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是嘉庆道光时期的名臣,他不仅从政颇有政绩,且以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著称于世,在学术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生平、家世与为人

阮元,字伯元、芸台,祖籍江苏仪征,乾隆二十九年(1764),生于扬州府城一个文武兼备的家庭。祖父阮玉堂,武进士出身,官至参将,军事余暇,“尤喜读书,为古文辞诗歌,授笔立就”,著有《湖珠草堂诗集》、《琢庵词》、《箭谱》及《阵法》等书。父阮承信,国学生,幼读书,“治左氏春秋,为古文辞”。母林氏出身仕宦之家,“通诗书,明古今大谊。”曾同时经理祖姑和公公的丧事,一切依礼法办理,但不请和尚道士念经,亲戚中有人提出异议,她回答说:“吾阮氏、林氏皆儒家,无庸此”,表明其儒家风尚的特点。

阮元五岁,母亲教他识字,开始读书,六岁到私塾就学。他幼年口吃,念书不流畅,个性又要强,急得回家直哭,母亲领着他念读,于是背诵如流水。母亲又选白居易诗教儿子,并“教四声属对之法”。所以阮元八、九岁就能作诗,后来他回忆此事,认为这是母教的成果,而“非塾师教也”。如果说母亲开启于文字的教育,其父则令阮元疏理文义和立志向学。阮承信熟于《资治通鉴》,对阮元讲授“成败治乱,战阵谋略”。他教儿子学射,并说:“此儒者事,亦吾家事也。”希望阮元文武兼备。阮元幼年、少年时代受父母的精心教育,为日后的学业精进打下良好的基础。

阮元九岁时投师乔椿龄,乔是个秀才,“通诸经义,涉猎百家子史,尤深于《易》”。他十七岁,奉母之命,又跟从李道南学习。李曾中进士,不乐仕进,在乡里教学,著有《四书集说》。他认为乔、李两师是“独立特行之儒”,就学于他们是幸事,而两位先生也很称许这位学生,可见阮元的学习出类拔萃。

乾隆四十九年,二十一岁的阮元中秀才,隶籍扬州府仪征县,五十一年成举人,五十四年中进士,充庶吉士。次年散馆,取中一等第一,任翰林院编修。五十六年大考翰詹,他又是一等第一,很得乾隆帝的赏识,任为少詹事、南书房行走,同年晋为正詹事。年轻的阮元以他的优异学识,平步青云,走上仕宦道路。

乾隆五十八年阮元出任山东学政,六十年改为浙江学政,任满回京,先后官兵部、礼部、户部侍郎,经筵讲官,嘉庆四年(1799)充会试副主考,次年出任浙江巡抚,一度丁父忧离职,后复任,嘉庆十四年,因循隐罪夺职。那年浙江学政刘凤诰被御史参劾监临乡试舞弊,嘉庆帝命阮元严加参奏,“以示大公于天下”,阮元因同刘凤诰是同年进士,曲为辩解,经审实,而责阮元包庇之罪:“止知友谊,罔顾君恩,轻重倒置。”这是阮元一生官场上唯一的一次失意。

阮元夺职回京,任编修、国史馆总纂。嘉庆十七年出为漕运总督,二十一年晋湖广总督,次年改两广总督,任至道光六年(1826),其间有时兼任粤抚、粤海关监督。离两广改任云贵总督,十五年调进京城,任体仁阁大学士,管兵部事。道光十八年,阮元七十五岁,以老病请准休致,二十六年加太傅衔,二十九年(1849)病逝,享年八十六,谥文达。

阮元二十岁娶妻,其妻为祖母江氏的族孙女,是亲上加亲。江家祖籍安徽歙县,在扬州经营盐业。乾隆五十七年(1792),他妻子江氏亡故,幼女也早殇。后来,续娶孔氏,为曲阜衍圣公孔昭焕之孙女,诰封衍圣公孔宪增之女,衍圣公孔庆镕之姐。

