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6月的一天下午，位于昆明南城外金碧路的光裕华商店，忽然来了两名西装革履、头戴礼帽、鼻梁上架着金丝边眼镜的洋顾客，操着一口不太流利的汉语对店老板何明说，他们要买几张航空邮票寄信发往上海。
何明开的这家光裕华商店是个大杂货铺子，既售卖杂货，又兼兑换钱币，同时还代售邮票。何明给洋顾客拿了邮票，洋顾客却不急着走，而是和何明东一句西一句地闲扯，竟攀谈起生意来了。其中一个矮胖、肤色棕黑的说，他从越南办了一批纱料，因华北目前有战事，想尽快脱手；瘦高个、皮肤白皙的问何明的商店是否要纱料， 或者帮他们介绍主顾，事成之后可以给何明一定的好处费。临走时，两个洋商人邀请何明次日中午到他俩住的得意春饭店坐坐，顺便看看他们的纱料。
咦！这俩洋人急着卖纱料，给的好处费一定不低啊！无利不商，从小就吃这碗饭的何明把利益看得很重，他想先探探虚实，第二天中午便应约前往。
得意春饭店位于城内马市口，是昆明当时最高级的旅馆，住宿费极其昂贵，来昆明的外国人大都住在这里。这俩洋人各住着一个单人房间。高瘦个、白皮肤的叫泰利， 英国人；矮瘦、肤色棕黑的叫赫尔登，是个入了英国籍的印度人。二人一番自我介绍后便向何明大讲特讲做生意的经验，之后便执意邀请何明吃西餐。分手时，泰利从随身口袋里掏出十张十元的国币，交给何明，让其兑换成滇币。
第三天一大早，泰利来取滇币。按照当时昆明的市面价，一百元国币能兑换一百零五元左右的滇币，可泰利仍拿一百元滇币，将应多付的五元“贴水”留给了何明，这使何明很受感动：这洋人做生意就是出手大方，和洋人做生意一定能赚钱！以后，泰利和赫尔登又来兑换过滇币，“贴水”也全部给了何明。何明从这两个洋人身上得了不少“贴水”的好处。
八月初的一天早上，泰利急匆匆又来到光裕华商店，压低声音对何明说：“何老板，我要兑换一万元国币，你有吗？”
啊！这么多？何明一听，惊诧地望着面前的泰利没说话。泰利便解释说：“何老板，我俩的纱料低价全出手了，买主付了我俩一万两千元滇币，我们急着兑换成国币回去！就给你付一千元的‘贴水’吧。”
何明一惊！他没想到洋商人给的“贴水”利润如此丰厚，竟比市面价多出了一倍！他心动了：这俩洋人重义气、讲信誉，这桩买卖就做了吧。
“好吧，我尽快凑齐国币。你知道，我做小本生意，一时拿不出这么多的国币啊！”何明面露难色。
“那我就给何老板一周的准备时间，怎么样？”“成！”双方就这样说定了。
五天后的一天晚上，泰利和背着大皮包的赫尔登一同又来到了光裕华商店。
“何老板，国币准备好了吗？”泰利笑着问。
“还差二千七百元。”何明说着将准备好的七千三百元国币拿给泰利，让他验看。
泰利对何明说：“我们顺便点数一下，包装打捆，以后取钱时就不再点了。”于是，何明便同泰利，将七千三百元国币分五元和十元的票面，每一百张分成一沓，进行了点数，之后用报纸包好，何明从店角取来细麻绳，又进行了逐沓捆扎。分点完毕之后，赫尔利对何明说：“何老板，我们的一万一千元滇币现放在得意春住处，你随我们去取，好吗？”
“这……”何明想，这俩洋朋友虽然相信他，但兑换的钱币数量较大，按照生意场上的规则，还是当面结清为好。加上现在是晚上，他便推托说儿子不在，没人照看店面，等他将余下的国币凑齐后，两家同时结清。
“这样也好。”泰利说着便和何明握手道别。
到了周一，何明总算凑齐了另外的二千七百元国币，可等到太阳落山了，也没见泰利和赫尔登的影子。
周二，还不见人来。这是咋回事？何明预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他连忙颤着手打开和泰利一起分包打捆的十几沓国币，心中的问号顿时拉成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原来，每一沓国币都变成了和国币一样大小的一沓沓白纸！
“啊——”何明急得差点背过气去了！“快去找泰利！”何明急赤白脸地让儿子带着店伙计，赶紧往得意春饭店赶——
此时，黄花菜早凉了！得意春饭店的老板说：“泰利和赫尔登上周周六早上就结清了店账，从平安车行租了一辆小轿车走了。”
何明魂飞天外，他一面让儿子雇车朝滇黔边界急追，一面又跑到市警察局报了案。市警局认为此案骗钱数目巨大，便赶紧向云南警厅汇报，警厅通过绥靖公署，急电滇黔沿线各县警局，注意拦截。
谢天谢地！泰利和赫尔登总算还没跑出边界！他们在贵州安顺县被当地警察拦截并武装押解到了昆明。
“我们堂堂大英帝国的商人，难道是骗子吗？何明诬陷好人，他必须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在昆明地方法院，泰利和赫尔登不但不承认他们俩做了手脚，骗了何明的七千三百元国币，反而猪八戒倒打一耙，说何明在栽桩陷害！
