时也觉得孩子的生活从小就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周六周日都要上课（所谓的“课外兴趣”，到最后全是为了将来有可能“加分”），也很可怜，像是某种“过度规划的人生”（over-scheduled life），连带着家长也很累，但他们同时又认为这是无奈的，因为人人如此，不跟上不行。这种所谓“拼娃”的心态，也许更恰当的描述是“教育的军备竞赛”——为了预防某种更糟的可能而戮力准备，虽然自己在做准备时苦不堪言，但谁也不肯放松退出。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说句“你们根本没必要焦虑”，就很容易招致这样的指责：如果你没孩子，那么“等你有孩子了就知道了”；如果你有孩子，那么你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你原本就没怎么管，又或者“不知道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假若浮泛地用“快乐童年”或“素质教育”辩驳，也根本没什么说服力，只会被视为未能深知“水有多深”。这种同侪压力（peer pressure）容易造成一种自我封闭的社会舆论环境，认为只要你深切地认识到现实处境和家长的难处，就一定会采取相似的做法，因为你别无选择。就此而言，正反双方其实都没什么解决之道，因而形成一种新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态势——典型的心态就是，那些拼娃的家长几乎个个都无奈地表示：“我也不想这样啊，但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
这个问题之所以变成一个难解的困境，且无论学校和教育部门如何推动措施要求为孩子松绑解压，乃至某些地方明令禁止小学奥数培训班，最后却都收效甚微，是因为这一“军备竞赛”陷于某种零和博弈的处境之中：它假定，无论未来如何，在社会上要立足，机会总是给少量高素质的人才，而一个人要想不向下坠入社会底层，就得从小做好准备去竞争这些有限的机会；由于机会本身的有限性，别人得到或许就意味着你的机会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奇怪像百花塾幼升小培训辅导机构门前为何竟会出现通宵排队的盛况了。至于奥数班，既然小升初的择优考试通常会考奥数题，那不管上头如何禁止，家长们也肯定还是会去报班的。至于留学，虽然许多教育家反对太小就送孩子出国，还有一些出于更为实利主义的声音认为现在出国留学得不偿失、甚至是贬值的，因为“出去几年回来，跟不上国内变化，人脉也失去了”，然而这些年“留学热”还是愈演愈烈，因为它好歹缓解了父母的焦虑，提供了一种便捷的另类选项。
由于现在的选拔考试题目都是高度标准化的，且难度不低，别说是未受训练的孩子，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也未必能迅速答对。虽然你心里或许觉得“答出题目其实也只是说明适应了这套考试制度，并不代表真的就智商高或学习能力强”，但明显的问题是：如果你对孩子放任不管，似乎无助于他顺利通过这类考试，更不会使情况变好，除非你真的有幸生了一个让你特别省心的神童，而那毕竟是小概率事件。像另类亲子书《下乡养儿》里所写的，体制外的教育途径，也是非常特殊的情形。一个人自己怎么做都可以，但在没有其他出路或更好选择的情况下，仅仅劝别人不要拼娃，恐怕难免会被视为误人子弟；而且如果你没有那样随大流试过，甚至都会自我怀疑没有为孩子尽力。正是为了免受这种弥漫的焦虑感影响，有些家长干脆减少和其他家长的日常接触。
可以想见，对此抱有最强烈焦虑感的，正是那些城市中产家庭的父母。他们深感自己没有足够的资源（无论是人脉，还是移民、留学等其他充足选项），却又比任何其他群体更担心自己向下坠入社会底层。
这些年，尽管很多人忧虑中国的社会阶层在趋于固化，还有不少声音怀疑教育公平性，或抨击“寒门再难出贵子”，甚至把“知识改变命运”那句话反过来用，讥讽（或自嘲）读博后无出路才真正是“知识改变命运”——然而显见的严峻事实是：如果不接受好的教育，那你更没机会改善自己的命运。
受科举传统的影响，中国人对教育的看法仍是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实用主义思路。加上整个社会尚未多元化，不同职业的发展与报酬相去悬殊，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都势必驱使人们去奋力争夺那些有限的机会。所以只要还存在职业歧视，精英教育就永远有市场。
不过话说回来，拼娃家长对教育的巨大投入，恰好反映出中国社会尚未阶层固化。设想在一个社会里，无论是否受过良好教育，都难以改变自身社会阶层地位、大幅改善自己的生活，那有多少人还会像现在的中国孩子这样努力读书？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或许是越来越难了，但目前的中国无论如何仍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而教育就是实现自我升迁的最好（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机会。就算现在国内很多人担心阶层固化，但那些“阶层”的门槛，也不过就是一些人脉、财富之类，并不像种族、血统、种姓、阶级、世代爵位之类属于绝对无法打破的壁垒。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恐怕都不自觉地继承了中国社会的庞大遗产：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以及依靠相对公平的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制度。如果人们本能地觉得教育将是决定每个人阶层的最重要因素，那毕竟情有可原，而且能这么想，总比认为血统才是决定阶层的根本因素要好。
不管怎样，那些拼娃的家长们显然没人愿意放弃希望。又有谁真的能接受子女不如自己出色？正如美国作家何伟在《寻路中国》中所感叹的：“（在中国）即便是最贫困的人也对书本有一种信奉之情——我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对自己孩子的读书不抱希望的父母亲。这跟美国有所不同，没怎么上过学的美国人不大鼓励自己的孩子上学，有些社区几乎已经说不上还有什么正规的学校教育。”就算自己曾深受父母“望子成龙”之苦，等我们自己为人父母时，又情不自禁会把希望投射在孩子身上，难以接受一个孩子的失败。
对孩子寄予希望是好事，为孩子付出也无可厚非，只是所有这些，到头来都需要孩子自身的配合才能发生效力。无论你想给他一个怎样的人生，那总是他自己的人生，他早晚会夺回支配权。他想要的或许未必是多么为人瞩目的人生，而只是要一个适合自己的人生。如果真要拼娃，那恐怕无论是把他们送去双语学校还是留学，也都只是家长偷懒省力的办法——似乎只要花了钱，送他去了够好的教育机构，自己就算尽心尽力了。
然而，正如美国教育家杜威曾说过的，“一个人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是整个教育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不仅如此，如果家长在家里整日吵架、打麻将、看无聊的肥皂剧，你又怎么期望孩子出淤泥而不染？确实，孩子最好的老师就是家长。就此而言，我们只要不去多做妨碍孩子成长的事，或许就已经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