阮承信因阮元是单传,林氏又早卒,在乾隆六十年令把族孙常生过继给阮元为子,是为阮元长子。嘉庆六年(1801)妾谢氏生阮福,其后妾刘氏生阮祜,孔氏生阮孔厚及女儿阮安。阮元对诸子进行读书传家的教育,做两广总督时到钦州阅兵,恰是其祖父阮玉堂最后的任所,因写示儿诗:“后人有庆先人德,文武科名岂易哉!”他在京中,听诸子夜读,甚为高兴,作诗抒情:“秋斋展卷一灯青,儿辈须教得此情。”常生官清河道,先阮元而卒。常生与阮福帮助乃父做过文字工作。女儿阮安幼学诗画,作有《百梅唫馆诗》,丈夫张熙二十岁死,阮安在生下遗腹女后也死去,实有殉夫的意思。阮元对她的死很伤心,但又“心许之,曰礼也”。以殉夫为礼,笃信三纲五常,人就变得残酷无情了。

阮元重视家族生活,因先世自淮安迁扬州近二百年,族人繁多,而未建宗祠,嘉庆六年于浙抚任上,与乃父承信、堂叔阮鸿议定,出资建立阮氏祠堂,买田作祭产,又在祠堂附近设立家塾,聘请名师教育族中子弟。阮元对族人亦多照顾,在山东、浙江学政任上,都请阮鸿帮助衡文,阮承信还要资助阮鸿捐纳为官。

阮元不好虚热闹,高官耆寿,从不做生日。四十岁是人们大做寿辰的年龄,阮元在正月二十日生日这天,离开浙江巡抚衙门,到海塘工地视察,避免亲友属吏的祝寿。以后无论大小生辰都这样过,所谓“每于是日谢客,独往山寺”,作竟日之游。因往山林,参观古迹外,煮茶消遣,所以他把这一作法叫做“茶隐”。他的茶隐,到八十岁休致在乡时,仍不废弃。他在华诞以前,就从扬州城里搬到城郊的草庐中。不仅自己不做寿,也不给孔夫人做生日。如,道光三年(1823),他任两广总督时,孔夫人生辰这一天,为避客,独游广州荔枝湾。他的不做寿有两个原因,一是谢却寿礼,不以“屏幛宴乐为美”。二是讲求养生之道,即不做生日,把精力放在保养身体上。他同白居易生日相同,白居易四十岁时作有诗歌,阮元步其韵为诗,写道:“人生四十岁,前后关壮衰。我发虽未白,寝食非往时。”知道这时应当注意身体了。又考虑到自身政务、做学问繁忙,更要有好身体:“百事役我心,所劳非四肢。学荒政亦拙,时时惧支离。”所以他到此盛年,不是沾沾自喜于过往的成就,而是研究如何“却老病”。阮元得享高年,同他爱惜身体,不搞狂欢淫乐,有很大关系。

阮元是一个勤奋的人,聪明好学,在长期疆吏生涯中,不间断地研究学问,撰有《揅经室集》、《畴人传》、《十三经校刊记》、《经籍纂诂》等巨著。

阮元仕宦一生,学习一生,著述一生。李元度说:“以经术文章主持风会,而其人又必聪明早达,扬历中外,兼享大年,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群才,其力尤足提倡后学,若仪征相国,真其人也。”说阮元的特点是早发达,致高位,享大年,倡学术,影响远。这样看,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但早达、高位并未讲出其人的历史地位,还是考查阮元的政事和学术,才能真正反映他一生的主要成就。

几件政事

清代八股文考试,成了士子入仕的敲门砖,他们往往不学无术,尤其轻视实践,缺乏实际办事能力。阮元也是科举制训练出来的读书人,但是他在读书时多少注意学以致用,青年时代接受了乃父这方面的教育。阮承信不以功名为念,所以教子务实学,“读书当明体达用,徒钻时艺无益也”。阮元做学政,正是管理士人读书和应试事务,承信又对阮元说:“取士当先器识,取文亦当无所不收,若以一隅之见为去取,必有弃材矣。”这是阮元在给乃父与行状时复述的话,说明他非常同意这些观点,并且遵奉实行。阮元不受时艺束缚,不仅能搞学问,同时能处理政务。