办案人员会同警方，通过调查了解到，泰利和赫尔登去年贩运洋纱来滇，二人带的洋纱价值也就两三千元。截获泰利二人时，警方从二人身上搜出国币共计四千六百元，而泰利离开昆明前，还给在上海的妻子汇了两千元国币，他俩那儿如此多的钱呢？办案人员通过驻滇外交特派员公署进一步了解到，泰利和赫尔登以前曾在英国一个马戏团演过马戏。综合以上情况，办案人员进一步分析认为：泰利和赫尔登那晚扎捆好国币，乘何明转身拿麻绳的时候，做了手脚，用事先准备好的白纸换走了那七千三百元国币！因为做这种手脚，对精通西洋幻术的泰利和赫尔登来说，是形同小儿科的把戏。
此案本已十分清楚，可在办案人员点破此事询问时，泰利仍矢口否认，他反驳说，幻术是虚幻的东西，不能作为证据。他强烈要求法院秉公执法，判何明赔偿他们在名誉和金钱上的损失。没有确凿的证据，法院也一时不能定案。于是，泰利和赫尔登便被暂时拘押在昆明地方法院看守所里。
九月上旬，呆在看守所里的赫尔登忽然患病。法院让其取保就医，却遭到了拒绝。“如果不放我们出去，我们就死在监狱里。”泰利竟乘机在一天清晨大声嚷嚷着将裤腰带拴在脖子上，以死来要挟。
而恰在此时，泰利在上海的妻子又通过外交途径，给云南省主席龙云发来外交“照会”：大英帝国的客商被人诬陷，现扣押在云南地方法院，必须无条件释放……
“如果找不到可靠的证据，就将这两个英国商人放了，免得外交上惹来麻烦。”省府秘书长将龙云的话传给了地方法院。
法院想就坡下驴，放了泰利和赫尔登，可检察院不同意。云南高等地方检察院高级检察官房桐是个曾在英国留过学，很有正义感的青年人。在国外，他目睹了中国人不被洋人当人看，受到的欺凌和污辱！“难道在国内，外国人想骗就骗，想走就走，我们竟连两个小骗子都奈何不了？”他自动请缨，要求协助调查此案，下决心找到可靠的证据，把这两个小骗子绳之以法，给滇城民众一个满意的交代。
房桐将此案卷宗重新查阅了一遍，又亲自提审了泰利和赫尔登，还是没找到新的有价值的证据。
当时国内警法办案，也就给疑犯灌水、加杠、拿火烫，“老三套”用刑的本事！大刑之后，让你即使屈打也要成招！可面对洋人，如果用刑，就会招来外交上的麻烦！ 泰利和赫尔登正是看中了中国人在司法上也矮洋人一等的软肋，死猪不怕开水烫，找不到证据，就死活不承认，让你干瞪眼也没法！房桐在办公室里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想着找不到证据怎么办？这时，烟盒里没烟了，他掏出一张十元的国币准备出门去买，忽然，妻子在纸币上写的“房桐”两个小字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哎！ 如果何明的国币上有记号，这泰利不就无法抵赖了吗？
对呀！怎么不去问问？房桐立即坐车来到光裕华商店，一进门就开门见山地说：“何老板，你仔细想一想，你的国币上有什么特别记号没有？”
一语惊醒梦中人。何明连声说：“有！有！有！”他连忙将自己国币上做的记号指给房桐看。原来，由于当时昆明市面上多次出现伪造的国币，何明收钱时便养成了习惯，他每次把收存的五元和十元的国币都用剪刀在钞票下方，剪开些许作为记号，钞票上的剪口不超过两毫米，外人不仔细查看就辨认不出来。
“哈哈！”房桐大笑起来。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房桐想：如果收缴来的泰利的四千六百元国币中有这种独特的剪口，不是证据确凿了吗？！
房桐赶紧来到法院，和法警一同一验证，还果真如此。面对何明在国币上做的特殊“记号”，泰利和赫尔登一下子瞪大了眼睛。西洋幻术奇幻，他们借此“掉包”骗去了何明的国币，可何明在国币上做的“记号”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这是上帝在作祟啊！”泰利和赫尔登终于耷拉下脑袋认栽了。
此案已经水落石出，昆明地方法院根据《刑法》的有关条文，立即开庭宣判：以诈骗罪判处泰利和赫尔登两名被告各拘役五十天，刑满后驱逐出境。可对原告何明，法院只做出了赔偿四千元国币的决定，而对何明要求追回全部款项的诉求，法院却莫名其妙地驳回了。
何明打官司花去了差不多一千元国币，这一上当受骗，把七千三百元国币差不多一半损失掉了，他半辈子的积蓄就这样打了水漂！贪小便宜吃了大亏，他心里那个悔啊，肠子都快青了！
泰利和赫尔登刑满释放离境后，何明心里老是想不通：这俩洋人骗花了我的钱咋就不赔呢？此事过了几个月，何明心里的疙瘩还是解不开，竟在一天夜里偷偷上吊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