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袁大总统成了袁大皇帝——时间是民国4年12月12日。

从这一天起,中国政坛上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既有总统,又有皇帝,既不是中华民国,又不是中华帝国,所以在公文上便显得异常混乱。如奉天将军段芝贵首先称臣,袁手批“不当称臣”。直隶巡按使朱家宝的奏折文字庄严,抬行写“奏请皇帝陛下圣鉴”。袁也说登基大典尚未举行,称臣称皇帝陛下都不恰当。不过,从这个时候起袁就不喜欢别人再称为总统。

自4年12月17日起,北京《政府公报》不再见有“大总统令”了,代之而起的,是 “政事堂奉策令”,究竟是奉何人策令却是个迷。因为这策令是皇帝也是总统、既非皇帝也非总统的袁世凯所发出,袁在这些策令中既不自称为“朕”,又不自称为“本大总统”,而称曰予,这个口吻至少是准皇帝口吻。

这是个稀奇古怪的时期,中国有一个人又是皇帝又是总统,袁党在公文程式上想出了一个方法,这是废除了总统的称号,也避免用皇帝的封号,尽可能使用些含混的名词,如“奉谕”、“谨乞钧鉴”等。

12月12日是袁接受帝位推戴的一天,这天他在怀仁堂接见了简任以上文武官员200余人,这些大小官员纷纷向袁祝贺,文官在东,武官在西,排列整齐,向袁行三鞠躬礼,由内史监阮忠枢率领,公府大礼官黄开文司仪。袁发表一篇简短演说,说是为了救国救民:

“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厉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救民计,牺牲子孙,亦不敢避。”

袁接受帝位后的第二天,12月13日下了一道《禁止反对皇帝令》,令文如下:

“前清逊位,民国成立,予以薄德,受国民之付托,揽统治之大权,惟以救国救民为志愿。忧勤惕厉,四载于兹,每念时艰,疚惭何极!近以国民趋向君宪,厌弃共和,本惩前毖后之心,为长治久安之计。迫切呼吁,文电纷陈,佥请改定国体,官吏将士,同此悃忱。举国一心,势不可遏。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置词,人之不谅,旋经代行立法院议定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民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予又何敢执己见而拂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往借所垂于顺天逆天之故,致戒甚严。天不可见,见于民心。断非藐藐之躬,所能强抑。外征大势,内审素怀,事与愿殊,异常悚惧。从民意则才不足以任重,违民意则理不足以服人,因应胥穷,旁皇竟目。深维好恶同民之义,环顾黎元望治之殷,务策安全,用奠区宇,因思宵小佥壬,何代蔑有,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甘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惟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着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访查,毋稍疏忽,特此通谕知之。此令。”

大总统做了皇帝,副总统怎么办呢?黎元洪由武昌入京幽居瀛台后,便以“无智、无能、无为”自处。帝制运动开始,黎更装聋装哑,4年9月6日起,黎即不出席参政院,并一再请辞副总统和参政院长职,希望回原籍黄陂休养,这当然不会得到袁的允许。黎知道离北京是办不到了,乃借口夫人有病,瀛台过于寒冷,得袁同意迁居到东厂胡同,自11月起,他拒绝受领副总统的薪金和公费,请袁裁撤副总统办公室,并向参政院咨请辞副总统职。他像个哑巴,对任何人都不开口,从前辛亥起义,他糊里糊涂被拥推出来,那时还“唔……唔……唔……”,“好……好……好……”,这时连这些字眼也没有了。

12月15日袁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其申令如下。

“光复华夏,肇始武昌,追溯缔造之基,实赖山林之启,所有辛亥首义立功人员,勋业伟大,及今弥彰,凡夙昔酬庸之典,允宜加隆。上将黎元洪,建节上游,号召东南,拱卫中央,坚苦卓绝,力保大局,百折不回,癸丑赣宁之役,督师防剿,厥功尤伟,照《约法》第廿七条特颁荣施,以昭勋烈。黎元洪着册封武义亲王,带砺山河,与同休戚,槃名茂典,王其敬承。”

由这道命令显示袁的阴险,他不否定建立民国出过力的人功劳,所以他要粉饰帝国与民国并不矛盾,他称黎元洪为上将,是勾消了他副总统地位;插入赣宁之役,是表示对国民党的敌视态度,拿新《约法》作为封王的根据,一方面表示他始终遵守民国《约法》,另一方面也使黎觉得是民国荣典而可以接受。

黎元洪的封王命令发表后,袁派内史监阮忠枢、公府顾问舒清阿以道贺为名去窥探黎的态度,阮公然向黎称呼“王爷”,并且传达袁的意思,打算加他副元帅和辅国大将军,黎这位“泥菩萨”实在忍不住了,才吐出六个字:“你们不要骂我!”