阮元任浙江巡抚八年,始终做的一件事是镇压蔡牵起义和几起海盗。嘉庆五、六年,浙江、福建沿海多有海盗,有时登陆进行活动。海盗中有所谓“夷艇”,是清朝臣民与安南匪徒勾结组成的,他们中又分为凤尾、水澳、箬黄诸帮;有所谓“洋艇”,是中国人的组织,其中有以蔡牵为首的闽帮,以朱濆为主的粤帮。“夷艇”属于海盗性质,而蔡牵一帮是贫民的反抗运动。阮元为了肃清地方,亲赴前线,指挥歼灭“夷艇”,如嘉庆五年夏天到台州督师。不过,他主要是干了两件事,一是支持水师将领李长庚,同他通力合作。李长庚原来是浙江定海镇总兵,阮元看到他有指挥作战能力,提请他总督浙江定海、黄岩、温州三镇水师,同时请调广东、福建水师来合围。这些建议都为朝廷所接受。嘉庆九年,阮元会同闽浙总督玉德,请求以李长庚总统闽浙水师,俾其专任肃清海洋事务,亦获允准。阮元与李长庚的私人关系也很好,互认为知己。李长庚作诗推崇阮元:“开府推心若谷虚,要将民物纳华胥。风清海外除奸蠹,令肃军中畏简书。”另一件事是造“艇船”。原来洋艇船大,清水师船小,为在装备上取胜,阮元倡捐官俸,并把银子交给李长庚打造大船,使之超过洋艇。阮元为装备霆船,铸造大炮,由父亲阮承信在杭州监造,并送到军前。蔡牵方面为对付清军,在福建制造了巨艇,规模超过霆船。阮元与李长庚商量再造更大的船,李长庚乃求助于总督玉德,未得成功。在阮、李通力合作之下,很快地消灭了凤尾、水澳、箬黄诸“夷艇”。于是浙江洋面比较安定。蔡牵乘机合并了“夷艇”的残余力量,称镇海王,专门进行反对清朝的战事。嘉庆十二年冬,李长庚消灭了蔡牵的主力,身亦战死。李长庚战死后,阮元赋诗悼念:“六载相依作弟兄,节楼风雨共筹兵。”次年阮元复任浙抚,与闽抚张师诚合作,任用李长庚部将王得禄、邱良功,迫使蔡牵自杀,起义失败。

阮元很注意教育事业。他任浙抚时,就在杭州设立诂经精舍。他认为通经必须训诂,是以选择浙江好友学者的诸生到这里读书,并与王昶、孙星衍等学者主持讲席。王昶曾官刑部侍郎,著《春融堂集》,与阮元一样主张治字学,研究经书,崇尚汉儒郑玄。孙星衍官山东督粮道,著《芳茂山人文集》,“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皆必通其义”。如作《问字堂集》六卷,记录他文字学的成果。该书院崇祀许慎、郑玄,表示学术的崇尚。这个精舍,有研讨的风气。阮元把诸生的文章汇编成《诂经精言集》,刊刻传布,鼓励诸生学习热情。该书院培养了一批学者,所谓“上舍士致身通显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殚数,东南人才称极盛焉”。嘉庆七年,阮元在浙江海宁办“安澜书院”。二十五年,在广州创建“海学堂”,其规制一如杭州诂经精舍。次年又办“三水行台书院”。阮元在嘉庆七年建立浙江 “玉环厅学宫”,玉环厅于雍正间增设,属温州府,有同知驻扎。阮元设学宫,以温州府学训导为玉环厅学训导,设立诸生中学名额。对于各地原有的学宫,阮元也有所整理,修葺江西、广东、浙江贡院,改善士子试场的环境。嘉庆二十二年于湖广总督任上,他处理湖南少数民族入学问题,将黔阳训导移为晃州(今新晃侗族自治县)训导,增定学额。原来苗民应试,注有“新童”字样,阮元命除去这类歧视性的说明,将苗生按民生对待。对科举的指导思想,阮元也有些微的不同于官方传统的看法。清朝科举实行三场考试的制度,最重视头场,而此场又重视四书文,即要求应试者把握朱熹注的四书,讲性理之学,而不求实用。阮元对此有异议,给浙江优行生员出的策问透露了他的观点。他说:“以四书义取士,垂数百年,明初剿习成书,为《五经大全》,锢蔽士人耳目,至我朝以经术教士,当若何提倡,以矫空疏杂滥之弊欤?”“士之治经史者或短于文词,工文词者或疏于经史,专学艺者或钝于时务,习时务者或荒于学艺,当若何弃其短以得长,教其偏以求全欤?他对科举有不满的思想,但他并没有敢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实行改革,只是思想上有异趣。

