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4日,蒋介石由洛阳乘专车再度去西安。与此同时,蒋系高级将领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陈继承、朱绍良、陈调元、万耀煌、邵元冲、钱大钧等十几员大将,以及南京政府大员蒋作宾、张冲、蒋百里等接踵而至,麇集西安。蒋的嫡系军队也纷纷开进潼关,最新式的战斗机一队队飞到西安机杨降落。一时间,西安城火药味十足,天空飞机隆隆,街上战车奔驰,蒋系特务、宪、警趾高气扬。蒋介石更是踌躇满志。

次日,蒋介石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师以上军官分别谈话,要他们听从他的命令,继续彻底“剿共”。军官们表面上唯唯诺诺,口称服从命令,谁也不敢说心里话。蒋介石又产生了错觉,以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还是可以供他驱使的。于是,他便和张学良、杨虎城摊牌,向他们提出两个办法,逼迫他们明确表态。一是服从 “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向陕北前线,向陕北红军“进剿”,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二是若张、杨不服“剿共”,则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将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剿共”。

张、杨当然不愿接受第一个办法。但他们又深知照第二个办法,两军一旦离开西北,离开红军,三位一体解体,必将为蒋介石所消灭,那无异是自投陷阱,自取灭亡。蒋介石气势汹汹地逼迫张、杨作最后的选择,毫无其他通融的余地。

张、杨协商决定,再对蒋介石善劝,尽力说服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软的不行,只好来硬的,把他扣起来,挟天子以令诸侯。

张学良来到华清池,蒋屏退左右。张学良道:“当前的国内形势只有先对外,一致抗日,才不负全国人民所望,才是国家唯一图存的道路;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援绥抗日,我自己也可亲自上前线指挥;为领袖着想,不能不披肝沥胆相劝。

……”

张说话问,声泪俱下,蒋先是无动于衷,继尔严斥张幼稚无知,受共产党盅惑。最后竟拍案狂叫:“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政策也不能改变!”

张学良从华清池回到西安,对杨虎城说:“失败了!”他建议杨再去劝蒋。

杨去华清池,蒋介石便说:“虎城,张汉卿年轻幼稚,容易受人欺骗,你和他一地共事,要多加开导,以免误入歧路!”杨虎城回道:“张副司令年轻有为,思想敏捷,指挥果断、得当,甚孚众望,是一位难得的将才,很值得虎城效仿。”

蒋介石瞪了杨虎城一眼:“他和‘共匪’暗中勾结,你也效仿?”

杨虎城语句缓和地说:“委员长,请听虎城进一言。我们国家和民族已到了危急关头,不抗日是没有出路的。依我之见,红军的问题宜采取和平方式解决,不宜用兵。不然鹬蚌相争,渔人得利,……”

蒋介石未等杨说完,挥挥手说:“你也是荒谬之论!对付共匪的唯一办法是军事解决!红军必须交出武装,听从政府的命令,予以遣散。如果顽抗,我们以数十倍的兵力,三面合围,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把他们消灭。虎城,你和张汉卿不同,你是本党老同志,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应当知道我们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请相信我,消灭共产党,我会领导你们抗日的。你是忠于党国的,一定要珍视自己的锦绣前程,‘剿共’有什么困难,尽管对我说。”

杨虎城见再谈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于是便站起告辞。

蒋介石为催促东北军将领执行“剿共”计划,邀请刘多荃和王以哲两将军去临潼吃早餐。饭后,蒋先对刘说:“你对剿共有什么意见?”

刘沉思一下说:“中下级军官全想留着力量,准备打回东北老家去。”

蒋很不高兴地说:“自从‘九·一八’后,国人对你们东北军很不原谅,现在剿共战事仅剩最后5分钟了,我是给你们东北军一个立功的机会,你们要理解我的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

蒋又满脸怒气地对王以哲说:“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早知道你们这些举动!希望你们即刻悬崖勒马,将功补过。”

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西安大、中、小学校学生1万余人开纪念会,并举行游行示威,到绥靖公署、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学生队伍到陕西省政府请愿时,特务开枪,打伤小学生一人,激起学生们的极大愤慨,列队直奔临潼,向蒋介石请愿。

蒋介石得到消息,骂道,“娘希匹,这些学生娃子要造反啦!”

