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自曝自己也是“限奶令”受害者，呼吁香港人与内地人要换位思考，互相体谅。王光亚说，他四个月大的孙儿也是吃香港奶粉，要靠同事为他从香港带回内地，“限奶令”一出，他孙儿的奶粉供应也出了问题。
官员也成“奶粉限购令”受害者，除证明特权在港的行不通，难免还会引发额外联想。此前，质检总局不是声称“奶粉合格率”为99%吗?这难道不意味着，除香港奶粉外不是还有替代选择吗?
彼时，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谈及奶粉现象时，眼中含泪，哀叹国民信心不足。而当时，舆论界众议纷纷，眼泪固然无法拯救奶粉信心，且只有官员们率先垂范，才能挽回一丝信任。崔永元也率直指出，媒体的注意力不应只局限在香港“奶粉禁令”上，而是应聚焦内地消费者为什么不信任自己的奶粉。
除洋奶粉外，官员们找不到替代选择，实际上说明，连官员们(包括质检官员)都对国产奶粉没信心。那何以泪水涟涟，责怪消费者们“信心不足”?官员们的动作反应，最能检验口头承诺的是非与否。奶粉问题或只是一个剖面，但若扩大思维、一叶知秋，就不难看见一些问题的共性：连官员自己都没信心，老百姓怎么可能有信心?
政府部门呈现给公众的，永远是一个数据：比如合格率99%。但政府部门又呈现出的一种公众印象是，特权就有对等的特供品，他们少有带头垂范。并不是对内地奶企的实力和技术不放心，而是对生产者和监管者的“良心”不放心;那么，官方自曝的隐喻就是，他们对奶企实力和技术都不能放心，对99%的奶粉合格率都信心不足。
回答问题时眼角泛泪、诚挚动人，这样呈现出的反差足以让人大跌眼镜，当然，此事再次证明公信力是个易碎品，怎样做往往比怎样说更有说服力。港澳办主任自曝自己也是“限奶令”受害者，再次触发了公众臆想、信任内耗。社会信任构建有这样一个过程，官员身体力行，老百姓才能有所信任;官员要有信心，老百姓才更有信心。