阮元讲求民政,对社会救济事业甚为注意。清代地方官怕考成不好,往往讳灾不报,阮元比较实事求是,有灾情就上报,请求赈济和蠲免。他说:“致灾已不德,有力敢不殚!”认为有灾祸就是自己官没有做好,怎能不去全力救灾呢!“致灾已不德”,是具有天人感应观念的表现,认识本身并不科学,但能检讨自身行政,从而去积极救灾,则是应当肯定的。嘉庆五年浙东水灾,三十万人陷入绝境,阮元出仓谷四十万石救济灾民。十年,浙西大灾,阮元冒暑到湖州放赈。阮元为灾民得到实惠,放赈一般不用胥吏,以免他们从饥民口中夺食,特邀请品德好的士人参与其事。阮元还搞了一些慈善团体,嘉庆七年在杭州设立“普济堂”,收养无依靠的老病贫民,寒冬赈粥。整饬杭州育婴堂,收养弃婴,比从前增加一倍。浙江金华府溺女之风严重,明清以来官方屡禁屡起,阮元再一次禁止,并由其父阮承信出面,给抚养女婴者以喜银,希望能长养下去。道光元年,阮元在广州设立“恤嫠局”,救济贫寒寡妇。

阮元为维护封建秩序,对民间的秘密结社极为注意,残酷镇压。嘉庆十九年三月,阮元出任江西巡抚,九月就奏报破获饶州府余干县朱毛俚、胡秉耀团伙的反清活动,并扩大线索,到奉贤县办案。嘉庆帝因他到任就能破获这样大案,特给他加太子少保衔,赏戴花翎,以示鼓励。次年正月,阮元奏称捕获南昌府进贤县“结盟担匪”曾文彩等人,并把他们按律治罪。四月,在广信府贵溪县、饶州府安仁县发现秘密结社活动,并有与江苏江宁府同伙聚会的秘密情报,阮元立即上报,清廷命交两江总督查拿,终使方荣升等被害。阮元还破坏了赣州府龙南县钟锦龙、长宁县(今寻乌)郭秀峰、建昌府沪溪县(今资溪)陶省三等人的秘密结社。阮元在江西时间不长,却留下了大量破坏民间秘密结社的劣迹。

阮元从政较为务实,做了不少事,但其效果、性质如何,要作具体分析。他作为封建官僚,以治民为务,他要人民安分守常,当顺民,而对于那些积极准备反抗和已经起而抗争的民众则予以残酷镇压。这是反动的。他知道要老百姓服帖,必须给以生路,因此在他权限范围里搞蠲赈,搞善堂,希望不把受难的群众逼到反对官府方面去,这样较明智的政策对当地百姓不无好处。

学术成就

阮元治学领域广阔,经学、文字学、金石学、天文历算学、史学、地理学、校勘学,无不涉猎,尤专于经学,并有相应的著作。

阮元治学有较正确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他说,研究经学,是“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他要提出自己的观点,但一定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做,不是为标新立异而创异说。与这个态度相适应,他对于前人的学术观点,择善而从,不宗一派,以期立论持平。

阮元治学讲求方法,希望以此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他强调要注意研究的方法,认为做学问如同进殿堂,路子走错了,就不能登堂入室,具体谈到研究经学的方法,他说“文字训诂,其门径也”。以音韵训诂为手段,以达到通经的目的。

这位学者治经,研究古人思想,有两点认识比较精到。一是认为情欲的合理性。理学家讲“灭人欲”,“存天理”,将情欲与天理对立起来。佛学要捐弃七情六欲,清净出世,认为情欲是私,是恶。情欲在理学、佛学那里都是要不得的。阮元论证了性、情、欲三者的关系,他从文字学解释“性”,谓“性字从心,即血气心知也”。就是认为性是从人的肉体和精神产生的,并非是外在的。味色声臭喜怒哀乐表现出来的“情”,“皆本于性”。他分析孟子“食色性也”的话,认为性中含有情,故概述为“情括于性,非别有一事与性相分而为对”。即情和性不可分裂,不是对立的。阮元认为,“欲生于情,在性之内”。因为“天既生人以血气心知,则不能无欲”。总起来说,阮元断定人人都有情欲——用他话说, “七情乃尽人所有”—— 是性的表现,批驳了理学、佛学视欲为恶及情欲与性对立的观点。阮元承认情欲出自人的本性,并以恢复儒家这种观点自命,表明他肯定情欲是合理的。这种观点与他所尊敬的思想家戴震的看法相一致。戴震提出“人之同欲”的命题,他说:“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认为人欲是人们对外界事物的接触而产生的感觉和认识,进而认为人欲是合理的。他说:“凡事为皆有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反对理学的去人欲说,发出“以理杀人”比“以法杀人”还残暴的警世宏论。阮元讲情欲的合理性,理论上的深刻性和战斗性都不如戴震,这除了认识上的问题以外,还在于他高官厚禄,不敢与作为官方哲学的理学公开对抗。尽管阮元的理论有缺陷,但他主张情欲合理性的观点是进步的,在本质上是对理学的封建禁欲主义的一个冲击。