他命令族侄、侍从室组长蒋孝先指挥宪兵2团,堵截游行队伍。命令蒋孝先说:“对不听劝阻的暴徒,一律格杀勿论!”

蒋介石还打电话给张学良说:“西安的学生娃子受共产党的煽动,要到临潼来找我闹事,令你立即出动部队,途中加以阻拦,如有暴徒不听劝阻,格杀勿论!听到没有?格杀勿论!”

蒋孝先率领宪兵2团开到十里铺和浐河桥一线严阵以待,在两旁的高崖上架起一排排机关枪,并出动了大批骑兵,准备对学生进行血腥镇压。

张学良急乘汽车赶到十里铺,抢到游行队伍前面停车,张从车上下来,跳到路旁一个土坎上,面对学生,心情沉痛地说:

“各位同胞,各位同学,你们的救国热忱,我是非常钦佩的,只是今天时机不早,不如请大家先回去,把请愿书交给我,由我代你们向蒋委员长陈述,比你们去还要快些。”

“不,必须由委员长答复我们的请愿要求!”

张学良又劝阻说:“你们的救国志愿,我并不阻挠,只是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触怒最高当权者。我为保护你们,不忍见你们去流血牺牲。”

学生高呼:“我们愿为救国而流血,愿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学生们哭声和呼喊声连成一片,撼天动地!

张学良心头一热,声泪俱下地对学生们说:“同学们,同胞们,我张学良不是不救国。自从失掉东北4省,全国人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想打日本强盗?可上级不许我打。我与日寇有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我的最后一滴血,是要流在抗日战场上的,请你们相信我。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蒋某人的走狗!如果我欺骗你们,我张学良愿被你们处死。”

请愿学生见张学良这番表示,同声高呼:“拥护爱国的张副司令!”尔后整队返回西安。

张学良驱车来到华清池,向蒋介石报告学生请愿情况。蒋怒斥张学良说:“你是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你到底是站在学生的立场,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

张学良同蒋介石争论到深夜,蒋拒纳忠言。蒋在日记中写道:“张学良为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可悲也!”

蒋介石恼怒未消,提笔给邵力子写便函:

力子主席兄勋鉴:

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列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中正

12月9日蒋介石对张学良已经绝望,以此刺激执拗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人。

张学良回到西安同杨虎城商量。杨虎城道:“民众和军队对老蒋的愤恨情绪,都是箭在弦上。扣蒋的时间不能再迟延了,万一你我错失良机,控制不住形势,发生骚动,那就更危险!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张学良说:“先礼后兵,仁至义尽,今天我们再劝他一次,这是最后一次。他再不听,我们也算对得起他。”

杨虎城摇摇头:“依我看,凭嘴说是没用的。咱俩轮番去闹,万一他看出马脚,立即上车走了,反而不妙。”

“这个人很傲,总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目下还看不出他有提防的迹象。”

最后,杨虎城同意张学良明天再去试试,并设法把蒋稳往。

12月10日,张学良又到临潼,蒋介石一见他,就没好气地说:“我还要问你,昨天学生闹事,你为什么不用机枪扫射他们?”

“我的机枪是打日本的,不打爱国学生!”张学良回道。

蒋吼道:“‘九·一八’,日本人在你鼻子底下,你为什么不打?”

张学良刹那间怒火万丈:“你下令不让打么,我怎么打?我那时患重病,躺在协和医院,我还打电报请示你,你又不是不知道!”

蒋介石双目怒睁,无言以对。

张学良又道:“全国人民都要求抗日,倘再一意孤行,蛮干到底,必将成为民族罪人,袁世凯第二。”

蒋介行“啪”地拍案而起:“全国只有你一个敢这样诬蔑我!你,你太放肆了!”