19日袁有一令劝黎受封,有“王其祗承,毋许固辞”语,黎的智囊饶汉祥劝黎明哲保身暂受王位,气得黎从此不和他谈话。黎因为冷眼帝观,看出袁是个极端不讲信义的人,接受王位毫无好处,他既没有勇气反对帝制,只好坚决拒绝这些伪命。

早在4月9日间,政事堂便会同各部成立了一个“大典筹备处”,由于帝制活动尚未正式行动,所以这个筹备处是不公开的。筹备处处长是由内务总长朱启钤兼,处员是梁士诒、周自齐、张镇芳、杨度、孙毓筠、唐在礼、叶恭绰、曹汝霖、江朝宗、吴炳湘、施愚、顾鳌。总务科主任沈铭昌、撰述科主任王式通、法典科主任顾鳌、内仪科主任阮忠枢、礼制科主任郭则沄、会计科主任袁乃宽、文牍科主任陈燕昌、警卫科主任张士钰。

大典筹备处秘密工作了三个月,直到12月19日袁才明令正式成立。

大典筹备处正式成立后,第一项工作是改太和殿为承运殿,原来太和殿一直便是袁任大总统后办公的地方。殿内圆柱完全漆成红色,当中八大柱加髹赤金,饰以盘龙云彩。中和殿更名为礼元殿,保和殿更名为建极殿。皇帝的御座扶背各处一律雕龙,代价达40 万元,上套黄缎绣龙,座褥也是一样。御座前有雕龙的御案,案的前面排了三座古鼎,三座古炉。御座的后面陈设了九面雕龙嵌宝屏风,屏风的左右两面是日月宝扇一对。皇帝的龙袍由北京最大的服装店瑞蚨祥承制,共有两套,一套祭天时用,一套登极时用。龙袍用赤金线盘织龙衮,通体缀以明珠,嵌上钻石。此外还有平天冠一顶,四周垂旋,每旋悬珍珠一串,冠檐缀以大珠一粒。

新朝的御玺四寸见方,镌有“诞膺天命,历祚无疆”八个字;金印五颗。

袁指定赤色是新朝代表色,以代替逊清的黄色。

关于洪宪称帝的费用,根据后来护国军所列媾和条款所载,数目约在6000万元。但有帐可查的约在3000万。秘密用出的则不知详数。这笔费用的由来,有借款,有救国储金,有各项税款、鸦片专卖之类。据调查所得:3000万用途,原定以2000万为大典专款,以1000万为登极犒军之用。自护国事起后,将犒赏军队之1000万移作战费。而大典筹备之2000万,尚余200余万由该处中人瓜分。2000万分三大类:“甲”、筹安会经费,即运动费约二三百万,内中用款,收买报馆费约30万,次之则收买名士文章及各省支会之开办费,各代表之恩给金及电报费,亦属甚钜,然亦不过百万。这所谓二三百万者,包括杨、孙之报酬金亦均在内。“乙”、三殿工程费或云270余万,或云不足200万,系袁乃宽经手。

“丙”、登极费:(一)御用品,如龙袍两袭,一祭天用值50万元。一登极用值30 万元。此袍全用真金丝织成,遍嵌珠宝,而大东珠系取之清室内库,尚不在内。御玺玉质一颗,价值12万元。又金质御宝五颗已制成,所谓皇帝之宝,大者重50斤,小者重30 斤,价值60万。又御极宝座40万。此外借用清室之銮驾,修理费亦数万,故御用品二百数十万。(二)典礼费:如登极用演习国乐之教员、学生冠服费,各衙门人员朝贺之冠服、朝笏费,孔庙之铺设费(按孔庙内一切桌围帐幔,本用黄缎,因新朝尚赤,一律改用红缎,大成殿及两庑,皆系新制)。还有开国纪念会,中央公园及前门一带,但以电灯及彩棚电灯牌楼而论,三日共用10余万。至各种国旗及彩灯尚在外,故此项在一二百万左右。(三)机关费:筹备处人员共400余人,或发津贴,或发兼薪,一半系专任。薪水之厚达出各部上。此外尚有向清室借来之銮仪,及内务府赞礼等人员共千余,每人日薪两圆,办公房屋皆装新式热水管以御寒,旧有板壁,皆改玻璃,饮食亦极讲究。

“袁朝”的国旗准备在五色旗上加红日一轮,这是表示“五族共戴一君”的含义。

21日特封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等为一等公,汤芗铭、李纯、六荣廷、朱瑞、赵倜、陈宦、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为一等侯。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六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为一等伯。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为一等子。许世英、戚扬、吕调元、蔡儒楷、段书云、任可澄、龙建章、王揖唐、沈金鉴、何宗莲、张怀芝、潘榘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为一等男。22日追封赵秉钧为一等忠襄公,追封徐宝山为一等昭勇伯(又追赠赵秉钧为上卿,宋教仁为中卿)。计封爵者128人,一二等轻车都尉70余人。