阮元对思想史研究的另一个贡献是把儒家的“仁”解释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思想。后世儒家把孔子的“仁”理解为爱人、爱民,行仁政,阮元把《论语》五十八章论到的仁,一百零五处提到仁字的地方,采用音韵训诂的方法,作了通盘的考察,认为东汉以前的人都把仁理解为人,是常识,故而人们不必对仁多加说明,而晋以后此解失传,人们反生出歧说,不解原意。他举出东汉以前几位学者和著作对仁的训诂,如曾子的“人之相与”,《中庸》的“仁者人也”,郑玄的仁,“读如相人偶之人。”他认为他们所理解的仁,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他说:“春秋时孔门所谓仁也者,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又说:“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归纳阮元的观点是:仁是讲人与人的关系,是要求人们以敬礼忠恕为原则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阮元仁的思想还包含如何达到仁,仁对国君、臣民的各自内涵等内容。他说:“为仁须择人,与我相助。”自身要实现仁,一定要考虑对方能否同自身配合,因而要选择对象,不顾对方条件,行仁可能只是一种愿望,而不能达到目的。阮元说:“士庶人之仁,见于宗族乡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仁,见于国家臣民。”百姓之间、治人与治于人之间,仁的关系不同,仁的内容也就有了差异。阮元认为对于帝王来说,仁就是制约自己,按照百姓乐于或能够接受的条件去做,即要尊重百姓,不滥使民力,并给百姓以好处。对于百姓来说,仁之本在孝悌,在家行孝,对君主就能尽忠,即能把各种关系处理好。阮元对于仁的理解,符合于孔学的本意,对于后人正确分析儒家思想是有益的。仁是孔学的基本思想,它规定人际关系的原则是礼义,讲究温良恭俭让,抑制自己的欲望,满足对方的要求。中国人历来奉行这个原则,形成国风,成为“礼义之邦”。阮元对仁的本意的恢复,有利于理解儒家学说及其形成的传统,从而也有利于对它的清理。

阮元的著述成就,以学科分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关于经学,他主编了《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校刊记》。《经籍纂诂》一百零六卷,是阮元在浙江学政任上主纂的。是他将唐以前经史子集各种古籍的正文和注释中的训诂汇辑在一起,以字为单位,按韵分类,成为史料丰富的古汉字大字典。其收字之多,超过《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十三经注疏校刊记》成书过程较长,《十三经注疏》南宋始有合刻本,乾隆初又椠刻。阮元青少年时读经就注意诸本异同,加以订正,任詹事时奉命参加太学石经的校订,把唐代石经与宋板经书加以比勘,后到各地做官,继续校对石经与读本,作出记录,成《校勘记》二百十七卷,嘉庆十三年出版。

在金石学领域,阮元著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研究了五百五十余件古器物,是前此同类著述中识器最多的。阮元在山东学政任上获知该省金石甚丰,遂利用任职条件,亲自收集,还通过友人广泛搜求,得拓片,汇编成二十四卷的《山左金石志》。阮元另辑有《两浙金石志》。他的研究金石有个特点,即利用它解释经义和历史,以他的话说,就是“颇于经史多所创获”。

对于史学方面,阮元在嘉庆十五年国史馆总纂任上写作了《国史儒林传》。清朝史馆原没有儒林传及其体例,原因是国史馆传记,凡功臣、大臣,例由其家属提供材料,配合档案资料撰写,而儒林人物不能由家属提供资料,所以无法撰稿。阮元并不能破除资料来源规制,但觉得可以利用学者本身的著作来与其传记,于是择录纂辑,成百十人的儒林传,创立了清代史馆编撰儒林传的体例。他的传稿,部分地编在《揅经室续集》中。

嘉庆四年阮元兼管国子监学正时,编辑《畴人传》四十六卷。此书为中国上古至清代的天文历算学家二百四十三人、西洋人三十七人作传,写法是把古籍中有关史料摘录汇集,并对重要人物作出评论。