至此,哭谏、委婉劝说都失败了,张、杨便决心冒生命危险,逮捕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蒋介石抗日。

12月11日夜,张、杨对捉蒋作了具体部署。由东北军张学良的警卫营和105师担任到华清池捉蒋和西安到临潼线的警戒;并电令兰州的东北军解除该地的朱绍良部武装,扣留其在兰州的飞机。十七路军杨虎城部队,负责拘禁西安城内蒋系军政要员,解除城内蒋系部队和宪兵、警察的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

午夜11时,张学良、场虎城分别召集在西安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宣布实行捉蒋、逼蒋抗日的决定和计划。

12月12日清晨5时,东北军警卫营的孙铭九根据张学良的命令,袭击了临潼华清池蒋介石的住所。不料被蒋的卫队发现,双方展开激战。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被击伤,蒋介石闻听枪声,以为是红军打进来了,吓得发抖,披着睡衣,拖着鞋就向外跑。在翻越围墙时跌进墙外七八尺深的乱石沟里,脊骨摔伤了,脚也碰破了,并丢了一只鞋。他顾不得疼痛,跌跌撞撞地往山上爬,后由他的贴身侍卫、族侄蒋孝镇背到骊山山腰,在虎畔石后的中岩洞里躲藏起来。

孙铭九等闯进蒋的住所五间厅,不见蒋的踪影,但见衣帽、斗蓬仍在床边,假牙、皮包放在桌上,被窝还有余温,估计未逃太远,便分头搜索。一个战士发现后墙边有一只鞋,孙铭九率队搜索骊山。

张学良得到报告蒋介石下落不明,焦躁不安,深恐蒋介石身遭不测。他对杨虎城说:“如果发生意外,将贻害大局。我张学良便成为千古罪人。我割下自己的头,请你送到南京请罪,绝不能因此而打内战。”

8时许,警卫营战士捉住了蒋孝镇。孙铭九问他:“委员长在哪里?”

蒋孝镇颤抖着回头向山上一看,示意蒋介石在山洞里。警卫营班长陈思孝向孙铭九报告说:“委员长在这里!”

蒋介石抖抖索索地喊道:“我是委员长,不要开枪,你们不要开枪!”蒋走出洞口见十几枝枪口对着他:“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孙铭九答道:“张副司令让我们来保护委员长,请委员长进城!”

因蒋介石腰部摔伤,由警卫营连长王协一背着下山。兵士把蒋介石抬进小汽车,护送他到西安。

警卫营在袭击华清池战斗中,活捉了蒋孝先,因蒋作恶多端,被警卫营就地枪毙。

在东北军去临潼捉蒋的同时,十七路军也按预定计划行动。由城防司令孔从周率警备第1旅、炮兵团和宪兵营解除了宪兵第2团、陕西省保安处、省公安局大队和西安城内外中央系统的武装。十七路军还控制了飞机场、火车站、银行、邮电局等;扣留了停在西安飞机场上的5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空军人员。

十七路军包围了西京招待所,逮捕了住在那里的蒋记军政大员。邵元冲听到枪声,跳窗逃跑,被流弹击成重伤,送医院不治而亡。搜捕军政大员集中点名,西北 “剿匪”前敌总司令蒋鼎文、第六军总指挥朱绍良、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还有卫立煌、蒋百里、蒋作宾、李基鸿、万耀煌、陈继承等,就是不见陈诚。士兵立即搜查,在大厅后一间烧火室里发现一个空啤酒箱子微微动弹,踢开箱子,见一个人曲身趴在地下,抓住衣领揪起来一看,果然是陈诚。原来陈诚身带处分张学良、杨虎城的绝密文件,听到枪声,他即撕毁文件投入抽水马桶,用水冲下,然后逃到那里躲藏。

在兰州,东北军接到张学良的电报,解除了朱绍良部队的武装,并控制了飞机场。

蒋介石被孙铭九等押送到西安新城大楼的一个房间内。张学良让他稍微休息一下,便去见他。蒋见他进来,神色突变,端坐在椅子上。张学良谦和地说:

“委员长,您受惊了!”

蒋介石不理睬。张学良问第二遍,蒋介石突然站起,怒喝道:“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

张学良变色道:“不承认我是你的部下,我还可以以人民的资格同你讲话。”

“我问你,这件事是你的部下干的,还是你干的?”