当封爵之前,内史缮就一张大名单包括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等摆在“御案”上,袁亲手用朱笔按名点圈,五圈者为公爵,一圈者男爵。自民国成立以来,督抚之制已废,各省将军地位平等,将军与巡按使地位亦平等,袁的脑中尚留有督抚制的影子,所以封公封侯,各有等差,又把巡按使比之于藩、臬,因之各省民政长官更不能与武人争一日之短长了。

22日申令:“永禁太监,内廷改用女官。”

31日申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元旦起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总统府收文处改为奏事处,总统府警卫总指挥处改为大内总指挥处。

袁以总统而兼皇帝,实在是不伦不类。可是皇帝还有一个现成的,那就是在故宫中的宣统,人们总是对习惯和观念不容易变,民国时代,大家都认为袁世凯有力量,是个大人物,可是如果谈到做皇帝,大家都又想到了宣统。中国古语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皇!当袁决定接受帝位,颇想封溥仪为懿德亲王,这个念头正在徘徊,恰巧辫帅张勋来电请求保存清室帝号,待旧君以客帝之礼,所以袁这命令便胎死腹中。

满族亲贵中也有投机分子,那是曾任过资政院总裁的溥伦。当帝制酝酿期间,袁曾派袁乃宽向清室交涉废除帝号、交出仪仗、让出大内和送缴御玺等问题,这些要求于逊清小廷简直是一件大事,因此瑾太妃召集世续等开了一次小朝廷的“御前会议”,大家把袁世凯恨得入骨入髓,骂他是董卓、是曹操、是司马懿,然而骂归骂,问题不能不解决,有人主张逊清对于民国的国体变成帝国一事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至于袁想雀巢鸠占,进据皇宫大内,则无法抗拒,因为国家都让给了他,还谈什么宫院?在会议上溥伦建议必须明白表示态度,立即移往颐和园,把紫禁城让给老袁,把仪仗和传国御玺也送给老袁,交换袁对保存清帝号和优待清室条件。忠于逊清的王公遗老们,对溥伦的态度很不满意,可是却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因此决定派溥伦为清室代表向参政院宣布:“清室赞成袁做皇帝”的态度。

12月16日清室致参政院的咨文说:

“本日钦奉上谕,前于辛亥年十二月钦奉孝定景皇后懿旨,委托今大总统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旋由国民推举今大总统监御统治,民国遂以成立。乃试行四年,不适国情,长此不改,后患愈烈,因此代行立法院据国民请愿改革国体,议决《国民代表大会法案》公布,现由全国国民代表决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

12月18日袁申令说:

“现在国体业经人民决定君主立宪,所有清室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永不变更;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附列宪法,继续有效!”

袁并且写了一个亲笔的誓约,以保证优待清室条件不会改变。同时为了报答溥伦的拥戴,派他为参政院院长,以代替久不到院办公而且坚决辞职的黎元洪。同时给溥伦 “赏食亲王众俸”以偿溥伦请求封王的夙愿。

逊清小朝廷没有搬到颐和园去。因为袁世凯不敢太迫害他的故主,传国御玺也没有拿去,因为这个御玺是满汉文合壁,对于“中华帝国”没有用,只是把皇帝銮仗取走了。

12月18日还有两道滑稽命令:

一为“旧侣、耆硕、故人均勿称臣”:

“以予薄侣、奚足君人。遭时多难,无从息肩,而临渊履薄,无时去怀。近见各处文电纷纷称臣,在人以为尽礼,在予实有难安。况今之文武要职,多予旧日之同僚,眷念故侣,情尤难堪。虽四岳五人,曾无代之成见,而圣帝贤王,万非予所可企及。凡我旧侣及耆硕故人,切勿称臣。时艰方殷,要在协力谋国,无所仪文末节也。此令。”

一为“满、蒙、回、藏待遇条件应列入宪法继续有效”:

“现在国体业经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决定君主立宪,所有满、蒙、回、藏待遇条件载在《约法》,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一并列入宪法,继续有效。此令。”

所谓故人均勿称臣一节,政事堂把袁的故人列出一个名单,计有旧侣黎元洪、奕劻、 世续、载沣、那桐、锡良、周馥七人,有故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人,有耆硕王闿运、马湘伯二人。另有“三太”的建议,即王太师、张太传、徐太保。

12月20日发表申令,以徐世昌等为“嵩山四友”:

“自古创业之主,类皆眷怀故旧,略分言情,布衣昆季之欢,太史客星之奏,流传简册,异代同符。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皆以德行勋猷,久负重望,在当代为人伦之表,在藐躬为道义之交,虽高躅大年,不复劳以朝请,而国有大故,当就谘询,既望敷陈,尤资责难,匡予不逮,即所以保我黎民,元老壮猷,关系至大。兹特颁嵩山照影各一,名曰“嵩山四友”,用坚白首之盟,同宝墨华之寿,以尊国耆,其喻予怀,应如何优礼之处,并着政事堂具议以闻,此令。”

政事堂根据这道命令议决了五项优待办法:(一)免其称臣跪拜;(二)赏乘朝舆,到内宫换乘肩舆;(三)皇帝临朝时,四友在勤政等殿得设矮几赐坐;(四)每人给以岁费2万元;(五)赏穿特种朝服。

嵩山四友之一徐世昌是不赞成袁称帝的,他主张宁愿让清帝宣统复辟。早在4年10月间,帝制进行到如火如荼时,他便称病请假,不到政事堂办公,他的国务卿职务,袁先命杨士琦代理,10月27日改命六征祥代理,12月21日正式任命六为国务卿。徐原住在总统府内,10月间请病假时,由总统府迁居蝴蝶胡同私邸。他在这期间牢骚特别多,有人问他时局动态时,他经常用一句话来回答:你们最好去问夏内史。当袁接受帝位后,徐世昌也学会了黎元洪那一套装聋装哑,不肯办公。

嵩山四友之二的赵尔巽看见筹安会宣言,掷之于地痛哭不已,他是忠于逊清,不肯再事二姓的,因此力辞清史馆长。

嵩山四友的李经羲和张謇,对于洪宪皇帝亦很冷淡,采取貌合神离的态度。

从前汉高祖因为儿子已有嵩山四老所以不敢换太子,可是袁虽封了嵩山四友,这四位“贤人”不要说不肯照顾他的儿子,对老子也不支持。

袁世凯帝制自为一幕戏,是他毕生最糟的一段政治玩意,也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段历程,这场戏既不干净,又非常笨拙,尤其是**民意,他父子和杨度一批人自以为天衣无缝,实则西洋镜立刻被拆穿,因为当时由北京发号施令,要各省劝进,制造民意,结果很多省宣布独立后立即公布那些密电,于是袁的笨戏乃为全国人所共晓。

袁时代有很多流行名词,前面提到过北洋三杰、西山十戾、筹安六君子,后来还有四将军,是北洋三杰的王士珍(龙)、段祺瑞(虎)、冯国璋(狗)、再加荫昌、又有四凶是指赵秉钧、陈宦、朱启钤、梁士诒。赵、陈、梁三人前面已六续交代过他们的来历,至于朱启钤是贵州紫江人,交通系统三巨头之一(另二人是梁士诒和周自齐),前清举人出身,和前清军机大臣瞿鸿禨有戚谊,曾拜徐世昌为义父,徐任东三省总督时朱任蒙古开垦督办,派往日本北海道考察垦务。锡良继任东督后,朱奉调津浦路总办,民国元年任六征祥内阁的交通总长后转任内务总长。袁死后有八大祸首是: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济、薛大可。

八凶之一的薛大可是袁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报》的主持人,《亚细亚报》在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文后,曾悬赏3000元征文驳之,并以20元1000字的钜额稿酬征求文稿,但无人应征,其上海分社在发报的第二天就被炸弹爆炸,后来更一连串被炸。

前面提到过袁的总统府法律顾问日人有贺长雄,袁利用这个日本法学博士来表示外人也赞成中国帝制,何况日本便是君主立宪很有成就的一个国家,为了答谢这位客卿,有笼络之意,于是袁赏有贺长雄以唐人墨迹,有贺具奏谢恩,自称外臣:

“外臣酷爱唐人墨迹,拜领之余,恐惶万状。伏维中日亲善为二国存亡之所关,亦为世界和平之基础,外臣仰蒙恩知,备员顾问,进止标的,恒在于是。对于母国,固应确守臣子之分,卖国利外,非外臣所敢为,然事关法律,苟利中国,无害日本,或见共利于中日二国者,必进而明其治理,使其易于实行。因此之故,犯难亡身,亦且不惜,区区人言,更无待论。燕京风土,本与外臣病躯相适,年齿亦正当致力之期,拟即贡其所得,为新朝创业之助。誓致毕身之力,从事于陛下所命之法律事业,以报恩于万一。”

日本报纸大骂有贺,劝他归化中国。天津日侨于4年12月23日在大和俱乐部开会,以有贺竟在日本未承认洪宪帝国之前公然执外臣之礼,实属有玷日人体面,公议开除他的侨民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