阮元对书画亦有所涉猎,入值南书房时,参与撰修《石渠宝笈》,研究宫中懋勤殿所藏的古书画,写出心得,成《石渠随笔》一书。

在地理学方面,阮元主修过《广东通志》。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广东省志已有近百年未修,他乃主持其事,卒修成三百三十四卷的巨著。

阮元还有笔记类的述作。他在山东学政任上出游,与友人、幕客的唱和,集成《小沧浪笔谈》。移任浙江时,又有同类性质的《定香亭笔谈》问世。

《揅经室集》是阮元诗文各种体裁作品的汇集,它分一、二、三、四集、续集、再续集、外集,前四集按经史子集分类,即一集为解经之文,二集为碑传文,重在叙史,而诗在四集,续集、再续集的分卷也是依四库分类法,外集则含有他人起草的作品,故取此名。前四集由阮元手订,后三集由其子阮福协助编辑。这个集子有单刻本,有《文选楼丛书》本。

阮元编辑地方资料或专题资料,刊刻甚多,如《淮海英灵集》、《江苏诗征》、《广陵诗事》、《两浙輶轩录》、《皇清经解》、《诂经精舍文集》等,还与其堂弟阮亨刊印《文选楼丛书》。

阮元的著作和编辑椠刻,是研究阮元学术思想和成就的直接资料,更是研究古代文化史的宝贵资料和便利研究者利用的工具书,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阮元学术文化上的成就,同他所处的时代与生活环境分不开。阮元的家乡扬州府经济文化素称发达,它地处南北大运河咽喉之要津,是全国第一大盐场淮盐的集散地,富有的盐商麇集于府城,乾隆帝的南巡更促进了它的繁荣。生长于此的阮元说:“翠华南巡,恩泽稠叠,士日以文,民日以富。”又说:“扬州全盛在乾隆四五十年间,余幼年目睹。”富裕繁华不断吸引文人纷纷来扬州。于是讲学与办学之风甚盛,外地文士与当地士人结合,切磋学问,既培养了人才,也造成文风兴盛。如大盐商、阮元族外舅公江春充任总商,获布政使衔,与学者钱陈群、曹仁虎、蒋士铨、金农、郑燮、戴震、杭士骏等交游。又一盐商汪应庚捐银四万七千两修缮扬州府学、江都及甘泉县学,又买田一千四百亩送三学,以所收地租为岁修之费。扬州设有安定书院、梅花书院等,都受两淮盐政的资助,诸生享受膏火费。因此造成扬州人文兴盛,如,在嘉庆己巳科以前的六十一次会试中,此地有二百三十九人中进士。其中王安国、王引之祖孙及江德量、顾图河、季愈、王式丹等人俱在鼎甲。阮元就是这众多进士中的一员。他在家乡有机会向学有专长的人学习及与友人研讨学问,离开故里也能向乡前辈讨教。自云:“乡里先进多治经之儒”,如顾九苞、刘台拱、任大椿、王念孙、汪中,“皆耳目所及,或奉手有所授”。在北京,与作《弁服释例》的任大椿“相问难为尤多”。又向同郡王念孙求教,得到很多文字学的知识,故为其作墓志铭追述受益之情:“元之稍知声音、文字、训诂者,得于先生也。”为其后来用音韵训诂为工具研究经学准备了条件。歙县人凌廷堪于乾隆四十八年游扬州,因阮元“以学问相益”。凌著有《礼经释例》,与《雕菰集》作者焦循同是戴震皖派中姣姣者。焦循亦是阮元的学友,扬州人。阮元幼时与他同学,青少年之际俩人同名,后来焦循专向学问方面发展,而阮元则兼及政事了。阮元与名流学者交游中受教益,增进了学问。没有扬州浓厚的学风的熏陶及去扬州游学的学人的指导,也就很难有学者式的阮元。