“是我让部下干的。”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我是拥护你领导抗日,完全是为了国家,对你并无恶意。”

“既然是为了国家,应先送我回洛阳,问题在洛阳谈。”“说得轻巧!抗日之事,岂容搪塞!你如果仍然执迷不悟,坚持从前那一套,那只有让群众公裁。”

两人争吵起来。

张、杨在扣蒋同时,撤销了内战指挥机关“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为主任委员,杨虎城为副主任委员,董英斌为参谋长。任命孙蔚如为西安戒严司令,赵寿山为公安局长;通令释放政治犯;成立政治设计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张、杨交议的问题或提出政治建议;又组织了抗日援绥军,以孙蔚如为抗日援绥军第1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希鹏为第一军团骑兵指挥官,何宏远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还接管了西安的报纸和广播电台,特请史沫特莱主持对外英语广播。

政治设计委员会根据张、杨两将军的指示,很快拟出8项救国主张,即: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学良带着8项救国主张文稿去西京招待所向被扣的蒋记军政大员宣读,要他们在文稿下签名。陈诚签名后,还特地说了几句话:

“汉卿,我有一句最当紧的话:就是咱们自己人什么事都好办,什么话都好商量,但是你千万别让戴红帽子的来。他们一插手,我们都得完蛋。”

张学良哈哈大笑:“共产党也是爱国的,爱国家者都是讲道理的。天下为公,用不着怕他们。”

签名的有: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廖澄流等。张学良、杨虎城将此8项救国主张连同签名,通电全国。

张学良又致电毛泽东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宗南)敌北进。”

张学良还分别致电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等,说明只要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绝对保证蒋的安全。

12月12日(双十二)下午,消息传到南京,国民党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争争吵吵,各执己见,何应钦,戴季陶、居正、吴雅晖等主张讨伐西安;李烈钧、孙科、冯玉祥等主张和平解决。一直闹到13日凌晨3时,通过剿抚兼施决定;以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准备对西安进行武力讨伐,同时以于右任、张钫为陕甘宣抚使,前往西安。

野心勃勃的何应钦见蒋介石被扣,以为东山再起的机会到了,便以军政部长的身份就势揽住军事大权,命20个师的中央大军,沿河南、陕西边境向前推进,命集中在洛阳的轰炸机,飞往西安上空示威。何应钦的锦囊妙计是:经过“讨伐”救出委员长,他是救蒋第一功,倘或因为轰炸西安而葬送了委员长,他是继蒋第一人。原来何应钦在1927年12月参与“逼宫”事件,使蒋介石第一次狼狈下野后,丧失了蒋对他的信任,他伴君如伴虎,战战兢兢地渡过了近10年。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他兴奋到了极点,同朱培德、戴季陶、居正、吴雅晖、叶楚伧等主张不惜玉石俱焚,明令“讨伐”。何应钦3昼夜未合眼,进行军事部署。戴季陶、居正等急电正在德国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要他克日返国。蒋“不幸”时,由汪精卫出掌行政大权,何应钦执掌军权。

冯玉祥同蒋介石、何应钦面和心不和。他眼见着何趁机捞去军有大权,对何耿耿于怀,却也无可奈何。张学良,杨虎城给冯玉祥发来了一封电报:“务祈迅即命驾来陕,共策大计。”何应钦大作文章,说冯玉祥与张、杨勾结,寻机把他逮捕干掉。冯宅前前后后,出现了暗探特务。

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亲英、美派,在上海得到“西安事变”消息,如遇晴天霹雳,震骇莫名。他们带着蒋介石的顾问端纳,连忙飞抵南京。

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的活动,激怒了宋氏兄妹。他们与英、美大使馆紧急磋商,并请与张学良有厚交的端纳飞往西安探明真相。孔祥熙还给张学良发去电报说:“现弟对于国事,尚有种种意见,亟等奉商。尚希指定电台一处,以便随时通电,而免延误。”

在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上,何应钦同宋美龄激烈争吵,宋美龄说:“你这样做,玉石俱焚,万一把委员长炸死在西安,中央政府由谁来主持?”

何应钦怒冲冲地说:“你女人家懂得什么?无见识,只知道救丈夫而已。国家之事,不要你管。”

宋美龄潸然泪下:“你这样绝情,太辜负蒋先生了!”

在宋美龄的要求下,孔祥熙以行政院长名义召开会议,作出先进行和平试探,派黄绍竑等前往太原,请阎锡山出面调停。

日本政府公开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反共防共”,暗中支持何应钦“讨伐”张、杨,并唆使汉奸、特务潜入西安,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对蒋介石的义愤,煽动杀蒋。德、意帝国主义与日本相勾结,积极支持汪精卫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