还应看到,阮元生活在乾嘉考据学鼎盛之时,这种学风给予他很大影响,所以他也搞考据,搞汉学,考释经文。

主观的努力,是阮元获得学术成就的内在因素,阮元青年时代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又善于学习,才得到前辈的好感,并给予有力的指导。阮元出仕后,在做文字工作时注意钻研学问,做疆吏时仍然以极浓的兴趣挤时间搞研究,如对古器物的鉴识,是在“政事之暇”进行的,自谓“藉此罗列以为清娱,且以偿案牍之劳”。他说是为调节精神,确实也有这个作用,但主要地还是表现了他勤于治学,不停顿地进行研究与写作。惟其如此,才可能有那么多著作问世。如督学浙江,“随笔疏记近事”,形成《定香亭笔谈》。在山东,“校阅之暇”,钻研金石铭文,“咨访耆旧,广为搜索”,始成《山左金石志》。一个封疆大吏,能如阮元那样坚持做学问的实不多见。阮元的这种精神很值得赞扬。

对西方的态度

阮元任两广总督近十年,正是在鸦片战争前十几年,他处理过与英国人关系的事务多起,其对英态度颇值得注意。

阮元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出任两广总督,是英国阿美士德使华失败的次年,中英两国矛盾开始激化。阮元就任的广州是双方的接触点,所以一到任就感到中英关系问题的严重性。二十三年二月、五月先后密疏奏陈对英人政策,主张对其采取强硬态度。他认为英人“长于水,短于陆,强于外洋,短于内洋”,因此要加强内洋和陆上的防务,英人来犯即给予炮火惩创,同时停止同它的贸易,断绝其食用采买,以此强硬态度,令“彼不敢轻犯”中国法令。嘉庆帝不同意他的主张,强调所谓“恩威相济”,并告诫阮元 “断不可猛浪从事”。这个“猛浪”警告非同小可,官员考成,有“浮躁”一项,即此之谓。皇帝限制阮元,不许他强硬行事。英国人不断上岸滋事,打死打伤中国人,清朝政府索取凶手,多无结果。阮元对此不能容忍。一次英人打杀中国妇女,阮元乃将他绞决抵罪。道光元年(1821)冬季,英军打死中国农民二人,凶犯逃回英国,阮元屡次向英方索要凶手,英人以停止贸易相威胁。阮元怕获“猛浪”之罪,不敢坚持强硬态度,遂采取折衷办法:许商船贸易,不许该兵船复来。中央政府的软弱政策使地方官无所作为,当然阮元本身的软弱也不能辞其咎。英国侵略者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清朝政府早在雍正年间即下令禁止贩卖鸦片。嘉庆二十年、道光元年先后申严鸦片之禁。阮元于道光元年兼署粤海关监督,严格实行禁令,查禁英船夹带的鸦片烟,惩办走私的洋行商人伍敦元。但狡猾的英人采取更隐蔽的手段,继续贩毒。阮元查禁的效果不大。

明代后期西洋传教士来华,也带来一些西方近代文化知识,引起中国士大夫如徐光启等人的兴趣,称赞其技术之精。阮元和这部分人持有相反的态度,对于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极为反感。他认为中国科学文化最发达,如说“天文历算至今日而大备”。对西方学术成就亦有所承认,如谓“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于推步一事,颇能深究”。但又认为西方的科技制作,在中国古代就有了,如说西方有自鸣钟,而中国早有刻漏。西方算学有借根法,而中国算学早有天元法。他甚至认为西方人的先进器物,是抄袭中国成果的产物:“西人亦未始不暗袭我中土之成说成法,而改易其名色耳。以为西法西器与中国之不同,只是改变了名字。他认为相信西方算学的人是不懂历史,“但知西法而已,安知所谓古法哉!”阮元否认西法,根本看不起西方人及其国家,称德意志人汤若望之祖国为“欧罗巴极西之小国”,清朝用汤若望为官就是大气魄。阮元对西方人修正某些科学观点不予承认,否认其科学性,可见他还不懂得科学的认识已在不断发展的这个真理。看来,在西方自然科学面前,阮元固步自封,错误地以为中国古老的文明能够代替一切最新的文明,而不承认中国之外的发明创造。他的观念陈旧,对西方的科技知识贫乏,是落后于时代的迂腐之见。比起他的先辈徐光启诸人他是落后的。所以他的错误不仅是当时中国封建体制的原因,也是他本人食古不化,背上中国古老文明的包袱而不能前进。

综观阮元的一生,他勤奋不息,忠君以尽臣节,并以此受知于乾、嘉、道三朝皇帝,高官厚禄以终天年。他有经世致用思想,勤政务实,既试图解决一些人民的痛苦,又残暴镇压过民众运动,表明他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官僚。他终生辛勤治学,留下大量著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考据成就,是一笔可贵的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是应予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